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急于求成反冒进！仗义执言受冤屈(6)
彭德怀有一张很好的东北虎皮，皮软毛匀，纹路清晰，头尾完整，谁一看见，都特别喜爱。这是在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的日子里，中国人民慰问志愿军代表团送给彭德怀的一件礼物，在朝鲜那几年，彭德怀长期住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这对当时已经50多岁的彭德怀来说，对他的健康是很有害的。祖国人民为了彭德怀的健康，供他防寒防潮之用，特意赠送给他这张珍贵的虎皮。
老实说，那几年的战争生活，也的确摧残了彭德怀的健康，他的膝关节病，就是那时留下的。回国后，他的病也经常发作，疼痛得厉害时，走路都十分困难。按说，用这张虎皮做一件保暖防潮的褥子，是再好不过的。但彭德怀却没有舍得用，也不给家属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
一天彭德怀把秘书叫去，让秘书给何香凝老人去送一件东西，秘书走进屋子一看，原来是那件珍贵的虎皮！他不由得一愣，说：“你身体不好，常犯病，留着用它做条褥子，还是有些作用的。”说完，他怕话的分量不够，打动不了他，又着重补充了一句：“听老人们讲，虎皮褥子是一宝，可以防风湿呢！”彭德怀还是听不进去，微微一笑说：“这张虎皮很贵重，但我不需要，还是送给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吧，听说她近来身体不好，她比我更需要。”
秘书来到何香凝老人的住处，说明了来意，老人说什么也不收，让他带回去，说彭德怀也需要它。秘书把彭德怀临来前说的话告诉老人，老人不再说话了，只见她抖动着双颊，颤巍巍地伸出手，轻轻地在虎皮上抚摸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何香凝老人为了感谢彭德怀，不顾高龄，提笔作画，画了一只猛虎，并赋诗题词，作为对彭德怀的回敬。而可惜的是，这张十分珍贵的画在十年动乱中被抄走，后来被某些人于1975年10月，以在社会上不留下彭德怀的任何痕迹为名，连同彭德怀阅读过并有眉批的62本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及一部分照片等物，统统付之一炬。
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四周年，也是打败美帝侵略朝鲜停战一周年，金日成为了加强朝、中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团结，这年秋天，派人专程给党中央送来了一些苹果。中央办公厅把这些苹果分送给各位领导同志，其中也有彭德怀的一份，每份有半箱。
苹果取回来后，工作人员打开箱子一看，不禁惊呆了：苹果既大，个儿又整齐，个个红彤彤的，又圆又润，有的还带着绿油油的叶子呢！看了真叫人喜爱。机要秘书孟云增后来回忆说：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又大又好的苹果，过去光听说朝鲜苹果有名，那天是眼见为实哩！而我更惊奇的是有的苹果上还有字，分别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写上去的，而像是“印”上去的。起初，大家都搞不清这些字是怎么弄到上面的，后来经过一番分析，终于搞清了“制造”这些“字苹果”的秘密：原来是先把字写在纸上剪好，然后附在苹果上，经日光照射一段时间，苹果成熟后，再把纸字揭去，由于字下面的部分阳光照射不着，一行浅黄色的字就在苹果的表皮上显现出来了！面对着这半箱苹果，大家都深深为金日成同志的深情厚谊所感动。这哪里是普通的苹果，分明是凝聚着朝鲜人民汗水和智慧的艺术品！
彭德怀平时有一个习惯，凡是公家分送给他吃的东西，他从不自己一个人享用，而是和大家一起分尝。有一次，他把哈密瓜切好请大家吃，笑眯眯地说：“我们家乡有句话，叫‘一个人吃了烂牙腔，大家吃了喷喷香’。”说罢，爽朗地大笑起来。
彭德怀在中南海居住时，有一个小保险柜，里面放着四样他最心爱的东西，一枝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奖章，八块银元，还有一包历史资料。有一次，警卫部门登记个人保存的枪支时，孟云增将保险柜打开，彭德怀见物生情，给他讲述了这几样东西的来历：
左轮手枪是抗日时期的纪念品。红星奖章，是在中央苏区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授予他的。他掂了掂那八块银元说：“这是在井冈山的时候，分给我的伙食费。那时候官兵一样，长官和士兵分的一般多。”他稍停了一下，说：“别小看这几块钱，这是红军官兵平等的标志，历史的见证。”接着，他告诉秘书，他原先一共攒了十块，红军到达陕北时，为了庆祝胜利，花掉了两块，所以只剩下现在这八块了。那包材料，里面是彭德怀的笔记本和一些油印的战斗经验总结。其中有一份《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是他1941年10月13日、14日在北方局党校的讲课提纲，一直小心地用红布裹着。
那红星奖章和八块银元，伴随他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岁月：井冈山斗争，反“围剿”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枝左轮手枪更是他的心爱之物，激战太行山，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赴朝参战，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身边。彭德怀对这些东西很有感情。有一次，彭德怀让秘书打开小保险柜，他亲自检视这几样东西时，摸摸手枪，掂掂银元，眼睛闪耀着明亮的光芒。显现出无限喜爱的样子，想对秘书说些什么，又没有开口。后来，他打开用红布裹着的那包材料，拿起《中国革命战争问题》，动手翻了几页，对秘书说：“革命的经验是最宝贵的财富。可惜这些材料过去没有保存好，喂了老鼠了。”说着，他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在这份材料的首页上写道：“已被老鼠啃了不少，这虽然是素材，但是经验中得来的实际材料。”然后叫秘书把材料包好，放回了保险柜。
