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丰泽园主席论大小！俞、胡相继受批判(3)
总起来看，由于对过渡时期社会意识形态演变的规律性缺乏清醒认识，由于对文化学术领域多方面、多类型、多层次的复杂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政治运动方式来处理，1954年到1955年由两个青年的学术批评引发的一场空前规模的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结果是不成功的。它不仅没有在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取得预期的切有实效的成绩，反而造成理论科学研究中的行政干预现象不断强化，公式化、教条化倾向日益严重，失去了学术发展所必需的民主气氛和自由争论的环境，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失倾，并为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由于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提到对俞平伯这一类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所幸俞平伯作为《红楼梦研究》的作者，在受到批判之后检查了自己学术观点上的错误，得以继续在北京大学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和校订工作，在他的后半生又写了关于《红楼梦》十二钗的文章，力图用新的观点进行研究，并在原有基础有所前进。
一晃30多年过去，198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纪念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会上对俞平伯的学术生涯和1954年的那场批判，作了历史的评价。胡绳充分肯定俞平伯“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对小说、戏曲、诗词的研究，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为学术界重视的成果。”胡绳特别指出，俞平伯早在20年代初对《红楼梦》进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胡绳强调，对于学术领域的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
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公开为俞平伯平反，也是对这一类历史教训的郑重总结，即只有提倡在正常的气氛下进行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和辩论，才能团结一切努力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的学术工作者，共同前进，共同追求真理。这是国家进步的希望所在。
第二节 胡风上书起风波冤案一酿沉卅载
1955年，可谓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多事之秋”。《人民日报》为舒芜这些信件所加的分类标题令人触目惊心。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批准逮捕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风。
历史的裂痕
胡风尤为担心的是文艺界把特定环境下的“讲话”奉为“图腾”，造成“皂隶式的机械主义”，导致把现实主义的生机闷死的局面。周恩来有一次约胡风谈话时，希望胡风写个材料给中央，谈谈对文艺的看法。在全国对胡风集团的清查中，共触及2100余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1955年，可谓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多事之秋”。继俞平伯及各个学术领域的所谓胡适派代表人物被诉诸公开批判后，又一位颇多争议的人物被推到了思想大论争的前台。仅只数月，这位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著名文艺家，便蒙获“有罪推定”，被当做敌对分子逮捕判刑。曾同他有过关联的一批人，也连带遭受厄运。这一幕中国现代文坛悲剧的主人公，就是胡风。
胡风，原名张光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诗人。他早年投身于进步文艺事业，自觉、坚定地追随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积极倡导左翼文艺运动，曾出任左翼文联的宣传部长、常务书记；后因故辞去“左联”书记职务，开始职业作家的生涯。抗日战争初期，胡风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任该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兼研究股主任。他相继独立创办了《七月》和《希望》杂志，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家包括延安等革命根据地作家的作品，在当时大后方的进步青年中具有相当影响，成为坚持抗日、坚持民主的一个重要文艺阵地。抗战胜利后，胡风编印出版了共约40多种作品的《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共两党围绕抗战胜利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激烈斗争。胡风很早就觉悟到以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为代表的机械决定论和庸俗社会学的恶劣影响，在长期的革命文艺实践中，他始终不懈地同“拉普”思潮的各种表现作斗争。在整个三四十年代，胡风撰写了大量的文艺理论及评论文章，分别按时期编为共计9本评论集，近100万字，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自成一体的胡风文艺思想。先后出版的胡风评论集，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上历次重大问题的争论，同时也记录了革命文艺运动中胡风同一些共产党员作家的思想分歧和历史裂痕。
胡风长期置身于革命文艺运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思想理论上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执著追求。他和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一起共事，但在文艺观点上却从不苟同于他人，特别是在文艺的本质、文学的创作方法、创作对象、创作主体以及民族形式与传统的继承等方面，他和很多人都有分歧。早在1936年左翼文艺界内部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胡风就因最早公开提出鲁迅、冯雪峰主张的“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而被周扬等主张提“国防文学”口号的“左联”成员视为“蓄意标新立异”，受到批评、责难乃至中伤。尽管当时鲁迅在致徐懋庸的公开信中为胡风辩诬，仍未改变左翼文艺界围攻胡风的局面。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文艺论争埋下了隐患。
