第43章 善 后 篇(3)
当天晚上，张学良从奉化亲笔致函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吴家象、卢广绩、马占山、孙蔚如、李兴中、缪？流、董英斌、何柱国、鲍文樾、沈克、申伯纯、王炳南、王菊人等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将领。信中写道：“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为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16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③。
当天晚上，张学良还另外写信给东北军将领马占山、鲍文樾、于学忠、王以哲、沈克、何柱国、缪？流、刘多荃，信中写道：“委座之意，对东北军彼始终爱护，决不歧视。但在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决难挽此劫运。弟一时不能离京，也不便离京，盼兄等有决心，有办法。委座讲，要自救才能救国。到此时，有大诚，有大勇，才能支此危局，才能真正抗日，才能(有)回东北之一天。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而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国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张学良遗稿》，第134页。
1月15日，米春霖携带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信飞抵西安。周恩来获悉后，即与杨虎城商谈，提出建议：“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各一部；在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年谱(1893―1949)》修订本，第352页。
当在晚上，周恩来、秦邦宪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万万火急”电，汇报了西安的最新情况，电报说：“米春霖携蒋(介石)、张(学良)函，大意为友张(学良)决不能即回，敦劝此间接受中央命令，至军事善后，可于张(学良)之二方案中任择其一，至于张(学良)之政治主张，可于三中全会公开讨论。”②③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51、151―152、151―152、151―152页。
电报还汇报了张学良信函中提出的两个方案：“(甲)东北军入甘，中央军驻陇海线，十七路军驻陕西(铁路线外)，西安可酌留一部，如有顾虑，绥署可设三原；(乙)十七路(军)入甘，东北军调豫、皖，于(学忠)安徽主席，王(以哲)绥靖主任。对方案如有意见可补充，并云中央16日待复电。”②电报还汇报说：“杨(虎城)对作战胜利无把握”。③根据以上情况，电报提出建议：(一)为求得和平解决着想，须先由杨(虎城)、于(学忠)通电就职。(二)依我们前日电告条件派人去奉化见蒋。对乙方案坚决拒绝，对甲方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西安得留东北(军)、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前伸至咸阳。(三)主要的是在军事上三单位之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四)关于红军问题，得开(潘汉年)兄回音，拟不同时提出。④。
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发表通电，杨虎城、于学忠宣布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处分，分别就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之职。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通电并宣布取消自1936年12月12日以来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同时，通电还提出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
当天中午，杨虎城派其驻南京代表李志刚，于学忠派鲍文樾分别作为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谈判代表，与米春霖一起由西安飞往南京，同蒋介石进行谈判。
第二天，西安方面的谈判代表李志刚、鲍文樾携带谈判方案在奉化面见蒋介石，提出：(一)设陕甘绥靖主任，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或者设西安行营主任，张(学良)正，杨(虎城)、顾(祝同)副。(二)军事善后问题，潼关、华阴由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地区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分驻。东北军驻宝鸡到武威，第十七路军驻关中、西安，红军驻陕北、陕南、凉州。在商谈期间，中央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提出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国策，抗日、联俄、容共。《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2―353页。
对西安方面提出的方案，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同时，蒋介石为分化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故意冷淡东北军代表鲍文樾。鲍文樾于1月19日(或20日)返回西安。在鲍文樾返回西安的当晚，东北军一批青年军官来到张学良公馆中共代表团所住的东楼，向周恩来、秦邦宪提出，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并表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和平解决十分不满。周恩来分析了目前军事、政治形势，指出不能打仗，劝说他们从大局出发力争和平解决。②《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2―353、353页。
1月20日，李志刚回到西安。第二天早晨，周恩来出席了当天早晨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军政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李志刚携杨虎城给蒋介石的信前往奉化，表示接受蒋介石提出的甲案，并要求：(一)中央军暂退华县，待西安方面军队稳定后再行动。(二)潼(关)宝(鸡)线上，中央军不多驻兵。(三)东北军留一部在咸阳到(今彬县)的公路上，留一部在西安。(四)第十七路军留一师在西安。(五)给不允许回陕的张学良以名义。(六)在三中全会未决定国策之前，由杨虎城接济红军。②。
1月21日下午19时，周恩来、秦邦宪向毛泽东、张闻天以“绝密”电文汇报了西安方面的这一决定和李志刚于当日早晨由西安飞往奉化的情况。三个小时后，毛泽东、张闻天复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甲)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能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乙)无论和战，应使杨(虎城)、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缪(？流)、刘(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免致不利时招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57页。
1月23日，蒋介石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提出的要求允许张学良回陕的建议明确予以拒绝，并强调潼关以西军事问题与顾祝同直接谈判。
