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夜开始至12日,驻守大陈岛之国民党军第46师和直属炮兵、军官战斗团等18000余人及大陈居民14000余人,共32000余人,在美国第七舰队直接参与下,撤逃台湾。
撤离前,蒋经国从军舰上取下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在岛上举行了最后的升旗仪式。蒋经国对在场众人说:“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此刻我们要下决心打回来。”也许,蒋经国为此心愿一直在奋斗,但最终至死也没能再回到大陈岛。
军舰起锚了,大陈岛守军司令刘廉一望着四处吐火冒烟的大陈岛,凄然叹息:“完了,什么都完了,落了一场空。”
整个撤退行动在2月11日晚完成,岛上守军16353人和平民17132人全部分批运到台湾。居民不愿走者惨遭枪杀。撤逃前,国民党海军爆破组在大陈岛上进行疯狂破坏,把大陈居民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炸成一片焦土和瓦砾,把几十个村庄烧为灰烬。大陈岛国民党军头目刘廉一在逃走之前,曾对合众社记者说:“当我们离开时,岛上只剩下死人。”
解放军根据隔海观察和情报侦察发觉敌人撤逃后,立即进占浙江沿海岛屿。
2月8日至14日,浙东前指所属部队先后进占北鹿山、渔山、披山诸岛。22日,又出动飞机轰炸南鹿山岛,岛上守军于25日仓皇逃窜台湾,人民解放军当即进占该岛。至此,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
蒋介石拒绝放弃金、马人民解放军取得浙东作战胜利后,便开始实施福建沿海的作战计划。
台湾战争一触即发,美国政坛一片混乱。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格林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协防金门”,可能使美国“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刻,为一个并不会影响到我国重大利益的问题,而卷入战争的漩涡”。
许多美国官员同意上述观点,认为美国应信守对台湾安全所做的承诺,但极力反对美国以武力保卫金、马。
美国国务院认为,“保卫金门”很可能使之和中共,甚至和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因而一再建议国民党当局撤离金门、马祖。他们甚至提出以美国陆战队和战斗机群驻守台湾,换取台湾当局撤离金门、马祖的建议。
蒋介石断然拒绝了这类建议。他到台湾后,一直以“反攻复国”来激励残军败将,说是“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如果可作反攻跳板的沿海最后两个岛屿再丢掉,谁还会相信他能“反攻复国”呢。
美国准备使用核武器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后支持了蒋介石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之所以能在丢失大陆后保持相当高的士气,主要是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打回大陆,放弃金门、马祖,等于粉碎了他们的这个梦想。如果士气不保,台湾便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中共随时会将它占领”。
3月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赴台湾同蒋介石进行了密谈。回国后,同艾林豪威尔商讨了保卫金、马,防止中共进一步攻打台湾。据美国日后销密的历史档案看,美国当局当时为保卫金、马,不惜采取使用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3月10日,杜勒斯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和总统的意见,又提出了使用原子弹的问题。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暗示,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使得美国国内与世界舆论都对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紧张。
有了美国撑腰,台湾的口气更硬了。3月22日,蒋介石在对美国报人谈话时宣称,台湾为保卫金门、马祖,将战斗至最后一个人。此后在许多场合及私人谈话中,他都一再表示,要誓死保卫金门、马祖。
5月5日,台“行政院长”俞鸿钧在向立法院报告施政工作时也说,保卫金门、马祖的决心不会改变,台湾反对任何和谈与停火的建议。9日,他对美国记者重申这一观点说:“保卫金门、马祖的计划不会改变,不会因为外国的意见就放弃了这几个岛屿。”
陈诚也在多次和外国记者谈话时表示,即使金门、马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一定要坚守下去。
