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不可不知的1000个文化历史常识

第五节 世袭制

　　世袭制的四种方式：预立太子、密定皇储、内禅于子、逼宫夺位

　　预立太子

　　皇位世袭制中最正统的方式，即沿用宗法制度嫡长继承、顺序嗣位的原则，皇位由正后所生的长子继承，如长子早死，有子即立其子，无子再由嫡次子顺序继承。只有在正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庶生的长子。皇帝无子则依照亲疏顺序选立继位人。

　　密定皇储

　　皇帝在自己诸子中物色、选择继承人。皇帝将选中的继承人的名字及有关诏旨写好密贮，等到临去世前或去世后，才将密旨公布，被选定者立即登位，一切嫡庶兄弟尽列臣位。选立继位人之权全由皇帝一人掌握，任何人不得进言推荐。

　　内禅于子

　　皇帝依然健在而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嗣。据顾炎武考证，此世袭法始自春秋战国时，“《左传》：晋景公有疾，立太子州为君，会诸侯伐郑。《史记》：赵武灵王传位于子惠王，自称主父。此内禅之始也。”（《日知录》卷一四）“内禅于子”是封建皇族自我协调以维系家天下的特定机制之一。

　　逼宫夺位

　　法定继承权之外的子嗣或皇族为了夺取皇位，用武力逼迫皇帝退位使自己登基。尽管我国古代有一整套严格的皇位传递法则，但仍无法避免宫廷中的争权夺利，逼宫夺位时有发生。唐朝玄武门之变即是典型的逼宫夺位。李渊次子李世民按嫡长子继承制不可能继承皇位，但他占有军事优势、人才优势，并控制中枢决策权。凭借强大的地方势力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成功地登上了皇帝宝座。

　　我国古代的四大水利工程

　　中国古代有四大水利工程，分别为成都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灵渠、新疆坎儿井。

　　成都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岷江上游成都灌县城西，是战国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父子为治理水患、造福于民，率众兴建的闻名于中外的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是目前世界上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水利工程，它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

　　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开凿最早，又是世界最长的人工河。它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流经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和浙江六省市，全长1794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

　　早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国在扬州开凿“邗沟”，这是京杭大运河最早的一段，它实现了中国历史上长江与淮河水系的首次沟通，从而成为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长河。此后京杭大运河不断开凿，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对中国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和长城一样，它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

　　灵渠

　　古运河灵渠，位于广西兴安县，全长34公里，开凿于公元前219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越岭运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为了适应进军岭南的需要，命令一位名叫史禄的官员主持开凿了兴安运河，使中原的军城粮草能由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过灵渠，进入岭南珠江流域。灵渠的开凿，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不仅帮助秦始皇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政治理想，同时也加速了岭南地区的开发。兴安运河之所以被称为“灵渠”，是由于其建造和设计上的科学与灵巧。

　　新疆坎儿井

　　新疆吐鲁番地区因干旱少雨，农业完全依靠灌溉。当地人民在长期与干旱的斗争中，发明了世界闻名的“坎儿井”灌溉工程。它实际上就是从山脚引水的地下暗渠，联结竖井，利用自然倾斜的地势把水引出地面。这种工程避免了露地水面蒸发的缺陷，实属适应干燥气候特点的一个创举。据统计，吐鲁番盆地现有坎儿井1100多眼，盆地中70%的耕地由它灌溉。吐鲁番盆地既有充足的热量，又有丰富的地下水，农业发展的前途无限广阔。

　　我国有两条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对中国的丝和丝织品运销亚、欧、北非各国的古商路的誉称。根据海陆区分，分称“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从广州乘船经满刺加（今马六甲）海峡，到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东非。据东非索马里等地出土文物证实，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大约形成于我国宋朝。据史料记载，当年马可·波罗就是经“海上丝绸之路”前往中国的。

　　“陆路丝绸之路”也有两条。

　　一条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丝绸之路，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此路系张骞出使西域开辟而成，其共有三个分支。东起长安（西安），经河西走廊，北至乌鲁木齐，顺伊犁河下游通往里海沿岸。此为北路。从长安至敦煌后又分为两支，南路由敦煌出阳关西行，沿昆仑山麓过葱岭，西达大月氏（今新疆和阿富汗东北一带）、安息（今伊朗）、条氏（今阿拉伯半岛），最后到达罗马帝国。中路由敦煌出玉门关西行，沿天山南麓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均在今中亚等国境内），再向西南行与南道汇合。