顾祝同(1893―1987)，字墨三。江苏涟水人。1917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1922年任粤军许崇智第二军教导队区队长，后升任军部副官长。192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顾祝同调任该校战术教官。同年10月任管理部代主任。此后，顾祝同先后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二营营长、中校团副、团长，第一军第三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等职。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7年9月出任第九军军长。1928年2月，顾祝同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9年后，顾祝同先后任武汉卫戍司令、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兼洛阳行营主任、第一军军长、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等职，后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3年9月，顾祝同出任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军北路总司令，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后任南昌绥靖公署主任。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同年9月，调任重庆行营主任。1936年8月起，兼任贵州省政府主席。1937年1月5日，顾祝同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1月9日，顾祝同在洛阳组成西安行营，并率部进驻潼关，逼近西安。
1月23日，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开始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采取军事行动，以给西安方面造成压力。杨虎城和于学忠等为避免爆发新的内战，派出米春霖和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前往潼关谈判，表示愿接受中央命令，但同时提出三项要求：(一)在张、杨各部及中共撤退时，由国民党中央及张、杨两部各派10人组成视察团，分作两组，分派在两方部队前线，担任监视任务，以免在撤退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的攻击；(二)张、杨部队撤退时，请借伙食费若干；(三)张部酌留少数部队在西兰公路上，杨部酌留少数在西安。对这三项要求，顾祝同全部允诺，并决定先借给张、杨部队一个月的伙食费，同时组成由南京中央军及张、杨各派定人员参加的视察团。这样，杨虎城于26日正式表示接受南京中央的命令，并依据蒋介石提出的善后办法，将所部撤至渭北指定地区。《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68页。
1月28日，东北军谈判代表与顾祝同达成东北军七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渭河北岸的协议。1月29日(或30日)，第十七路军谈判代表李志刚前往潼关，参加潼关谈判，并决定采取蒋介石提出的甲案。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4页。
重建中共陕西省委。
1936年12月25日，秦邦宪主持召开重建中共陕西省委会议，罗瑞卿参加了会议。会议在西安北门内二府街二府园3号院内召开。秦邦宪传达了党中央关于重建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和人事安排。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由贾拓夫担任重建后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1912―1967)，陕西神木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支部书记，共青团陕北特委委员。1928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历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兼共青团西安市委书记。1931年秋调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1932年8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同年8月，贾拓夫离开西安去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辗转经过北平、上海等地后，于1934年1月到达中央苏区瑞金，参加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并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之后，贾拓夫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白区班班主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长征途中，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任西北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关中特委书记。1936年11月，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的还有杨清(欧阳钦)、张德生、朱理治、李一氓、彭加伦、惠子俊。委员有李初黎、崔廷儒、谢华、王俊。省委秘书长由彭加伦兼任，副秘书长崔廷儒；组织部部长张德生，副部长谢华；宣传部部长李一氓。1937年1月，省委又增设青年部，部长王俊；增设妇女部，部长危拱之。省委还下设有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朱理治；下设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欧阳钦；下设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赵伯平。
秦邦宪在宣布重建中共陕西省委的同时，还决定撤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
陕西省秘密机关成立后，先设在二府园，后迁至西安城内纸坊巷。1937年1月下旬，又迁至泾阳县云阳镇。
中共陕西省委重建后，主要抓了党的各级地下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到1937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下辖的组织，已有1个市委(西安市委，张德生任书记)、12个县委(工委)和66个支部委员会，有党员近千名。陕西省还广泛开展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37年1月，省委创办了名为《统一战线》的党内刊物，主要刊登党的工作、党的建设方面的文章和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要决议。该刊从同年6月2日出版的第5期起，改名为《党的生活》。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延安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从战国时期之后，即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即以高度的战略目光，筹划着夺取延安城。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应即开始向延安出动，以10天至12天到达”，“能8天赶到延安最佳”。②③《任弼时年谱》，第312页。
彭德怀、任弼时接电后即复电中央军委主席团：“完全同意向延安、甘泉计划。”同时命令红二、红四方面军17日开始东进，红一方面军18日出动，月底到甘泉、延安。②12月17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延安有民团守城，须打开筹粮，并将延安飞机场占领。③当天下午，周恩来等从延安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西安。当天晚上，陕西省政府委任的肤施县长高锦尚弃城逃跑。延安各界民众遂自发组织起来，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12月18日早晨，红军围城部队和游击队开进延安城。
12月2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二版以《延安城秩序已恢复》为题，刊登了一则消息，报道了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延安城以后的情况。消息全文如下：
延安通讯，我们18日早晨入延安城。原驻城的民团，经过我们各种关系的活动，大部分接受了我们的要求，自动的愿与我们联合。除一部分愿回家的，遣资回籍外，另一部分编为抗日人民保安队。现在城内秩序尚很好。进城后，立即成立了治安委员会，以维持城市治安，并主持该城市工作。商人已经照常恢复营业了。原来学校均在照常上课，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交通方面如电话、电报，亦照常进行。在群众斗争起来的情势下，正在进行抗日救国会的组织。