1939年至1940年，延安和重庆文艺界围绕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当时向林冰等人提出“民间文艺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进而一概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对外来文艺形式的汲取。胡风写了《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长文予以反驳，突出强调五四新文学运动接受了世界进步文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与封建文艺“截然异质”，与中国固有的文学传统划着巨大“鸿沟”的革命传统，这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用所谓“民间形式即民族形式”的公式来否定五四新文学，就等于取消整个文学战线，带有极大的危害性。胡风认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民主主义思想成分，在封建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没有发展成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体系，民主主义观点在文艺上也得不到反映，这种封建文艺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只有以现实主义的五四传统为基础，在对象上更深刻地把握民族的现实，在方法上加强接受国际革命文艺的经验，才能创造出反映新民主主义内容的民族形式；而从传统民间文艺里汲取营养，正是为了克服它们而创造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
在同向林冰等对垒时，胡风也提到与他观点相通的延安方面的一些作家，直接点名的就有郭沫若、周扬、何其芳、艾思奇、陈伯达等著名文化界人士。这主要是因为胡风认为这场文艺论争是左翼进步作家内部的思想问题，论战双方应取相互平等的态度。这就使胡风实际上处于独当一面的“孤军”地位，受到各方面的责难。他关于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是“以市民阶级为盟主”的提法，被认为是否定无产阶级思想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他关于“民间文艺形式”的看法，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的论点，是对祖国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等等。胡风关于五四文学革命传统的正确见解，却被批评者所忽略，而未得到应有的支持和肯定。
1945年1月，重庆文艺界结合延安整风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展开学习讨论。在讨论中发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围绕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艺界究竟应该反对“非政治倾向”，首先解决“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还是应该反对“主观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胡风主张后一种意见。为了打破分歧带来的思想沉闷空气，胡风在他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该文从宇宙本性、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主观”的意义和作用，自称这是“人类”“社会”与“主观”的“三位一体观”。胡风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很是踌躇，但认为整风学习既然要批评主观教条主义，就应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开展群众性批评，对此，胡风在《希望》编后记中推荐《论主观》一文说，它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要求读者“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这里所谓“再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定环境下，暗指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批评主观、教条主义“妨害革命”“祸国殃民”的话，试图再次引起人们对延安整风的注意。但是这种不太清晰的说法，却被误解为直接对抗毛泽东发动的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希望》创刊号一问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文艺界负责人召开座谈会，批评胡风和《希望》的思想倾向是同延安整风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相违背的；批评《论主观》从思想本源上论证“主观精神”，是宣扬“个性解放”，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胡风当时没有接受这种批评，随之而来的抗战胜利及国内形势的急剧演变，使这一文艺论争被搁置下来。
1948年，文化界一批共产党员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乔冠华、胡绳、冯乃超、林默涵等相继发表文章，点名批评胡风。该刊同仁认为，当前文艺思想上的“混乱”，主要不是客观主义或主观公式主义，而是以个人主义的意识和思想代替了群众的意识和思想，即“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认为胡风等“主观论者”在哲学上的“中心错误”，是把“生存斗争代替了阶级斗争”；“主观论者”把“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作为文艺的根本问题，是同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方针根本对立的。对于胡风认为“人民大众身上负有统治阶级加给他们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批评者说这是歪曲和丑化劳动人民；胡风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在反动环境下也还有可能用真诚的态度深入生活，和人民结合”，也被批评为过分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歧视他们的世界观改造，等等。