　　另外一条是“西南丝绸之路”。它由四川经云南过伊洛瓦底江，至缅甸北部的孟拱，再渡亲敦江到达印度东北的莫帕尔，然后，沿恒河流域转入印度西北，至伊朗高原。这条丝绸之路比前一条陆上丝绸之路还要早得多。据《汉书·张骞传》：“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所走即为此路。

　　我国最早的刑法

　　我国最早的刑法可以追溯到夏朝。“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左传·昭公六年》）。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没有立即制定完善的法律，多是将氏族习惯上升为国家形态的习惯法。夏朝的法律笼统地被叫做“禹刑”，它指的是夏朝所有的法律。但是从夏朝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开始，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坚持“以刑为主”的法律体系。所以，夏朝的法律里包含了最初的刑事法律规范。“禹刑”承袭并发展了舜禹时代的处罚习惯，但内容已不可详考，后人有“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隋书·经籍志》）的说法。“正刑有五”是指夏朝初步确立了奴隶制五刑制度，有大辟（死刑）、膑（去膝盖骨）、宫（毁坏生殖器）、劓（割鼻）、墨（刺面或额并涂墨）。“科条三千”的大意是可以适用这五刑的案例或罪名有3000条。《左传》里面引《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总之，夏朝已经有了我国最早的刑法规定。

　　宋代的立交桥

　　世界上最古老的水陆立交桥是太原晋祠圣母殿前的鱼沼飞梁，建于宋代，造型独特。

　　我国最早的立交桥则是绍兴“八字桥”，此桥也建于宋代，虽已经历了近800年的风雨及天灾人祸，至今仍保存完好。在《嘉泰会稽志·桥梁》篇中就记载有：“八字桥在府城东南，而桥相对而斜，状如八字故得名。”“八字桥”是一座梁式石桥，位于现绍兴市东南八字桥直街东端和广宁桥直街交汇处，也是三条河流的交叉点。南北流向的是主河，至今仍通船只，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小河。东去五云门，北通都泗门，西可进入市中心，南近东双桥，地理环境复杂位置重要。宋代的匠师们非常聪明利用这里的天然条件，设计时把桥址选在三河交点的近处，正桥架在南北流向的主河上，净跨45米，桥高5米，桥洞宽3.2米，全部用花岗岩条石砌成。副桥架于两侧的踏跺（引桥）下。“八字桥”桥形非常优美，桥的踏跺，东侧沿主河岸向南北两个方向落坡，西侧向南面、西面两个方向落坡。从北边的广宁桥上过来沿着这条主河岸，可直达“八字桥”顶，从桥上再可分两边南下或西下。在这两条踏跺下面又各筑有两座方形桥洞，跨越两条小河。走下桥后，往北回首，这两条踏跺极像一个巨大的“八”字。这座古立交桥下还筑有纤道，供背纤人拉船顺利通过。在每个望桥柱上都雕刻着极为优美秀雅的覆莲形浮雕图案。这桥平面布置也独具特色，架三桥跨三河通三街但整体是一座桥，既解决了水陆交通问题而且建桥时不拆屋不改道，和周围原有的环境自然地融会在一起。这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极为优秀的范例。

　　赵州桥

　　位于河北赵县境内的安济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桥。因赵县古称赵州，所以又称赵州桥。又因大桥为石砌而成，故当地俗称“大石桥”。

　　赵州桥的建筑年代，过去认为建于隋代开皇至大业年间（595～605年），又据考查认为可提前至隋文帝时代的开皇十一年至十九年（591～599年）之间，由隋朝工匠李春建造，距今已有1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著名的一座古代石拱桥。它是一座单孔弧形敞肩坦拱石桥，全长64.4米，拱顶宽9米，拱脚处宽96米，跨径37.02米，弧矢723米。主拱两端靠桥头的两个小拱跨径381米，由28道石拱券纵向并列砌筑而成。