毛泽东决定停攻金、马在形势上,金门、马祖是两道伸入大陆心脏的触角,澎湖则是控扼台湾海峡的衢地,也是台湾与金门之间的中继站。台湾是“反攻复国”的主要基地,而金马则又为登陆的踏脚石,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保台澎必须保金马、保金马以卫台澎。这是一位美国军事家评价台澎金马关系及其战略意义时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也常被蒋介石用来说明他所以誓保金马的理论依据。其实蒋介石比谁都清楚,国民党的力量已大大弱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防守沿海岛屿尚且感到力不从心,哪里还有“反攻”的力量?既然无力反攻,金门、马祖也就失去了跳板的作用。随着军事科技的高速发展,金门、马祖对于防卫台湾也已失去了价值,解放军若进攻台澎,完全可以绕过金门、马祖而直取目标,金马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战略意义了。
金门或撤或守,对台湾来说都无关紧要。美国之所以动员蒋介石放弃金马,其中也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两岸的距离拉大了,分裂起来变得容易。蒋介石之所以坚守金门、马祖,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把美国人拉入中国的内战。因为金、马战火一起,国民党军队必然不敌,美国如果视而不救,必将在全世界面前失去信誉;如果插手,则就要同中国共产党军队发生直接冲突,这样,中美战争就会爆发。
毛泽东,这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对美蒋的阴谋自然有所洞察,他当初决定在沿海地区采取有限军事行动,主要目的是对国民党的骚扰破坏予以惩罚,并显示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分裂中国的决心,并不打算引发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通过浙东沿海作战的胜利,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接下来,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只要中国强大了,美国是无法干涉中国内政的,那时,只要嘘一声,外国人就会脱身。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停攻马祖,并适时地采取了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
台湾在美国的庇护下,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形成偏安海岛的局面。
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节 炮击下美蒋无措和为上国共有心
美国多次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核战争的幽灵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国民党“副总统”也狐假虎威地宣称,他将不在乎反攻大陆的战争“最终成为全面毁灭的原子战争”。林彪光顾得讨毛泽东欢心,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方面,这样一来,突然猛袭的打法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美台狼狈为奸:劫持大陆船只
台湾岛位于南中国海距中国大陆以东100余公里处。
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海域通称台湾海峡,其中包括台湾以西的澎湖列岛和更西面的金门群岛。上述30多个小岛,大多离台湾都有上百公里之遥,而与中国大陆的距离却短得能“涉水而过”,而且是大陆的两处重要的海港所在地。金门在厦门对面,离厦门只有2公里;马祖群岛位于福州以东,距福州不过10公里;大陈群岛位于中国东海,与台湾相距200公里。
国民党1949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慌慌张张地逃窜到台湾,但仍然控制着金门、马祖、大陈等30多个离大陆不远的岛屿,在这些岛屿上驻扎着军队,梦想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时,以这些岛屿作为跳板。
50年代初,国共两党的军队在台湾海峡不断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台湾海峡并不是风平浪静的。
1953年10月和1954年5月,国民党战舰在公海将中国驶往波兰的贸易货船劫往台湾。北京谴责美国海军提供了支持。
一个月以后,台湾战舰又抢劫了苏联为中国港口制造的油罐。为此,苏联政府向华盛顿发出官方抗议。
1954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对国民党的“海盗行为”和美国“后台的支持”,进行了强烈谴责,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和国民党狼狈为奸,在靠近台湾的海域劫持了70多只属于中国的货船或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的货船。”
英国人明智地认为,由金门、马祖等岛屿所引起的争端,是属于中国人内部的争吵,其他国家不应介入。