红军进入延安城后，即成立了以王观澜为书记的工作委员会，以李坚真为团长的群众工作团，并决定白志文任延安城防司令部司令员，黄春圃(江华)为政治委员。由于白志文一直未到职履责，延安城防司令员一职即由政治委员江华代理。
在王观澜和李坚真的主持下，延安市各界抗日救国会于12月27日正式成立，并选举了13名执行委员。救国会下设一个保安队和东区、西区、南区、北区四个分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机关即开始进驻延安城的准备工作。12月29日，张闻天致电周恩来与秦邦宪，电文中说：“党校与中央均开延安城。”②⑤⑥《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03―404、403―404、405―406、407页。
同一天，张闻天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关于创造抗日西北根据地问题，你们同张学良详谈后望即回延安开会，(王)稼祥亦以开会后出去为好。你们何时可回，望早日通知，以便我们到延安集中。”②两天之后，也就是12月3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电报指出：“中央10日内迁移延安，南面甘泉、北面瓦窑堡两城不能不交给我们，否则殊为不便，请与杨(虎城)商交出甘泉，并请杨(虎城)电高桂滋交出瓦窑堡，陕西红军可不进攻清(涧)、绥(德)，野战军可不进占旬邑、淳化、耀州为交换条件。”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3―634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请将自12月12日起的整份西安《解放日报》、整份《申报》、整份天津《大公报》送来延安，写明交毛泽东收。④。
在1937年1月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指出，要做好城市工作，如延安、甘泉等，有些县他们要派县长，但实权是在我们手里，形式上是属于他们的省政府。⑤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在给王稼祥的电报中说：“中央机关10号左右迁延安。”⑥。
1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率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离开保安，前往延安。当晚住寺儿台(今属志丹县杏河镇)。11日晚，住高沟口(今属安塞县王窑乡)。12日晚，住堞子沟(今属安塞县沿河湾镇)。13日下午，经延安北关进入延安城。
在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之前，曾担任红军教导师特派员、当时在中央保卫处工作的卓雄先期前往延安勘察地形，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选择驻地，布置警卫。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延安工作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何克全、林伯渠、张浩、周兴、黄春圃(江华)、郭洪涛等。延安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观澜和延安群众工作团团长李坚真汇报了进入延安以后的工作进展情况。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一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与人共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2页。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应该大大加强群众工作，目的是要使这里成为抗日根据地，目前要注意改善群众的生活，如房租等，应发动群众斗争，打土豪我同意用打汉奸的名义去打，不是一下子都打。除了打土豪外，还有很多办法可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时应加强武装群众，着重要扩大抗日义勇军，其中对人的挑选很重要，这种武装一定要在我们的手里。《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3页。
1月16日，《红色中华》报在由保安迁至延安后发行的最新一期报纸第3版上，以《欢迎抗日领袖毛主席，延安人民举行盛大欢迎》为标题，报道了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抵达的消息。消息全文如下：
延安城抗日人民在听到抗日领袖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等到延安时，在抗日救国会积极动员下，举行盛大的欢迎。满街贴满了“欢迎抗日领袖”等标语口号。当抗日领袖抵城时，各界各部队的整齐队伍出城欢迎，手着小红旗，到欢迎者不下四五千余人。“欢迎抗日领袖”的口号声，震动了全城，空气非常紧张(应为热烈――引者注)。当日晚，抗日救国会并举行欢宴。
这篇报道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形象而生动地记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进驻延安的情景。应该指出的是，原报纸在时间印刷上误将“1937年”印为“1936年”，从而造成《红色中华》影印合订本将这一期报纸误排入1936年1月的《红色中华》中，给研究者查阅资料造成了本应避免的麻烦。
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延安从此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王稼祥两进西安。
西安事变期间，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为赶赴苏联治疗伤病，曾两次进出西安城，并参与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策。
王稼祥是1933年4月27日在中央苏区江西乐安县谷冈村负伤的。当时，他正在谷冈村的一座祠堂内主持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正在会议进行期间，突然遭到六架敌机的狂轰滥炸。红军指战员伤亡300余人。王稼祥在敌机轰炸中被炸弹弹片打进了右腹部，炸伤了肠子，胯部骨盆里也中了弹片，加上脑震荡和耳膜出血，伤势十分严重。
在出席会议的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安排下，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对王稼祥进行了救护检查，决定立即送瑞金后方医院治疗。在贺诚的护送下，经过十来天的辗转，王稼祥住进了位于瑞金叶坪的中央医院。由于当时环境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在没有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主治大夫彭真(又名龙柏)和会诊大夫王斌采用保守疗法，将创伤处切开引流，但未能将弹片取出，腐骨也未得到清除。王稼祥在治疗过程中表现出的令人惊叹的刚毅和坚强，深深地感动了瑞金中央医院的医护人员。
当王稼祥的病情略有好转，疼痛有所缓解后，他即要求出院，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一边疗养，一边工作。在此后的战争岁月和艰苦环境下，王稼祥以惊人的毅力，与伤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走过了漫漫长征路，来到了陕北。
1936年7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报中指出：“(王)稼祥病非开刀取出子弹不能根本解决。”《王稼祥年谱》，第167页。
此后，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同来到苏区的美国籍黎巴嫩医生乔治？海德姆(后改名马海德)的治疗下，王稼祥的伤痛有所缓解。到当年10月，鉴于王稼祥病情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善，中共中央决定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疗。此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王稼祥赴苏联治疗进行了周密的安排。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当时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王)稼祥兄拟赴沪医病，欲从(李)毅(即张学良)得一保护证，请设法并电复，对外守秘。”②③④⑤《王稼祥年谱》，第173、173、173、173、173―174页。
