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急于求成反冒进！仗义执言受冤屈(2)
在中共中央提出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第二天，即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商议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研究继续压缩经济建设中实践证明仍不实际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会上，李先念指出：“今年财政预算看来是订高了。”“我看现在下马比年底下马好。”针对不同意削减预算一事，周恩来说明“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预算高了就“一定要削减”的道理，强调“要打破预算不能修改”的观念。他指出：“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明知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他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保守，也反对冒进。”周恩来在说明理由并经过充分民主讨论后，综合李富春、薄一波在会上提出的意见，确定按5%削减国家财政预算，其中再次把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
6月12日，针对有人不同意在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的财政报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问题，认为这是同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的说法，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坚定地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6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指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以上意见，为全国人大会议完全接受。
为了配合国务院、中共中央自5月以来开展的反对急躁冒进的斗争，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对周恩来、陈云等主张并为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和坚持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倾向就反对什么倾向的意见作了深入阐述，既充分肯定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前进的，又中肯地分析了经济建设中客观存在的急躁冒进问题。社论强调：“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因为在去年开始“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出现了“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的急躁冒进倾向。社论提出：因此，“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来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
这段时间，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国务院会议、中共中央会议上所进行的反冒进斗争，全国人大会议对反冒进的肯定和支持，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的宣传，为动员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重视和在经济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从而使已经冒进的本年度经济从下半年起开始逐步转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并为向八大提出一个比较实际与稳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综合平衡，稳步前进
1956年7月以来，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精力转向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上面。“二五”计划是1955年8月开始编制的，不久便提出了比较接近客观实际的轮廓数字。在这以前，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斗争的开展，被纳入远景计划的“二五”计划的各项指标也跟着订高了。由于这些高指标在4月下旬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使正在编制中的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根本无法平衡。到6月，国家计委继提出各项指标都经过修改的“二五”计划第一方案后不久，又提出了第二方案。但因为对这些指标的改动都属于非实质性的小修小改，从而使整个编制工作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这时，距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只有一个多月了，有关部门却拿不出一个能够提交八大会议的方案来，令人心急！
在编制计划困难重重，时间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周恩来、陈云等看到：要搞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就必须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要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就必须做各部委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只有打通思想，才能妥善地把指示降下来。
7月3日到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磋商编制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新方案问题。
周恩来指出：制订新方案“是为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他以充足的理由说明“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到1962年粮食产量达到5500亿斤是“不可靠的，有危险的”，甚至定为5300亿斤“也值得考虑”。这是因为，农业合作化后，虽然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我们还“不能排除歉收，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它们天天都在管着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在“二五”计划期间也会有丰年、平年和歉年，所以粮食生产每年很难以6%以上的速度增长，“搞这个假设不好”。他严肃地指出：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农业指标一旦达不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在财政收支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认为：“二五”期间，财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要实现5年累计2600亿元的指标，“实际上达不到”，结果还会使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也保证不了”。因此，这个“框框可以推翻”“应该压下来”。在工业生产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指出：设想到1962年钢铁产量达到2700万吨至3000万吨，“这是高的想法”。“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德国都没达到2000万吨钢，但（他们）国内什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工业国。”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也是各种机器都能制造，技术高，有发展的余地。”因此，设想钢铁生产少一些，煤炭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等相应地“都可以少些了”。经过认真讨论后，与会者一致认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仍不稳妥，同意继续“精打细算”，按5年财政总收支2350亿元至2400亿来安排，相应减少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基本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可以说，这是一次把高指标的幅度往下降的带转折性意义的会议，从思想上反对和清理了离开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离开综合平衡的急躁冒进倾向。这样，向八大提出一个接近实际的“二五”计划的建议已经成为可能。
这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倾全力主持编制“二五”计划的建议。在整个7月里，他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王光伟、陈先等（李富春、张玺这时在苏联）不断磋商、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他指示计委应根据“一五”计划已有的经验，做好各项平衡工作，留有余地，即要正确估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在此基础上安排积累与消费比例，妥善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提出稳妥的投资总额，以此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
