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丰泽园主席论大小！俞、胡相继受批判(4)
第一个基本论断确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胡风说这是对他1937年写的一篇强调文艺实践的文章的批评。而得出这个论断，实际上是完全割弃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实践的要求，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1937年，要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必须“首先”“具有”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那就只有或者完全取消文艺运动”，“吓退了作家，堵死了作家在实践上参加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道路，因而也就堵死了作家在实践上走向以至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第二个基本论断确认，“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创作方法和世界观是不可能分裂而只能是一元的”。胡风论证这是把哲学概念机械地搬弄到艺术创作上来，与俄国“拦普”派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是“铜墙铁壁，滴水不漏”的“死硬”公式，很少有作家能在实践上受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引导。
第三个基本论断确认，“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怎样的现实主义都是有阶级性的”。胡风论证现实主义是文艺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现实主义，是不能当做意识形态本身划分阶级成分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可以打破作家的“阶级同情”和“政治成见”，使其作品的内容达到高度的现实主义真实性。
鉴于林、何文章有三个原则性结论，即：第一，胡风的错误是“看不到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第二，胡风片面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的是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第三，胡风“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原则”，胡风针对这三个结论作了大量的驳论。他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能在最大的限度上动员作家参加实践的广泛的概念”，“只要是有反帝反封建的倾向，多少有人民解放的感情要求的作家，随处可以吸取人民底痛苦和渴求”，都能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对此不能用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先验的概念”来作“死硬的裁决”。关于“主观战斗精神”，胡风说这一向是界定在具体内容里面的，即文艺的特殊性及任务是写人，表现人，由此写出“人生的真实”，因此作家须有“和人民痛痒相关的胸怀”，“主观精神”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离开人民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要求和写真实的艺术要求，企图把“主观精神”做成一个“主观唯心论”的断案，就是取消创造实践的基本规律，否定或闷死实践。关于党性原则，胡风认为不能抹杀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脱离空间”地“设定和论断问题”；实践中从来没有抽象的党性立场，工人阶级的立场一定是代表了并通过人民大众的立场表现出来的，“割弃了人民大众底立场”，空谈所谓“工人阶级立场”，只能是“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的“清教徒”式的抽象概念，实际上是脱离历史和政治、取消实践和党性的，只能使“党的、人民的文艺事业一定非要更加枯死不止”。
胡风在“意见书”中还论辩了“关于生活和实践”“关于思想改造”“关于民族形式”“关于‘题材’”等一系列具体论点上的分歧及其在文艺实践中的后果。在全部上列理论与事实的基础上，胡风把问题的关键归结到“僵化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的主观主义”及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宗派主义”。论证了文艺界领导的主观主义理论“在解放以后用党底名义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采用的又俨然是代表党中央的口气”裁定是非曲直，用使群众不能也不许表示不同意见的“行政命令的手段”造成“极其顽强的宗派主义”。为此，胡风痛心疾首地提出一个尖锐的见解，即“在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式的文艺批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概括地说，这“五把刀子”是：
第一，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善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路子……胡风认为，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第二，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做生活。第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劳动，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话或反话。第四，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胡风认为这就使得作家在沉重的复古空气下无所动、无所言。第五，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主义”的被动机器，完全依赖题材，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直至完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为止。
“五把理论刀子”的概括，凝聚了胡风对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理论原则”与领导方式的深刻剖析和强烈愤慨。他迫切期望改变现状，强烈呼吁“放弃完全违反了创造规律的理论统治权，放弃完全否定了文艺特质的对于作品的判决权，放弃完全堵死了作家底成长道路的领导方式”，以便使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恢复元气，和现实历史底伟大而急剧的发展相就，达到它应该能够达到的高度的成就”。在“意见书”的最后，胡风并没有停留在对文艺现状的剖析和个人文艺观点的申辩上，而是积极、郑重地向中央提出了改进文艺领导工作的建议，特别从文学运动的方式、基础、原则、步骤以及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工作方法及党的领导作用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案和参考意见。
