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文字狱,文人们无不三缄其口,著书立说更是谨小慎微,稍有不慎便是人头落地,严重的甚至会祸及九族。而其中尤以康乾盛世最为严重。虽然康熙、乾隆是公认的明主,但他们手中文人的鲜血要远远超过被公认为残忍好杀的雍正。雍正年间的文字狱多是由年羹尧一案开始的。
汪景祺本是一介书生,小有才气,可惜就是对八股文不感冒,考了几次均是名落孙山,仕途颇为不顺。最后,终于考中了个举人,可惜还是没有当上官。于是求官心切的他,把目标放在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年羹尧年大将军身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汪景祺成为年羹尧的幕僚。他本希望可以借此攀上高枝,出人头地,于是竭尽阿谀之能事,逢迎年羹尧,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读书堂西征随笔》来歌颂年羹尧。可惜,还来不及邀功,年羹尧就倒了。在抄家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本书。书中除了对年羹尧极尽阿谀奉承之外,还对雍正有许多微词。比如在雍正的年号上作文章,他说帝王年号不可用“正”字。因为“正”字含有“一止之象”。预示着不吉祥。并列举了历史上凡是带“正”字年号的帝王。不是亡国之君,就是暴戾之人,都没好下场。对康熙也十分不敬,文中这样直犯龙颜的地方比比皆是。雍正气得口鼻生烟,立刻下令把他抓起来,判他斩立决,妻子儿女发到宁古塔为奴。而且将汪景祺的头颅挂在北京菜市口的一颗大树上示众,直到雍正死后,乾隆才命人将已经成枯骨的汪景祺的头颅取下,而这已经是十年以后了。
另一个由于溜须拍马而倒霉的人叫钱名世。他本来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曾经参与编写《文史精华》《骈文类编》等许多重要的书籍。当年,年大将军风光不可一世,钱名世也顺应潮流,做了几首诗送给他。结果,在年大将军被抄家的时候,他的诗也被发现。雍正恰巧在这个时候要打击一下官场的逢迎之风,钱名世赶上了风头,倒了大霉。雍正对他的处理可谓别出心裁,他认为钱名世谄媚成性,无耻专营,不配作名教文人。于是,降旨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到了原籍,并亲笔书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命令地方官特制匾额,张挂于钱宅,以此来羞辱钱名世。不仅如此,雍正还命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作一首诗来讽刺钱名世,并把它们收集起来,竟有三百八十多首。讽刺诗做的好的,雍正给予奖励,如果不好,还要受罚。有个侍读吴孝登就因为诗写得不好,而被罚到宁古塔为奴。雍正特令人刊行成册,分发到各省,来劝诫其他人。
雍正期间,最有名的文字狱莫过于曾静、吕留良案。曾静本是一个湖南的老秀才,一天,读到了吕留良的著作,被书中的“夷夏之防”所感动。又听人说,当时著名的陕甘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这个老儒生就突发奇想,认为他会像他的先祖一样高举反清的大旗。于是他写了一封揭露雍正罪恶的文件,列举了雍正的弑父、逼母、杀兄、屠弟等十多条罪状,让他的弟子张熙到岳钟琪府上,商量谋反。岳钟琪看到这件事,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他是新朝的臣子,他的道义在清朝,老赵家的前宋或老朱家的前明,关他什么事?喜的是,现在朝中有人说他和年羹尧有关,他正好可以借此表一表自己的忠心。于是,二话没说便把张熙押到了北京。曾静是个软骨头,在朝堂上供认如流,于是雍正为了表白自己,写了本《大义觉迷录》。在书中,雍正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继位的细节说了一遍,针对朝野上下都在传说他的“弑父”等事情,一一加以反驳。
在如何处置曾静问题上,用雍正的原话说;“遇到此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雍正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命令曾静走遍大江南北,随着《大义觉迷录》的发行,讲解雍正的冤枉,上至宫廷,下至府县官学,无人不知。有言皇帝篡位者,有言皇帝是个好皇帝的,雍正本来只是想以正视听,可没想到,却达到了“轰动效应”。轰动的未必全是好事,雍正太要强了,他的心胸让他无法容忍一点的不好,他偏要喋喋不休地让曾静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白,一刀斩了不就一了百了。结果,将宫廷的那些秘事全部散布在人民面前。在他看来,曾静是为自己做了好事,在乾隆看来,这是大大丢了自家的脸,于是在乾隆朝曾静的脑袋还是没能待在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