　　赵州桥以历史悠久而闻名于世，被誉为“华北四宝之一”。在桥两端的石拱上，辟有两个券洞，这种结构叫做“敞肩拱”，是世界桥梁史中的首创。

　　赵州桥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拱桥，在中外建桥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代的桥梁建筑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拱肩加拱的“敞肩拱”的运用，为世界桥梁史上之首创。

　　赵州桥的建筑结构奇巧，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史上的伟大杰作。

　　赵州桥不仅在建造结构上有高度的科学性，而且在石雕艺术上也细腻传神，巧夺天工，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从整体观察，桥身坦拱敞肩，轮廓清晰，线条柔和，轻盈匀称，势若长虹，寓秀逸于雄伟之中。由远而望，犹如苍龙飞架，又似玉环半沉；既是力量的象征，又渗透着传神灵气。

　　越王剑之谜

　　越王剑1965年12月出土于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号楚国贵族墓。考古工作者在墓主人身体的左手边，发现一柄装在黑色漆木箱鞘内的名贵青铜剑。青铜剑与剑鞘吻合得十分紧密。拔剑出鞘，寒光耀目，而且毫无锈蚀，刃薄锋利。剑全长为55.6厘米，其中剑身长4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绳缠缚，剑首向外形翻卷作圆箍，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越绝书·宝剑篇》也记有名剑鉴赏家薛烛对越王勾践的“纯钧”宝剑评论说：“手振拂，扬其华，淬如芙蓉始出。观其钣，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职冰释……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河，犹不能得一物。”根据1977年12月上海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等有关专家进行的科学测定，越王勾践剑的主要的成分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镍和硫等，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在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充分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的技艺。越王剑自发现到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在国内一直是“藏而不展”的。直到1999年4月，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前夕，越王勾践剑先是运抵首都北京做短期展出；1999年国庆节后运回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

　　中国的复姓有哪些

　　中国的姓大多是一个字，如赵、钱、孙、李，这称为单姓。也有的姓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字，叫做复姓。从古至今，中国的复姓也非常可观，不过有不少早已经消失了。今日现存的复姓有：

　　欧阳、太史、端木、上官、司马、东方、独孤、南宫、万俟、闻人、夏侯、诸葛、尉迟、公羊、赫连、澹台、皇甫、宗政、濮阳、公冶、太叔、申屠、公孙、慕容、仲孙、钟离、长孙、宇文、司徒、鲜于、司空、闾丘、子车、亓官、司寇、巫马、公西、颛孙、壤驷、公良、漆雕、乐正、宰父、谷梁、拓跋、夹谷、轩辕、令狐、段干、百里、呼延、东郭、南门、羊舌、微生、公户、公玉、公仪、梁丘、公仲、公上、公门、公山、公坚、左丘、公伯、西门、公祖、第五、公乘、贯丘、公皙、南荣、东里、东宫、仲长、子书、子桑、即墨、达奚、褚师。

　　中国妇女什么时候开始缠足的

　　古代女子缠足到底始于何时，并无史籍可考。缠足始于何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始于南朝潘妃；有的认为始于南唐窅娘；有的甚至认为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在古乐府的《双行缠曲》中有：“新罗绣行缠，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独知可怜。”表明从步尚舒缓到足尚纤小的观念，至少自汉代前后就已形成了，并且在这时有了尖头鞋以及早期的、自发的缠足，而后缠足才逐渐成为习俗。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有“缠足”条，集录了此前的记载。有学者归纳出其中比较重要三点：一是“缠足”始于舞者，更有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说“盖古者女衣长而拽地，不见足，惟舞见足……因知窅娘裹足乃舞服也”。二是“缠足”不仅要缠“小”而且要缠“弓”，所谓“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三是“缠足”是善舞者的“利器”之举，目的在于“素袜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可见女子缠足与人们对妇女行走要步态舒缓优美的审美要求有关。缠足的发展史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自先秦至五代，可以说是自发的缠足和自下而上的逐步认识和提高时期，五代至北宋可以说是相约成俗、形成规范、自上而下的全面普及时期，北宋以后到明、清两代，是缠足发展的巅峰时期，即形成了“女子必缠足”的局面。