总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融入了胡风及与他相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共和国、对共产党、对人民领袖的忠诚、信任的希望，其最大的期待是求得最高领导层“对于当前文艺运动底任务和方式取得基本上的共同认识，奠定党中央主动的领导地位，发挥创造潜力，能够把创作实践和思想斗争在最大限度上向前推进”。
阵线的“混淆”与“分明”
从1954年10月起，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派在各个学术领域的代表人物、批《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的浪潮，突发地扩展到全国。毛泽东在写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及有关负责人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对文艺界领导在一系列文艺现象上的漠然态度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一信息的传出，使胡风在焦急期待中看到了希望，自认为这是中央领导层对他们“意见书”的“回应”。特别是《文艺报》曾多次组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现在被指责为以贵族老爷态度对待“小人物”，压制新生力量，这对于胡风来说不啻有力的鼓舞。他不甘寂寞，要通过对《文艺报》的批评进一步阐述他遭受多年压制的文艺理论观点。
11月7日和10日，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作了两次批判性发言。他指责《文艺报》对胡适派代表人物妥协投降，却对阿垅、路翎、鲁藜等新生力量无情压制，基本上是“从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态度和思想方法出发”来臧否作品，“被这种庸俗社会学所武装，批评家就‘自我膨胀’起来，不把作家当成战友或劳动者同志看待，有时候以政治教师的面目出现，有时候以技巧教师的面目出现，当然，最厉害的是以下判决词的法官面目出现。总之，是要你按照他的公式，按照他的法则去写”，直至“采取了把作品简单地划分阶级成分的方式，这一划就把作家划得不能动了……”在这次会议上，路翎也以作协理事的身份发言，他列举自己的作品受到粗暴对待的事实，证明文艺批评家们“充满了‘左’的激情”，“是以‘立法者’的姿态来说话”，“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从而“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
从表象来看，在对《文艺报》的批判上，胡风和运动的发起者似乎是站在同一阵线内。胡风自己也正是被这一表象所遮蔽，才毫无顾忌地慷慨陈词。然而，胡风完全搞错了。这场自上而下发动的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使其不再有存在的自由的政治批判运动，实质上是决不允许“混淆”战线的。胡风在会上的发言，当场就有人起来反驳。到12月8日在文联作协主席团的扩大联席会议上，文联和作协副主席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长篇发言，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讲“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周扬列举了胡风对民族文化遗产历来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说他贬低《红楼梦》的积极意义；重提胡风推荐《论主观》文章，说他狂热鼓吹“主观精神”，热烈崇拜“自发性”，并对舒芜抛弃过去的错误“表示了狂热的仇视”；指责胡风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是“把关于文学的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律称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否定”；指责胡风在诗歌形式问题上“贩卖他一向否认技巧和反对民族形式的错误理论的私货”；断言胡风从来不是他所自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向资产阶级投降和压制新生力量的“外表的背后”，“胡风先生的计划却是藉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这一席话，可谓泾渭分明。
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这个报告全盘否定了胡风呈交中央的“意见书”，说他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报告概述了多年来围绕胡风文艺思想展开的斗争及胡风错误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最后确认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到领导地位，反对和抑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报告认为，胡风思想代表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的攻击，反映了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由于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群众中所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就比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更加危险。在上述一系列严重判断下，报告提出了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彻底批判的任务和全面、公开批判胡风的具体部署。
中共中央当即批准并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基于这样的估计，胡风文艺思想中有关促进文学艺术逐渐摆脱革命时期绝对服从战争需要的“革命功利主义”，转向真正按照文艺自身规律发展的理论价值，被完全忽视了。文艺思想和文艺见解问题被赋予了两大对抗阶级严重斗争的性质。这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在接到胡风“意见书”之后，对胡风文艺思想所作的正式结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迅即在全国范围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分别召开作家、艺术工作者、大专院校有关教师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全国报刊集中发表大量文章，形成了对胡风的围剿。文化界知识界许多著名人士纷纷发言、撰文、表态，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是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文章把胡风“意见书”中反对“五把理论刀子”和改进文艺领导工作的建议，归结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纲领”；确认胡风所提出的问题实质上“不单独限于文艺一个领域，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性的问题”；判定胡风的“意见书”是“有一般意义的、思想和行动的纲领”即“一个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人民日报》发表著名人士如此鲜明的权威性论断，比党内指示更具有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力。人们已不怀疑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质，但尚未预料到问题一旦超出思想范畴而扩展到政治范畴，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就失去了任何限制和约束，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国家法制所规定的范围。
