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急于求成反冒进！仗义执言受冤屈(8)
莫斯科会议期间的会内会外，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在思考、酝酿着本国今后发展的目标。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相应地提出：“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能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吗？那么，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中苏两个大党、大国相继提出超美、超英的口号下，莫斯科会议后，中国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运动。苏联提出正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要在最短时间内在人均产值上超过美国，“保证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在朝鲜全面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千里马”运动。东欧各国进行着如火如荼的生产劳动竞赛。由此可见，1958年中国敲响“大跃进”的战鼓，绝非是孤立的。
农业率先“大跃进”
八届三中全会在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恢复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中央还作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要鼓起像1955年冬季高潮中那样一股劲头来，使这一运动“成为随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11月至12月间，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武器，批判“右倾保守”，落实40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农村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运动，投入劳动力逐月上升：10月份二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达8000万人，1958年1月高达1亿人。从1957年冬到1958年4月，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出现可喜的形势。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按照工程应有的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了低洼易涝的耕地2亿多亩。改造了瘠薄的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的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3100亿担。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加8000万亩。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会后，正式写入《工作方法60条（草案）》之中，规定：“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40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毛泽东在1958年1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还提出：15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在这样的要求之下，有些省提出了“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委提出，五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
随着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目标的确定，在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之下，农业生产主要产品的高指标相继出台，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向一届五次人大会议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1958年计划粮食产量为3920亿斤，比上年增加210亿斤；棉花产量为3500万担，比上年增加220万担。这个指标基本上仍然按照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要求，是切实可行的，然而，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一再追加指标。1958年4月4日，国家经委调整了上述计划。要求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4397亿斤，比上年增加497亿斤；棉花产量达到4463万担，比上年增加1283万担。
为达到这样的高指标，大力推广深翻土地、合理密植、工具改革、养猪积肥等措施。然而，在求成过急的思想支配下，主观主义大膨胀，对一些正确措施和具体经验不顾客观实际，任意拔高，照抄照搬，结果适得其反，闹出很多笑话，摔大跤子。最突出的表现是浮夸风的泛滥。
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
1958年5月，党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正确地提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另一方面，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错误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错误地提出了“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错误地对1956年反冒进作了不公正的结论。在正确与错误交织的复杂情况下。会议正式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并规定“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
由此可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必然具有两重性。正如《关于建国以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这条总路线的确定，标志着我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上指导方针的失误。
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总路线的产物。“大跃进”运动是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随着钢铁生产指标不断加码而发展起来的。
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为624.8万吨，比上年增长19.2%。这一指标说明发展速度不低，但仍然没有离开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的轨道。同年3月31日，成都会议通过了国家经委提出的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1958年计划的预算的第二本账的意见》，钢产量由624.8万吨提高到700万吨。此意见在同年5月6日，中央政治局批准时再把钢产量提高到711万吨。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整个经济工作转入了“以钢为纲”的轨道。5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800万吨。华北600万吨，西南310万吨，东北1100万吨，西北150万吨，并预计到1962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在这种气氛之下，6月19日，毛泽东邀集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业部长谈话，毛泽东提出，去年是530，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冶金工业部长回答，好吧！布置一下看。由此确定1958年钢产指标为1070万吨。同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时，这个意见被正式通过。
然而，从八个月来钢生产情况看，由于生产能力不足，运输、动力、原料不足等种种因素，1-8月份生产钢只有450万吨左右，时间已过三分之二，而任务尚有三分之二，要在三分之一的时间内完成翻一番任务，时间太紧迫了，毛泽东对此很不乐观，他曾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表达了他的心境。
为了实现“翻一番”，9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发表的同时，《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社论；9月5日，再发表《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社论，要求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从此，一场亿万群众参加的夺钢保钢的运动在神州大地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是大炼钢铁的途径。钢铁厂开足马力，小高炉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7月份土小高炉约3万座，8月增至17万座，9月份达35万座，10月底高达几百万座。各行各业都为“元帅”升帐让路。从找矿、运输、炼钢、炼铁、炼焦……都靠大批群众投入。从中小学生到七八十岁老人，7月间投入人力约几十万人，8月间增加到几百万人，到10月、11月高达6000多万人（还有一说是9000多万人）。
经过四个月奋战，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七□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的统计，今年全国生产钢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钢产量达1108万吨（应当说明，这些统计数字均包括不合格的土钢在内）。
同钢产翻番紧密相联的是地方工业的大发展。“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是当时编制发展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方法。整个工业生产的部署是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在南宁会议上，党中央提出在五年到十年内，各地方的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到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五年到十年缩短为五年到七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地方工业的高潮正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力争在五年左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月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也要“大跃进”。在虚报浮夸的气氛之下，各协作区也召开了农业会议。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7月份，西北、华北，中南等地区也先后召开了农业协作会议，提出本地区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目标。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提出，全地区平均每人的粮食产量，1958年要达到1100斤，1959年要达到2000斤，到1962年要突破3000斤。实现农业增产的主要技术措施，是深翻改土，要求全国在两三年内把全部耕地深翻一次；还要推行高度密植。从7月份起。各地连续报道“高产”卫星的消息：河南小麦亩产达7320斤；湖北早稻亩产36900多斤，广西中稻亩产13万斤，福建花生亩产1万多斤。在此同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等社论，批判“算账派”“条件论”“定局论”。认为农业高产“卫星”的事实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鼓吹”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只要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有呼风唤雨的力量”。
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思想文化建设也要”大跃进“1958年9月13日至20日，中宣部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大跃进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十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要大搞群众运动。
