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丰泽园主席论大小！俞、胡相继受批判(2)
1954年，两位初涉文艺研究领域的青年——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先写信问《文艺报》，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文艺报》没有答复。他们又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1954年9月号发表了李、蓝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该文着重批评俞平伯贬低《红楼梦》的“反封建现实意义”，宣扬《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是一部“怨而不怒”的书等“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指出《红楼梦》“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了曹雪芹对“本阶级必然灭亡”的预感，写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的悲剧”，“人们通过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获得的教育，不是坠入命定论的深渊，而是激发起对于封建统治者及其他全部制度的深刻的憎恨。”文章严厉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与方法，“基本上没有脱离旧红学家们的窠臼”，因而得出了一系列“反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结论”。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在有关方面引起不同的反响。9月中旬，当时在文化部文艺处任职的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拿着这篇文章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中共中央机关报予以转载，以期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人民日报》及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周扬等认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不同意转载。后经折衷，指定在中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第18期上全文转载。《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出面会见了两位青年作者，商谈了文章的观点及编辑事宜。冯雪峰并为转载该文写了编者按，指出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不难看出，这个按语的用意是在基本肯定李、蓝文章的基础上，倡导正常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以求得对《红楼梦》这部文学名著的科学认识。
10月10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专栏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该文批评俞平伯的新版《红楼梦研究》中所持的“自然主义的主观主义见解”，认为这种“把《红楼梦》作为一部自然主义（作品）来评价，而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的见解，无非是重复了胡适的滥调，即符合胡适所说《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文章说俞平伯与胡适的目的也许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这里第一次把俞平伯同胡适直接联系起来批判。《光明日报》专栏编者按肯定了作者试图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希望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这个由两个“小人物”挑起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尖锐的学术争端，引起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特别重视。毛泽东通过江青这一特殊渠道，了解和关注事情的发展，抓住了这一偶发事件，从中透视出重大的“政治意义”。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有关方面领导人写了《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直接干预了这场争论，由此发动了一场远远超过原来学术批评范围的政治批判运动。
导火索连通的政治意向
毛泽东采取给中共中央最高层次领导人写信的方式，发表对某一具体事情的看法，其政治涵义非同寻常。这封信开宗明义就点明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实质，即李、蓝二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了他对有关方面处理李、蓝文章的态度的不满。他说，“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的文章几经周折才得发表，却未被重视。本来有人（即江青）“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接下来，毛泽东开始提出尖锐的批评：“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况几乎是相同的。”
在这里，毛泽东重提1951年涉及电影界、教育界的那场批判风云，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他对近年来诸如此类的文艺现象总是被漠然视之的状况十分不满。他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毛泽东在信的结尾里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这封信所表达的政治意向是极为鲜明的。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实际上只是一个导火索、突破口，而批判的主要目标则直接指向胡适，发动批判运动的意图也是清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哲学和文化学术领域的影响。这个大的政治背景和意图，是和他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脉相承的。这封信当时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传达，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就向文艺界、理论界宣布了信中的基本精神，并通过报纸宣传媒介传向社会各界。
首先是《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了署名钟落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10月2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第三篇文章《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这篇文章比起前两篇更多地带有了政治批判的色彩，激烈地抨击“新红学”的实质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指责俞平伯在解放以后新的政治条件下，“却把旧作改头换面地重新发表出来”，“而骨子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毫无改变地保留下来”；断言俞平伯“以隐蔽的方式，向学术界和广大青年读者公开地贩卖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使它在中国学术界中间借尸还魂”。文章特别点明“有人对俞平伯先生的考证工作备加赞扬，这就使俞平伯所继承的胡适的反动思想流毒”，“在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里”得以“挣扎”。这些文章都紧扣了毛泽东信中所强调的“政治主题”。
毛泽东在信中对“大人物”阻挠“小人物”的严厉批评，使当初曾对两位青年的问询“置之不理”的《文艺报》陷入了困境。首先是《人民日报》副主编袁水拍署名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严辞斥责《文艺报》编者（即指冯雪峰）对“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委屈求全”，对唯心论观点“容忍、依从甚至赞扬”，对青年作者、“小人物”则阻拦、压制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这样由中央一级党报公开“质问”中央一级文艺领导机关刊物，自建国以来是第一次。实际上这是根据毛泽东的亲口指示而采取的超乎寻常的做法，以便一开始就把问题提到足够尖锐的程度。毛泽东审阅了这篇“质问”，还亲笔加了一条：“《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在有这样大来头的“质问”下，《文艺报》主编冯雪峰非立即公开检讨不可。