胡风对这些批评作了严肃的、负责的思考，于1948年9月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的小册子，作为对香港友人批评的总回答。胡风一开篇就提出了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文艺实践的问题。他认为只能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十年间文艺运动发展的实际出发，历史地、具体地来讨论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而不可以抽象地谈论一般性的原则问题。联系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的实际状况，胡风提出“在不是‘火热的’战场而是灰色的战场上面”迎接逻辑性思想革命大潮的问题，这就是说，面对国统区“现实生活中的读者”，而不是“思想概念上的读者”，现实主义作家的任务就是“努力地表现出现实的历史动向，广大人民的负担、潜力、觉醒、和愿望”，使人们看到受长久压抑的民族的伟大潜力和正在觉醒的带着历史创伤的人民的蓬勃青春。胡风认为“主观公式主义”不能深入和接触到深刻的历史变动的实际内容，只能脱离和歪曲现实；“客观主义”不能在创作过程中深入现实对象，“进行搏斗”，把握并再现客观现实所具有的丰富、真实的思想内容，因而不具有艺术力量，所以必须反对这两种倾向。胡风还从知识分子是“劳动力出卖者”的角度，论述了知识分子革命性的“物质的根源”，并从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与游离性的“二重人格”，分析了知识分子虽然参加了实际斗争，其思想立场往往停留在概念里或飘浮在现实表面的深层原因，实际上论证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论现实主义的路》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用革命圣地延安和解放区的大原则来套国民党统治下的文艺实践？还是使理论原则在基于现实、针对现实的实践中引导文艺发展和前进？这正是胡风和香港友人们思想分歧的实质。这关系到评价文艺实践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关系到如何使文艺批评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大问题。这本小册子胡风原计划写十几个题目，但写成两章之后，即得到通知让他转道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批评与反批评暂告中止，论争双方一同踏上了筹建新中国之路。
论争再起与升级
1949年3月至7月，胡风作为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之一，参加了这次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胜利会合的盛会；随后，他又出席了为新中国奠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胡风强烈感受到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他饱蘸诗人的激情为共和国的新生谱写了《英雄史诗五部曲》……然而，历史的裂痕并未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弥合。1949年7月一届文代会的主题报告中单有一节概述了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标题为“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问题”。胡风感到当年他的“论敌”大多成为文艺界领导者，如今带着“文坛征服者”的神气，借着革命胜利的形势，愈益发展了“对文艺问题的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理解”，结果是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被否定、贬低了；五四文学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不采用民间形式也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胡风认为这种理论和现状，预示着文艺潜伏着危机。
与此同时，何其芳出版了《关于现实主义》一书，他在自写的序言中，以加注解的方式，把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观点，界定为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并强调自毛泽东的《讲话》传到国民党统治区以后，“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际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这是一种严重的判断。在共和国成立以后，这只能意味着一向被看做是纯属文艺问题的论争，带有了越来越明显的政治斗争性质。胡风没有注意到新旧制度更替下环境因素的重大改变，他仍然因循以往进步文艺界内部争论的惯性，也采取出版评论集加注解的方式，同何其芳重开“笔战”。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后果，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1950年新中国文坛进入了批评的季节。首先是《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篇批评所谓胡风“七月派”作家阿垅的文章；接着《光明日报》《文艺报》相继批评胡风的新诗作《时间开始了》以及路翎、冀氵方的作品。周扬在文艺界的报告中批评阿垅，把问题提到“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的高度。胡风陷入文坛历史是非的纷争，工作安排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新写的作品也时常听到“歪曲毛主席”“没有写集体精神”“不该写消极的阴暗的一面”等指责。
1951年毛泽东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引起文艺界强烈震动。在“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主旨下，文艺界拉开了整风的帷幕，其内容为重新学习毛泽东的《讲话》，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造所有文艺家的思想。胡风尊重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文艺观，但他并不因此而轻视自己作为文艺思想的价值。他尤为担心的是文艺界把特定环境下的《讲话》奉为“图腾”，造成“皂隶式的机械主义”，导致把现实主义的生机闷死的局面。对此，胡风认为自己应当承担起“历史责任”。正在这时，曾给胡风带来过很大麻烦的《论主观》的作者舒芜，站出来“反戈一击”，使胡风陷入困难境地。
否定“旧我”的反戈一击