8月3日至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7月下旬提出的第三方案和该方案的调整意见中的部分指标又作了适当调整。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同张玺、薛暮桥等最后审定了“二五”计划的建议。
本年度以来，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多、快、好、省口号自提出后，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忽视和忘记的常常是好和省，因此这个口号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本应起到的积极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等在对建议草案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在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即被删掉了。这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没有人再提“多、快、好、省”了。9月初，周恩来在阅读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1962年要求粮食生产5200亿斤、棉花5200万担”，恢复为“到1962年要求粮食生产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并以坚定的口气在一旁注明：“粮食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由于周恩来的坚持，这两个比较实际又很重要的指标才最后确定了下来。
一个注意到综合平衡，“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和初步总结了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宝贵经验教训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就这样胜利地诞生了。为“二五”计划的建设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保证重点，适当收缩”
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一个较好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为中共中央安排下年度经济提供正确的依据，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衔接工作，在中共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转到了对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各项指标的研究和计划的编制工作上。
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1956年7月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当经委把投资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反对再往下压了。
周恩来看到这一情况，便对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他要范若愚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一段话的出处。以后范若愚找到这段话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面对中国国情，再细细体会马克思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使周恩来认识到：必须根据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以苏联、东欧国家不顾人民生活去片面发展重工业而酿成比较严重的社会后果为鉴戒，在1957年计划中充分体现“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究竟怎样才算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呢？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认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使积累和消费关系正常与协调的根本途径。基本建设规模下不来，积累率就下不来，财政也就必然会继1956年之后再度出现较大赤字，物资供需紧张状况在1956年过多地动用储备的情况下会更加严重。鉴于此，他们决心把基本建设投资压下来，而且要压到大大低于1956年投资金额的程度。
10月20日到11月9日，在三周时间里，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十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
会上，个别同志对1956年急躁冒进造成的危害看得并不清楚，仍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说：“1956年的计划是冒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所以才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周恩来当即表示，不同意这种为了政治需要而有意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恳切地说道：“这个四个字（指前一发言人提到的冒、松、分）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李先念指出：“今年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如不把今年的经验很好地加以总结，明年就压不了。”“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6月12日，针对有人不同意在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的财政报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问题，认为这是同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的说法，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坚定地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6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指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以上意见，为全国人大会议完全接受。
为了配合国务院、中共中央自5月以来开展的反对急躁冒进的斗争，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对周恩来、陈云等主张并为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和坚持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倾向就反对什么倾向的意见作了深入阐述，既充分肯定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前进的，又中肯地分析了经济建设中客观存在的急躁冒进问题。社论强调：“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因为在去年开始“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出现了“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的急躁冒进倾向。社论提出：因此，“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来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
这段时间，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国务院会议、中共中央会议上所进行的反冒进斗争，全国人大会议对反冒进的肯定和支持，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的宣传，为动员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重视和在经济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从而使已经冒进的本年度经济从下半年起开始逐步转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并为向八大提出一个比较实际与稳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综合平衡，稳步前进
1956年7月以来，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精力转向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上面。“二五”计划是1955年8月开始编制的，不久便提出了比较接近客观实际的轮廓数字。在这以前，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斗争的开展，被纳入远景计划的“二五”计划的各项指标也跟着订高了。由于这些高指标在4月下旬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使正在编制中的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根本无法平衡。到6月，国家计委继提出各项指标都经过修改的“二五”计划第一方案后不久，又提出了第二方案。但因为对这些指标的改动都属于非实质性的小修小改，从而使整个编制工作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这时，距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只有一个多月了，有关部门却拿不出一个能够提交八大会议的方案来，令人心急！
在编制计划困难重重，时间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周恩来、陈云等看到：要搞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就必须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要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就必须做各部委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只有打通思想，才能妥善地把指示降下来。