11月4日，《人民日报》登出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他承认在处理李、蓝文章问题上，一是没有认识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思想斗争，表现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投降；二是贬低了李、蓝文章的战斗意义和影响，同时又贬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因此感到“责任的重大，感到深刻的犯罪感”，自责“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不满意冯雪峰的检讨，在发表这篇检讨的报纸上作了多处批注，说冯雪峰不是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深潭里了”；说他不是“缺乏”马列主义战斗精神的问题，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说他不是“不自觉地”轻视新生力量，而“应该是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说他“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等等，最终确定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题”，批判冯雪峰。
毛泽东这封信的传达，学习和贯彻，在整个文化学术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紧急召集会议，对照毛泽东的信进行思想检查，布置开展批判运动。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迅即邀集全国著名专家教授，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指出在古典文学领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批判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从10月底到12月初，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等问题，展开讨论，统一思想，提高对这场斗争意义的认识。总之，整个文化学术领域在极短时间内都紧急动员起来了。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份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的谈话，着重强调要扩大斗争的范围，即“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学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作家们、科学家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报纸杂志的编辑人员，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这番谈话，最准确地反映了最高领导层发动这场运动的主旨和意图。
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混淆
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第八次扩大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确认《文艺报》的主要错误是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决定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新的编委会，并责成中国各文学艺术家协会和所属各地分会以及省市文联所属机关刊物，都根据这个决议的方针检查并改进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总结性发言，把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进一步概括为“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他检查到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没有充分地展开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去”，结果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这表明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为此，提出必须坚决地开展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准备有计划地对胡适思想进行系统的批判，以便把胡适的反动思想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遗毒彻底地肃清。郭沫若还谈到了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问题，但是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一项迫切的对敌战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尽可能迅速地把这种错误思想肃清，再也不能允许它有存在的自由”，而这种批判，是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有所区别”的。这样一种政策性说明，本意是想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但又把一场思想批判说成是“对敌战斗”，这就已经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随着批判运动不断发展，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相互混淆的情况愈益严重起来。
总之，由《红楼梦》研究问题引发的思想批判运动，从上到下向全国范围推开，其来势甚猛，涉及面甚宽，先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报刊文章及讨论会、批判会形成对俞平伯的政治性围攻，接着将运动引向对胡适唯心论及其在各个学术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的批判。
在这场批判运动中，全国各报刊就《红楼梦》研究问题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其中有129篇由作家出版社编入《红楼梦讨论集》，共4集，约100万字，这些文章集中论述《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主义的倾向，深刻暴露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内外矛盾和斗争，深刻揭示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即将崩溃的历史命运。这些文章着重批判俞平伯承袭胡适的观点和方法，割弃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否定作品的现实主义性质，用烦琐考据把人们引向不可知的迷津。具体说来，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所谓“自传说”，否认了《红楼梦》是对整个封建社会面貌的艺术概括，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抹杀了这部著作是作者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封建社会进行解剖的典型意义。
第二，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和“钗黛合一”说，否定了作品深刻暴露封建社会种种罪恶的积极意义，把互相矛盾的两个人物形象调和在一起，抹杀了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态度和爱憎的倾向性。
第三，所谓“色空观念”说，否认作品写的是现实社会的人生悲剧，是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整个社会面貌的真实反映和缩影，从而抹杀了这部杰作的现实主义特色。
第四，所谓“脱胎于前世作品”说，曲解了文学的“传统性”，牵强附会地推测作者的“模仿性”，否认了作者的独创性，从而贬低了作品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价值，等等。
这些具体观点的批判，单独抽出来应该说带有学术批评的性质，但事实上它们都是与全国规模的思想政治批判运动融为一体，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这就势必造成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不清。在一哄而起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中，很少有人去划分也根本划不清二者之间的界限。由于确认主观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对唯心论的批判是一场“迫切的对敌斗争”，本来属于学术观点范围的问题，就被提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来批判。比如周杨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第八次扩大联席会议上所作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就指责俞平伯考证和评价《红楼梦》，“也是有引导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说俞平伯的文学见解“不但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封建的”。
