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急于求成反冒进！仗义执言受冤屈(7)
（4）市场供应紧张，商业库存减少。1956年商品库存为246亿元，比上年减少17.2亿元。减少部分是为弥补多印发的钞票。当时商品库减少的主要是布匹、12种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和24种日用工业品以及粮食等。
（5）财政收支不平衡，出现赤字。经过及时反冒进后，尽管压缩了各项开支，到1956年终，财政总收入为287.4亿元，总支出为305.7亿元，仍有赤字18.3亿元。
（6）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农业生产规定过高的指标，并一再追加。如粮食，1955年9月确定的指标仅比丰收的1955年预计数增长1.7%，12月改为增长8.1%，1956年5月又改为增长9.1%。棉花增长指标由上年预算减产改为增长18%。农业生产大型工具的生产指标定得很高，如双轮双铧犁，1956年要求生产500万部。在农村不切实际过多过早兴办公共设施项目。在农村要求在2-3年内消灭文盲，强迫农民参加扫盲学习等。
富于务实精神的周恩来和陈云，敏锐地发现了这股左倾冒进的苗头，适时地告诫国务院各部门的领导者们，并立即进行一系列有效的反冒进的工作。
从1月10日至2月7日，在北京同时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会议期间，2月3日、6日，周恩来先后两次约李富春、李先念研究1956年年度计划和这两个会议存在冒进倾向的问题。在会议结束的2月7日，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凉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的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和财政部要压一压。周恩来提议，由李先念主持计委和财政部组织一个“促退会”对已定的各项指标，预算一律降低6%！5%，叫做“推平头”这一决策是果断而正确的。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作了一个重要的发言，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指出了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二、按照毛主席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的要求。这只是讲大体完成。在少数民族地区，三大改造会拖长一些，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反对操之过急和一刀切。三、强调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以加快工业建设，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四、不论制订部门计划，还是十二年远景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不能头脑发热，领导者要头脑清醒为好。这次讲话，主要是针对自1955年秋季以来一股劲地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情况下，左倾冒进正在抬头，不切实际地提出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强调要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各部门制订年度计划和十二年远景规划提出过高过急的指标等等。这反映了党内对待经济建设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指导方针。
2月10，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提出的各项指标，实行“压一压”的方针。他抓住了严重妨碍当年计划平衡的两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削减：一是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加上全国各地削减后的金额，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预算由200多亿元压为180亿元，再压为147亿元；二是削减双轮双铧犁的年产量，由500万部减为350万部。会后，国家计委按照上述要求修改1956年度计划。周恩来还责成有关部门负责人再对钢材和其他主要物资进行检查，注意纠正齐头并进造成物资缺口的情况。
3月25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修改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这个草案所定的指标仍然过高。因此，实施不久，立即出现物资供求矛盾很大，使有些施工单位窝工、停工。但与此同时，还有些部门仍在追加基建项目和投资数额。4月初，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追加基建投资20亿元，会上只有一人表示同意，那时党中央的民主生活还比较正常，所以，这个提议因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而作罢。会上和会后周恩来充分说明无法追加基建投资的原因。这埋下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争。
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讨论计委提出的《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他再次重申：搞计划要注意实事求是，要为平衡而奋斗。这次会议对计委提出的关于新增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的几个方案，再次肯定3月25日下达的方案。即允许各部门分别轻重缓急，缓办一部分原定项目，在不增加投资和物资的前提下，补进3.5亿元必须增加的新项目。周恩来还指出，即使是重点建设项目，我们也要实事求是。有的没有材料，只好不建。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的意见，确定开源节流，缓和供需矛盾的几项重大措施。这样，便把当时追加基建项目和投资的倾向及时地刹住了。
5月份，毛泽东离京外出休假。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
年初出现的经济工作急躁冒进造成的矛盾日见显露。5月11日，周恩来在会议上承认今年计划有缺点，国务院也有责任。反保守大家都提大数字，计委也无办法。去年年底，打120多亿元的基建投资，后来又加到170亿元，后高达200亿元。双轮双铧犁是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年产指标虽已由500万部降为350万部，但仍减得太少，于是这个项目把其他生产、基建都挤了。农业部有困难。中央曾允许地方可以推翻中央计划，廖鲁言同志也挡不住。147亿元基建投资，比去年增加66.1%。这样大的数字，材料哪里供应得上，必然要出问题，如果不压，将要达到90%，计划高了的结果，一是窝工损失；二是粗制滥造，超过经济的可能。周恩来鲜明地指出：反右倾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周恩来再次言诚意切地告诫全党，要从反右倾保守的迷误中猛醒、而应集中全力纠正已经影响经济建设全局的急躁冒进。
