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丰泽园主席论大小！俞、胡相继受批判(1)
第一节 行乞支教被扣帽红楼一现成昙花
义学建成后，武训又用下跪乞讨的方法请来教师和学生，穷孩子终于可以进学堂读书了。《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为武训扣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帽子，武训成为历史罪人。毛泽东在信中对“大人物”阻挠“小人物”的严厉批评，使当初曾对两位青年的问询“置之不理”的《文艺报》陷入了困境。
武训是个什么样的人
武训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幼年丧父，随母乞求。长大后给地主当长工，在给地主张老辫扛活时，张老辫欺他不识字，赖掉他的3年工钱——18吊钱，还说明明账上写着他已支走工钱，武训说了一句：“一个人要凭良心”，就被张老辫毒打一顿，赶出门外。武训自此醒悟，穷人只有识了字，有了文化，才能不受地主的欺侮，因此，他决心靠乞讨攒钱兴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读上书，从此，他走上了行乞兴学的道路。
他为了得到施舍，装着笑脸，到处向人下跪磕头。为了能讨到钱，他学狗爬，让人当驴当马骑，表演喝脏水、吞食砖头、屎尿、蛇蝎，甚至任人拳打脚踢，“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把钱积蓄起来，而他自己只是每天两个粗馍维持生存。
同治初年，武训与兄分居，分得土地3亩，他给转卖出去，卖钱120吊，加上历年储蓄，共计210吊。请人代为放债，获取利息，1878年起，开始典买土地，收取地租，到1886年，陆续买地230余亩，积钱2800余吊，1887年，柳林镇郭芬慷慨捐助土地一亩八分七厘，作为义学校址。武训在此建瓦房20间，修筑义学。1888年，义学建成，取名“崇贤义塾”。武训30年宏愿实现。1890年，馆陶县城北庄科村千佛寺僧人了证拿出自己多年积蓄，在杨二庄置学田80亩，宅基一所，建房十余间。武训捐资300吊，助其办学。杨二庄义学成立。1896年，武训在临清御史巷建第三所义学。这时，武训已50多岁，乞讨30余年。
义学建成后，武训又用下跪乞讨的方法请来教师和学生，穷孩子终于可以进学堂读书了。
然而武训仍过着乞讨的生活，毕了业的学生围着他乞求，不要再这样对待自己，然而武训仍一如既往，手持破瓢，手拄棍子，继续流浪乞讨，有病也舍不得花钱去看。就在建成第三所义学的那年农历四月，因为生病，他在一座倒塌的房子中拾了几粒发霉的中药丸，吃后中毒而死。这一年是1896年，终年58岁。他死后，葬于柳林镇“崇贤义塾”东侧。
武训喊出“扛活叫人欺”“修个义学为贫寒”的口号，行乞办义学，“让穷孩子会写会算，不受人骗”，这是劳动人民不甘欺侮，要求文化翻身的共同心声。他历尽艰难，“设学三州县”，可说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业绩。
清政府曾赐予武训“乐善好施”的匾额，封其为“义学正”，西太后慈禧也曾赏其黄马褂。辛亥革命以后，武训被誉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李公朴曾称其为“现代的圣人”。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改称“武训县”，柳林镇改为“武训镇”，并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很有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
《武训传》获得的誉与毁
孙瑜看过《武训先生画传》后，深为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所感动，决定动笔把故事改编为电影剧本。1948年，《武训传》电影剧本写成。
1948年夏，《武训传》开始在北京拍摄，11月，伪国防部中国制片厂停止摄制。其后，几经周折，终未完成。
解放后，曾因武训行乞兴学，其个人的悲剧性的反抗斗争方式与刚刚解放的中国那种火热的革命胜利情绪不相协调，考虑停拍。
1950年，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同志们进行了几次剧本座谈，认为《武训传》仍有拍摄的价值：（一）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武训传》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武训都能认识文化的重要，为穷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更应努力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加紧学习文化。（二）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改政策。影片描述了封建主义和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残暴。武训的斗争方式不能彻底铲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做到这一点。（三）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武训典型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俯首甘为孺子牛”。
同时编导孙瑜又对剧本进行了修改，特别增加了结尾的内容。
修改后的电影结尾是由解放后的小学女教师对武训兴学失败做了一个结论。女教师说：“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靠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中国劳动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好评如潮。报刊杂志上不断有赞扬文章出现，称它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对武训也是一片颂扬之声，称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他“艰苦不拔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为，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甘“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一些原来不安心教书工作的教师，看了《武训传》后，也发表文章，表示要像武训那样，安心工作，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
与此同时，也有人发表文章，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提出批评。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它歌颂了不应当歌颂的人物，它表扬了不必要表扬的事迹。”认为武训“不足为训”，他“走的是阶级调和的路线”，“没有站稳立场，是向统治者作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以武训的精神教育人民，只能是“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给予人民在精神上的影响不是自尊与自豪，而是自卑与自贱，这与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历史不相称，与伟大的现实运动不相应。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是与非，在文教界展开了自由的论争。