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王若水、周汝昌、张啸虎等人的文章来看，有的称俞平伯歪曲、贬抑《红楼梦》的阶级根源是五四以来“洋场绅士的本色”。其目的“在于散布民族自卑感，为帝国主义的‘文明’和‘理论’张目”；有的论证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封建士大夫立场”，认为他的“封建阶级立场、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趣味主义的研究态度和形式主义的主观的研究方法，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帮闲文人金圣叹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的则断言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是买办资产阶级意识和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按其思想本质来说，这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的一种具体表现。”更有甚者，有的文章则把俞平伯发表论著一事，牵强附会地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批判，认为俞平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时刻，抛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货色，这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是胡适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配合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抗拒”和“反抗”，等等。总之，胡乱上纲，乱扣帽子，成为这场批判的一大特色。
这一类随意上纲的批判，在形成对俞平伯的政治性围攻当中具有相当的分量，起着某种“定调子”的引导作用，使得一涌而上的大量批判文章，处处都要上到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个纲上，又把胡适派“新红学”的唯心主义学术观点，统统看做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这就不能不混淆学术观点与思想观念的界限，进而又混淆思想认识与政治立场的界限，也就很难谈得上批判的郑重性和科学性，结果只能是对俞平伯的红学家地位一笔抹煞，对他在《红楼梦》的“辨伪”“存真”等方面的功绩一概否定，在精神上造成对俞平伯及老一辈专家、学者的伤害，不利于学术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
斗争向各个学术文化领域扩展
以对俞平伯和“新红学”的批判为契机，冲开突破口以后，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清除五四以来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在整个思想界的流毒的影响。为此，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推举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9人组成委员会，由郭沫若为主任，商定从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中国哲学史观点、中国文学史观点及其他等9个方面开展批判和讨论。从1954年12月底到1955年3月，由这个委员会主持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讨论会，共举行了21次。这一期间，全国各地都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各高等学校举行各种讨论会、座谈会和批判会。全国省、市级以上的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文章。199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共8册，收入文章150多篇，约200多万字。
这些文章集中批判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包括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和真理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及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批判了胡适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和反对人民革命的反动立场；批判了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及其反科学的历史观；批判了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中的虚无主义态度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以及烦琐考据造成的危害，等等，这些批判对于清除胡适思想中的毒素在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运动一哄而起，把对胡适的思想批判确认为“对敌斗争”的特定环境下，批判与斗争的正义性大大超过了应有的科学性，对于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复杂影响和作用，缺乏具体的历史分析，特别是没有把他的学术上的独特贡献同他反动的政治实践严格区别开来，因而造成对胡适形象的扭曲，似乎他仅仅是“美帝国主义的奴才”“封建地主与买办阶级的混血儿”“美帝豢养的从文化方面侵略中国的走狗”，从而抹煞了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宗匠”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强调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要的战线，不“首先”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就不能保证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为此，提出必须在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及其他部门和各人民团体的大约500万有阅读能力的党内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中具体地批判唯心主义的思想，树立唯物主义的思想。并规定采取演讲的方式进行宣传。这实际上是配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思想文化战线的总动员，掀起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高潮。与此相适应，批判运动延伸，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如文化社会学方面，批判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的文化观”和“乡村建设运动理论”以及否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在教育界、批判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医药卫生界，批判贺诚“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工程建筑方面，批判梁思成“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设计思想；在文艺界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和理论，等等。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将批判运动扩展到各个领域的做法，强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是在学术界及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推动科学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并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所以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就决不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注意领导和发展这种思想斗争，并用各种方法使它的影响首先扩大到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中，然后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许多有关部门上挂下联地寻找各自领域的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做法愈益发展，一方面在反对对资产阶级“名人”的偶像崇拜的口号下，鼓励和提倡批判学术“权威”；一方面对认为是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这样，就不可避免牵涉到知识界许多有名望、有影响的人士，使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从而伤害了一批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知识分子，否定了他们既有的学术成就和对科学文化事业的贡献，挫伤了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不断探索的进取精神，实际上在学术文化领域设置了人为的障碍，阻滞了国家和社会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在有关方面引起不同的反响。