然而,美国当局并没有从朝鲜战争中吸取教训,在台湾海峡的争端中继续干涉中国内政,执行侵略政策,依赖核优势,不断对中国进行核威胁。这样,从1954年9月开始,就出现了长达九个月的危机局面。在这段时间和以后一个时期,美国多次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核战争的幽灵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美国人为什么迷恋于“持索捕风”
中国古诗云:“持索捕风何时得,将刀斫水几时断?”这诗句的意思是不要树立不切实际的目标,办无法办到的事情,否则就会劳而无功。
50年代美国帮助蒋介石控制金门、马祖的举动和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实质上无异于“持索捕风”“将刀斫水”,然而美国当局却执迷不悟,对“持索捕风”极为热心。这是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是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得美国的决策者利令智昏,失去了明智的判断能力。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美国当局作出了三个带有偏见、失去理智的判断:(1)中国是一种可怕的力量;(2)放弃金门等岛屿必然引起可怕的连锁反应;(3)核武器同其他武器一样是可用的。
50年代初,白宫有一份报告,题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该报告认为,中国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必须设法削弱、孤立中国,并且提出了“削弱中国势力”的战略。50年代朝鲜战争以后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美国颠倒黑白地把中国看做侵略者,称中国为“亚洲的赤色帝国主义”,把中国作为最大敌人之一,用长期包围战略体系与之对立。正是这一战略和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极大威胁。从1950年的朝鲜战争起,一直到60年代末的越南战争后期,由于美国当局的错误政策,美中两国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对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美国积极向台湾提供军援以阻止共产党占领台湾海峡的金门等岛屿,这当然不足为奇了。
中国近海的金门和马祖群岛,都在中国大陆的大炮射程之内,两个群岛加在一起,总面积不足100平方英里。在许多人看来,为这些没有多大价值的小地方与中国公开对抗,甚至冒核战争的危险,显然是荒谬和愚蠢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所以公然宣布美国对“保卫”这些岛屿有很大兴趣,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引起连锁反应。因为他们都认为,“如果袭击或是投降使金门失守”,可能的结果将包括通过“颠覆和(或)军事行动”使台湾失守,几年后整个西太平洋的“多米诺骨牌”都将倒下,最后,“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很可能会落入中苏轨道”。一句话,在他们的想象中,“多米诺效应”在远东引起的后果,远比中国大陆被接管的后果更深远和更具有灾难性。
在这种连锁判断中,最弱的一个环节,就是第一个环节,它把金门失守和台湾失守、远东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实际上成了蒋介石及其发言人、支持者所宣称的观点和主张的俘虏。他们两人都认为,一项躲避保卫金门和马祖的决定,可能对台湾的中国人的精神造成致命的打击。从金门和马祖撤退以及“为此我们不得不施加的压力,将严重损害福摩萨(即台湾)非共产力量的士气和效忠,以后我们就指望不上他们了”。
正是这一信念,驱使艾森豪威尔下决心帮助蒋介石守住金门和马祖。同时,他也清醒地估计到,如果共产党对两岛屿发动全面攻击,不求助于使用核武器,就不可能进行成功的抵抗;他知道,这将是他的指挥官们所要坚持的建议。他本人同意杜勒斯的观点,一旦参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岛屿。
相信原子弹可以使用,是台湾海峡核危机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有限核战争”的战略设想,虽然在50年代末才被系统化(1958年基辛格的《核战略和外交政策》、1960年赫尔曼·康恩的《论热核战略》和《关于战争升级》是主张“有限核战争”的代表作),但在50年代初,美国决策者就已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有限核战争”的战略设想行事了。
所谓“有限核战争”,就是不使本国遭受核战争的巨大破坏,把自己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当做威慑力量加以炫耀,而在局部地区对核武器加以战术上的控制使用的一种战争方法。如对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这种有限区域,分阶段地发射一两枚核炸弹或核导弹等有限核武器,通过这种核攻击,使对方看到核武器的威力,迫使对方投降。如果对方不投降,就加以威胁:你不投降,就将继续用核武器打击你们,并毁灭你们的国家!
