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急于求成反冒进！仗义执言受冤屈(10)
（1）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在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23日，他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又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结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到2700万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尽管这次会议压缩后的指标仍然是过高的，但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要求。
（2）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在21日讲话时提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一定说他没有道理，你搞得不好，它一定不亡？总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还讲述了他当时的矛盾心态。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经过这一次讨论，如果是多数，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说是那一种办法比较好，那个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3）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在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决议中要专门写一条反对作假的问题。他说：要专把作假搞一条，工作方法写一条。工作方法跟作假混在一起，这个东西人家就不注意。因为现在横直是放卫星，要有名誉，他没有那个东西，结果他就撒谎。我看，没有一项里头没有假，有真必有假。这也许是世界上人之常情。如果说没有假，哪有真呢？真是因为有假比较才叫真。问题是我们自己也相信那些东西。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诙谐地说：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件事。什么“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有旱往哪里浇”。我就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是端过的。那个巢湖怎么端得起？要懂得作诗同搞经济、办事有区别。因此，毛泽东强调实话。他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讲成绩多，就脸上有光，得到奖励。一定要讲实话，比如讲尾巴在牛P股后面，这是个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在后面的。
（4）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指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降，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5）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在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中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大过高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扫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的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要使它为我们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资产阶级法权有用的这一部分，你给它破得体无完肤，总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就是了。陷于被动，我们要扶起来，承认错误。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具体分析的。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进一步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纠“左”的主要成果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
（1）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接着，《决议》还分析了那样做的危害性。
（2）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坚持按劳分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决议》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这是我们党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的明确肯定。
（3）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做愈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讲到“一些党内外的争论问题”时，他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对于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要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生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这个决议，主要的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在讲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说：为了我们自己的事业、当前的工作，来研究这个经济理论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比较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容易看懂。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讲到“两种可能性”时，他再次强调：我总是讲两种分析。一个事物中间两种对立的东西。现在我们看一下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这些东西会不会巩固？看来是会巩固的。但是，要料到，有些东西要垮掉。巩固和垮掉，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从毛泽东的这些话来看，他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巩固是有信心的，希望它巩固，力求它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中间的某些东西会垮掉，或者说要做垮掉的思想准备。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主要锋芒是纠正左倾错误的，但同时它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一些“左”的东西。全会精神下达后，并没有有效地刹住“共产风”。会后，毛泽东继续进行调查研究，致力于纠左工作。
第二次郑州会议：触及公社化错误实质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闭幕以后，全国各地农村贯彻全会精神，整顿人民公社。毛泽东仍然以主要精力继续研究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问题，以期进一步解决。1959年1月底2月初，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2月2日，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重要意见。他说：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正面肯定这是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注意。他还说：从总的看，不论我们定的这些指标、这些主观愿望、这些计划适合不适合，对我们都是从实践中找经验。这一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关于客观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现在我们似乎在这里接触这个问题了。请大家接触这个问题，研究研究，究竟什么叫按比例发展。毛泽东的这一席话是坦率而真诚的。
2月下旬，毛泽东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他发现，由于公社化，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紧张，不少生产队瞒产私分，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还有问题。于是，他提议并主持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从2月27日至3月5日，主要议题是人民公社问题。会议结果是，同意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制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形成了包括上述三个内容的《郑州会议记录》，下发全党。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中心思想是强调从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入手，进一步解决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1）农村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否认生产队所有制，不可避免地引起农民不满。毛泽东说：“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些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回答问题。”“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公社所有制的基础。”“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会议期间，2月28日，毛泽东在《经济消息》第九期所载《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一文上，写了一段批语，认为由基本的队有、部分的社有制，到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制，“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事实上，退回来实行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所有制，正好说明人民公社化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不适应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犯了超前的错误。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承认：“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
（2）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毛泽东在分析瞒产私分的现象后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由于生产和劳动的情况有所差别，从而他们的收入也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他提出，要妥善地坚决地改变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针对这个问题，2月28日，毛泽东在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上写了一段批注，强调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等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
（3）重申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是社会主义时期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揭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当然是错误的。会前，毛泽东于2月27日上午同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四位地委书记座谈时，就曾经尖锐指出：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现在顶牛，一方面生产队批评上边是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上边批评下边是本位主义。两种主义都有，但是我们在党内主要锋芒还是反左。为了说明等价交换这个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通过回顾历史，揭示了“共产风”的实质。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在分析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后，他反问道：“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剥削阶级所采取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同志们，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