“有罪推定”和政治审判
1955年4月13日，曾对胡风“反戈一击”的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一文。为了证明胡风当年是充分赞同他的《论主观》文章的，舒芜拿出了40年代以来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此事带有某种偶然性，却立即受到领导机关的特别重视，指示舒芜对这些信件加以分类整理，并在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开发表，同时还发表了胡风写的《我的自我批判》。
《人民日报》为舒芜这些信件所加的分类标题令人触目惊心，诸如：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怎样一贯反对和抑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自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宗派活动”等等。此外还加了许多说明和注解，对信中的内容随意加以引申。这样编织在一起的“材料”，似乎可以嗅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舒芜语），但支持上述断语的证据，仅仅是舒芜交出来的34封信件和片断摘抄。尽管这些“材料”掐头去尾，支离破碎，具有显而易见的牵强附会性质，但这种做法还是被作为彻底粉碎“胡风集团”的重要手段。
和发动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一样，毛泽东一开始就直接介入对胡风的斗争。他为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语，将经过编织的“材料”与胡风的“自我批判”两相对照，得出结论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按语要求所谓胡风“集团”中的人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要求“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强调交出“密信”是“胡风派每一个人的惟一出路”。这样，就使逼取所谓“密信”、罗织罪名的手段“合法化”了。5月初，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组成胡风专案组，分别到全国各地调查胡风等人的历史情况，搜集查抄有关信件。
令人诧异的是，就在对胡风的调查尚在进行当中，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批准逮捕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风，胡风的夫人梅志也同时被捕。紧接着，全国各地逮捕“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行动迅速秘密地展开。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胡风其人此后25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消失了，但对胡风的批判斗争却进入了高潮。
5月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报》相继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这些材料是根据各方面收缴上来的胡风与他人的私人信函摘编成的。鉴于第一批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一些“同情胡风”的人认为“不能据此定罪”，第二批材料摘录了胡风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68封所谓“密信”，证明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污蔑和攻击”；证明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中共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报等反革命活动”，证明胡风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毛泽东为这批材料写了大段的按语，其中一条从“宗派”说起，接连下了一连串毋庸置辩的断语：胡风这批人，过去说是“小集团”，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王国”，它们“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在这里，“胡风集团”的人数扩大了，而且其范围扩展到一系列重要政府部门，其“成员”都是各种穷凶极恶的敌对分子，并负有“颠覆共和国”的政治使命，真可谓十足的“反革命集团”。这则按语的最大特点，是用“政治”逻辑取代了法律程序上的“起诉书”和“判决词”，其用语、口吻都显示了超越法律之上的巨大威慑力。在这里，胡风与他人的私人信件是被断章取义、加义注释和引申，作为“反革命”的物证来使用的，但即使根据所谓“密信”摘编成的“材料”，也几乎没有哪一条能跟上述一系列指控对上号。然而，这并不妨碍对胡风等人的“审判”和“判决”，正如按语中突出强调的“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一律”，就是不许一切想要“舆论不一律”的“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也就是说，“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在这里，以法官面目出现的，不是国家法制原则，而是政治家的“政治”逻辑，凡对此感到“理亏”的，则被说成是一些“糊涂的人们”。
为了使上述“判决词”显得更有“分量”，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第三批材料，力图证明胡风及其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同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伪装革命”，“干着反革命勾当”。毛泽东在加写的按语中强调：“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并告诫人们必须研究胡风等人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6月15日，《人民日报》将前后三批材料汇编成册，统一定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公开出版发行。毛泽东为该书写了序言，要求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中学得一些东西，激发革命热情，提高辨别能力，把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
历史的结论与教训