彭德怀对于四样东西，视如家珍，从来不让人动，工作调动时，总是带在身旁，精心保存。但又有谁能够想到，这就是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强战士、名扬天下的将军所积存的全部“家私”呢！
1959年10月初的一天，孟云增来到吴家花园看望迁出中南海后的彭德怀。
“家里的东西都搬过来了吗？”瞅着屋里空荡荡的四角，他问道。
“都搬来了。除了书籍之外，所有的东西都交了，军衣、帽徽、领章，统统上交了，你看。”彭德怀顿了一下，指指身上穿的灰布衣裤：“我现在是真正的老百姓了。”
孟云增听了心里感到一阵难爱，不由得又想起了他的小保险柜，于是问：“小保险柜带来了吗？”
“没有。”
“里面的东西呢？”
“那包材料我带来了。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红星奖章、银元和枪，那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还给党和人民了！”
发动“大跃进”的初衷
1955年冬，毛泽东在聚精会神地推进全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之际，曾憧憬着“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这表达了毛泽东切盼我国经济文化各项建设事业出现飞速发展的心情。这种心情。基于他早年立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也基于经常使他揪心的中国处于“人口上、政治上是个大国，而经济上却是个小国”的矛盾现实的忧虑。1956年8月30日，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激昂而郑重地对代表们忠告：“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100个国家，但是超过2000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200年前，即1750年到1800年，世界主要大国经济实力，用各国占世界制造工业总产出相对份额来表示，中国居世界第一位，约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是某一外国学者的评估，有可能偏高，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居世界之首这确是基本事实。然而，从1800年至1900年这百年间，是中国经济实力地位下降时期，186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比例跃出19.7%，逊于英国所占的19.9%，居世界第二位；到1900年德国、俄国和法国相继超过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中国仍然处于停滞状态或下降的趋势。到1953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量仅有2.3%，处在历史发展的最低点。面对这样的态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深深懂得“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迫切地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完全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使命，尽快地缩短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避免“挨打”，不要被开除“球籍”，使社会主义中国坚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的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既然确定了上述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制订了不按照苏联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的方针，而要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于是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急于求成的露头
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在酝酿如何发展我国经济文化建设问题上，既抱着迫切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同时，又滋长着急于求成的情绪。这集中表现在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和1957年对1956年反冒进正确决策的错误批判。而这样的批判，又直接成为酝酿“大跃进”的思想动员，这就使“大跃进”自然而然地带上“左”的色彩，原有的良好初衷，不得实现。