周恩来不仅是言者，同时也是行者。随后在他主持下，约同李富春、李先念商议起草《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提交一届三次人代会讨论决定。并通过这次人代会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实现1956年年度计划而努力。在起草这个报告的过程中，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生产、基建投资的指标。这个报告明确地指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要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强调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4日，刘少奇主持党中央会议讨论提交全国一届三次人大会上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首先代表国务院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同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6月4日中央会议的有关决定。这是一项正确的决策，既及时地纠正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又从总结经验教训中产生了指导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八大坚持了这个积极而行之有效的方针。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反冒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由于党内对反冒进和八大所坚持的经济方针存在着分歧，因此，反冒进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反冒进”，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逐步占据了上风，这是导致“大跃进”运动爆发的主因。
社会主义阵营萌动着“赶超”浪潮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在影响着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出现还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在十月革命40年大庆之际，1957年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和64个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云集莫斯科，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和今后国际形势、国际共运形势，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这两个重要会议。
11月14日至16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经过讨论协商的基础上，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这个宣言，反映了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一个共识：“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这个基本论断，在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和平宣言》中进一步申明：“让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今后在发展和平科学、和平技术方面彼此展开竞赛吧。让它们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争取进步，争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来证实自己的优越吧。”这是对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斗争新的特点和科学概括。也就是说，今后斗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战争，而且重要的是综合国力的竞赛。这包括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国防实力、人民素质和生活质量诸多方面因素的总和。这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一个尚未完成近代传统产业革命的落后大国，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遭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东西方大多数国家，在战后十多年中，不同社会制度的多数国家都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政策、途径，致力于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工作。由于各自的内部基础、外部条件各异，因此，经济恢复发展的结果和趋势大不相同。一般来说，西方国家比东方国家发展快，效果显著。美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利最大的国家，战后成为头号超级大国；英、法等战胜国虽受到战争破坏，但基础条件好，采取得当措施，恢复发展也快；德、日、意等战败国尽管因战争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其技术基础、人才基础仍保持相当的优势，战后大力加强国家干预，依靠市场调节经济，迅速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经济恢复和重建家园成效卓著，到50年代下半期已有相当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一些东方国家还处于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到50年代才开始迈出恢复经济、建设国家的步伐。苏联、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着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体系，排斥市场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经济发展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是东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上百年，同苏联的差距也很大，基本国情还是“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势，两大阵营之间的竞赛不可避免，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自然萌动着一股“赶超”浪潮：
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报告谈到苏联的前景和任务时，兴奋地宣告：根据有待明确规定的初步草案，约15年内苏联的工业品年产量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铁矿——2.5亿到3亿吨，生铁——7500万到8500万吨，钢——1亿到1.2亿吨，煤——6.5亿到7.5亿吨，石油——3.5亿到4亿吨，煤气的开采和生产量——2.7千亿到3.2千亿立方公尺，电力——8000亿到9000亿度，水泥——9000万吨到1.1亿万吨，糖——900万到1000万吨，毛织品——5.5亿万到6.5亿万公尺……
赫鲁晓夫宣称，当苏联已经过40年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并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时候，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