毛泽东亲草社论
电影《武训传》拍成后，毛泽东看了影片，也注意到了文教界的讨论。他敏锐地感到电影《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对于文教界的一片颂扬之声十分不满，认为这暴露了我国文艺界、知识界的思想混乱。他站在了对电影《武训传》持批评态度的一边，并亲自执笔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于1951年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
在社论中，毛泽东尖锐地抨击了武训行乞兴学的活动，指出在清末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得到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他批评电影《武训传》的作者是站在维护旧事物的立场上，宣扬了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思想，否定了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列举了一系列已发表的赞扬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文章及作者，指出如此之多的歌颂，足以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何种程度。他特别指责了一些共产党员，在这场斗争中学得的马克思主义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毛泽东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评论指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应当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做斗争，要求“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5月23日，中央电影局也向全国电影从业人员发出“通知”，“均须在各该单位负责同志有计划领导下，进行并展开对《武训传》的讨论，借以提高思想认识，同时并须负责向观众进行教育，以肃清不良影响。并须将讨论结果及经过情况随时汇报来局。”
自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群众性讨论和批判运动。《人民日报》社论成为此次运动的指导方针和思想武器。影片刚刚公演时的那种自由讨论变成了一面倒的猛烈批判。
政治与学术的混淆
1951年5月时，中宣部、教育部、华东局又先后发出指示和通知，指出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一种全国性的思想运动。说“武训精神”已经成为人民教育事业前进的严重的思想障碍，要求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普及到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并且要联系实际检查自己。
各个报刊、杂志发表大量的批判文章。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与此片有关的领导干部，以及发表过赞扬文章的同志都被迫做了检查。在一些学校甚至出现人人过关，批判“小武训”“活武训”的现象。
与此同时，由人民日报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地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为武训扣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帽子，武训成为历史罪人。
1951年6月，调查团由江青等人带队到山东进行调查，在未告之调查目的前，被调查人大都对武训加以赞扬，称他是好人、圣人。
然而调查团的目的是为武训已定的罪名找罪证，带着框框去调查，不愿听赞扬武训的话。
由于武训曾买了几百亩地，调查记中就称其为大地主，然而武训的地都为义学所有，并未盘剥群众，过地主生活，当地人也都称他叫化子。“大债主”的罪名，是说他拿积攒的钱去放债，武训确实积攒了上万贯钱，这些钱除了一部分寄存在钱庄银号外，有一部分借了出去，大部分借给了商人。借债也得了一些利息，这些钱也都用在了义学上。
“大流氓”的帽子，更是以流言蜚语为根据，无从证实的一个罪名。开调查会时，有的群众当玩笑说：武训曾认了一个30多岁的寡妇为干娘，还吃过他干娘的奶。同时调查组认为武训经常为讨钱在地上打滚、学爬、出洋相等是流氓行为，并且揣猜当地可能有个流氓集团，武训可能是这个集团的头头。
显然，这些结论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
同时，调查记还指出武训所办的义学是“不义之学”，是依靠封建统治势力，剥削、敲榨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和商人办学校。断言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及其他关于武训著作的作者，是站在反动立场上，颠倒黑白，欺骗人民。这篇调查记的发表，实际上为武训历史作了结论。
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长篇论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为《武训传》的批判作了总结。
影片《武训传》确实存在某些缺点，带有某些消极的东西，对于它的不同意见、赞与毁的争论都是正常的，对于文艺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通过讨论、辩论得以解决，对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然而采用大批判的政治运动形式来解决文艺创作问题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显然是不恰当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过于简单和粗暴，而且不够实事求是，甚至错误地上纲，把《武训传》说成是反对土地改革、反对镇压反革命、反对抗美援朝。在运动中，在党报上，以社论的形式，公开点了43篇赞扬文章、48个作者的名，对作者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同时，赞扬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人，被迫作公开的检讨。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创了对文艺创作干涉过多，用政治运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问题的先例，对于文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
绵长的阴影