9月中旬，当时在文化部文艺处任职的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拿着这篇文章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中共中央机关报予以转载，以期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人民日报》及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周扬等认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不同意转载。后经折衷，指定在中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第18期上全文转载。《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出面会见了两位青年作者，商谈了文章的观点及编辑事宜。冯雪峰并为转载该文写了编者按，指出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不难看出，这个按语的用意是在基本肯定李、蓝文章的基础上，倡导正常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以求得对《红楼梦》这部文学名著的科学认识。
10月10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专栏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该文批评俞平伯的新版《红楼梦研究》中所持的“自然主义的主观主义见解”，认为这种“把《红楼梦》作为一部自然主义（作品）来评价，而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的见解，无非是重复了胡适的滥调，即符合胡适所说《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文章说俞平伯与胡适的目的也许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这里第一次把俞平伯同胡适直接联系起来批判。《光明日报》专栏编者按肯定了作者试图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希望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这个由两个“小人物”挑起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尖锐的学术争端，引起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特别重视。毛泽东通过江青这一特殊渠道，了解和关注事情的发展，抓住了这一偶发事件，从中透视出重大的“政治意义”。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有关方面领导人写了《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直接干预了这场争论，由此发动了一场远远超过原来学术批评范围的政治批判运动。
导火索连通的政治意向
毛泽东采取给中共中央最高层次领导人写信的方式，发表对某一具体事情的看法，其政治涵义非同寻常。这封信开宗明义就点明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实质，即李、蓝二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了他对有关方面处理李、蓝文章的态度的不满。他说，“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的文章几经周折才得发表，却未被重视。本来有人（即江青）“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接下来，毛泽东开始提出尖锐的批评：“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况几乎是相同的。”
在这里，毛泽东重提1951年涉及电影界、教育界的那场批判风云，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他对近年来诸如此类的文艺现象总是被漠然视之的状况十分不满。他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毛泽东在信的结尾里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这封信所表达的政治意向是极为鲜明的。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实际上只是一个导火索、突破口，而批判的主要目标则直接指向胡适，发动批判运动的意图也是清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哲学和文化学术领域的影响。这个大的政治背景和意图，是和他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脉相承的。这封信当时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传达，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就向文艺界、理论界宣布了信中的基本精神，并通过报纸宣传媒介传向社会各界。
首先是《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了署名钟落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10月2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第三篇文章《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这篇文章比起前两篇更多地带有了政治批判的色彩，激烈地抨击“新红学”的实质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指责俞平伯在解放以后新的政治条件下，“却把旧作改头换面地重新发表出来”，“而骨子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毫无改变地保留下来”；断言俞平伯“以隐蔽的方式，向学术界和广大青年读者公开地贩卖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使它在中国学术界中间借尸还魂”。文章特别点明“有人对俞平伯先生的考证工作备加赞扬，这就使俞平伯所继承的胡适的反动思想流毒”，“在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里”得以“挣扎”。这些文章都紧扣了毛泽东信中所强调的“政治主题”。
毛泽东在信中对“大人物”阻挠“小人物”的严厉批评，使当初曾对两位青年的问询“置之不理”的《文艺报》陷入了困境。首先是《人民日报》副主编袁水拍署名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严辞斥责《文艺报》编者（即指冯雪峰）对“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委屈求全”，对唯心论观点“容忍、依从甚至赞扬”，对青年作者、“小人物”则阻拦、压制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这样由中央一级党报公开“质问”中央一级文艺领导机关刊物，自建国以来是第一次。实际上这是根据毛泽东的亲口指示而采取的超乎寻常的做法，以便一开始就把问题提到足够尖锐的程度。毛泽东审阅了这篇“质问”，还亲笔加了一条：“《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在有这样大来头的“质问”下，《文艺报》主编冯雪峰非立即公开检讨不可。
11月4日，《人民日报》登出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他承认在处理李、蓝文章问题上，一是没有认识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思想斗争，表现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投降；二是贬低了李、蓝文章的战斗意义和影响，同时又贬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因此感到“责任的重大，感到深刻的犯罪感”，自责“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不满意冯雪峰的检讨，在发表这篇检讨的报纸上作了多处批注，说冯雪峰不是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深潭里了”；说他不是“缺乏”马列主义战斗精神的问题，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说他不是“不自觉地”轻视新生力量，而“应该是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说他“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等等，最终确定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题”，批判冯雪峰。