1953年10月30日,美国政府在其印发的一份代号为NSC162/2的文件中,就要求建立一种以核打击能力为基础的强大的军事态势,使美国及其盟国的部队能迅速对冲突作出有力的反应,并在核冲突中保证胜利。美国宣称,印度支那和台湾“在战略上是如此重要,如果对它们进犯,可能会迫使美国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反击……在与苏联或中国的敌对冲突中,美国将认为核武器如同其他武器一样是可用的。”
1954年1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G·勒梅将军说:“在朝鲜没有合适的战略空投的目标。然而,我可以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东南部合适的地方投几颗原子弹。对于朝鲜和印度支那这样的‘扑克牌’,我们……在有些情况下,应该尝试提高赌注。”
白宫的一份文件《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认为,“在与中国全面冲突时,美国的力量(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武器)将给中国共产党的空军和地面装备以致命打击”;并且指出,这样做,“或许会消耗掉美国原子弹储备的一个相当的比例”。
1954年8月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布,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军援,“以阻止共产党占领台湾”,并将与台湾进行签订军事条约的谈判。此后的第二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艇与国民党军舰在海上相遇时发生激烈战斗,国民党“副总统”也狐假虎威地宣称,他将不在乎反攻大陆的战争“最终成为全面毁灭的原子战争”。
台湾海峡的核危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延续的。
中央决定炮击金门
1957年11月25日,午饭过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到他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他开始在一些信件上签名。突然,一阵头晕。他挣脱这种感觉,伸出手去拿另外一封信。当拿起来时,觉得信里的字好像跑出来似的。于是,他沮丧、迷惑,无力地放下笔,瘫倒在椅子上……
此后,艾森豪威尔拖着他那沉重、疲惫的病体,继续执行“国际宪兵”头子的任务。令他头痛的是这段时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全世界反美呼声日益高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中东地区也出现了新的形势,黎巴嫩夏蒙政府被推翻,伊拉克爆发了推翻王朝的革命。为扑灭中东的反美火焰,艾森豪威尔于1958年7月15日,下令派遣海军陆战队入侵黎巴嫩等中东国家,并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随着英、法的介入,苏联也有所动作。于是,中东局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
7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和抗议美国的侵略行为,要求美国立即从黎巴嫩撤军。随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大、中、小城市举行了反对美国侵略中东地区的示威。世界进步舆论也都纷纷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但是,台湾国民党集团则表示“完全支持”美军侵略黎巴嫩的行动,并叫嚷要“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为了借机扩大事态,7月1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所属部队处“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的国民党军也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和袭击准备。一时间,台湾海峡硝烟弥漫,形势险恶。
为了粉碎台湾当局的挑衅,打击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声援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7月18日晚,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大规模炮击金门岛。
毛泽东说:“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打金门,就是支援黎巴嫩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要用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
厦门和小金门的距离只有2000多米,解放军前沿阵地大,小嶝岛和大金门距离最近,不到1000米。自1949年停止收复金门战斗以后,厦门前线和蒋占岛屿大、小金门一直处于对峙状态。蒋介石以一个兵团的重兵防守金门,在厦门海堤未修建以前,解放军一直以一个军的兵力防守厦门。朝鲜战争停战以前,即从1950年至1953年,金门蒋军不断以海军袭扰我福建前线沿海地区,并封锁了厦门港、福州马尾港;其空军部队则经常空袭厦门、福州,特别是对厦门的空袭更为频繁。金门敌军自恃炮兵占优势,更是经常炮击厦门。为了保护沿海岛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渔业生产,改变双方军事局势,我军早已制定了炮击金门的方案,中东地区国际局势的突变,对实施这一方案起了重大的促成作用。毛泽东的提议,很快在会议上通过。
“主席,有没有想好由谁来担任此次战斗的指挥?”周恩来在决议形成后问。
“我的意见,还是由叶飞来指挥,我们有必要把机会留给他。”毛泽东说。
叶飞受命指挥战斗
盛夏的福州,天气十分炎热。一场大台风过后,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福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叶飞,在台风过后,正紧张动员组织部队、机关的人员帮助当地农民抢收粮食作物。
突然,一辆吉普车风风火火地直冲到正在为群众抢收粮食的叶飞身边。
“报告首长,请您马上回军区司令部。”车子还未停稳,通讯员便从车子上跳了下来。
叶飞问:“发生了什么事?”