由于电影《武训传》是在陶行知先生的提议下创作出来的，同时，陶行知也极为推崇武训，因此，在这次运动中，陶行知先生在逝世多年后，被公开点名受到批判，他辉煌的教育思想也受到了指责，这对新中国的教育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他早年在金陵大学文学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学习市政和教育，获两个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曾受教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917年陶行知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等课，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1920年，他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不久他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积极推行平民教育。呼吁改变农民没有文化，不懂科学，得不到教育的状况。并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把他的教育思想进行实施。抗战爆发后，他把生活教育与抗日救国联系起来，使生活教育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5年，积极开展民主教育运动。“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又说：“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1946年他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办学的目的是使失学青年有进修高等教育的机会。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脑溢血突然去世，年仅55岁。中共中央在延安为陶行知先生举行了追悼会，悼词称“他的死，是在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的奋斗中劳苦过度而死的。”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陶行知提倡平民教育，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读好书，做好人”。以改造社会，富国强民。他的教育思想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把教育从“少爷小姐”手里变为人民大众的教育。并把教育作为启迪人民觉悟、激发人民爱国精神的手段，引导人民追求美好的未来。
陶行知最根本的教育思想是生活教育。他认为中国教育的最大缺点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相脱离，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种教育只能培养既不劳心也不劳力的“书呆子”，陶先生则主张实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
他的“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他批评传统教育只管教，不管学，只教书，不教人，脱离社会实际的弊病。提出，教师的责任不在教书，而在教学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手脑并用，不要把学生培养成书呆子。对于教师，则要“教学相长”，不断进步。
作为为寻找中国大众教育出路而奋斗一生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武训是极为推崇的。他曾说过：“武训先生的精神，可以用三个无，四个有来表现他。他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但他所以能办三个学校，是因为他的四有：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因此，陶行知曾发起“新武训运动”，创立以武训命名的学校。
武训和陶行知办学所处的环境是相同的，一个是在封建社会，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办学，都是在抗争奋斗中办学，陶先生很重视武训，他曾说：“我对自己说武训先生以一个乞丐而创办柳林、临清、馆陶三个义塾。我和我的朋友的社会关系都比他好，连一个学校也不能维持，何以对得起小朋友，又何以对得起中华民族。”陶行知决心募集200万基金办好学校。他本人“卖字兴学”，节衣缩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
然而武、陶二人的办学宗旨却不同，武训是：“你们念好了书，千万不要忘记穷人。”而陶先生则旨在推行“生活教育”，要“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是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的具体化，郭沫若称其为“孙中山死后的一位孙中山”。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我党老教育家徐特立称赞陶行知“为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他的教育思想在很多方面适合社会主义教育的需要，可以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恰在此时，批判《武训传》，牵连到陶行知，使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受到冷落和批判，阻碍了我国教育制度的正常发展。
1985年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说：1951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风起青萍之末
“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
胡绳在30多年后充分肯定俞平伯“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的围攻是不正确的。”“对于学术领域的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讨论，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
1954年10月，一封由毛泽东亲笔署名的信件，摆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办公桌上。那时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的开端。而引发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是被称为“小人物”的两位青年作者在发表文章时的际遇。这是一篇关于重新评价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文章，它被认为触动了“红学”界素负盛名的大“红学”家和某些阻挠文章发表的“大人物”。由此，中国的学术文化界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红楼梦》作为中国近代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历来受到学术研究者的关注。对它的各种不同评价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并共同构成了一个专门学问——“红学”。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在此之前的一般称为“旧红学”，此后的则为“新红学”。“旧红学”中的主要流派是“索隐派”，即主要把《红楼梦》看成是影射清朝的具体人物和事件，为了“索”出“隐”去的真人实事，极尽穿凿附会；或者是把《红楼梦》看成一部单纯的政治小说，认为写的都是康熙雍正年间的满汉斗争，为了推求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的“底本”，不惜滥加猜度臆测。五四运动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拟驳了“索隐派”的种种谬说，开始采用新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特别是对作者曹雪芹和他的家世以及历代各种版本作了周密的考据。通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得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的新结论。胡适1921年写成《红楼梦考证》，俞平伯1922年写成《红楼梦辨》。这两部书当时并称为“新红学”的代表作。
