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急于求成反冒进！仗义执言受冤屈(3)
从统一思想的目的出发，11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比较系统地陈述了自己对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的看法。他指出：“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来，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少问题。”“苏联发展重工业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农业发展缓慢，经过39年，产量仅高于沙皇时代的最高年产量。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忽视农业的影响，苏联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这个建设方针影响了东欧国家”。东德、波兰、匈牙利发生的群众闹事事件，反映了执行这个方针的严重后果。他指出：从“我们国家这样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国情和“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比原来设想的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目的是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他强调：“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就是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所以，对于高指标“应该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当然决定了就要执行，但是有意见还可以保留”。
由于反冒进已经进行几个月了，急躁冒进给经济建设带来的危害，在各部门特别是国务院领导成员中感受更加深刻，又由于这次会议把重点放在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上，因此使“总想把工业多搞一些”的少数同志也认识到“过去想法有些片面和主观。”这样做，既团结了同志又统一了思想。从这以后，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在思想上比较重视、在经济工作中也比较注意坚持“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了。
11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开会第一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为了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使全党高级干部从过去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更多教益，周恩来联系苏联、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暴露的某些弊端，联系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围绕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再度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总结了“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批评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倾向。他提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经过合理地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作准备。因此，1957年计划的方针应当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否则，将进一步影响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同时，他指出：这次全会提出的财政预算、生产和基本建设等指标，“是很初步的数字”“经过全会讨论，把方针批准”“再待经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进一步核算，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恰当的”1957年国民经济划。
毛泽东：反冒进已经“到了高峰”
这天。刘少奇在《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也就我国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指出：“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用多少资金投资，积累应该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这么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工业建设中的速度，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来，还高兴，还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积极性。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后两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上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毛泽东对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一次全面性的反冒进的会议，感到意外，进而他认为反冒进到二中全会已经“到了高峰”，于是15日在讲话中谈了七点意见，不赞成反冒进的继续开展。
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相左的意见，但是，周恩来、刘少奇在报告中所阐述的重要意见和制订1957年计划必须坚持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仍被八届二中全会接受并且在会后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
11月17日周恩来出访亚欧11国后，在反对急躁冒进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方针的指导下，陈云担负起了主持制订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担。
根据再次摸底后的情况，1956年12月17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商讨进一步减少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陈云提出：明年投资究竟搞多少，“首先是我们几个人负责，我们肩上担负着6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P股。”把投资压缩好，“我们责无旁贷”。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明年计划的投资“削了以后，不仅明年平衡，将来也可以平衡”。当然，削多少要研究。他强调：“削减投资必须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有的项目“不搞就是不搞，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应）砍下来”。“过去照顾基本建设多，照顾生产少。应该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再）搞基本建设。这样基本建设就是冒也冒不了多少。”会议决定再将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到114亿元。待进一步算账后提中央讨论。
为了深入总结1956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经验教训，有利于1957年计划的制订和今后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问题》的重要讲话。他阐释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道理，指出：“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据此，陈云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著名思想，强调：“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他指出应当用财政、信货、物资三大平衡这样的“制约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
27日，李先念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继续强调：从1956年冒进给财政金融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得出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财政、信贷和物资必须统一平衡。在这里物资平衡是统一平衡的基础、财政平衡的关键。因为，财政和信贷最后都要归结到有没有物资，矛盾都最后集中到物资是否能够平衡。”但是，“只要在正常收入的范围以内安排支出，不要赤字，不要向银行透支，保持这个限度，大体上就可以做到信贷的平衡。财政和信贷平衡了，大体上整个物资也就是平衡的。”根据这一认识，他指出：由于棉花、植物油的收购情况不好，钢产量又比原计划减少53万吨，这样，“国家收入就要减少10亿多元”。因此，八届二中全会确定的财政收支指标，“经过这一个时期的计算，看来是站不住了”，“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可能收到的收入必须打足，不可能收到的应当从预算指标内去掉”。这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这次会议的反冒进气氛也有所不快。他说：“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估计低了，那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是二中全会解决了的，但是这次会上（我们一共开了八天会），还有许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可见得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中还有问题。”