（2）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在21日讲话时提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一定说他没有道理，你搞得不好，它一定不亡？总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还讲述了他当时的矛盾心态。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经过这一次讨论，如果是多数，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说是那一种办法比较好，那个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3）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在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决议中要专门写一条反对作假的问题。他说：要专把作假搞一条，工作方法写一条。工作方法跟作假混在一起，这个东西人家就不注意。因为现在横直是放卫星，要有名誉，他没有那个东西，结果他就撒谎。我看，没有一项里头没有假，有真必有假。这也许是世界上人之常情。如果说没有假，哪有真呢？真是因为有假比较才叫真。问题是我们自己也相信那些东西。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诙谐地说：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件事。什么“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有旱往哪里浇”。我就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是端过的。那个巢湖怎么端得起？要懂得作诗同搞经济、办事有区别。因此，毛泽东强调实话。他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讲成绩多，就脸上有光，得到奖励。一定要讲实话，比如讲尾巴在牛P股后面，这是个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在后面的。
（4）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指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降，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5）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在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中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大过高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扫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的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要使它为我们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资产阶级法权有用的这一部分，你给它破得体无完肤，总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就是了。陷于被动，我们要扶起来，承认错误。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具体分析的。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进一步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纠“左”的主要成果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
（1）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接着，《决议》还分析了那样做的危害性。
（2）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坚持按劳分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决议》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这是我们党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的明确肯定。
（3）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做愈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讲到“一些党内外的争论问题”时，他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对于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要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生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这个决议，主要的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在讲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说：为了我们自己的事业、当前的工作，来研究这个经济理论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比较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容易看懂。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讲到“两种可能性”时，他再次强调：我总是讲两种分析。一个事物中间两种对立的东西。现在我们看一下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这些东西会不会巩固？看来是会巩固的。但是，要料到，有些东西要垮掉。巩固和垮掉，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从毛泽东的这些话来看，他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巩固是有信心的，希望它巩固，力求它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中间的某些东西会垮掉，或者说要做垮掉的思想准备。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主要锋芒是纠正左倾错误的，但同时它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一些“左”的东西。全会精神下达后，并没有有效地刹住“共产风”。会后，毛泽东继续进行调查研究，致力于纠左工作。
第二次郑州会议：触及公社化错误实质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闭幕以后，全国各地农村贯彻全会精神，整顿人民公社。毛泽东仍然以主要精力继续研究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问题，以期进一步解决。1959年1月底2月初，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2月2日，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重要意见。他说：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正面肯定这是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注意。他还说：从总的看，不论我们定的这些指标、这些主观愿望、这些计划适合不适合，对我们都是从实践中找经验。这一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关于客观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现在我们似乎在这里接触这个问题了。请大家接触这个问题，研究研究，究竟什么叫按比例发展。毛泽东的这一席话是坦率而真诚的。
2月下旬，毛泽东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他发现，由于公社化，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紧张，不少生产队瞒产私分，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还有问题。于是，他提议并主持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从2月27日至3月5日，主要议题是人民公社问题。会议结果是，同意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制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形成了包括上述三个内容的《郑州会议记录》，下发全党。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中心思想是强调从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入手，进一步解决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1）农村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否认生产队所有制，不可避免地引起农民不满。毛泽东说：“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些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回答问题。”“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公社所有制的基础。”“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会议期间，2月28日，毛泽东在《经济消息》第九期所载《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一文上，写了一段批语，认为由基本的队有、部分的社有制，到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制，“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事实上，退回来实行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所有制，正好说明人民公社化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不适应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犯了超前的错误。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承认：“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
（2）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毛泽东在分析瞒产私分的现象后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由于生产和劳动的情况有所差别，从而他们的收入也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他提出，要妥善地坚决地改变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针对这个问题，2月28日，毛泽东在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上写了一段批注，强调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等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
（3）重申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是社会主义时期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揭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当然是错误的。会前，毛泽东于2月27日上午同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四位地委书记座谈时，就曾经尖锐指出：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现在顶牛，一方面生产队批评上边是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上边批评下边是本位主义。两种主义都有，但是我们在党内主要锋芒还是反左。为了说明等价交换这个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通过回顾历史，揭示了“共产风”的实质。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在分析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后，他反问道：“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剥削阶级所采取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同志们，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