1955年冬，毛泽东眼看着5亿农民即将进入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现实，怀着一股从来未曾有过的喜悦心情对人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他又说：“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在反对右倾保守和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内容广泛、指标很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应分别以8.7%、10.4%以上的速度递增，保证1967年分别达到1万亿斤、1万亿担的高指标。这样要求引起了连锁反应：一是修改1955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规划；二是中央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纷纷按“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要求，把远景规划所规定的8-12年的任务，提前为3-5年内完成；三是1956年度经济计划马上发生重大的变动，1956年1月10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所确定的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考虑需要多，而对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条件研究少，安排要求过高过急。要求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5.9%；工业总产值增长19.5%；农业总产值增长11.5%；各项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整个年度计划被打乱了。
（1）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投资过多。1956年2月召开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将“一五”计划期间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由原定的694项，增加到754项。同年6月，继续追加，高达800个，建成项目增加到500多个。相应基建投资猛涨。周恩来说过，基本建设五年的总计划是427亿元。历来的数字（不算其他自筹资金的基建、国防基建），第一年65亿元，第二年75亿元，第三年82亿元（按国家统计局公布实施结果同上述预算相接近），当时考虑，1956年的基建投资以90亿元上下为恰当。但是，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的财经会议，各省市、各部门报来的基建投资总额高达200亿元，比上年的88.5亿元，增长一倍半，也大大突破了1955年9月预定的112.7亿元，尽管从1953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年年均有增长，收大于支，但也无法承受如此高额的基建投资额。
（2）职工和工资增加过快。1956年全国全民公有制职工数达2423万人，比上年1908万人增加515万人，比原定计划增加84万人大大突破。随着职工猛增，工资总额也相应上升，包括当年调整工资的因素在内，1956年工资总额达137亿元，比上年增加37亿元，大大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
（3）贷款过多。过去几年的农业贷款总额为1-2亿元，1956年猛增高达19.3亿元。同时对手工业合作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贷款9.4亿元。这是财政支出的一大突破，为此，只有动用历年的结余款和增发钞票来弥补。
老实说，那几年的战争生活，也的确摧残了彭德怀的健康，他的膝关节病，就是那时留下的。回国后，他的病也经常发作，疼痛得厉害时，走路都十分困难。按说，用这张虎皮做一件保暖防潮的褥子，是再好不过的。但彭德怀却没有舍得用，也不给家属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
一天彭德怀把秘书叫去，让秘书给何香凝老人去送一件东西，秘书走进屋子一看，原来是那件珍贵的虎皮！他不由得一愣，说：“你身体不好，常犯病，留着用它做条褥子，还是有些作用的。”说完，他怕话的分量不够，打动不了他，又着重补充了一句：“听老人们讲，虎皮褥子是一宝，可以防风湿呢！”彭德怀还是听不进去，微微一笑说：“这张虎皮很贵重，但我不需要，还是送给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吧，听说她近来身体不好，她比我更需要。”
秘书来到何香凝老人的住处，说明了来意，老人说什么也不收，让他带回去，说彭德怀也需要它。秘书把彭德怀临来前说的话告诉老人，老人不再说话了，只见她抖动着双颊，颤巍巍地伸出手，轻轻地在虎皮上抚摸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何香凝老人为了感谢彭德怀，不顾高龄，提笔作画，画了一只猛虎，并赋诗题词，作为对彭德怀的回敬。而可惜的是，这张十分珍贵的画在十年动乱中被抄走，后来被某些人于1975年10月，以在社会上不留下彭德怀的任何痕迹为名，连同彭德怀阅读过并有眉批的62本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及一部分照片等物，统统付之一炬。
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四周年，也是打败美帝侵略朝鲜停战一周年，金日成为了加强朝、中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团结，这年秋天，派人专程给党中央送来了一些苹果。中央办公厅把这些苹果分送给各位领导同志，其中也有彭德怀的一份，每份有半箱。
苹果取回来后，工作人员打开箱子一看，不禁惊呆了：苹果既大，个儿又整齐，个个红彤彤的，又圆又润，有的还带着绿油油的叶子呢！看了真叫人喜爱。机要秘书孟云增后来回忆说：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又大又好的苹果，过去光听说朝鲜苹果有名，那天是眼见为实哩！而我更惊奇的是有的苹果上还有字，分别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写上去的，而像是“印”上去的。起初，大家都搞不清这些字是怎么弄到上面的，后来经过一番分析，终于搞清了“制造”这些“字苹果”的秘密：原来是先把字写在纸上剪好，然后附在苹果上，经日光照射一段时间，苹果成熟后，再把纸字揭去，由于字下面的部分阳光照射不着，一行浅黄色的字就在苹果的表皮上显现出来了！面对着这半箱苹果，大家都深深为金日成同志的深情厚谊所感动。这哪里是普通的苹果，分明是凝聚着朝鲜人民汗水和智慧的艺术品！