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文艺创作出现了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在“新民歌”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在教育、科技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中苏两个大党、大国相继提出超美、超英的口号下，莫斯科会议后，中国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运动。苏联提出正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要在最短时间内在人均产值上超过美国，“保证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在朝鲜全面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千里马”运动。东欧各国进行着如火如荼的生产劳动竞赛。由此可见，1958年中国敲响“大跃进”的战鼓，绝非是孤立的。
农业率先“大跃进”
八届三中全会在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恢复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中央还作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要鼓起像1955年冬季高潮中那样一股劲头来，使这一运动“成为随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11月至12月间，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武器，批判“右倾保守”，落实40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农村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运动，投入劳动力逐月上升：10月份二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达8000万人，1958年1月高达1亿人。从1957年冬到1958年4月，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出现可喜的形势。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按照工程应有的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了低洼易涝的耕地2亿多亩。改造了瘠薄的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的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3100亿担。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加8000万亩。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会后，正式写入《工作方法60条（草案）》之中，规定：“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40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毛泽东在1958年1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还提出：15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在这样的要求之下，有些省提出了“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委提出，五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
随着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目标的确定，在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之下，农业生产主要产品的高指标相继出台，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向一届五次人大会议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1958年计划粮食产量为3920亿斤，比上年增加210亿斤；棉花产量为3500万担，比上年增加220万担。这个指标基本上仍然按照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要求，是切实可行的，然而，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一再追加指标。1958年4月4日，国家经委调整了上述计划。要求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4397亿斤，比上年增加497亿斤；棉花产量达到4463万担，比上年增加1283万担。
为达到这样的高指标，大力推广深翻土地、合理密植、工具改革、养猪积肥等措施。然而，在求成过急的思想支配下，主观主义大膨胀，对一些正确措施和具体经验不顾客观实际，任意拔高，照抄照搬，结果适得其反，闹出很多笑话，摔大跤子。最突出的表现是浮夸风的泛滥。
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
1958年5月，党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正确地提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另一方面，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错误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错误地提出了“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错误地对1956年反冒进作了不公正的结论。在正确与错误交织的复杂情况下。会议正式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并规定“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
由此可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必然具有两重性。正如《关于建国以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这条总路线的确定，标志着我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上指导方针的失误。
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总路线的产物。“大跃进”运动是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随着钢铁生产指标不断加码而发展起来的。
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为624.8万吨，比上年增长19.2%。这一指标说明发展速度不低，但仍然没有离开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的轨道。同年3月31日，成都会议通过了国家经委提出的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1958年计划的预算的第二本账的意见》，钢产量由624.8万吨提高到700万吨。此意见在同年5月6日，中央政治局批准时再把钢产量提高到711万吨。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整个经济工作转入了“以钢为纲”的轨道。5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800万吨。华北600万吨，西南310万吨，东北1100万吨，西北150万吨，并预计到1962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在这种气氛之下，6月19日，毛泽东邀集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业部长谈话，毛泽东提出，去年是530，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冶金工业部长回答，好吧！布置一下看。由此确定1958年钢产指标为1070万吨。同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时，这个意见被正式通过。
然而，从八个月来钢生产情况看，由于生产能力不足，运输、动力、原料不足等种种因素，1-8月份生产钢只有450万吨左右，时间已过三分之二，而任务尚有三分之二，要在三分之一的时间内完成翻一番任务，时间太紧迫了，毛泽东对此很不乐观，他曾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表达了他的心境。
为了实现“翻一番”，9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发表的同时，《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社论；9月5日，再发表《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社论，要求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从此，一场亿万群众参加的夺钢保钢的运动在神州大地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是大炼钢铁的途径。钢铁厂开足马力，小高炉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7月份土小高炉约3万座，8月增至17万座，9月份达35万座，10月底高达几百万座。各行各业都为“元帅”升帐让路。从找矿、运输、炼钢、炼铁、炼焦……都靠大批群众投入。从中小学生到七八十岁老人，7月间投入人力约几十万人，8月间增加到几百万人，到10月、11月高达6000多万人（还有一说是9000多万人）。
经过四个月奋战，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七□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的统计，今年全国生产钢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钢产量达1108万吨（应当说明，这些统计数字均包括不合格的土钢在内）。
同钢产翻番紧密相联的是地方工业的大发展。“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是当时编制发展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方法。整个工业生产的部署是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在南宁会议上，党中央提出在五年到十年内，各地方的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到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五年到十年缩短为五年到七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地方工业的高潮正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力争在五年左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月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也要“大跃进”。在虚报浮夸的气氛之下，各协作区也召开了农业会议。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7月份，西北、华北，中南等地区也先后召开了农业协作会议，提出本地区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目标。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提出，全地区平均每人的粮食产量，1958年要达到1100斤，1959年要达到2000斤，到1962年要突破3000斤。实现农业增产的主要技术措施，是深翻改土，要求全国在两三年内把全部耕地深翻一次；还要推行高度密植。从7月份起。各地连续报道“高产”卫星的消息：河南小麦亩产达7320斤；湖北早稻亩产36900多斤，广西中稻亩产13万斤，福建花生亩产1万多斤。在此同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等社论，批判“算账派”“条件论”“定局论”。认为农业高产“卫星”的事实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鼓吹”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只要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有呼风唤雨的力量”。
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思想文化建设也要”大跃进“1958年9月13日至20日，中宣部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大跃进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十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要大搞群众运动。
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文艺创作出现了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在“新民歌”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在教育、科技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