11月13日，张闻天致电在苏联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我们正准备送王稼祥赴苏联治病，他的病在苏区内是无法治好的。他来时经哪条路线为妥，请告知。”②1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转共产国际，电文中说：“王稼祥之伤，只有赴苏医治之一法，现准备经过张学良保护，先到上海，然后设法到海参崴。他参加红军六年之久，情形熟悉，因此同时委任他充任中国红军代表与(共产)国际接洽，并加入(中共)代表团。”③11月20日，张闻天致电王明，希望通过苏联同新疆督办盛世才交涉，解决张学良飞机进入新疆问题，以使王稼祥搭乘飞机经新疆进入苏联。④但是，盛世才坚持不同意张学良的飞机经过新疆，所以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12月初，王稼祥在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和时任东北军马占山部军务处处长的中共秘密党员邹大鹏的护送下，离开保安，前往西安。12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电告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此间(中革)军委及毛(泽东)决请王稼祥同志为正式代表常驻你处兼医伤。”电文还告：“王(稼祥)已赴西安张(学良)处。”⑤。
王稼祥一行到达西安后，西安事变已经爆发。由于陇海铁路潼关以东被国民党中央军占领，列车无法通行，王稼祥遂于12月下旬返回当时已被红军占领的延安城。12月29日，在延安的王稼祥电告毛泽东、张闻天：“我宜速出，待中央(机关)搬(延安)时间太长。”电文还建议：“我意你们对时局指示以密码或快函为妥。”电文还提出希望：“请电周(恩来)速派(飞)机(或汽)车来接。”《王稼祥年谱》，第174页。
同一天，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电报中说：“王(稼祥)主任、张心余及(贾)托(拓)夫、(吴)德峰之妻现在延安待(飞)机。”③④《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03、404、407页。
当天，张闻天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关于创造抗日西北根据地问题，你们同张学良详谈后望即回延安开会，(王)稼祥亦以开会后出去为好。”③。
1937年1月3日，王稼祥在延安致电党中央，询问南京方面情况。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复电王稼祥：“南京亲日派当权，改组政府暂时无望。李毅(张学良)被扣，(国民党中央军)撤退之兵重新西进，陇海(铁)路又断，西安又处战时状态，红军正开进准备作战，中央机关十号左右迁延安。”④
1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城。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即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决来西安，等候外出，请派乘客汽车来接。闻有小飞机一架，不知可派否？请复。”《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2页。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王稼祥和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以及贺诚等乘汽车离开延安，经过三天的旅程，于19日到达西安。当天下午，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今天下午四时半到西安，颇安好。”《王稼祥年谱》，第175页。
张闻天的西安之行。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时局和准备同国民党谈判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何克全、张浩、林伯渠、林彪、吴亮平、郭洪涛。
毛泽东向会议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指出：和平问题主要看我们决定，问题是如何保证。首先要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我们，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划清防地，第三保证给养。蒋介石有电报问我们到底要什么地方，我们提出了八个地方，我们有了这些地方，可以监视他们并同四川取得联系。关于防地，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增加瓦窑堡以及豫旺等。蒋介石已答应凉州以西归我们，令马步芳不要进攻。自从释放蒋介石，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国对日本，中国有理；西安与南京，西安有理。现在已一般地趋向和平了，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为红军靠近张、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5页。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与会同志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张闻天发言指出：现在已有和平的趋向。所以能得到和平，就是因为有了红军的积极援助，与我们起到了中心领导作用。我们坚持了和平方针，这是事实。国民党三中全会还有二十天就要开了。这是国民党一个转变的关键，其中抗日派与亲日派一定会有很大的斗争。因为日本积极地帮助亲日派，所以国民党本身是有斗争的，不是很和平的。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国民党彻底的转变，因此要保证现在和平统一的局面。我们不能希望他立刻宣布对日作战，但对于中国真正停止内战这一目的是可能做到的。为此第一，我们要动员各方面在“团结一致对日”口号下来行动；第二，我们要拥护国民党中派，把左派力量团结，把左派与中派的联合巩固起来，来压倒亲日派。会议最后，张闻天又一次发言，指出：这次我们最大胜利，红军是没有蚀本的。当然这一胜利是不是有保障，相当的保障是有了，但绝对的保障要看国际形势以及各种条件来决定的。至于蒋介石的亲笔信是不是需要，不是重要的条件，着重是陕南驻我们红军。谈判若是成功后，对蒋的态度是要有新的转变的，应赞助他控制南京政府。过去反蒋是要反的，逼蒋是要逼的，现在要拥护蒋的时候则是要拥护的，我们这些都是有根据的。假如他要打的时候，我们就还是要打。要使他逐渐相信我们的确能给他以赞助。关于宣言，理论上不要讲得很多，要知道这是很难的，至于要说明我们要消灭帝国主义，何必要这样蠢？我们要说的是主张和平的诚意，是将陕甘的行动说明，我们的行动已得到全国的同情。我们可以说明要恢复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但不一定要明白指出三大政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中，我们主要是要求他们能在停止内战和平御侮的口号下行动。《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6―417页。
在听取与会同志的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内容。应说明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对西安事变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就愿意成为统一区域，一种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种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应归他管。西安事变将蒋扣留，我们是主张和平解决的。释放蒋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了和平。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介石)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5―646页。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的当天，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③《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4页。
电报还指示潘汉年，要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三)暂时容许一部分红军在陕南驻扎。(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亲笔复恩来一信。③。