彭德怀平时有一个习惯，凡是公家分送给他吃的东西，他从不自己一个人享用，而是和大家一起分尝。有一次，他把哈密瓜切好请大家吃，笑眯眯地说：“我们家乡有句话，叫‘一个人吃了烂牙腔，大家吃了喷喷香’。”说罢，爽朗地大笑起来。
彭德怀在中南海居住时，有一个小保险柜，里面放着四样他最心爱的东西，一枝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奖章，八块银元，还有一包历史资料。有一次，警卫部门登记个人保存的枪支时，孟云增将保险柜打开，彭德怀见物生情，给他讲述了这几样东西的来历：
左轮手枪是抗日时期的纪念品。红星奖章，是在中央苏区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授予他的。他掂了掂那八块银元说：“这是在井冈山的时候，分给我的伙食费。那时候官兵一样，长官和士兵分的一般多。”他稍停了一下，说：“别小看这几块钱，这是红军官兵平等的标志，历史的见证。”接着，他告诉秘书，他原先一共攒了十块，红军到达陕北时，为了庆祝胜利，花掉了两块，所以只剩下现在这八块了。那包材料，里面是彭德怀的笔记本和一些油印的战斗经验总结。其中有一份《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是他1941年10月13日、14日在北方局党校的讲课提纲，一直小心地用红布裹着。
那红星奖章和八块银元，伴随他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岁月：井冈山斗争，反“围剿”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枝左轮手枪更是他的心爱之物，激战太行山，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赴朝参战，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身边。彭德怀对这些东西很有感情。有一次，彭德怀让秘书打开小保险柜，他亲自检视这几样东西时，摸摸手枪，掂掂银元，眼睛闪耀着明亮的光芒。显现出无限喜爱的样子，想对秘书说些什么，又没有开口。后来，他打开用红布裹着的那包材料，拿起《中国革命战争问题》，动手翻了几页，对秘书说：“革命的经验是最宝贵的财富。可惜这些材料过去没有保存好，喂了老鼠了。”说着，他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在这份材料的首页上写道：“已被老鼠啃了不少，这虽然是素材，但是经验中得来的实际材料。”然后叫秘书把材料包好，放回了保险柜。
彭德怀对于四样东西，视如家珍，从来不让人动，工作调动时，总是带在身旁，精心保存。但又有谁能够想到，这就是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强战士、名扬天下的将军所积存的全部“家私”呢！
1959年10月初的一天，孟云增来到吴家花园看望迁出中南海后的彭德怀。
“家里的东西都搬过来了吗？”瞅着屋里空荡荡的四角，他问道。
“都搬来了。除了书籍之外，所有的东西都交了，军衣、帽徽、领章，统统上交了，你看。”彭德怀顿了一下，指指身上穿的灰布衣裤：“我现在是真正的老百姓了。”
孟云增听了心里感到一阵难爱，不由得又想起了他的小保险柜，于是问：“小保险柜带来了吗？”
“没有。”
“里面的东西呢？”
“那包材料我带来了。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红星奖章、银元和枪，那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还给党和人民了！”
发动“大跃进”的初衷
1955年冬，毛泽东在聚精会神地推进全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之际，曾憧憬着“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这表达了毛泽东切盼我国经济文化各项建设事业出现飞速发展的心情。这种心情。基于他早年立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也基于经常使他揪心的中国处于“人口上、政治上是个大国，而经济上却是个小国”的矛盾现实的忧虑。1956年8月30日，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激昂而郑重地对代表们忠告：“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100个国家，但是超过2000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200年前，即1750年到1800年，世界主要大国经济实力，用各国占世界制造工业总产出相对份额来表示，中国居世界第一位，约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是某一外国学者的评估，有可能偏高，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居世界之首这确是基本事实。然而，从1800年至1900年这百年间，是中国经济实力地位下降时期，186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比例跃出19.7%，逊于英国所占的19.9%，居世界第二位；到1900年德国、俄国和法国相继超过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中国仍然处于停滞状态或下降的趋势。到1953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量仅有2.3%，处在历史发展的最低点。