“北京打来了一个电话。”
“把电话内容记下来,我回去看不就行了。”叶飞说。
“对不起,首长,是一个保密电话。”
“保密电话!”叶飞心中一震,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走,我们马上回去!”叶飞顾不上整理自己的衣服便跳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并未开到叶飞的办公室门前,而是直接开到福州军区作战室门前停下。
叶飞立即明白,有作战任务下达。
“我是叶飞?”叶飞拿起电话大声说,“请问你是谁?”
“叶飞同志,我是王尚荣。”话筒里传来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的声音。
“上级有何指示?”叶飞问。
“中央决定炮击金门,并指定由你负责指挥。”王尚荣说。
“由我负责?”叶飞一顿。心想,军区新任司令员韩先楚已接替了我的工作,我现在虽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地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挥,为什么中央要指定我呢?
叶飞满脑子疑问,但已来不及多想了,只脱口问王尚荣:“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是中央决定的。”王尚荣回答道。
“是不是毛主席决定的?”叶飞又问。
王尚荣远在北京,看不到叶飞的表情,但从问话中已能感觉到叶飞心中在想什么,就说:
“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
此时在北京的福州军区副政委刘培善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
叶飞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
刘培善说:“那你就不用问了,这件事中央已经决定了。”
叶飞沉默了一下说:“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
叶飞接受命令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让江一真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旋即又组织了前线指挥所。
接受命令的第二天,叶飞率领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和副政委刘培善,及前线指挥所参谋长张兼,由福州乘车奔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
7月20日,叶飞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厦门召开了作战会议,研究确定组成莲河和厦门地区两个炮兵群,分别负责打击大金门和小金门的国民党军。另外,在厦门、莲河地区组成一个高射炮兵群,各自保障本地区的对空安全。会后,各部队立即向集结地域开进,秘密展开。
当时,福建沿海地区气候还相当恶劣,狂风呼啸,大雨滂沱。由于山洪的冲击,主要公路、铁路多处塌方,有的桥梁折断,摩托化炮兵部队在运行中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军令如山倒”,我英雄的炮兵部队在工程兵部队、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克服重重困难,昼夜兼程,向预定位置推进,并在风雨泥泞中抢修道路、构筑工事、搬运炮弹和开设观察所。
到24日,所有一切作战部署全部准备完毕。
25日20时,福建前线指挥部接到中央军委电令:前线炮兵部队立即进入射击位置,待命开炮。于是,各参战部队立即行动,于26日拂晓前全部进入发射阵地,只待一声令下,便可发起攻击。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不但把目光盯住台湾海峡,更把视线放到世界,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事情。
7月28日,叶飞收到北京的一份电报,内容是毛泽东致彭德怀、黄克诚的信(彭德怀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任参谋总长):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叶飞接到毛泽东的电示后,立即找来张翼翔、刘培善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加之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暴雨19天,冲毁大小桥梁43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在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疾病丛生;特别是空军部队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尚未完成,海军入闽部队尚在调动中,认为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