毛泽东这封信的传达，学习和贯彻，在整个文化学术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紧急召集会议，对照毛泽东的信进行思想检查，布置开展批判运动。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迅即邀集全国著名专家教授，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指出在古典文学领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批判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从10月底到12月初，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等问题，展开讨论，统一思想，提高对这场斗争意义的认识。总之，整个文化学术领域在极短时间内都紧急动员起来了。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份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的谈话，着重强调要扩大斗争的范围，即“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学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作家们、科学家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报纸杂志的编辑人员，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这番谈话，最准确地反映了最高领导层发动这场运动的主旨和意图。
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混淆
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第八次扩大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确认《文艺报》的主要错误是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决定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新的编委会，并责成中国各文学艺术家协会和所属各地分会以及省市文联所属机关刊物，都根据这个决议的方针检查并改进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总结性发言，把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进一步概括为“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他检查到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没有充分地展开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去”，结果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这表明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为此，提出必须坚决地开展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准备有计划地对胡适思想进行系统的批判，以便把胡适的反动思想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遗毒彻底地肃清。郭沫若还谈到了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问题，但是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一项迫切的对敌战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尽可能迅速地把这种错误思想肃清，再也不能允许它有存在的自由”，而这种批判，是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有所区别”的。这样一种政策性说明，本意是想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但又把一场思想批判说成是“对敌战斗”，这就已经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随着批判运动不断发展，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相互混淆的情况愈益严重起来。
总之，由《红楼梦》研究问题引发的思想批判运动，从上到下向全国范围推开，其来势甚猛，涉及面甚宽，先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报刊文章及讨论会、批判会形成对俞平伯的政治性围攻，接着将运动引向对胡适唯心论及其在各个学术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的批判。
在这场批判运动中，全国各报刊就《红楼梦》研究问题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其中有129篇由作家出版社编入《红楼梦讨论集》，共4集，约100万字，这些文章集中论述《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主义的倾向，深刻暴露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内外矛盾和斗争，深刻揭示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即将崩溃的历史命运。这些文章着重批判俞平伯承袭胡适的观点和方法，割弃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否定作品的现实主义性质，用烦琐考据把人们引向不可知的迷津。具体说来，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所谓“自传说”，否认了《红楼梦》是对整个封建社会面貌的艺术概括，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抹杀了这部著作是作者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封建社会进行解剖的典型意义。
第二，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和“钗黛合一”说，否定了作品深刻暴露封建社会种种罪恶的积极意义，把互相矛盾的两个人物形象调和在一起，抹杀了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态度和爱憎的倾向性。
第三，所谓“色空观念”说，否认作品写的是现实社会的人生悲剧，是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整个社会面貌的真实反映和缩影，从而抹杀了这部杰作的现实主义特色。
第四，所谓“脱胎于前世作品”说，曲解了文学的“传统性”，牵强附会地推测作者的“模仿性”，否认了作者的独创性，从而贬低了作品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价值，等等。
这些具体观点的批判，单独抽出来应该说带有学术批评的性质，但事实上它们都是与全国规模的思想政治批判运动融为一体，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这就势必造成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不清。在一哄而起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中，很少有人去划分也根本划不清二者之间的界限。由于确认主观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对唯心论的批判是一场“迫切的对敌斗争”，本来属于学术观点范围的问题，就被提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来批判。比如周杨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第八次扩大联席会议上所作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就指责俞平伯考证和评价《红楼梦》，“也是有引导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说俞平伯的文学见解“不但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封建的”。