1月25日，张闻天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甲、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此是目前时局中心关键。乙、用各种方法策动阎锡山出面调停。调停方针是：(一) 陕北不驻多兵；(二)给张学良以名义；(三)保障西安民主权利。”《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8页。
当天晚上，张学良还另外写信给东北军将领马占山、鲍文樾、于学忠、王以哲、沈克、何柱国、缪？流、刘多荃，信中写道：“委座之意，对东北军彼始终爱护，决不歧视。但在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决难挽此劫运。弟一时不能离京，也不便离京，盼兄等有决心，有办法。委座讲，要自救才能救国。到此时，有大诚，有大勇，才能支此危局，才能真正抗日，才能(有)回东北之一天。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而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国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张学良遗稿》，第134页。
1月15日，米春霖携带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信飞抵西安。周恩来获悉后，即与杨虎城商谈，提出建议：“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各一部；在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年谱(1893―1949)》修订本，第352页。
当在晚上，周恩来、秦邦宪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万万火急”电，汇报了西安的最新情况，电报说：“米春霖携蒋(介石)、张(学良)函，大意为友张(学良)决不能即回，敦劝此间接受中央命令，至军事善后，可于张(学良)之二方案中任择其一，至于张(学良)之政治主张，可于三中全会公开讨论。”②③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51、151―152、151―152、151―152页。
电报还汇报了张学良信函中提出的两个方案：“(甲)东北军入甘，中央军驻陇海线，十七路军驻陕西(铁路线外)，西安可酌留一部，如有顾虑，绥署可设三原；(乙)十七路(军)入甘，东北军调豫、皖，于(学忠)安徽主席，王(以哲)绥靖主任。对方案如有意见可补充，并云中央16日待复电。”②电报还汇报说：“杨(虎城)对作战胜利无把握”。③根据以上情况，电报提出建议：(一)为求得和平解决着想，须先由杨(虎城)、于(学忠)通电就职。(二)依我们前日电告条件派人去奉化见蒋。对乙方案坚决拒绝，对甲方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西安得留东北(军)、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前伸至咸阳。(三)主要的是在军事上三单位之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四)关于红军问题，得开(潘汉年)兄回音，拟不同时提出。④。
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发表通电，杨虎城、于学忠宣布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处分，分别就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之职。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通电并宣布取消自1936年12月12日以来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同时，通电还提出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
当天中午，杨虎城派其驻南京代表李志刚，于学忠派鲍文樾分别作为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谈判代表，与米春霖一起由西安飞往南京，同蒋介石进行谈判。
第二天，西安方面的谈判代表李志刚、鲍文樾携带谈判方案在奉化面见蒋介石，提出：(一)设陕甘绥靖主任，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或者设西安行营主任，张(学良)正，杨(虎城)、顾(祝同)副。(二)军事善后问题，潼关、华阴由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地区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分驻。东北军驻宝鸡到武威，第十七路军驻关中、西安，红军驻陕北、陕南、凉州。在商谈期间，中央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提出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国策，抗日、联俄、容共。《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2―353页。
对西安方面提出的方案，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同时，蒋介石为分化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故意冷淡东北军代表鲍文樾。鲍文樾于1月19日(或20日)返回西安。在鲍文樾返回西安的当晚，东北军一批青年军官来到张学良公馆中共代表团所住的东楼，向周恩来、秦邦宪提出，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并表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和平解决十分不满。周恩来分析了目前军事、政治形势，指出不能打仗，劝说他们从大局出发力争和平解决。②《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2―353、353页。
1月20日，李志刚回到西安。第二天早晨，周恩来出席了当天早晨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军政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李志刚携杨虎城给蒋介石的信前往奉化，表示接受蒋介石提出的甲案，并要求：(一)中央军暂退华县，待西安方面军队稳定后再行动。(二)潼(关)宝(鸡)线上，中央军不多驻兵。(三)东北军留一部在咸阳到(今彬县)的公路上，留一部在西安。(四)第十七路军留一师在西安。(五)给不允许回陕的张学良以名义。(六)在三中全会未决定国策之前，由杨虎城接济红军。②。
1月21日下午19时，周恩来、秦邦宪向毛泽东、张闻天以“绝密”电文汇报了西安方面的这一决定和李志刚于当日早晨由西安飞往奉化的情况。三个小时后，毛泽东、张闻天复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甲)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能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乙)无论和战，应使杨(虎城)、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缪(？流)、刘(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免致不利时招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57页。
1月23日，蒋介石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提出的要求允许张学良回陕的建议明确予以拒绝，并强调潼关以西军事问题与顾祝同直接谈判。
顾祝同(1893―1987)，字墨三。江苏涟水人。1917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1922年任粤军许崇智第二军教导队区队长，后升任军部副官长。192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顾祝同调任该校战术教官。同年10月任管理部代主任。此后，顾祝同先后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二营营长、中校团副、团长，第一军第三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等职。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7年9月出任第九军军长。1928年2月，顾祝同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9年后，顾祝同先后任武汉卫戍司令、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兼洛阳行营主任、第一军军长、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等职，后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3年9月，顾祝同出任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军北路总司令，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后任南昌绥靖公署主任。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同年9月，调任重庆行营主任。1936年8月起，兼任贵州省政府主席。1937年1月5日，顾祝同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1月9日，顾祝同在洛阳组成西安行营，并率部进驻潼关，逼近西安。