1952年5月，舒芜以从头学习《讲话》为题发表文章，彻底否定旧我，把过去十年的文艺实践自贬为“渺小可怜的活动”，把《论主观》的写作归结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厌倦”，是从“主观对客观的反作用”找到“理论依据”，把“主观”当做“个性解放”的代名词大做文章。舒芜为了表示与胡风等人划清了界限，在文中点名批评了介绍他与胡风认识的路翎，说路翎的作品“丑化”和“歪曲”了工人阶级的“品质特征”，要求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也像他这样来一个“从头学习”。6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此文，并加编者按认定确有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说“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于舒芜“反戈一击”所造成的影响，胡风不得不起来申辩。他直接写信给周恩来，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经周恩来同意，由周扬主持召开了几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在正式开会之前，周扬向胡风传达了周恩来对讨论会的指示，即：“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地谈谈”；对于胡风，则要求“除文艺理论以外”，还“应该检查‘生活态度’”。但是讨论会早已确定胡风文艺思想是“抗拒毛泽东文艺方向”的基调，一上来就让胡风从“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新文艺”等几个方面进行检讨。9月25日，不顾胡风、路翎的反对和申辩，《文艺报》发表了舒芜带到讨论会上来的《致路翎的公开信》，信中称胡风“根据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指导，形成了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完整的一套”；“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文艺报》编者按则断定胡风“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胡风本着“依靠组织、实事求是、尽其在我”的态度，写了一些回忆、检查材料。他着重检查了“以市民阶级为盟主”的五四文学革命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同时对所谓“小集团”问题作了澄清，说明在《希望》的51个投稿者中，有将近一半人至今未曾谋面，不存在发展“宗派主义”问题。然而，连续召开的几次讨论会，都认为胡风的态度是“避重就轻”，一些发言抓住胡风文字中一两句话随意解释，把问题提到“存心反对党”的严重程度，硬要胡风在文艺思想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路线”。这就一再把文艺思想问题推演为政治问题。胡风拒绝承认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强加给他的“严重错误”，因而被认为是对他的文艺思想“始终不承认有任何错误”。于是，1953年1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章虽然承认胡风的政治上“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但却认定胡风的文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的相同点；相反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篇文章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接着，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又发表了何其芳的长文《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系统地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根本性质的错误”。
这两篇文章作为前一阶段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总结，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胡风感到林默涵、何其芳赖以批判的“理论”，“要在已经陷入困难情况的文艺实践上产生严重的后果”，认为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个人问题的性质”，但是，当时“只准检讨，不许分辩”的政治氛围，又使他不能就此公开发表意见。这就是胡风后来所说“把我推到绝路上了”。为了明辨是非，遂产生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
上书申辩与建议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文学艺术在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是要以文学艺术的方法促进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帮助社会主义基础的逐步增强及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逐步完成。胡风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文联委员，他看到大会反映出近两年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现象愈益严重，以致不能不把反对这种倾向列为大会的中心议题，这就使胡风更感到自己对文艺实践潜伏着危机的预测是正确的。会后不久，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的路翎连续发表多部有影响的作品，但很快又被各种报刊、公议批评为“歪曲”了志愿军的形象，并又把它与胡风的文艺理论观点联到一起。这种境遇使胡风向最高领导层申辩、请求理解和帮助的意念日渐迫切。事实上，周恩来1951年底有一次约胡风谈话时，也曾说过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艺的情况，希望胡风写个材料给中央，谈谈对文艺的看法。胡风决定适时地履行中央领导人对他的要求。
1954年2月，《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发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社论。胡风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这是到了全面清理文艺工作上存在的严重危害团结的现象的时候了。从3月到6月，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等朋友们的支持、协助和参与下，胡风写成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并于7月22日按正常程序面交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请他转呈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