　　中国古代的美男子

　　人们形容男子容貌俊美，常常会说：“美比宋玉，貌如潘安。”宋玉和潘安是古代的两名著名的美男子。

　　宋玉是战国时期楚国人。《昭明文选》中《登徒子好色赋》一文说宋玉“为人体貌娴丽，口多微辞”，长得漂亮，口才又好。他邻居家有位少女，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竟然暗恋宋玉3年，可见他的魅力了。

　　潘安即西晋人潘岳，字安仁，小字檀奴。他长相帅气，又很有气质，深得时人的喜爱。潘岳年轻的时候经常坐车出去游玩，不少妙龄少女见了，竞相围观，还紧紧地跟着他，把水果丢进车子，一天下来常常满载而归。

　　除了宋玉和潘安，中国古代还有不少美男子，如子都、卫珓、嵇康、高长恭等。

　　子都，春秋时期郑国人，原名公孙阏，字子都。子都能征善战，为一名神射手，是郑国的重臣。《孟子·告子》篇说：“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可见子都的美是天下闻名的。

　　卫珓，西晋人。他从小就风神秀异，但是喜怒不形于色，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玉石雕像，所以人们都叫他“璧人”。他坐着车在洛阳的街道上走的时候，男女老少都一起出动，来欣赏卫珓，场面十分宏大。后来卫珓到了南京，人们听说后自然也是围观，由于人太多，卫珓举步维艰，他身子又弱，后来居然疲劳过度，驾鹤西去了。

　　嵇康，字叔夜，三国时魏国著名的诗人。嵇康不仅腹有才华，而且英气逼人，俊美潇洒。时人见了他，都感叹说仿佛如一棵古松，气度不凡。有一次他去山中采药，竟被人误认为神仙下凡。嵇康个性耿直，从不与人同流合污，最后导致了杀身之祸。

　　兰陵王名高长恭，本是南北朝时东魏的大臣，后为北齐的一员猛将，为建立北齐立下了汗马功劳。高长恭虽杀人无数，但是面貌过于秀美，他觉得难以震慑敌人，所以打仗时就戴上面目凶恶的面具。救援洛阳时，他带兵杀到城下，但守军怕是敌人的计谋，于是高长恭取下面具，结果城上的兵卒看到后士气大振，最终取得了胜利。

　　中国古代的名片

　　中国古代的名片称为拜帖或名帖。旧时把访问别人时为恭敬起见而投递的柬帖称为拜帖。名帖，始于汉代，最早是用削平的木条写上姓名、里居。两汉叫做“谒”，汉末称为“刺”。后把木制的名帖改用纸制，称为“名纸”。六朝时简称为“名”，唐代叫做“门状”。宋代还别称“手刺”、“门刺”。明清时期曾叫做“寸褚”、“红单”。据清代学者赵翼考证，西汉时没有纸，削竹木为刺，上书名姓，叫做“名刺”。后来还用大红绒线在织锦上绣字为“名片”。拜帖或名帖根据所拜的人的身份不同、不同的场合而有许多种类，拜访者要根据与被拜访者的关系，在拜帖或名帖后签名。

　　中国古代男人也穿裙子

　　在我国的历史上，人们几乎一直都在穿裙，形制则较为简单。东汉刘熙的《释名》中有：“裙，群也，联接群幅也。”所谓联接群幅，就是古人将二尺二寸幅宽的织物联接起来成筒状。古代的裙幅，一般是由七幅组成，前三幅，后四幅。

　　中国古代的服装有上古和近古两个截然不同的形式。上古的服装式样主要是上衣下裳。古代的“裳”，指的就是下衣，即裙子。一直到魏晋前后，裙子都一直是男女同用的服装，只是中间出现了一些式样上的小变动，例如战国以后，随着骑马风习的渐渐流行，从武士开始，男子在裙子中间开一个口子，以便于骑马。但是男子着裙之风没有改变，我国上古时期主要是席地而坐，仍然是以穿裙子为便。

　　从唐代开始，裙子逐渐成为女子的专用服装，而男子则是以袍靴为主要服装。但是，在正式的朝贺或祭祀大典上，我国古人仍然是以上衣下裳为朝服，也就是说男子仍穿着裙子。一直到清代，朝服还是上衣下裳，仍然是有裙子的。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中国古代的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都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容貌，被称做四大美女。