面对这样的态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深深懂得“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迫切地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完全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使命，尽快地缩短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避免“挨打”，不要被开除“球籍”，使社会主义中国坚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的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既然确定了上述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制订了不按照苏联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的方针，而要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于是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急于求成的露头
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在酝酿如何发展我国经济文化建设问题上，既抱着迫切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同时，又滋长着急于求成的情绪。这集中表现在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和1957年对1956年反冒进正确决策的错误批判。而这样的批判，又直接成为酝酿“大跃进”的思想动员，这就使“大跃进”自然而然地带上“左”的色彩，原有的良好初衷，不得实现。
1955年冬，毛泽东眼看着5亿农民即将进入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现实，怀着一股从来未曾有过的喜悦心情对人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他又说：“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在反对右倾保守和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内容广泛、指标很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应分别以8.7%、10.4%以上的速度递增，保证1967年分别达到1万亿斤、1万亿担的高指标。这样要求引起了连锁反应：一是修改1955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规划；二是中央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纷纷按“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要求，把远景规划所规定的8-12年的任务，提前为3-5年内完成；三是1956年度经济计划马上发生重大的变动，1956年1月10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所确定的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考虑需要多，而对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条件研究少，安排要求过高过急。要求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5.9%；工业总产值增长19.5%；农业总产值增长11.5%；各项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整个年度计划被打乱了。
（1）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投资过多。1956年2月召开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将“一五”计划期间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由原定的694项，增加到754项。同年6月，继续追加，高达800个，建成项目增加到500多个。相应基建投资猛涨。周恩来说过，基本建设五年的总计划是427亿元。历来的数字（不算其他自筹资金的基建、国防基建），第一年65亿元，第二年75亿元，第三年82亿元（按国家统计局公布实施结果同上述预算相接近），当时考虑，1956年的基建投资以90亿元上下为恰当。但是，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的财经会议，各省市、各部门报来的基建投资总额高达200亿元，比上年的88.5亿元，增长一倍半，也大大突破了1955年9月预定的112.7亿元，尽管从1953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年年均有增长，收大于支，但也无法承受如此高额的基建投资额。
（2）职工和工资增加过快。1956年全国全民公有制职工数达2423万人，比上年1908万人增加515万人，比原定计划增加84万人大大突破。随着职工猛增，工资总额也相应上升，包括当年调整工资的因素在内，1956年工资总额达137亿元，比上年增加37亿元，大大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
（3）贷款过多。过去几年的农业贷款总额为1-2亿元，1956年猛增高达19.3亿元。同时对手工业合作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贷款9.4亿元。这是财政支出的一大突破，为此，只有动用历年的结余款和增发钞票来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