1月23日，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开始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采取军事行动，以给西安方面造成压力。杨虎城和于学忠等为避免爆发新的内战，派出米春霖和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前往潼关谈判，表示愿接受中央命令，但同时提出三项要求：(一)在张、杨各部及中共撤退时，由国民党中央及张、杨两部各派10人组成视察团，分作两组，分派在两方部队前线，担任监视任务，以免在撤退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的攻击；(二)张、杨部队撤退时，请借伙食费若干；(三)张部酌留少数部队在西兰公路上，杨部酌留少数在西安。对这三项要求，顾祝同全部允诺，并决定先借给张、杨部队一个月的伙食费，同时组成由南京中央军及张、杨各派定人员参加的视察团。这样，杨虎城于26日正式表示接受南京中央的命令，并依据蒋介石提出的善后办法，将所部撤至渭北指定地区。《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68页。
1月28日，东北军谈判代表与顾祝同达成东北军七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渭河北岸的协议。1月29日(或30日)，第十七路军谈判代表李志刚前往潼关，参加潼关谈判，并决定采取蒋介石提出的甲案。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4页。
重建中共陕西省委。
1936年12月25日，秦邦宪主持召开重建中共陕西省委会议，罗瑞卿参加了会议。会议在西安北门内二府街二府园3号院内召开。秦邦宪传达了党中央关于重建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和人事安排。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由贾拓夫担任重建后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1912―1967)，陕西神木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支部书记，共青团陕北特委委员。1928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历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兼共青团西安市委书记。1931年秋调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1932年8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同年8月，贾拓夫离开西安去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辗转经过北平、上海等地后，于1934年1月到达中央苏区瑞金，参加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并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之后，贾拓夫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白区班班主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长征途中，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任西北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关中特委书记。1936年11月，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的还有杨清(欧阳钦)、张德生、朱理治、李一氓、彭加伦、惠子俊。委员有李初黎、崔廷儒、谢华、王俊。省委秘书长由彭加伦兼任，副秘书长崔廷儒；组织部部长张德生，副部长谢华；宣传部部长李一氓。1937年1月，省委又增设青年部，部长王俊；增设妇女部，部长危拱之。省委还下设有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朱理治；下设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欧阳钦；下设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赵伯平。
秦邦宪在宣布重建中共陕西省委的同时，还决定撤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
陕西省秘密机关成立后，先设在二府园，后迁至西安城内纸坊巷。1937年1月下旬，又迁至泾阳县云阳镇。
中共陕西省委重建后，主要抓了党的各级地下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到1937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下辖的组织，已有1个市委(西安市委，张德生任书记)、12个县委(工委)和66个支部委员会，有党员近千名。陕西省还广泛开展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37年1月，省委创办了名为《统一战线》的党内刊物，主要刊登党的工作、党的建设方面的文章和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要决议。该刊从同年6月2日出版的第5期起，改名为《党的生活》。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延安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从战国时期之后，即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即以高度的战略目光，筹划着夺取延安城。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应即开始向延安出动，以10天至12天到达”，“能8天赶到延安最佳”。②③《任弼时年谱》，第312页。
彭德怀、任弼时接电后即复电中央军委主席团：“完全同意向延安、甘泉计划。”同时命令红二、红四方面军17日开始东进，红一方面军18日出动，月底到甘泉、延安。②12月17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延安有民团守城，须打开筹粮，并将延安飞机场占领。③当天下午，周恩来等从延安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西安。当天晚上，陕西省政府委任的肤施县长高锦尚弃城逃跑。延安各界民众遂自发组织起来，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12月18日早晨，红军围城部队和游击队开进延安城。
12月2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二版以《延安城秩序已恢复》为题，刊登了一则消息，报道了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延安城以后的情况。消息全文如下：
延安通讯，我们18日早晨入延安城。原驻城的民团，经过我们各种关系的活动，大部分接受了我们的要求，自动的愿与我们联合。除一部分愿回家的，遣资回籍外，另一部分编为抗日人民保安队。现在城内秩序尚很好。进城后，立即成立了治安委员会，以维持城市治安，并主持该城市工作。商人已经照常恢复营业了。原来学校均在照常上课，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交通方面如电话、电报，亦照常进行。在群众斗争起来的情势下，正在进行抗日救国会的组织。
红军进入延安城后，即成立了以王观澜为书记的工作委员会，以李坚真为团长的群众工作团，并决定白志文任延安城防司令部司令员，黄春圃(江华)为政治委员。由于白志文一直未到职履责，延安城防司令员一职即由政治委员江华代理。