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国务院进一步对1957年计划中的各项指标和财政支出指标进行了核算和压缩，并在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安排了1957年计划。到4月，访问归来不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44次至46次全体会议，讨论批准了对基本建设投资、行政经费、军费、社会购买力，劳动计划和文教卫生等指标都作了压缩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在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上实现了财政、物资、信贷三大平衡，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1957年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周恩来，陈云等在反对“二五”计划和1957年计划的冒进指标时自觉地注意到从根本上否定远景计划的冒进指标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避免经济工作再度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高速度发展。例如：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假如到1967年钢铁产量达到3000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他指出，陈云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既然达不到，就应该允许三个五年计划以外再加二年。我说，甚至可以设想加二年不够再增加一二年。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果硬要把指标“定到3000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到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他还指出：《农业40条》规定到1967年粮食达到10000亿斤，倘若能够实现，当然“是最美满理想的。但是，照一年计算、摸索的情况看，不能那样设想”。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
从1955年底到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尽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毛泽东对持续开展的反冒进持保留态度，但他服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没有明确表示不能反冒进。
毛泽东：反冒进打掉了多、快、好、省
正当周恩来、陈云等政府领导人继续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准备在“一五”计划完成后对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为争取“二五”计划取得更大成绩而奋斗的时候，毛泽东的注意力由对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国际反共逆流、波匈事件的关注，对国内反右斗争的关注，再次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关注上。这时，深扎于毛泽东头脑中的过急地要求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赶超意识，开始以更顽强、更猛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决心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一个“大跃进”。
毛泽东认为，只有首先统一全党高级干部对于建设速度这个战略问题的认识，才能在全国迅速地形成“大跃进”局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开展彻底清算所谓反冒进错误的反反冒进斗争。但是开展这场斗争，在党内高级领导层内会不会遭到公开的抵制和反对呢？这是毛泽东这时还把握不定因而十分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这一天对反冒进进行了摸底性质的公开批评。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40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这是“右倾”，是“促退”。“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他强调：搞建设“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这时中共党内的正常的民主生活已经有些不正常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曾主张过反冒进的领导人也难以正常地发表不同意见了，因此在会上没有对此再提出异议。
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同周恩来、陈云曾多次指出过各项指标冒进了的《农业40条〈草案〉》并无实质性差别，但在会上也没有人再表示相反意见。反过来，当毛泽东看到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他反反冒进和对《农业40条〈修正草案〉》采取默认态度时，他感到可以凭借他在党内的崇高地位和威信，开展反反冒进斗争并获得预期效果。
为此，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名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接着，毛泽东过问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工作，并把社论初稿带到莫斯科，在他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期间进一步斟酌修改。社论稿在带回北京征求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后，于12月12日正式发表。这篇社论以尖刻的语言批评说，反冒进的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阶段，而没有认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没有充分估计新条件下大大增长了的生产潜力，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反冒进使“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因此“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尽管反冒进从9月起接二连三地遭到指责和批评，但周恩来等在八届三中全会后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反冒进已经被认为是个严重事件。他们深深地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在1958年初。
由于反冒进已经进行几个月了，急躁冒进给经济建设带来的危害，在各部门特别是国务院领导成员中感受更加深刻，又由于这次会议把重点放在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上，因此使“总想把工业多搞一些”的少数同志也认识到“过去想法有些片面和主观。”这样做，既团结了同志又统一了思想。从这以后，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在思想上比较重视、在经济工作中也比较注意坚持“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了。
11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开会第一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为了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使全党高级干部从过去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更多教益，周恩来联系苏联、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暴露的某些弊端，联系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围绕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再度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总结了“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批评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倾向。他提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经过合理地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作准备。因此，1957年计划的方针应当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否则，将进一步影响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同时，他指出：这次全会提出的财政预算、生产和基本建设等指标，“是很初步的数字”“经过全会讨论，把方针批准”“再待经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进一步核算，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恰当的”1957年国民经济划。
毛泽东：反冒进已经“到了高峰”
这天。刘少奇在《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也就我国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指出：“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用多少资金投资，积累应该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这么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工业建设中的速度，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来，还高兴，还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积极性。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后两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上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毛泽东对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一次全面性的反冒进的会议，感到意外，进而他认为反冒进到二中全会已经“到了高峰”，于是15日在讲话中谈了七点意见，不赞成反冒进的继续开展。
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相左的意见，但是，周恩来、刘少奇在报告中所阐述的重要意见和制订1957年计划必须坚持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仍被八届二中全会接受并且在会后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
11月17日周恩来出访亚欧11国后，在反对急躁冒进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方针的指导下，陈云担负起了主持制订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担。