俞平伯作为“新红学派”的肇始者，与胡适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在出版《红楼梦辨》以后不久（1925年），俞平伯就曾表示不同意胡适的“自叙传”说，认为《红楼梦》中贾家的事虽偶有些跟曹雪芹家相合或相关，却决不能处处比附，而流于“索隐派”的窠臼。此后，俞平伯的“红学家”的声名一直不减。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胡适在政治上依附国民党而逃离大陆，俞平伯便处于大陆红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著作也得到有关方面的推崇。俞平伯新版《红楼梦研究》发表后，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1953年5月出版的第9号，向读者推荐这部著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其中说“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俞平伯应报刊约稿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红楼梦》的文章，其中一篇近十万言的《读红楼梦随笔》，于1954年1月1日至4月23日在香港《大公报》连载。另有《红楼梦简论》一文发表于《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这是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成果的扼要总结，文章共三节，分别论述和介绍了《红楼梦》的传统性、独创性及著书的情况。
“新红学”在批判“旧红学”的过程中形成，以其进步的研究方法战胜了“旧红学”而自成一派，在校勘、考订及至追根溯源、对作品的艺术鉴赏和思想倾向的评价等方面，均颇有建树。胡适提出的“自叙传”说，总起来比“索隐派”更接近作品的实际，注意到了作者的经历、思想与作品的关系，也是学术上的一个进步。然而，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新红学派”仍然没有从各种谬误中解脱出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或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证方法，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评价《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如何更好地继承这笔丰富、宝贵的文学遗产，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红学”继续发展的一大课题。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也要求通过像新旧“红学”交替时期那种必要的批判、扬弃，使“红学”逐步走向现实主义典型论的科学之门。正是这样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大背景，把两个“小人物”推到了“红学”论争的前台。
义学建成后，武训又用下跪乞讨的方法请来教师和学生，穷孩子终于可以进学堂读书了。《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为武训扣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帽子，武训成为历史罪人。毛泽东在信中对“大人物”阻挠“小人物”的严厉批评，使当初曾对两位青年的问询“置之不理”的《文艺报》陷入了困境。
武训是个什么样的人
武训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幼年丧父，随母乞求。长大后给地主当长工，在给地主张老辫扛活时，张老辫欺他不识字，赖掉他的3年工钱——18吊钱，还说明明账上写着他已支走工钱，武训说了一句：“一个人要凭良心”，就被张老辫毒打一顿，赶出门外。武训自此醒悟，穷人只有识了字，有了文化，才能不受地主的欺侮，因此，他决心靠乞讨攒钱兴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读上书，从此，他走上了行乞兴学的道路。
他为了得到施舍，装着笑脸，到处向人下跪磕头。为了能讨到钱，他学狗爬，让人当驴当马骑，表演喝脏水、吞食砖头、屎尿、蛇蝎，甚至任人拳打脚踢，“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把钱积蓄起来，而他自己只是每天两个粗馍维持生存。
同治初年，武训与兄分居，分得土地3亩，他给转卖出去，卖钱120吊，加上历年储蓄，共计210吊。请人代为放债，获取利息，1878年起，开始典买土地，收取地租，到1886年，陆续买地230余亩，积钱2800余吊，1887年，柳林镇郭芬慷慨捐助土地一亩八分七厘，作为义学校址。武训在此建瓦房20间，修筑义学。1888年，义学建成，取名“崇贤义塾”。武训30年宏愿实现。1890年，馆陶县城北庄科村千佛寺僧人了证拿出自己多年积蓄，在杨二庄置学田80亩，宅基一所，建房十余间。武训捐资300吊，助其办学。杨二庄义学成立。1896年，武训在临清御史巷建第三所义学。这时，武训已50多岁，乞讨30余年。
义学建成后，武训又用下跪乞讨的方法请来教师和学生，穷孩子终于可以进学堂读书了。
然而武训仍过着乞讨的生活，毕了业的学生围着他乞求，不要再这样对待自己，然而武训仍一如既往，手持破瓢，手拄棍子，继续流浪乞讨，有病也舍不得花钱去看。就在建成第三所义学的那年农历四月，因为生病，他在一座倒塌的房子中拾了几粒发霉的中药丸，吃后中毒而死。这一年是1896年，终年58岁。他死后，葬于柳林镇“崇贤义塾”东侧。
武训喊出“扛活叫人欺”“修个义学为贫寒”的口号，行乞办义学，“让穷孩子会写会算，不受人骗”，这是劳动人民不甘欺侮，要求文化翻身的共同心声。他历尽艰难，“设学三州县”，可说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业绩。
清政府曾赐予武训“乐善好施”的匾额，封其为“义学正”，西太后慈禧也曾赏其黄马褂。辛亥革命以后，武训被誉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李公朴曾称其为“现代的圣人”。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改称“武训县”，柳林镇改为“武训镇”，并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很有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
《武训传》获得的誉与毁
孙瑜看过《武训先生画传》后，深为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所感动，决定动笔把故事改编为电影剧本。1948年，《武训传》电影剧本写成。
1948年夏，《武训传》开始在北京拍摄，11月，伪国防部中国制片厂停止摄制。其后，几经周折，终未完成。
解放后，曾因武训行乞兴学，其个人的悲剧性的反抗斗争方式与刚刚解放的中国那种火热的革命胜利情绪不相协调，考虑停拍。