　　西施原名夷光，战国时期出生于今日的浙江诸暨苎萝村。因家住西村，所以叫做西施。当时吴越交兵，越国战败，连越王勾践都作了俘虏，在吴国做奴隶3年。勾践回国以后，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图谋报仇雪恨。为了越国的复兴，勾践采取了很多策略，其中之一就是范蠡所提出的美人计。他把美若天仙的西施献给了吴王夫差，夫差一见十分宠爱，从此沉迷于美色之中，将朝政抛到了九霄云外。吴国逐渐衰落，而越国趁机崛起，后来终于灭掉了吴国。据说吴被灭后，西施与范蠡泛舟五湖，不知所终。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时南郡秭归（今湖北兴山县）人，被选入宫中作为宫女。当时北方的匈奴因为争夺权力而衰落，5个单于互相争战。其中呼韩邪单于被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了，损失惨重，就决心与汉朝和好。后来呼韩邪朝见汉元帝，要求和亲。王昭君听说后，自告奋勇，积极响应。呼韩邪见昭君貌美如花，十分高兴，就带着她离开了长安。回到了匈奴之后，昭君积极把中原文化传给当地的人，获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从此汉与匈奴平安无事，有60多年没有发生战争。

　　貂蝉本是东汉时司徒王允的侍女。她貌美如仙，同时又特别善解人意。王允见朝政为奸臣董卓所操纵，整日愁眉不展。貂蝉见了，就表示愿为主人分忧。王允见董卓和他手下的猛将吕布都是好色之徒，于是定下连环计兼美人计。他先把貂蝉许给吕布，再把貂蝉献给董卓。吕布本已被貂蝉迷得神不守舍，现在见董卓将她抢去，十分恼怒。一日吕布偷偷进入董卓府第与貂蝉相会，被董卓撞见，二人关系从此破裂。后王允晓以大义，借吕布之手杀了董卓，貂蝉遂归吕布。

　　杨贵妃是唐蒲州永乐（陕西华阴县）人，小字玉环，道号太真。她最初为唐玄宗的第十八子寿王的王妃。因为她通晓音律，能歌善舞，姿容美丽，唐玄宗一见倾心，就把她召入宫中。杨贵妃聪明过人，善于揣摩他人心意，所以深得唐玄宗的欢心。唐玄宗虽为一国之君，但对杨贵妃情真意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家的人从此飞黄腾达，她的哥哥杨国忠更是权倾朝野，使朝廷一片乌烟瘴气。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匆匆逃离长安。到了马嵬驿的时候，大军再也不肯前进，都要求处死杨国忠和杨贵妃。唐玄宗无奈，只好将杨贵妃勒死，尸体埋在了大路旁。

　　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1905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的创办人任景丰拍摄，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

　　电影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1896年8月，在上海的徐园第一次放映了电影，当时的电影是穿插在一些杂耍节目中进行放映的。从此之后，徐园内经常放映电影，但是，放映的多为法国电影。1897年7月，美国的电影放映商雍松来到上海并先后在上海各处放映电影。1902年1月，北京也公映了第一部电影，由一个外国人携带着影片、放映机及发电机，在前门打磨厂租借了福寿堂进行放映。

　　中国第一部影片摄制者，任景丰是沈阳人，年轻时曾在日本学习过摄影技术，并于1892年在北京开设了丰泰照相馆。在北京开始放映电影之后，他认为片源太少，而且放映的都是外国影片，于是和当时丰泰照相馆的技师刘仲伦都萌发了自己拍影片的念头，于是从当时德国商人开设在东交民巷的祁罗孚洋行购买了一架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和14卷胶片，开始筹备拍摄影片。

　　剧中主要演员谭鑫培原名金福，湖北武昌人，是我国著名的京剧演员，并创始了我国老生表演艺术的“谭派”，被人们称为“伶界大王”。开始时，谭鑫培并不同意拍片，后来在任景丰的力劝之下终于心动，影片才得以开拍。谭鑫培在第一部电影中扮演的是他最擅长的黄忠，由于是一部无声的黑白京剧影片，且没有剧本，所以表演的只有《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和“交锋”等武打场面，也是他最拿手的几个片段。当时充分利用了日光，拍摄工作是在丰泰照相馆中的露天广场进行的，影片中也没有景别，前后共拍摄了3天，摄影师由刘仲伦担任。