胡风写给中央的报告全文共27万余字，一般通称“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依次为：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作为参考的意见。在作为报告主体部分的理论说明材料中，胡风首先以“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为标题，集中辩驳了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中提出的三个基本论断和三个原则性结论。
由于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提到对俞平伯这一类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所幸俞平伯作为《红楼梦研究》的作者，在受到批判之后检查了自己学术观点上的错误，得以继续在北京大学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和校订工作，在他的后半生又写了关于《红楼梦》十二钗的文章，力图用新的观点进行研究，并在原有基础有所前进。
一晃30多年过去，198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纪念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会上对俞平伯的学术生涯和1954年的那场批判，作了历史的评价。胡绳充分肯定俞平伯“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对小说、戏曲、诗词的研究，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为学术界重视的成果。”胡绳特别指出，俞平伯早在20年代初对《红楼梦》进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胡绳强调，对于学术领域的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
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公开为俞平伯平反，也是对这一类历史教训的郑重总结，即只有提倡在正常的气氛下进行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和辩论，才能团结一切努力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的学术工作者，共同前进，共同追求真理。这是国家进步的希望所在。
第二节 胡风上书起风波冤案一酿沉卅载
1955年，可谓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多事之秋”。《人民日报》为舒芜这些信件所加的分类标题令人触目惊心。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批准逮捕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风。
历史的裂痕
胡风尤为担心的是文艺界把特定环境下的“讲话”奉为“图腾”，造成“皂隶式的机械主义”，导致把现实主义的生机闷死的局面。周恩来有一次约胡风谈话时，希望胡风写个材料给中央，谈谈对文艺的看法。在全国对胡风集团的清查中，共触及2100余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1955年，可谓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多事之秋”。继俞平伯及各个学术领域的所谓胡适派代表人物被诉诸公开批判后，又一位颇多争议的人物被推到了思想大论争的前台。仅只数月，这位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著名文艺家，便蒙获“有罪推定”，被当做敌对分子逮捕判刑。曾同他有过关联的一批人，也连带遭受厄运。这一幕中国现代文坛悲剧的主人公，就是胡风。
胡风，原名张光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诗人。他早年投身于进步文艺事业，自觉、坚定地追随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积极倡导左翼文艺运动，曾出任左翼文联的宣传部长、常务书记；后因故辞去“左联”书记职务，开始职业作家的生涯。抗日战争初期，胡风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任该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兼研究股主任。他相继独立创办了《七月》和《希望》杂志，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家包括延安等革命根据地作家的作品，在当时大后方的进步青年中具有相当影响，成为坚持抗日、坚持民主的一个重要文艺阵地。抗战胜利后，胡风编印出版了共约40多种作品的《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共两党围绕抗战胜利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激烈斗争。胡风很早就觉悟到以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为代表的机械决定论和庸俗社会学的恶劣影响，在长期的革命文艺实践中，他始终不懈地同“拉普”思潮的各种表现作斗争。在整个三四十年代，胡风撰写了大量的文艺理论及评论文章，分别按时期编为共计9本评论集，近100万字，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自成一体的胡风文艺思想。先后出版的胡风评论集，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上历次重大问题的争论，同时也记录了革命文艺运动中胡风同一些共产党员作家的思想分歧和历史裂痕。
胡风长期置身于革命文艺运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思想理论上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执著追求。他和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一起共事，但在文艺观点上却从不苟同于他人，特别是在文艺的本质、文学的创作方法、创作对象、创作主体以及民族形式与传统的继承等方面，他和很多人都有分歧。早在1936年左翼文艺界内部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胡风就因最早公开提出鲁迅、冯雪峰主张的“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而被周扬等主张提“国防文学”口号的“左联”成员视为“蓄意标新立异”，受到批评、责难乃至中伤。尽管当时鲁迅在致徐懋庸的公开信中为胡风辩诬，仍未改变左翼文艺界围攻胡风的局面。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文艺论争埋下了隐患。