1950年，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同志们进行了几次剧本座谈，认为《武训传》仍有拍摄的价值：（一）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武训传》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武训都能认识文化的重要，为穷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更应努力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加紧学习文化。（二）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改政策。影片描述了封建主义和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残暴。武训的斗争方式不能彻底铲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做到这一点。（三）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武训典型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俯首甘为孺子牛”。
同时编导孙瑜又对剧本进行了修改，特别增加了结尾的内容。
修改后的电影结尾是由解放后的小学女教师对武训兴学失败做了一个结论。女教师说：“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靠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中国劳动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好评如潮。报刊杂志上不断有赞扬文章出现，称它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对武训也是一片颂扬之声，称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他“艰苦不拔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为，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甘“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一些原来不安心教书工作的教师，看了《武训传》后，也发表文章，表示要像武训那样，安心工作，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
与此同时，也有人发表文章，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提出批评。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它歌颂了不应当歌颂的人物，它表扬了不必要表扬的事迹。”认为武训“不足为训”，他“走的是阶级调和的路线”，“没有站稳立场，是向统治者作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以武训的精神教育人民，只能是“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给予人民在精神上的影响不是自尊与自豪，而是自卑与自贱，这与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历史不相称，与伟大的现实运动不相应。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是与非，在文教界展开了自由的论争。
毛泽东亲草社论
电影《武训传》拍成后，毛泽东看了影片，也注意到了文教界的讨论。他敏锐地感到电影《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对于文教界的一片颂扬之声十分不满，认为这暴露了我国文艺界、知识界的思想混乱。他站在了对电影《武训传》持批评态度的一边，并亲自执笔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于1951年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
在社论中，毛泽东尖锐地抨击了武训行乞兴学的活动，指出在清末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得到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他批评电影《武训传》的作者是站在维护旧事物的立场上，宣扬了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思想，否定了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列举了一系列已发表的赞扬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文章及作者，指出如此之多的歌颂，足以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何种程度。他特别指责了一些共产党员，在这场斗争中学得的马克思主义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毛泽东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评论指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应当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做斗争，要求“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5月23日，中央电影局也向全国电影从业人员发出“通知”，“均须在各该单位负责同志有计划领导下，进行并展开对《武训传》的讨论，借以提高思想认识，同时并须负责向观众进行教育，以肃清不良影响。并须将讨论结果及经过情况随时汇报来局。”
自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群众性讨论和批判运动。《人民日报》社论成为此次运动的指导方针和思想武器。影片刚刚公演时的那种自由讨论变成了一面倒的猛烈批判。
政治与学术的混淆
1951年5月时，中宣部、教育部、华东局又先后发出指示和通知，指出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一种全国性的思想运动。说“武训精神”已经成为人民教育事业前进的严重的思想障碍，要求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普及到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并且要联系实际检查自己。
各个报刊、杂志发表大量的批判文章。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与此片有关的领导干部，以及发表过赞扬文章的同志都被迫做了检查。在一些学校甚至出现人人过关，批判“小武训”“活武训”的现象。
与此同时，由人民日报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地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为武训扣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帽子，武训成为历史罪人。
1951年6月，调查团由江青等人带队到山东进行调查，在未告之调查目的前，被调查人大都对武训加以赞扬，称他是好人、圣人。