于是,叶飞当即复电中央: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由于推迟炮击时间,福建前线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稳定了参战官兵急于求战的情绪,并对部队进行了新的调整部署,各级指挥员和指挥分队,周密计划使用火力,区分射击任务,对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作战图上。前线指挥部还调派步兵和工程兵部队协助炮兵部队加紧构筑工事和抢修道路。截至8月23日,在预定作战区域内,有掩盖的地面炮兵工事构筑120多个,各种急造军用路纵横交错,密如蛛网。
炮击金门序幕是空战
炮击金门的序幕,是由我英雄的人民空军拉开的。叶飞经过实地考虑后,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首先进行一场空战,打破敌人的优势,掌握福建前线的制空权,炮击金门的战斗才能顺利进行。
当时沿海机场的飞机起飞,不能朝向大海方向,只有往后飞,升空后再调头。如果朝前起飞,就飞到台湾海峡上空了。我空军要在福建前线站住脚,首先必须要战胜敌人的空军,不然,就掌握不了制空权。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抽调歼击航空兵第1师第1团、第3团,第18师第54团,第9师第27团,第16师第46团和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10团,从原驻地转场到福州、漳州和江西漳树等一、二线机场。
为了加强福建前线空战的指挥,中央军委将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调到福州军区任空军司令员。7月25日零时,聂凤智“到位”,驻进了设于晋江的指挥所。尽管是大规模的空中行动,聂凤智也要求部队准备边打边进,争取隐蔽接敌,以军事上“出其不意”这一克敌制胜屡试屡验的方法。根据司令员的指示,空军部队采取低空、分批、梯次推进、前后掩护的方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核心阵地移动。
至29日,第一批航空兵已抵达龙田、福州、汕头等第一线位置。这时蒋介石还毫不知道。就在这天上午11时许,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少校副中队长刘景泉率领F-84G型战斗机四架,贴着云层,摇摇摆摆地来厦门上空“正常”巡逻。聂凤智一声令下,我空军歼击航空兵18师54团大队长赵德安立即率领四架米格-17型歼击机,从汕头机场起飞迎击。
我机在云下高度150米处集合编队后,迅速穿云上升,巧妙地接近目标。三号机飞行员高长吉报告发现两架F-84G型飞机,地面指挥员林虎师长根据雷达所显示的飞机架数,当即告诉空中飞行员,目标是四架而不是二架,提醒他们谨防对方的“诱饵”战术,并果断命令他们大胆、沉着地实施攻击。高长吉首先进入攻击,开炮将敌刘景泉的僚机击落。刘景泉见状后立即大幅度急转下降,企图逃脱。正在他后边的我军僚机飞行员张以林当即推下机头,紧紧咬住他,在距离150米时连续开炮三次,将其击落。刘景泉负伤后,跳伞落海。其余两架国民党飞机,一架被赵德安击伤后立即同另一架一起掉头向外海上空逃窜。激战三分钟,我空军击落敌机二架,击伤一架,而我军飞行员无一损伤,取得了入闽、粤后首次空战的胜利。
国民党空军受到这次打击后,为查明我空军进驻东南沿海机场的情况,便改用性能较好的F-86型战斗机、掩护RF-84型飞机实施“强行侦察”。我军起飞拦截后,很快击落了敌机二架,击伤三架,剩下三架匆匆地跑了回去。就在这一两天之中,我军飞机已在一、二线机场完全部署停当。
8月7日、13日和14日,我空军又先后同国民党空军连续进行三次较大规模的空战,国民党空军又被击落击伤六架飞机。8月14日的空战中,我空军十六师飞行员周春富单机与国民党空军11架飞机作战。他在击落国民党空军F-86型飞机二架、击伤一架后,座机不幸中弹,被迫跳伞落海。福州军区领导人得悉后,紧急组织军民进行海上救援。15日,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指示福州军区领导人,一定要救起落水飞行员。我海军炮艇和福建平潭县1800多艘渔船,连续数日在海上反复寻找,但终未找到。11月28日,空军政治部决定,给英勇捐躯的周春富烈士追记一等功,并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整个空战,国民党空军损失飞机50多架,大约占敌机总数的三分之一。我空军部队也损失20多架。
我军空军入闽后连战皆捷,基本上夺取了福建地区的制空权,有力地保障了陆、海军参战部队展开部署和进行战场准备。前线军民对我空军在空战中所取得的胜利深受鼓舞,纷纷说:“福建的天空现在真正解放了。”
在我军炮兵部队和航空兵部队紧张进行炮击金门准备工作的同时,海军水面舰艇部队采取水陆并进的方法,迅速隐蔽地入闽,准备参战。7月19日,海军入闽参战部队接到海军司令部的预先号令后,紧张地进行入闽参战的准备工作。7月底,东海舰队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命令驻上海的鱼雷快艇6支队一大队隐蔽南下。该队全体官兵一律改着陆军服装,“陆地行舟”。8月2日晨,专列安全到达厦门。当天夜间,用平板车全部将快艇推到海军码头,随后将快艇吊放海中,再用护卫舰把鱼雷快艇全部拖至停泊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