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王若水、周汝昌、张啸虎等人的文章来看，有的称俞平伯歪曲、贬抑《红楼梦》的阶级根源是五四以来“洋场绅士的本色”。其目的“在于散布民族自卑感，为帝国主义的‘文明’和‘理论’张目”；有的论证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封建士大夫立场”，认为他的“封建阶级立场、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趣味主义的研究态度和形式主义的主观的研究方法，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帮闲文人金圣叹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的则断言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是买办资产阶级意识和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按其思想本质来说，这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的一种具体表现。”更有甚者，有的文章则把俞平伯发表论著一事，牵强附会地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批判，认为俞平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时刻，抛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货色，这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是胡适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配合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抗拒”和“反抗”，等等。总之，胡乱上纲，乱扣帽子，成为这场批判的一大特色。
这一类随意上纲的批判，在形成对俞平伯的政治性围攻当中具有相当的分量，起着某种“定调子”的引导作用，使得一涌而上的大量批判文章，处处都要上到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个纲上，又把胡适派“新红学”的唯心主义学术观点，统统看做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这就不能不混淆学术观点与思想观念的界限，进而又混淆思想认识与政治立场的界限，也就很难谈得上批判的郑重性和科学性，结果只能是对俞平伯的红学家地位一笔抹煞，对他在《红楼梦》的“辨伪”“存真”等方面的功绩一概否定，在精神上造成对俞平伯及老一辈专家、学者的伤害，不利于学术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
斗争向各个学术文化领域扩展
以对俞平伯和“新红学”的批判为契机，冲开突破口以后，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清除五四以来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在整个思想界的流毒的影响。为此，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推举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9人组成委员会，由郭沫若为主任，商定从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中国哲学史观点、中国文学史观点及其他等9个方面开展批判和讨论。从1954年12月底到1955年3月，由这个委员会主持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讨论会，共举行了21次。这一期间，全国各地都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各高等学校举行各种讨论会、座谈会和批判会。全国省、市级以上的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文章。199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共8册，收入文章150多篇，约200多万字。
这些文章集中批判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包括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和真理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及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批判了胡适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和反对人民革命的反动立场；批判了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及其反科学的历史观；批判了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中的虚无主义态度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以及烦琐考据造成的危害，等等，这些批判对于清除胡适思想中的毒素在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运动一哄而起，把对胡适的思想批判确认为“对敌斗争”的特定环境下，批判与斗争的正义性大大超过了应有的科学性，对于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复杂影响和作用，缺乏具体的历史分析，特别是没有把他的学术上的独特贡献同他反动的政治实践严格区别开来，因而造成对胡适形象的扭曲，似乎他仅仅是“美帝国主义的奴才”“封建地主与买办阶级的混血儿”“美帝豢养的从文化方面侵略中国的走狗”，从而抹煞了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宗匠”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强调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要的战线，不“首先”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就不能保证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为此，提出必须在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及其他部门和各人民团体的大约500万有阅读能力的党内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中具体地批判唯心主义的思想，树立唯物主义的思想。并规定采取演讲的方式进行宣传。这实际上是配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思想文化战线的总动员，掀起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高潮。与此相适应，批判运动延伸，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如文化社会学方面，批判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的文化观”和“乡村建设运动理论”以及否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在教育界、批判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医药卫生界，批判贺诚“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工程建筑方面，批判梁思成“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设计思想；在文艺界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和理论，等等。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将批判运动扩展到各个领域的做法，强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是在学术界及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推动科学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并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所以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就决不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注意领导和发展这种思想斗争，并用各种方法使它的影响首先扩大到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中，然后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许多有关部门上挂下联地寻找各自领域的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做法愈益发展，一方面在反对对资产阶级“名人”的偶像崇拜的口号下，鼓励和提倡批判学术“权威”；一方面对认为是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这样，就不可避免牵涉到知识界许多有名望、有影响的人士，使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从而伤害了一批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知识分子，否定了他们既有的学术成就和对科学文化事业的贡献，挫伤了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不断探索的进取精神，实际上在学术文化领域设置了人为的障碍，阻滞了国家和社会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