在王观澜和李坚真的主持下，延安市各界抗日救国会于12月27日正式成立，并选举了13名执行委员。救国会下设一个保安队和东区、西区、南区、北区四个分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机关即开始进驻延安城的准备工作。12月29日，张闻天致电周恩来与秦邦宪，电文中说：“党校与中央均开延安城。”②⑤⑥《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03―404、403―404、405―406、407页。
同一天，张闻天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关于创造抗日西北根据地问题，你们同张学良详谈后望即回延安开会，(王)稼祥亦以开会后出去为好。你们何时可回，望早日通知，以便我们到延安集中。”②两天之后，也就是12月3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电报指出：“中央10日内迁移延安，南面甘泉、北面瓦窑堡两城不能不交给我们，否则殊为不便，请与杨(虎城)商交出甘泉，并请杨(虎城)电高桂滋交出瓦窑堡，陕西红军可不进攻清(涧)、绥(德)，野战军可不进占旬邑、淳化、耀州为交换条件。”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3―634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请将自12月12日起的整份西安《解放日报》、整份《申报》、整份天津《大公报》送来延安，写明交毛泽东收。④。
在1937年1月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指出，要做好城市工作，如延安、甘泉等，有些县他们要派县长，但实权是在我们手里，形式上是属于他们的省政府。⑤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在给王稼祥的电报中说：“中央机关10号左右迁延安。”⑥。
1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率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离开保安，前往延安。当晚住寺儿台(今属志丹县杏河镇)。11日晚，住高沟口(今属安塞县王窑乡)。12日晚，住堞子沟(今属安塞县沿河湾镇)。13日下午，经延安北关进入延安城。
在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之前，曾担任红军教导师特派员、当时在中央保卫处工作的卓雄先期前往延安勘察地形，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选择驻地，布置警卫。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延安工作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何克全、林伯渠、张浩、周兴、黄春圃(江华)、郭洪涛等。延安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观澜和延安群众工作团团长李坚真汇报了进入延安以后的工作进展情况。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一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与人共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2页。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应该大大加强群众工作，目的是要使这里成为抗日根据地，目前要注意改善群众的生活，如房租等，应发动群众斗争，打土豪我同意用打汉奸的名义去打，不是一下子都打。除了打土豪外，还有很多办法可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时应加强武装群众，着重要扩大抗日义勇军，其中对人的挑选很重要，这种武装一定要在我们的手里。《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3页。
1月16日，《红色中华》报在由保安迁至延安后发行的最新一期报纸第3版上，以《欢迎抗日领袖毛主席，延安人民举行盛大欢迎》为标题，报道了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抵达的消息。消息全文如下：
延安城抗日人民在听到抗日领袖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等到延安时，在抗日救国会积极动员下，举行盛大的欢迎。满街贴满了“欢迎抗日领袖”等标语口号。当抗日领袖抵城时，各界各部队的整齐队伍出城欢迎，手着小红旗，到欢迎者不下四五千余人。“欢迎抗日领袖”的口号声，震动了全城，空气非常紧张(应为热烈――引者注)。当日晚，抗日救国会并举行欢宴。
这篇报道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形象而生动地记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进驻延安的情景。应该指出的是，原报纸在时间印刷上误将“1937年”印为“1936年”，从而造成《红色中华》影印合订本将这一期报纸误排入1936年1月的《红色中华》中，给研究者查阅资料造成了本应避免的麻烦。
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延安从此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王稼祥两进西安。
西安事变期间，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为赶赴苏联治疗伤病，曾两次进出西安城，并参与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策。
王稼祥是1933年4月27日在中央苏区江西乐安县谷冈村负伤的。当时，他正在谷冈村的一座祠堂内主持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正在会议进行期间，突然遭到六架敌机的狂轰滥炸。红军指战员伤亡300余人。王稼祥在敌机轰炸中被炸弹弹片打进了右腹部，炸伤了肠子，胯部骨盆里也中了弹片，加上脑震荡和耳膜出血，伤势十分严重。
在出席会议的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安排下，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对王稼祥进行了救护检查，决定立即送瑞金后方医院治疗。在贺诚的护送下，经过十来天的辗转，王稼祥住进了位于瑞金叶坪的中央医院。由于当时环境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在没有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主治大夫彭真(又名龙柏)和会诊大夫王斌采用保守疗法，将创伤处切开引流，但未能将弹片取出，腐骨也未得到清除。王稼祥在治疗过程中表现出的令人惊叹的刚毅和坚强，深深地感动了瑞金中央医院的医护人员。
当王稼祥的病情略有好转，疼痛有所缓解后，他即要求出院，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一边疗养，一边工作。在此后的战争岁月和艰苦环境下，王稼祥以惊人的毅力，与伤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走过了漫漫长征路，来到了陕北。
1936年7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报中指出：“(王)稼祥病非开刀取出子弹不能根本解决。”《王稼祥年谱》，第167页。
此后，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同来到苏区的美国籍黎巴嫩医生乔治？海德姆(后改名马海德)的治疗下，王稼祥的伤痛有所缓解。到当年10月，鉴于王稼祥病情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善，中共中央决定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疗。此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王稼祥赴苏联治疗进行了周密的安排。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当时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王)稼祥兄拟赴沪医病，欲从(李)毅(即张学良)得一保护证，请设法并电复，对外守秘。”②③④⑤《王稼祥年谱》，第173、173、173、173、173―174页。