7月3日到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磋商编制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新方案问题。
周恩来指出：制订新方案“是为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他以充足的理由说明“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到1962年粮食产量达到5500亿斤是“不可靠的，有危险的”，甚至定为5300亿斤“也值得考虑”。这是因为，农业合作化后，虽然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我们还“不能排除歉收，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它们天天都在管着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在“二五”计划期间也会有丰年、平年和歉年，所以粮食生产每年很难以6%以上的速度增长，“搞这个假设不好”。他严肃地指出：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农业指标一旦达不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在财政收支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认为：“二五”期间，财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要实现5年累计2600亿元的指标，“实际上达不到”，结果还会使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也保证不了”。因此，这个“框框可以推翻”“应该压下来”。在工业生产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指出：设想到1962年钢铁产量达到2700万吨至3000万吨，“这是高的想法”。“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德国都没达到2000万吨钢，但（他们）国内什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工业国。”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也是各种机器都能制造，技术高，有发展的余地。”因此，设想钢铁生产少一些，煤炭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等相应地“都可以少些了”。经过认真讨论后，与会者一致认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仍不稳妥，同意继续“精打细算”，按5年财政总收支2350亿元至2400亿来安排，相应减少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基本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可以说，这是一次把高指标的幅度往下降的带转折性意义的会议，从思想上反对和清理了离开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离开综合平衡的急躁冒进倾向。这样，向八大提出一个接近实际的“二五”计划的建议已经成为可能。
这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倾全力主持编制“二五”计划的建议。在整个7月里，他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王光伟、陈先等（李富春、张玺这时在苏联）不断磋商、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他指示计委应根据“一五”计划已有的经验，做好各项平衡工作，留有余地，即要正确估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在此基础上安排积累与消费比例，妥善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提出稳妥的投资总额，以此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
8月3日至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7月下旬提出的第三方案和该方案的调整意见中的部分指标又作了适当调整。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同张玺、薛暮桥等最后审定了“二五”计划的建议。
本年度以来，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多、快、好、省口号自提出后，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忽视和忘记的常常是好和省，因此这个口号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本应起到的积极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等在对建议草案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在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即被删掉了。这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没有人再提“多、快、好、省”了。9月初，周恩来在阅读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1962年要求粮食生产5200亿斤、棉花5200万担”，恢复为“到1962年要求粮食生产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并以坚定的口气在一旁注明：“粮食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由于周恩来的坚持，这两个比较实际又很重要的指标才最后确定了下来。
一个注意到综合平衡，“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和初步总结了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宝贵经验教训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就这样胜利地诞生了。为“二五”计划的建设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保证重点，适当收缩”
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一个较好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为中共中央安排下年度经济提供正确的依据，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衔接工作，在中共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转到了对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各项指标的研究和计划的编制工作上。
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1956年7月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当经委把投资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反对再往下压了。
周恩来看到这一情况，便对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他要范若愚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一段话的出处。以后范若愚找到这段话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面对中国国情，再细细体会马克思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使周恩来认识到：必须根据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以苏联、东欧国家不顾人民生活去片面发展重工业而酿成比较严重的社会后果为鉴戒，在1957年计划中充分体现“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究竟怎样才算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呢？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认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使积累和消费关系正常与协调的根本途径。基本建设规模下不来，积累率就下不来，财政也就必然会继1956年之后再度出现较大赤字，物资供需紧张状况在1956年过多地动用储备的情况下会更加严重。鉴于此，他们决心把基本建设投资压下来，而且要压到大大低于1956年投资金额的程度。
10月20日到11月9日，在三周时间里，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十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
会上，个别同志对1956年急躁冒进造成的危害看得并不清楚，仍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说：“1956年的计划是冒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所以才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周恩来当即表示，不同意这种为了政治需要而有意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恳切地说道：“这个四个字（指前一发言人提到的冒、松、分）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李先念指出：“今年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如不把今年的经验很好地加以总结，明年就压不了。”“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