1939年至1940年，延安和重庆文艺界围绕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当时向林冰等人提出“民间文艺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进而一概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对外来文艺形式的汲取。胡风写了《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长文予以反驳，突出强调五四新文学运动接受了世界进步文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与封建文艺“截然异质”，与中国固有的文学传统划着巨大“鸿沟”的革命传统，这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用所谓“民间形式即民族形式”的公式来否定五四新文学，就等于取消整个文学战线，带有极大的危害性。胡风认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民主主义思想成分，在封建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没有发展成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体系，民主主义观点在文艺上也得不到反映，这种封建文艺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只有以现实主义的五四传统为基础，在对象上更深刻地把握民族的现实，在方法上加强接受国际革命文艺的经验，才能创造出反映新民主主义内容的民族形式；而从传统民间文艺里汲取营养，正是为了克服它们而创造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
在同向林冰等对垒时，胡风也提到与他观点相通的延安方面的一些作家，直接点名的就有郭沫若、周扬、何其芳、艾思奇、陈伯达等著名文化界人士。这主要是因为胡风认为这场文艺论争是左翼进步作家内部的思想问题，论战双方应取相互平等的态度。这就使胡风实际上处于独当一面的“孤军”地位，受到各方面的责难。他关于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是“以市民阶级为盟主”的提法，被认为是否定无产阶级思想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他关于“民间文艺形式”的看法，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的论点，是对祖国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等等。胡风关于五四文学革命传统的正确见解，却被批评者所忽略，而未得到应有的支持和肯定。
1945年1月，重庆文艺界结合延安整风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展开学习讨论。在讨论中发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围绕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艺界究竟应该反对“非政治倾向”，首先解决“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还是应该反对“主观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胡风主张后一种意见。为了打破分歧带来的思想沉闷空气，胡风在他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该文从宇宙本性、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主观”的意义和作用，自称这是“人类”“社会”与“主观”的“三位一体观”。胡风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很是踌躇，但认为整风学习既然要批评主观教条主义，就应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开展群众性批评，对此，胡风在《希望》编后记中推荐《论主观》一文说，它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要求读者“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这里所谓“再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定环境下，暗指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批评主观、教条主义“妨害革命”“祸国殃民”的话，试图再次引起人们对延安整风的注意。但是这种不太清晰的说法，却被误解为直接对抗毛泽东发动的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希望》创刊号一问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文艺界负责人召开座谈会，批评胡风和《希望》的思想倾向是同延安整风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相违背的；批评《论主观》从思想本源上论证“主观精神”，是宣扬“个性解放”，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胡风当时没有接受这种批评，随之而来的抗战胜利及国内形势的急剧演变，使这一文艺论争被搁置下来。
1948年，文化界一批共产党员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乔冠华、胡绳、冯乃超、林默涵等相继发表文章，点名批评胡风。该刊同仁认为，当前文艺思想上的“混乱”，主要不是客观主义或主观公式主义，而是以个人主义的意识和思想代替了群众的意识和思想，即“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认为胡风等“主观论者”在哲学上的“中心错误”，是把“生存斗争代替了阶级斗争”；“主观论者”把“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作为文艺的根本问题，是同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方针根本对立的。对于胡风认为“人民大众身上负有统治阶级加给他们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批评者说这是歪曲和丑化劳动人民；胡风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在反动环境下也还有可能用真诚的态度深入生活，和人民结合”，也被批评为过分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歧视他们的世界观改造，等等。