11月13日，张闻天致电在苏联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我们正准备送王稼祥赴苏联治病，他的病在苏区内是无法治好的。他来时经哪条路线为妥，请告知。”②1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转共产国际，电文中说：“王稼祥之伤，只有赴苏医治之一法，现准备经过张学良保护，先到上海，然后设法到海参崴。他参加红军六年之久，情形熟悉，因此同时委任他充任中国红军代表与(共产)国际接洽，并加入(中共)代表团。”③11月20日，张闻天致电王明，希望通过苏联同新疆督办盛世才交涉，解决张学良飞机进入新疆问题，以使王稼祥搭乘飞机经新疆进入苏联。④但是，盛世才坚持不同意张学良的飞机经过新疆，所以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12月初，王稼祥在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和时任东北军马占山部军务处处长的中共秘密党员邹大鹏的护送下，离开保安，前往西安。12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电告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此间(中革)军委及毛(泽东)决请王稼祥同志为正式代表常驻你处兼医伤。”电文还告：“王(稼祥)已赴西安张(学良)处。”⑤。
王稼祥一行到达西安后，西安事变已经爆发。由于陇海铁路潼关以东被国民党中央军占领，列车无法通行，王稼祥遂于12月下旬返回当时已被红军占领的延安城。12月29日，在延安的王稼祥电告毛泽东、张闻天：“我宜速出，待中央(机关)搬(延安)时间太长。”电文还建议：“我意你们对时局指示以密码或快函为妥。”电文还提出希望：“请电周(恩来)速派(飞)机(或汽)车来接。”《王稼祥年谱》，第174页。
同一天，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电报中说：“王(稼祥)主任、张心余及(贾)托(拓)夫、(吴)德峰之妻现在延安待(飞)机。”③④《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03、404、407页。
当天，张闻天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关于创造抗日西北根据地问题，你们同张学良详谈后望即回延安开会，(王)稼祥亦以开会后出去为好。”③。
1937年1月3日，王稼祥在延安致电党中央，询问南京方面情况。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复电王稼祥：“南京亲日派当权，改组政府暂时无望。李毅(张学良)被扣，(国民党中央军)撤退之兵重新西进，陇海(铁)路又断，西安又处战时状态，红军正开进准备作战，中央机关十号左右迁延安。”④
1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城。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即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决来西安，等候外出，请派乘客汽车来接。闻有小飞机一架，不知可派否？请复。”《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2页。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王稼祥和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以及贺诚等乘汽车离开延安，经过三天的旅程，于19日到达西安。当天下午，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今天下午四时半到西安，颇安好。”《王稼祥年谱》，第175页。
张闻天的西安之行。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时局和准备同国民党谈判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何克全、张浩、林伯渠、林彪、吴亮平、郭洪涛。
毛泽东向会议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指出：和平问题主要看我们决定，问题是如何保证。首先要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我们，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划清防地，第三保证给养。蒋介石有电报问我们到底要什么地方，我们提出了八个地方，我们有了这些地方，可以监视他们并同四川取得联系。关于防地，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增加瓦窑堡以及豫旺等。蒋介石已答应凉州以西归我们，令马步芳不要进攻。自从释放蒋介石，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国对日本，中国有理；西安与南京，西安有理。现在已一般地趋向和平了，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为红军靠近张、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5页。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与会同志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张闻天发言指出：现在已有和平的趋向。所以能得到和平，就是因为有了红军的积极援助，与我们起到了中心领导作用。我们坚持了和平方针，这是事实。国民党三中全会还有二十天就要开了。这是国民党一个转变的关键，其中抗日派与亲日派一定会有很大的斗争。因为日本积极地帮助亲日派，所以国民党本身是有斗争的，不是很和平的。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国民党彻底的转变，因此要保证现在和平统一的局面。我们不能希望他立刻宣布对日作战，但对于中国真正停止内战这一目的是可能做到的。为此第一，我们要动员各方面在“团结一致对日”口号下来行动；第二，我们要拥护国民党中派，把左派力量团结，把左派与中派的联合巩固起来，来压倒亲日派。会议最后，张闻天又一次发言，指出：这次我们最大胜利，红军是没有蚀本的。当然这一胜利是不是有保障，相当的保障是有了，但绝对的保障要看国际形势以及各种条件来决定的。至于蒋介石的亲笔信是不是需要，不是重要的条件，着重是陕南驻我们红军。谈判若是成功后，对蒋的态度是要有新的转变的，应赞助他控制南京政府。过去反蒋是要反的，逼蒋是要逼的，现在要拥护蒋的时候则是要拥护的，我们这些都是有根据的。假如他要打的时候，我们就还是要打。要使他逐渐相信我们的确能给他以赞助。关于宣言，理论上不要讲得很多，要知道这是很难的，至于要说明我们要消灭帝国主义，何必要这样蠢？我们要说的是主张和平的诚意，是将陕甘的行动说明，我们的行动已得到全国的同情。我们可以说明要恢复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但不一定要明白指出三大政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中，我们主要是要求他们能在停止内战和平御侮的口号下行动。《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6―417页。
在听取与会同志的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内容。应说明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对西安事变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就愿意成为统一区域，一种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种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应归他管。西安事变将蒋扣留，我们是主张和平解决的。释放蒋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了和平。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介石)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5―646页。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的当天，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③《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4页。
电报还指示潘汉年，要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三)暂时容许一部分红军在陕南驻扎。(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亲笔复恩来一信。③。
1月25日，张闻天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甲、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此是目前时局中心关键。乙、用各种方法策动阎锡山出面调停。调停方针是：(一) 陕北不驻多兵；(二)给张学良以名义；(三)保障西安民主权利。”《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