　　中国人拍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也是一部戏曲片，它将传统的中国京剧与现代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虽然制作粗糙，但是它毕竟是中国人拍摄电影的最初尝试，并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商人名称的由来

　　“商人”一词与商朝密切相关，商人之“商”源于商朝、商族之商。商本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商朝正式建立于约公元前17世纪汤灭夏之时。商朝人“通川谷，达陵陆”，与周边各方国及边族人民的交通贸易活动发达，形成“殷人（商后来定都于殷，故其民被称殷人）重贾”的风气。商朝灭亡后，武庚（殷侯）与“三监”的管叔、蔡叔、霍叔勾结，率领“商”遗民兴兵叛乱，不久，被平定。周朝当政者为防止殷商遗民再叛乱，便减少其田宅，强迫其外迁。有些殷商遗民被剥夺了田宅，处于周人的监管之下，便开始以从事买卖活动为生。据《尚书·酒诰》记载，在殷商遗民中有部分人专门“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即长途贩运从事贸易活动，以盈利赡养父母，这就是早期的商贾。而周朝人重视农业，便形成做买卖人为商人的印象。随着时间推移，商人作为买卖人的称呼便流传下来，后世称经商者为“商人”。

　　山西的票号

　　票号又称“票庄”、“汇票庄”、“汇兑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票号是适应商品贸易发展和货币流通扩大的产物。明清时期，地区间的商业清算多依赖“镖局”运送现银，既存在不安全因素，也浪费资源。后发现利用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商号办理汇兑更加安全节省。所以在乾隆、嘉庆年间，山西商人利用自己商号及分支机构开展汇兑业务，率先由兼营转为专营。最早的一家票号是1821年创立的山西平遥“日升昌”，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形成“祁太平”三帮。这时，出现山西人独占一大新兴行业的局面，通称“山西票号”。其主营业务就是埠际贸易的汇兑。后又办理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经营范围遍及全国，远则达东南亚和欧洲，有“汇通天下”一说。在山西的票号最发达时，一度曾有“子弟俊秀者，多入商贸一途”之说，令乾隆皇帝也甚感惊诧。

　　山西票号的资本最初由商业资本转化，合资或独资。在此之后，也有官僚或买办商人入股。

　　山西票号与清政府关系密切。尤其在19世纪50年代后，山西票号代清政府汇解军饷等款项、办理洋务资金往来、管理对外贸易的内汇。一度成为封建经济的重要金融支柱。鸦片战争后，外国银行建立，各省自设官银钱号、自办银行，使票号丧失公款业务。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崩溃，票号存款被提，放款一时不能收回，周转困难，从此一蹶不振，终归没落。

　　五禽戏模仿了哪五种动物

　　“五禽戏”是我国传统的体育健身术，其内外兼练、体用兼备。

　　据考证，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人模仿鸟兽运动之形来健身治病。如《庄子》中就有“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的记载。西汉马王堆三号墓内的帛画导引图有一些动作就是模仿动物的形态和姿势的。后来，东汉末期的医学家华佗总结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理论，创编了《五禽戏》。据《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曾对其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常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臂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华佗的功绩在于将以前的功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组合成套路，通过口授身传进行传播，让大家强身健体。五禽戏开始并没有文字流传，到了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用文字记录了下来。

　　五禽戏的内容主要包括虎戏、鹿戏、熊戏、猿戏、鸟戏。如虎之威猛、熊之沉稳、鹿之温驯、猿之轻灵，鹤之轻翔舒展，都属于刻意模仿。

　　清代宫中的外国人

　　明朝末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成功取得传教权，使紧闭的中国国门稍稍有所松动。此后，传教活动很快就达到一个高潮，不仅赢得皇帝及官僚士大夫的信任，而且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大教区。1644年清军入关后，在华传教士们的科技知识又吸引了清朝统治者，并得到重用。西方传教士不仅顺利地度过了从明到清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而且在清朝宫廷中获赐任职，一时间清宫中“洋官”云集，形成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局面。汤若望与郎世宁便是其中著名的两位传教士。