从赫鲁晓夫所描绘15年后苏联的前景，就是在工业主要产品产量上超过美国，并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
（5）财政收支不平衡，出现赤字。经过及时反冒进后，尽管压缩了各项开支，到1956年终，财政总收入为287.4亿元，总支出为305.7亿元，仍有赤字18.3亿元。
（6）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农业生产规定过高的指标，并一再追加。如粮食，1955年9月确定的指标仅比丰收的1955年预计数增长1.7%，12月改为增长8.1%，1956年5月又改为增长9.1%。棉花增长指标由上年预算减产改为增长18%。农业生产大型工具的生产指标定得很高，如双轮双铧犁，1956年要求生产500万部。在农村不切实际过多过早兴办公共设施项目。在农村要求在2-3年内消灭文盲，强迫农民参加扫盲学习等。
富于务实精神的周恩来和陈云，敏锐地发现了这股左倾冒进的苗头，适时地告诫国务院各部门的领导者们，并立即进行一系列有效的反冒进的工作。
从1月10日至2月7日，在北京同时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会议期间，2月3日、6日，周恩来先后两次约李富春、李先念研究1956年年度计划和这两个会议存在冒进倾向的问题。在会议结束的2月7日，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凉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的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和财政部要压一压。周恩来提议，由李先念主持计委和财政部组织一个“促退会”对已定的各项指标，预算一律降低6%！5%，叫做“推平头”这一决策是果断而正确的。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作了一个重要的发言，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指出了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二、按照毛主席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的要求。这只是讲大体完成。在少数民族地区，三大改造会拖长一些，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反对操之过急和一刀切。三、强调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以加快工业建设，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四、不论制订部门计划，还是十二年远景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不能头脑发热，领导者要头脑清醒为好。这次讲话，主要是针对自1955年秋季以来一股劲地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情况下，左倾冒进正在抬头，不切实际地提出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强调要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各部门制订年度计划和十二年远景规划提出过高过急的指标等等。这反映了党内对待经济建设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指导方针。
2月10，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提出的各项指标，实行“压一压”的方针。他抓住了严重妨碍当年计划平衡的两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削减：一是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加上全国各地削减后的金额，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预算由200多亿元压为180亿元，再压为147亿元；二是削减双轮双铧犁的年产量，由500万部减为350万部。会后，国家计委按照上述要求修改1956年度计划。周恩来还责成有关部门负责人再对钢材和其他主要物资进行检查，注意纠正齐头并进造成物资缺口的情况。
3月25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修改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这个草案所定的指标仍然过高。因此，实施不久，立即出现物资供求矛盾很大，使有些施工单位窝工、停工。但与此同时，还有些部门仍在追加基建项目和投资数额。4月初，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追加基建投资20亿元，会上只有一人表示同意，那时党中央的民主生活还比较正常，所以，这个提议因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而作罢。会上和会后周恩来充分说明无法追加基建投资的原因。这埋下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争。
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讨论计委提出的《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他再次重申：搞计划要注意实事求是，要为平衡而奋斗。这次会议对计委提出的关于新增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的几个方案，再次肯定3月25日下达的方案。即允许各部门分别轻重缓急，缓办一部分原定项目，在不增加投资和物资的前提下，补进3.5亿元必须增加的新项目。周恩来还指出，即使是重点建设项目，我们也要实事求是。有的没有材料，只好不建。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的意见，确定开源节流，缓和供需矛盾的几项重大措施。这样，便把当时追加基建项目和投资的倾向及时地刹住了。
5月份，毛泽东离京外出休假。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
年初出现的经济工作急躁冒进造成的矛盾日见显露。5月11日，周恩来在会议上承认今年计划有缺点，国务院也有责任。反保守大家都提大数字，计委也无办法。去年年底，打120多亿元的基建投资，后来又加到170亿元，后高达200亿元。双轮双铧犁是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年产指标虽已由500万部降为350万部，但仍减得太少，于是这个项目把其他生产、基建都挤了。农业部有困难。中央曾允许地方可以推翻中央计划，廖鲁言同志也挡不住。147亿元基建投资，比去年增加66.1%。这样大的数字，材料哪里供应得上，必然要出问题，如果不压，将要达到90%，计划高了的结果，一是窝工损失；二是粗制滥造，超过经济的可能。周恩来鲜明地指出：反右倾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周恩来再次言诚意切地告诫全党，要从反右倾保守的迷误中猛醒、而应集中全力纠正已经影响经济建设全局的急躁冒进。