然而调查团的目的是为武训已定的罪名找罪证，带着框框去调查，不愿听赞扬武训的话。
由于武训曾买了几百亩地，调查记中就称其为大地主，然而武训的地都为义学所有，并未盘剥群众，过地主生活，当地人也都称他叫化子。“大债主”的罪名，是说他拿积攒的钱去放债，武训确实积攒了上万贯钱，这些钱除了一部分寄存在钱庄银号外，有一部分借了出去，大部分借给了商人。借债也得了一些利息，这些钱也都用在了义学上。
“大流氓”的帽子，更是以流言蜚语为根据，无从证实的一个罪名。开调查会时，有的群众当玩笑说：武训曾认了一个30多岁的寡妇为干娘，还吃过他干娘的奶。同时调查组认为武训经常为讨钱在地上打滚、学爬、出洋相等是流氓行为，并且揣猜当地可能有个流氓集团，武训可能是这个集团的头头。
显然，这些结论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
同时，调查记还指出武训所办的义学是“不义之学”，是依靠封建统治势力，剥削、敲榨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和商人办学校。断言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及其他关于武训著作的作者，是站在反动立场上，颠倒黑白，欺骗人民。这篇调查记的发表，实际上为武训历史作了结论。
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长篇论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为《武训传》的批判作了总结。
影片《武训传》确实存在某些缺点，带有某些消极的东西，对于它的不同意见、赞与毁的争论都是正常的，对于文艺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通过讨论、辩论得以解决，对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然而采用大批判的政治运动形式来解决文艺创作问题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显然是不恰当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过于简单和粗暴，而且不够实事求是，甚至错误地上纲，把《武训传》说成是反对土地改革、反对镇压反革命、反对抗美援朝。在运动中，在党报上，以社论的形式，公开点了43篇赞扬文章、48个作者的名，对作者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同时，赞扬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人，被迫作公开的检讨。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创了对文艺创作干涉过多，用政治运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问题的先例，对于文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
绵长的阴影
由于电影《武训传》是在陶行知先生的提议下创作出来的，同时，陶行知也极为推崇武训，因此，在这次运动中，陶行知先生在逝世多年后，被公开点名受到批判，他辉煌的教育思想也受到了指责，这对新中国的教育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他早年在金陵大学文学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学习市政和教育，获两个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曾受教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917年陶行知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等课，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1920年，他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不久他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积极推行平民教育。呼吁改变农民没有文化，不懂科学，得不到教育的状况。并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把他的教育思想进行实施。抗战爆发后，他把生活教育与抗日救国联系起来，使生活教育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5年，积极开展民主教育运动。“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又说：“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1946年他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办学的目的是使失学青年有进修高等教育的机会。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脑溢血突然去世，年仅55岁。中共中央在延安为陶行知先生举行了追悼会，悼词称“他的死，是在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的奋斗中劳苦过度而死的。”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陶行知提倡平民教育，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读好书，做好人”。以改造社会，富国强民。他的教育思想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把教育从“少爷小姐”手里变为人民大众的教育。并把教育作为启迪人民觉悟、激发人民爱国精神的手段，引导人民追求美好的未来。
陶行知最根本的教育思想是生活教育。他认为中国教育的最大缺点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相脱离，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种教育只能培养既不劳心也不劳力的“书呆子”，陶先生则主张实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
他的“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他批评传统教育只管教，不管学，只教书，不教人，脱离社会实际的弊病。提出，教师的责任不在教书，而在教学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手脑并用，不要把学生培养成书呆子。对于教师，则要“教学相长”，不断进步。
作为为寻找中国大众教育出路而奋斗一生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武训是极为推崇的。他曾说过：“武训先生的精神，可以用三个无，四个有来表现他。他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但他所以能办三个学校，是因为他的四有：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因此，陶行知曾发起“新武训运动”，创立以武训命名的学校。
武训和陶行知办学所处的环境是相同的，一个是在封建社会，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办学，都是在抗争奋斗中办学，陶先生很重视武训，他曾说：“我对自己说武训先生以一个乞丐而创办柳林、临清、馆陶三个义塾。我和我的朋友的社会关系都比他好，连一个学校也不能维持，何以对得起小朋友，又何以对得起中华民族。”陶行知决心募集200万基金办好学校。他本人“卖字兴学”，节衣缩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