一个真正的文艺问题的论争，经由政治批判阶段，最终演变为一场全国规模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实际上为中国此后历次政治运动提供了一个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范例，形成几乎一成不变的思想批判——政治上纲——组织清查——追溯历史的运动程式，使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良知长期受到压抑和扭曲。悲剧远未落下帷幕。随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粗暴批判。文学艺术的发展日益陷入单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狭窄天地，文艺家在政治概念与艺术追求的两难抉择中，不得不钝化艺术感觉、压抑创造精神，去服从“革命功利主义”要求，为政治服务或为政策作形象注释，文学家的主体意识和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几乎消失殆尽，严重阻滞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在全国对胡风集团的清查中，共触及2100余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胡风和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在那个时代文坛悲剧的巨大阴影笼罩下，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极端痛苦的磨难。胡风本人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政治上的平反。1980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有关部门对胡风问题的复查报告，确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这个平反决定当时主要着重于政治方面，而对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还来不及仔细复查研究，以致仍沿用了过去的一些提法。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通知》在对胡风的政治历史和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的基础上，提出对1980年平反决定中遗留的问题进一步平反。这就是：撤销所谓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这种不符合胡风原意的判断；撤销“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这一政治性结论；撤销“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这一论断。时隔8年的两次平反，体现了一个大的思想跨度。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斗争，完全违背民主与法制原则，无端打出一个“反革命集团”，当然必须平反，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坦诚、郑重的工人阶级政党。而新的时代呼唤科学的精神，进一步要求重新审视胡风一案所涉及的全部复杂的政治历史问题和文艺论争问题。这就是中央办公厅的补充通知所指出的：关于“进行宗派活动”的提法，必须承认在中国革命文学阵营的发展史上，的确存在过妨碍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问题，但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时间很长，涉及的人员也较多，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还有不同的状态和变化，因而这就决不是胡风单方面的问题。从胡风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来看，对这类问题所作的政治性结论必须撤销。至于曾经引起异议的胡风文艺思想和主张，也只能按照宪法的规定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任何方面，任何个人都不应该做出“裁决”。只有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我们才能真正从这场影响甚深、波及甚广的文坛悲剧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第二个基本论断确认，“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创作方法和世界观是不可能分裂而只能是一元的”。胡风论证这是把哲学概念机械地搬弄到艺术创作上来，与俄国“拦普”派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是“铜墙铁壁，滴水不漏”的“死硬”公式，很少有作家能在实践上受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引导。
第三个基本论断确认，“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怎样的现实主义都是有阶级性的”。胡风论证现实主义是文艺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现实主义，是不能当做意识形态本身划分阶级成分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可以打破作家的“阶级同情”和“政治成见”，使其作品的内容达到高度的现实主义真实性。
鉴于林、何文章有三个原则性结论，即：第一，胡风的错误是“看不到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第二，胡风片面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的是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第三，胡风“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原则”，胡风针对这三个结论作了大量的驳论。他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能在最大的限度上动员作家参加实践的广泛的概念”，“只要是有反帝反封建的倾向，多少有人民解放的感情要求的作家，随处可以吸取人民底痛苦和渴求”，都能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对此不能用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先验的概念”来作“死硬的裁决”。关于“主观战斗精神”，胡风说这一向是界定在具体内容里面的，即文艺的特殊性及任务是写人，表现人，由此写出“人生的真实”，因此作家须有“和人民痛痒相关的胸怀”，“主观精神”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离开人民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要求和写真实的艺术要求，企图把“主观精神”做成一个“主观唯心论”的断案，就是取消创造实践的基本规律，否定或闷死实践。关于党性原则，胡风认为不能抹杀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脱离空间”地“设定和论断问题”；实践中从来没有抽象的党性立场，工人阶级的立场一定是代表了并通过人民大众的立场表现出来的，“割弃了人民大众底立场”，空谈所谓“工人阶级立场”，只能是“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的“清教徒”式的抽象概念，实际上是脱离历史和政治、取消实践和党性的，只能使“党的、人民的文艺事业一定非要更加枯死不止”。