胡风对这些批评作了严肃的、负责的思考，于1948年9月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的小册子，作为对香港友人批评的总回答。胡风一开篇就提出了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文艺实践的问题。他认为只能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十年间文艺运动发展的实际出发，历史地、具体地来讨论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而不可以抽象地谈论一般性的原则问题。联系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的实际状况，胡风提出“在不是‘火热的’战场而是灰色的战场上面”迎接逻辑性思想革命大潮的问题，这就是说，面对国统区“现实生活中的读者”，而不是“思想概念上的读者”，现实主义作家的任务就是“努力地表现出现实的历史动向，广大人民的负担、潜力、觉醒、和愿望”，使人们看到受长久压抑的民族的伟大潜力和正在觉醒的带着历史创伤的人民的蓬勃青春。胡风认为“主观公式主义”不能深入和接触到深刻的历史变动的实际内容，只能脱离和歪曲现实；“客观主义”不能在创作过程中深入现实对象，“进行搏斗”，把握并再现客观现实所具有的丰富、真实的思想内容，因而不具有艺术力量，所以必须反对这两种倾向。胡风还从知识分子是“劳动力出卖者”的角度，论述了知识分子革命性的“物质的根源”，并从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与游离性的“二重人格”，分析了知识分子虽然参加了实际斗争，其思想立场往往停留在概念里或飘浮在现实表面的深层原因，实际上论证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论现实主义的路》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用革命圣地延安和解放区的大原则来套国民党统治下的文艺实践？还是使理论原则在基于现实、针对现实的实践中引导文艺发展和前进？这正是胡风和香港友人们思想分歧的实质。这关系到评价文艺实践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关系到如何使文艺批评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大问题。这本小册子胡风原计划写十几个题目，但写成两章之后，即得到通知让他转道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批评与反批评暂告中止，论争双方一同踏上了筹建新中国之路。
论争再起与升级
1949年3月至7月，胡风作为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之一，参加了这次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胜利会合的盛会；随后，他又出席了为新中国奠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胡风强烈感受到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他饱蘸诗人的激情为共和国的新生谱写了《英雄史诗五部曲》……然而，历史的裂痕并未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弥合。1949年7月一届文代会的主题报告中单有一节概述了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标题为“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问题”。胡风感到当年他的“论敌”大多成为文艺界领导者，如今带着“文坛征服者”的神气，借着革命胜利的形势，愈益发展了“对文艺问题的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理解”，结果是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被否定、贬低了；五四文学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不采用民间形式也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胡风认为这种理论和现状，预示着文艺潜伏着危机。
与此同时，何其芳出版了《关于现实主义》一书，他在自写的序言中，以加注解的方式，把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观点，界定为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并强调自毛泽东的《讲话》传到国民党统治区以后，“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际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这是一种严重的判断。在共和国成立以后，这只能意味着一向被看做是纯属文艺问题的论争，带有了越来越明显的政治斗争性质。胡风没有注意到新旧制度更替下环境因素的重大改变，他仍然因循以往进步文艺界内部争论的惯性，也采取出版评论集加注解的方式，同何其芳重开“笔战”。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后果，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1950年新中国文坛进入了批评的季节。首先是《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篇批评所谓胡风“七月派”作家阿垅的文章；接着《光明日报》《文艺报》相继批评胡风的新诗作《时间开始了》以及路翎、冀氵方的作品。周扬在文艺界的报告中批评阿垅，把问题提到“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的高度。胡风陷入文坛历史是非的纷争，工作安排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新写的作品也时常听到“歪曲毛主席”“没有写集体精神”“不该写消极的阴暗的一面”等指责。
1951年毛泽东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引起文艺界强烈震动。在“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主旨下，文艺界拉开了整风的帷幕，其内容为重新学习毛泽东的《讲话》，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造所有文艺家的思想。胡风尊重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文艺观，但他并不因此而轻视自己作为文艺思想的价值。他尤为担心的是文艺界把特定环境下的《讲话》奉为“图腾”，造成“皂隶式的机械主义”，导致把现实主义的生机闷死的局面。对此，胡风认为自己应当承担起“历史责任”。正在这时，曾给胡风带来过很大麻烦的《论主观》的作者舒芜，站出来“反戈一击”，使胡风陷入困难境地。
否定“旧我”的反戈一击