　　汤若望

　　汤若望（1592～1666年），字道未，原名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国科隆人，1611年加入天主教耶稣会。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来华，抵达澳门。起初在北京学汉语，后到西安传教。明崇祯三年（1630年），经明臣徐光启推荐被召至北京译书，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并筹办了一所相当规模的科学图书馆。又监铸大炮，传授用法。清顺治元年（1644年），汤若望将浑天仪、太阳象限仪、望远镜等三种天文仪器呈献给清朝统治者。次年，又整理成《西洋新法历书》，被摄政王多尔衮更名为《时宪历》而颁行天下，后被清帝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外国官员。自此，汤若望在清宫中屡受官职，地位不断提高，先后被加封为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大夫，赐号“通微教师”，甚至顺治皇帝也尊称其为“玛法”（满语，意为“爷爷”）。由于清廷中历法派系之争，清康熙三年（1664年），以前钦天监杨光先为首的官员指斥汤若望历法荒谬，诬告其图谋造反，在当时执政的鳌拜集团对控告的受理下，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其余所属官员均被罢黜治罪。康熙四年，汤若望被赦免，一年后，因年老中风而病卒于北京。

　　汤若望著述丰富，除《崇祯历书》与《时宪历》外，还著有《古今交食考》、《浑天仪说》、《远镜说》、《测食说》、《西洋测日历》、《新法历引》、《交食历指》、《历法西传》、《学历小辨》、《火攻絜要》、《中国耶稣会传教史略》以及《汤若望回忆录》等。汤若望自来到中国传教，任职于明、清两朝，以其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卓越才能和对己之职务的忠实尽职而赢得了两朝统治者的信任。汤若望既是一位神学家、史学家，又是一位科学家、天文学家，在华40多年间，他为推动西学东渐，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近代科学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郎世宁

　　郎世宁（1688～1766年），原名Joseph Castiglione，出生于意大利的米兰，1707年加入耶稣会，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9月到达广州，同年12月进入北京，入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成为一名宫廷画师。康熙皇帝非常欣赏郎世宁的才华，命他学习中国画技法。在雍正年间，郎世宁曾为雍正皇帝画过多幅画像，但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命郎世宁为他的首席宫廷画家，使得郎世宁有机会为乾隆皇帝留下了不同题材的画幅，有乾隆皇帝的画像，如《弘历射猎聚餐图》、《哨鹿图》等；有反映后宫生活的画幅，如《亲蚕图》等；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画卷，如《万树赐宴图》、《阿玉锡持矛荡寇图》等。郎世宁在意大利受过严格的绘画训练，学习了中国画技法之后，他用西洋油画透视和明暗的技法画中国水墨画，融西洋画三维感念和中国画工笔绘法为一体，创造了新的画风，对中国的宫廷绘画影响非常大。

　　郎世宁的艺术才能在乾隆皇帝修建圆明园时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乾隆皇帝让他主持在圆明园修建一组西洋建筑，他设计了一系列具有意大利洛可可传统风格的城堡式建筑依喷泉而设，喷泉如雨，绿树成荫，美丽别致。这就是以后的西洋楼。从今天圆明园的残垣断壁之中，仍然能看出当年其构思精巧的设计和装饰奇特的技巧。在圆明园中，最著名的建筑是一座以十二生肖为题的喷泉，它位于海宴堂及其阶梯旁，这也是郎世宁主持设计的。该喷泉由12只动物铜像组成，每一只铜像轮流喷水一个时辰（两小时），到了正午，水柱从12只动物口中同时喷出，场面极为壮观。可惜1860年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野蛮洗劫，这些建筑也惨遭破坏。

　　作为一名传教士，郎世宁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他的宗教。他利用自己高超的绘画技艺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器重——他曾被乾隆赏三品顶戴，又用此来保护他的宗教。他曾三次面请乾隆皇帝缓和教禁，使得一度严厉的教禁有所缓和。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7月16日，郎世宁在北京病逝，乾隆皇帝颁旨对他的功劳进行嘉奖，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此圣旨也被刻在了他的墓碑上。终乾隆一朝，郎世宁所受到的恩遇之重，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传教士。郎世宁去世之后，乾隆皇帝赐银300两为他安葬，而一般的传教士只有200两，可见乾隆皇帝对郎世宁的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