胡风在“意见书”中还论辩了“关于生活和实践”“关于思想改造”“关于民族形式”“关于‘题材’”等一系列具体论点上的分歧及其在文艺实践中的后果。在全部上列理论与事实的基础上，胡风把问题的关键归结到“僵化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的主观主义”及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宗派主义”。论证了文艺界领导的主观主义理论“在解放以后用党底名义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采用的又俨然是代表党中央的口气”裁定是非曲直，用使群众不能也不许表示不同意见的“行政命令的手段”造成“极其顽强的宗派主义”。为此，胡风痛心疾首地提出一个尖锐的见解，即“在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式的文艺批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概括地说，这“五把刀子”是：
第一，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善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路子……胡风认为，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第二，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做生活。第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劳动，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话或反话。第四，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胡风认为这就使得作家在沉重的复古空气下无所动、无所言。第五，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主义”的被动机器，完全依赖题材，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直至完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为止。
“五把理论刀子”的概括，凝聚了胡风对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理论原则”与领导方式的深刻剖析和强烈愤慨。他迫切期望改变现状，强烈呼吁“放弃完全违反了创造规律的理论统治权，放弃完全否定了文艺特质的对于作品的判决权，放弃完全堵死了作家底成长道路的领导方式”，以便使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恢复元气，和现实历史底伟大而急剧的发展相就，达到它应该能够达到的高度的成就”。在“意见书”的最后，胡风并没有停留在对文艺现状的剖析和个人文艺观点的申辩上，而是积极、郑重地向中央提出了改进文艺领导工作的建议，特别从文学运动的方式、基础、原则、步骤以及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工作方法及党的领导作用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案和参考意见。
总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融入了胡风及与他相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共和国、对共产党、对人民领袖的忠诚、信任的希望，其最大的期待是求得最高领导层“对于当前文艺运动底任务和方式取得基本上的共同认识，奠定党中央主动的领导地位，发挥创造潜力，能够把创作实践和思想斗争在最大限度上向前推进”。
阵线的“混淆”与“分明”
从1954年10月起，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派在各个学术领域的代表人物、批《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的浪潮，突发地扩展到全国。毛泽东在写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及有关负责人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对文艺界领导在一系列文艺现象上的漠然态度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一信息的传出，使胡风在焦急期待中看到了希望，自认为这是中央领导层对他们“意见书”的“回应”。特别是《文艺报》曾多次组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现在被指责为以贵族老爷态度对待“小人物”，压制新生力量，这对于胡风来说不啻有力的鼓舞。他不甘寂寞，要通过对《文艺报》的批评进一步阐述他遭受多年压制的文艺理论观点。
11月7日和10日，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作了两次批判性发言。他指责《文艺报》对胡适派代表人物妥协投降，却对阿垅、路翎、鲁藜等新生力量无情压制，基本上是“从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态度和思想方法出发”来臧否作品，“被这种庸俗社会学所武装，批评家就‘自我膨胀’起来，不把作家当成战友或劳动者同志看待，有时候以政治教师的面目出现，有时候以技巧教师的面目出现，当然，最厉害的是以下判决词的法官面目出现。总之，是要你按照他的公式，按照他的法则去写”，直至“采取了把作品简单地划分阶级成分的方式，这一划就把作家划得不能动了……”在这次会议上，路翎也以作协理事的身份发言，他列举自己的作品受到粗暴对待的事实，证明文艺批评家们“充满了‘左’的激情”，“是以‘立法者’的姿态来说话”，“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从而“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
从表象来看，在对《文艺报》的批判上，胡风和运动的发起者似乎是站在同一阵线内。胡风自己也正是被这一表象所遮蔽，才毫无顾忌地慷慨陈词。然而，胡风完全搞错了。这场自上而下发动的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使其不再有存在的自由的政治批判运动，实质上是决不允许“混淆”战线的。胡风在会上的发言，当场就有人起来反驳。到12月8日在文联作协主席团的扩大联席会议上，文联和作协副主席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长篇发言，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讲“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周扬列举了胡风对民族文化遗产历来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说他贬低《红楼梦》的积极意义；重提胡风推荐《论主观》文章，说他狂热鼓吹“主观精神”，热烈崇拜“自发性”，并对舒芜抛弃过去的错误“表示了狂热的仇视”；指责胡风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是“把关于文学的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律称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否定”；指责胡风在诗歌形式问题上“贩卖他一向否认技巧和反对民族形式的错误理论的私货”；断言胡风从来不是他所自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向资产阶级投降和压制新生力量的“外表的背后”，“胡风先生的计划却是藉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这一席话，可谓泾渭分明。