1952年5月，舒芜以从头学习《讲话》为题发表文章，彻底否定旧我，把过去十年的文艺实践自贬为“渺小可怜的活动”，把《论主观》的写作归结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厌倦”，是从“主观对客观的反作用”找到“理论依据”，把“主观”当做“个性解放”的代名词大做文章。舒芜为了表示与胡风等人划清了界限，在文中点名批评了介绍他与胡风认识的路翎，说路翎的作品“丑化”和“歪曲”了工人阶级的“品质特征”，要求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也像他这样来一个“从头学习”。6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此文，并加编者按认定确有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说“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于舒芜“反戈一击”所造成的影响，胡风不得不起来申辩。他直接写信给周恩来，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经周恩来同意，由周扬主持召开了几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在正式开会之前，周扬向胡风传达了周恩来对讨论会的指示，即：“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地谈谈”；对于胡风，则要求“除文艺理论以外”，还“应该检查‘生活态度’”。但是讨论会早已确定胡风文艺思想是“抗拒毛泽东文艺方向”的基调，一上来就让胡风从“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新文艺”等几个方面进行检讨。9月25日，不顾胡风、路翎的反对和申辩，《文艺报》发表了舒芜带到讨论会上来的《致路翎的公开信》，信中称胡风“根据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指导，形成了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完整的一套”；“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文艺报》编者按则断定胡风“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胡风本着“依靠组织、实事求是、尽其在我”的态度，写了一些回忆、检查材料。他着重检查了“以市民阶级为盟主”的五四文学革命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同时对所谓“小集团”问题作了澄清，说明在《希望》的51个投稿者中，有将近一半人至今未曾谋面，不存在发展“宗派主义”问题。然而，连续召开的几次讨论会，都认为胡风的态度是“避重就轻”，一些发言抓住胡风文字中一两句话随意解释，把问题提到“存心反对党”的严重程度，硬要胡风在文艺思想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路线”。这就一再把文艺思想问题推演为政治问题。胡风拒绝承认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强加给他的“严重错误”，因而被认为是对他的文艺思想“始终不承认有任何错误”。于是，1953年1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章虽然承认胡风的政治上“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但却认定胡风的文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的相同点；相反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篇文章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接着，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又发表了何其芳的长文《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系统地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根本性质的错误”。
这两篇文章作为前一阶段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总结，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胡风感到林默涵、何其芳赖以批判的“理论”，“要在已经陷入困难情况的文艺实践上产生严重的后果”，认为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个人问题的性质”，但是，当时“只准检讨，不许分辩”的政治氛围，又使他不能就此公开发表意见。这就是胡风后来所说“把我推到绝路上了”。为了明辨是非，遂产生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
上书申辩与建议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文学艺术在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是要以文学艺术的方法促进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帮助社会主义基础的逐步增强及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逐步完成。胡风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文联委员，他看到大会反映出近两年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现象愈益严重，以致不能不把反对这种倾向列为大会的中心议题，这就使胡风更感到自己对文艺实践潜伏着危机的预测是正确的。会后不久，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的路翎连续发表多部有影响的作品，但很快又被各种报刊、公议批评为“歪曲”了志愿军的形象，并又把它与胡风的文艺理论观点联到一起。这种境遇使胡风向最高领导层申辩、请求理解和帮助的意念日渐迫切。事实上，周恩来1951年底有一次约胡风谈话时，也曾说过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艺的情况，希望胡风写个材料给中央，谈谈对文艺的看法。胡风决定适时地履行中央领导人对他的要求。
1954年2月，《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发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社论。胡风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这是到了全面清理文艺工作上存在的严重危害团结的现象的时候了。从3月到6月，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等朋友们的支持、协助和参与下，胡风写成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并于7月22日按正常程序面交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请他转呈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
胡风写给中央的报告全文共27万余字，一般通称“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依次为：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作为参考的意见。在作为报告主体部分的理论说明材料中，胡风首先以“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为标题，集中辩驳了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中提出的三个基本论断和三个原则性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