周恩来不仅是言者，同时也是行者。随后在他主持下，约同李富春、李先念商议起草《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提交一届三次人代会讨论决定。并通过这次人代会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实现1956年年度计划而努力。在起草这个报告的过程中，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生产、基建投资的指标。这个报告明确地指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要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强调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4日，刘少奇主持党中央会议讨论提交全国一届三次人大会上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首先代表国务院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同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6月4日中央会议的有关决定。这是一项正确的决策，既及时地纠正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又从总结经验教训中产生了指导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八大坚持了这个积极而行之有效的方针。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反冒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由于党内对反冒进和八大所坚持的经济方针存在着分歧，因此，反冒进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反冒进”，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逐步占据了上风，这是导致“大跃进”运动爆发的主因。
社会主义阵营萌动着“赶超”浪潮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在影响着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出现还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在十月革命40年大庆之际，1957年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和64个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云集莫斯科，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和今后国际形势、国际共运形势，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这两个重要会议。
11月14日至16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经过讨论协商的基础上，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这个宣言，反映了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一个共识：“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这个基本论断，在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和平宣言》中进一步申明：“让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今后在发展和平科学、和平技术方面彼此展开竞赛吧。让它们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争取进步，争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来证实自己的优越吧。”这是对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斗争新的特点和科学概括。也就是说，今后斗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战争，而且重要的是综合国力的竞赛。这包括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国防实力、人民素质和生活质量诸多方面因素的总和。这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一个尚未完成近代传统产业革命的落后大国，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遭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东西方大多数国家，在战后十多年中，不同社会制度的多数国家都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政策、途径，致力于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工作。由于各自的内部基础、外部条件各异，因此，经济恢复发展的结果和趋势大不相同。一般来说，西方国家比东方国家发展快，效果显著。美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利最大的国家，战后成为头号超级大国；英、法等战胜国虽受到战争破坏，但基础条件好，采取得当措施，恢复发展也快；德、日、意等战败国尽管因战争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其技术基础、人才基础仍保持相当的优势，战后大力加强国家干预，依靠市场调节经济，迅速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经济恢复和重建家园成效卓著，到50年代下半期已有相当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一些东方国家还处于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到50年代才开始迈出恢复经济、建设国家的步伐。苏联、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着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体系，排斥市场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经济发展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是东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上百年，同苏联的差距也很大，基本国情还是“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势，两大阵营之间的竞赛不可避免，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自然萌动着一股“赶超”浪潮：
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报告谈到苏联的前景和任务时，兴奋地宣告：根据有待明确规定的初步草案，约15年内苏联的工业品年产量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铁矿——2.5亿到3亿吨，生铁——7500万到8500万吨，钢——1亿到1.2亿吨，煤——6.5亿到7.5亿吨，石油——3.5亿到4亿吨，煤气的开采和生产量——2.7千亿到3.2千亿立方公尺，电力——8000亿到9000亿度，水泥——9000万吨到1.1亿万吨，糖——900万到1000万吨，毛织品——5.5亿万到6.5亿万公尺……
赫鲁晓夫宣称，当苏联已经过40年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并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时候，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
从赫鲁晓夫所描绘15年后苏联的前景，就是在工业主要产品产量上超过美国，并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