根据再次摸底后的情况，1956年12月17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商讨进一步减少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陈云提出：明年投资究竟搞多少，“首先是我们几个人负责，我们肩上担负着6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P股。”把投资压缩好，“我们责无旁贷”。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明年计划的投资“削了以后，不仅明年平衡，将来也可以平衡”。当然，削多少要研究。他强调：“削减投资必须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有的项目“不搞就是不搞，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应）砍下来”。“过去照顾基本建设多，照顾生产少。应该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再）搞基本建设。这样基本建设就是冒也冒不了多少。”会议决定再将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到114亿元。待进一步算账后提中央讨论。
为了深入总结1956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经验教训，有利于1957年计划的制订和今后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问题》的重要讲话。他阐释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道理，指出：“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据此，陈云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著名思想，强调：“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他指出应当用财政、信货、物资三大平衡这样的“制约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
27日，李先念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继续强调：从1956年冒进给财政金融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得出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财政、信贷和物资必须统一平衡。在这里物资平衡是统一平衡的基础、财政平衡的关键。因为，财政和信贷最后都要归结到有没有物资，矛盾都最后集中到物资是否能够平衡。”但是，“只要在正常收入的范围以内安排支出，不要赤字，不要向银行透支，保持这个限度，大体上就可以做到信贷的平衡。财政和信贷平衡了，大体上整个物资也就是平衡的。”根据这一认识，他指出：由于棉花、植物油的收购情况不好，钢产量又比原计划减少53万吨，这样，“国家收入就要减少10亿多元”。因此，八届二中全会确定的财政收支指标，“经过这一个时期的计算，看来是站不住了”，“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可能收到的收入必须打足，不可能收到的应当从预算指标内去掉”。这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这次会议的反冒进气氛也有所不快。他说：“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估计低了，那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是二中全会解决了的，但是这次会上（我们一共开了八天会），还有许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可见得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中还有问题。”
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国务院进一步对1957年计划中的各项指标和财政支出指标进行了核算和压缩，并在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安排了1957年计划。到4月，访问归来不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44次至46次全体会议，讨论批准了对基本建设投资、行政经费、军费、社会购买力，劳动计划和文教卫生等指标都作了压缩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在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上实现了财政、物资、信贷三大平衡，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1957年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周恩来，陈云等在反对“二五”计划和1957年计划的冒进指标时自觉地注意到从根本上否定远景计划的冒进指标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避免经济工作再度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高速度发展。例如：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假如到1967年钢铁产量达到3000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他指出，陈云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既然达不到，就应该允许三个五年计划以外再加二年。我说，甚至可以设想加二年不够再增加一二年。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果硬要把指标“定到3000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到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他还指出：《农业40条》规定到1967年粮食达到10000亿斤，倘若能够实现，当然“是最美满理想的。但是，照一年计算、摸索的情况看，不能那样设想”。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
从1955年底到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尽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毛泽东对持续开展的反冒进持保留态度，但他服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没有明确表示不能反冒进。
毛泽东：反冒进打掉了多、快、好、省
正当周恩来、陈云等政府领导人继续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准备在“一五”计划完成后对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为争取“二五”计划取得更大成绩而奋斗的时候，毛泽东的注意力由对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国际反共逆流、波匈事件的关注，对国内反右斗争的关注，再次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关注上。这时，深扎于毛泽东头脑中的过急地要求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赶超意识，开始以更顽强、更猛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决心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一个“大跃进”。
毛泽东认为，只有首先统一全党高级干部对于建设速度这个战略问题的认识，才能在全国迅速地形成“大跃进”局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开展彻底清算所谓反冒进错误的反反冒进斗争。但是开展这场斗争，在党内高级领导层内会不会遭到公开的抵制和反对呢？这是毛泽东这时还把握不定因而十分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这一天对反冒进进行了摸底性质的公开批评。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40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这是“右倾”，是“促退”。“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他强调：搞建设“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这时中共党内的正常的民主生活已经有些不正常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曾主张过反冒进的领导人也难以正常地发表不同意见了，因此在会上没有对此再提出异议。
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同周恩来、陈云曾多次指出过各项指标冒进了的《农业40条〈草案〉》并无实质性差别，但在会上也没有人再表示相反意见。反过来，当毛泽东看到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他反反冒进和对《农业40条〈修正草案〉》采取默认态度时，他感到可以凭借他在党内的崇高地位和威信，开展反反冒进斗争并获得预期效果。
为此，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名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接着，毛泽东过问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工作，并把社论初稿带到莫斯科，在他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期间进一步斟酌修改。社论稿在带回北京征求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后，于12月12日正式发表。这篇社论以尖刻的语言批评说，反冒进的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阶段，而没有认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没有充分估计新条件下大大增长了的生产潜力，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反冒进使“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因此“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尽管反冒进从9月起接二连三地遭到指责和批评，但周恩来等在八届三中全会后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反冒进已经被认为是个严重事件。他们深深地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在1958年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