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这个报告全盘否定了胡风呈交中央的“意见书”，说他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报告概述了多年来围绕胡风文艺思想展开的斗争及胡风错误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最后确认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到领导地位，反对和抑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报告认为，胡风思想代表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的攻击，反映了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由于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群众中所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就比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更加危险。在上述一系列严重判断下，报告提出了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彻底批判的任务和全面、公开批判胡风的具体部署。
中共中央当即批准并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基于这样的估计，胡风文艺思想中有关促进文学艺术逐渐摆脱革命时期绝对服从战争需要的“革命功利主义”，转向真正按照文艺自身规律发展的理论价值，被完全忽视了。文艺思想和文艺见解问题被赋予了两大对抗阶级严重斗争的性质。这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在接到胡风“意见书”之后，对胡风文艺思想所作的正式结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迅即在全国范围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分别召开作家、艺术工作者、大专院校有关教师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全国报刊集中发表大量文章，形成了对胡风的围剿。文化界知识界许多著名人士纷纷发言、撰文、表态，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是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文章把胡风“意见书”中反对“五把理论刀子”和改进文艺领导工作的建议，归结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纲领”；确认胡风所提出的问题实质上“不单独限于文艺一个领域，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性的问题”；判定胡风的“意见书”是“有一般意义的、思想和行动的纲领”即“一个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人民日报》发表著名人士如此鲜明的权威性论断，比党内指示更具有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力。人们已不怀疑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质，但尚未预料到问题一旦超出思想范畴而扩展到政治范畴，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就失去了任何限制和约束，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国家法制所规定的范围。
“有罪推定”和政治审判
1955年4月13日，曾对胡风“反戈一击”的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一文。为了证明胡风当年是充分赞同他的《论主观》文章的，舒芜拿出了40年代以来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此事带有某种偶然性，却立即受到领导机关的特别重视，指示舒芜对这些信件加以分类整理，并在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开发表，同时还发表了胡风写的《我的自我批判》。
《人民日报》为舒芜这些信件所加的分类标题令人触目惊心，诸如：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怎样一贯反对和抑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自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宗派活动”等等。此外还加了许多说明和注解，对信中的内容随意加以引申。这样编织在一起的“材料”，似乎可以嗅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舒芜语），但支持上述断语的证据，仅仅是舒芜交出来的34封信件和片断摘抄。尽管这些“材料”掐头去尾，支离破碎，具有显而易见的牵强附会性质，但这种做法还是被作为彻底粉碎“胡风集团”的重要手段。
和发动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一样，毛泽东一开始就直接介入对胡风的斗争。他为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语，将经过编织的“材料”与胡风的“自我批判”两相对照，得出结论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按语要求所谓胡风“集团”中的人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要求“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强调交出“密信”是“胡风派每一个人的惟一出路”。这样，就使逼取所谓“密信”、罗织罪名的手段“合法化”了。5月初，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组成胡风专案组，分别到全国各地调查胡风等人的历史情况，搜集查抄有关信件。
令人诧异的是，就在对胡风的调查尚在进行当中，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批准逮捕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风，胡风的夫人梅志也同时被捕。紧接着，全国各地逮捕“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行动迅速秘密地展开。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胡风其人此后25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消失了，但对胡风的批判斗争却进入了高潮。