然而武、陶二人的办学宗旨却不同，武训是：“你们念好了书，千万不要忘记穷人。”而陶先生则旨在推行“生活教育”，要“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是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的具体化，郭沫若称其为“孙中山死后的一位孙中山”。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我党老教育家徐特立称赞陶行知“为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他的教育思想在很多方面适合社会主义教育的需要，可以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恰在此时，批判《武训传》，牵连到陶行知，使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受到冷落和批判，阻碍了我国教育制度的正常发展。
1985年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说：1951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风起青萍之末
“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
胡绳在30多年后充分肯定俞平伯“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的围攻是不正确的。”“对于学术领域的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讨论，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
1954年10月，一封由毛泽东亲笔署名的信件，摆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办公桌上。那时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的开端。而引发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是被称为“小人物”的两位青年作者在发表文章时的际遇。这是一篇关于重新评价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文章，它被认为触动了“红学”界素负盛名的大“红学”家和某些阻挠文章发表的“大人物”。由此，中国的学术文化界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红楼梦》作为中国近代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历来受到学术研究者的关注。对它的各种不同评价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并共同构成了一个专门学问——“红学”。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在此之前的一般称为“旧红学”，此后的则为“新红学”。“旧红学”中的主要流派是“索隐派”，即主要把《红楼梦》看成是影射清朝的具体人物和事件，为了“索”出“隐”去的真人实事，极尽穿凿附会；或者是把《红楼梦》看成一部单纯的政治小说，认为写的都是康熙雍正年间的满汉斗争，为了推求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的“底本”，不惜滥加猜度臆测。五四运动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拟驳了“索隐派”的种种谬说，开始采用新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特别是对作者曹雪芹和他的家世以及历代各种版本作了周密的考据。通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得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的新结论。胡适1921年写成《红楼梦考证》，俞平伯1922年写成《红楼梦辨》。这两部书当时并称为“新红学”的代表作。
俞平伯作为“新红学派”的肇始者，与胡适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在出版《红楼梦辨》以后不久（1925年），俞平伯就曾表示不同意胡适的“自叙传”说，认为《红楼梦》中贾家的事虽偶有些跟曹雪芹家相合或相关，却决不能处处比附，而流于“索隐派”的窠臼。此后，俞平伯的“红学家”的声名一直不减。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胡适在政治上依附国民党而逃离大陆，俞平伯便处于大陆红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著作也得到有关方面的推崇。俞平伯新版《红楼梦研究》发表后，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1953年5月出版的第9号，向读者推荐这部著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其中说“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俞平伯应报刊约稿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红楼梦》的文章，其中一篇近十万言的《读红楼梦随笔》，于1954年1月1日至4月23日在香港《大公报》连载。另有《红楼梦简论》一文发表于《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这是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成果的扼要总结，文章共三节，分别论述和介绍了《红楼梦》的传统性、独创性及著书的情况。
“新红学”在批判“旧红学”的过程中形成，以其进步的研究方法战胜了“旧红学”而自成一派，在校勘、考订及至追根溯源、对作品的艺术鉴赏和思想倾向的评价等方面，均颇有建树。胡适提出的“自叙传”说，总起来比“索隐派”更接近作品的实际，注意到了作者的经历、思想与作品的关系，也是学术上的一个进步。然而，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新红学派”仍然没有从各种谬误中解脱出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或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证方法，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评价《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如何更好地继承这笔丰富、宝贵的文学遗产，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红学”继续发展的一大课题。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也要求通过像新旧“红学”交替时期那种必要的批判、扬弃，使“红学”逐步走向现实主义典型论的科学之门。正是这样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大背景，把两个“小人物”推到了“红学”论争的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