5月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报》相继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这些材料是根据各方面收缴上来的胡风与他人的私人信函摘编成的。鉴于第一批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一些“同情胡风”的人认为“不能据此定罪”，第二批材料摘录了胡风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68封所谓“密信”，证明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污蔑和攻击”；证明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中共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报等反革命活动”，证明胡风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毛泽东为这批材料写了大段的按语，其中一条从“宗派”说起，接连下了一连串毋庸置辩的断语：胡风这批人，过去说是“小集团”，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王国”，它们“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在这里，“胡风集团”的人数扩大了，而且其范围扩展到一系列重要政府部门，其“成员”都是各种穷凶极恶的敌对分子，并负有“颠覆共和国”的政治使命，真可谓十足的“反革命集团”。这则按语的最大特点，是用“政治”逻辑取代了法律程序上的“起诉书”和“判决词”，其用语、口吻都显示了超越法律之上的巨大威慑力。在这里，胡风与他人的私人信件是被断章取义、加义注释和引申，作为“反革命”的物证来使用的，但即使根据所谓“密信”摘编成的“材料”，也几乎没有哪一条能跟上述一系列指控对上号。然而，这并不妨碍对胡风等人的“审判”和“判决”，正如按语中突出强调的“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一律”，就是不许一切想要“舆论不一律”的“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也就是说，“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在这里，以法官面目出现的，不是国家法制原则，而是政治家的“政治”逻辑，凡对此感到“理亏”的，则被说成是一些“糊涂的人们”。
为了使上述“判决词”显得更有“分量”，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第三批材料，力图证明胡风及其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同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伪装革命”，“干着反革命勾当”。毛泽东在加写的按语中强调：“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并告诫人们必须研究胡风等人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6月15日，《人民日报》将前后三批材料汇编成册，统一定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公开出版发行。毛泽东为该书写了序言，要求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中学得一些东西，激发革命热情，提高辨别能力，把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
历史的结论与教训
一个真正的文艺问题的论争，经由政治批判阶段，最终演变为一场全国规模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实际上为中国此后历次政治运动提供了一个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范例，形成几乎一成不变的思想批判——政治上纲——组织清查——追溯历史的运动程式，使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良知长期受到压抑和扭曲。悲剧远未落下帷幕。随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粗暴批判。文学艺术的发展日益陷入单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狭窄天地，文艺家在政治概念与艺术追求的两难抉择中，不得不钝化艺术感觉、压抑创造精神，去服从“革命功利主义”要求，为政治服务或为政策作形象注释，文学家的主体意识和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几乎消失殆尽，严重阻滞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在全国对胡风集团的清查中，共触及2100余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胡风和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在那个时代文坛悲剧的巨大阴影笼罩下，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极端痛苦的磨难。胡风本人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政治上的平反。1980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有关部门对胡风问题的复查报告，确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这个平反决定当时主要着重于政治方面，而对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还来不及仔细复查研究，以致仍沿用了过去的一些提法。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通知》在对胡风的政治历史和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的基础上，提出对1980年平反决定中遗留的问题进一步平反。这就是：撤销所谓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这种不符合胡风原意的判断；撤销“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这一政治性结论；撤销“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这一论断。时隔8年的两次平反，体现了一个大的思想跨度。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斗争，完全违背民主与法制原则，无端打出一个“反革命集团”，当然必须平反，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坦诚、郑重的工人阶级政党。而新的时代呼唤科学的精神，进一步要求重新审视胡风一案所涉及的全部复杂的政治历史问题和文艺论争问题。这就是中央办公厅的补充通知所指出的：关于“进行宗派活动”的提法，必须承认在中国革命文学阵营的发展史上，的确存在过妨碍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问题，但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时间很长，涉及的人员也较多，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还有不同的状态和变化，因而这就决不是胡风单方面的问题。从胡风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来看，对这类问题所作的政治性结论必须撤销。至于曾经引起异议的胡风文艺思想和主张，也只能按照宪法的规定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任何方面，任何个人都不应该做出“裁决”。只有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我们才能真正从这场影响甚深、波及甚广的文坛悲剧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