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急于求成反冒进！仗义执言受冤屈(11)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人民公社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他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触及了一些实质性问题。针对当时有些同志对他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他在3月1日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他的思想观点形成的过程。他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须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毛泽东请胡乔木把这封信在会上宣读一遍。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尽管当时纠左还不彻底，但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各地立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整顿人民公社。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对各地提出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指导。比如，他发现是以生产队还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存在不同意见。3月15日，他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指出这个问题关系到3000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强调“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又比如，为了讨论生产小队（相当于原初级社）部分所有制问题，3月17日，他又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要求党的干部“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在这段时期，毛泽东解决人民公社问题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反复强调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检查公社整顿工作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主要议题是：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进一步降低主要生产指标，通过《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建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些批语、党内通信，并在会上讲了工作方法问题。
（1）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1959年上海会议纪要），决定“旧账”要清算、要退赔，规定生产小队也应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在3月25日至4月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根据各地公社中农民的要求，决定把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这里所说的旧账，是指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和农民的物资、劳力等。3月30日，毛泽东在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上写了一段批注，说明算账的必要性。他写道：“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4月3日，他又在湖北省麻城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上写了一段批注，说明算账的种种好处。他写道：“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等。4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工作方法问题，讲到当机立断时说：观察形势，才能当机立断。断得不恰当，有点武断。我也有武断，如郑州会议时，一般不算旧账。恰恰相反，一般要算旧账。这些错误，我们也常犯的。要善于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及时改过来。他还根据湖北省、山西省的经验，作出生产小队要有部分所有制的决策。《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规定：“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这种生产小队应该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以下的管理权限。”
（2）通过《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主要生产指标。1958年12月，武昌会议确定的主要生产指标：钢，1800万吨；煤，3.8亿吨；粮，1.05万亿斤；棉，1亿担。七中全会决定把钢的生产指标降为1650万吨。在武昌会议上，陈云提出不要公布当时确定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1959年1月，陈云再次提出，四大指标难以完成。但是，这些正确意见没有被重视和采纳。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到陈云提出的正确意见。4月5日，他在会上说：1月25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他还说：去年武昌会议的公报，陈云同志提议，四大指标是不是不写，被顶回去了。七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委托陈云就落实钢铁指标进行研究。在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提出，将当年的钢产指标由七中全会确定的1650万吨落实为1300万吨，得到同意。
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继续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等错误倾向，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又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就包产不要太高、密植不要太密、要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要机械化、要讲真话等问题，向全国六级干部提出了重要意见。关于讲真话等问题，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末尾一段，他不无幽默地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尽管这封信纠左还不彻底，信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设想也不可能那么快，但是它对抵制左倾错误的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给予了很大支持，对解决当时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进一步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从1959年5月7日至6月1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三个指标，决定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喂养家禽家畜，宣布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归社员所有。6月11日的中央指示说：“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庐山会议前期继续纠左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统称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前期，指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彭德怀写给他的信之前。前期庐山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教训，继续纠正确实存在的左倾错误。
为开好庐山会议作准备，1959年6月15日，毛泽东召开部分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研讨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与会同志认为，“大跃进”中的主要问题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抓得很不够。毛泽东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定高，今后七个月，主要是搞好综合平衡。6月29日、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时再次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只有搞好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在这次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认为陈云关于“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是对的，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都很中肯，切中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弊端。
庐山会议开始时，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安排工作，毛泽东提出读书，形势，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四年的任务，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区关系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农村党团基层的领导作用问题，团结问题，国际问题等19个问题，供会议研讨。
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组长会上讲话，首先宣布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15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对这19个问题如何形成文件，他提出了分别起草的意见。接着，他讲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指出了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讲到1958年工作中的问题时，他说：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简单说来，就是3000万吨钢，基本建设1900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他还说：跃进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夸大。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自己设一个菩萨自己拜。在讲到搞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时，他指出：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缺点两方面来认识。他还说：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大家担当起来。我们对经济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反映了他对已经觉察到的工作中的错误是决心加以纠正的。
但是，由于毛泽东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上重新考虑问题，对当时错误的严重性仍然估计不足，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仍然估计过于乐观。6月29日、7月2日，他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时说：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没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7月10日，他在庐山会议组长会上又说：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他认为，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在讲到团结问题时，他强调要统一思想，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光明，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从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这种估计中，人们可以看出，庐山会议前期确实是想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安排经济工作，但是，对产生这些错误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触动。这样，尽管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局部纠正，而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根源依然存在。因此，在会议讨论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有些同志不愿或不敢从实质上提出批评，真正客观地研究和总结经验教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一部分是肯定1958年的成绩，第二部分是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提出严肃而中肯的批评，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封信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表达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愿，也体现了彭德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7月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冠以“彭德怀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全体与会同志。从此，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进而展开了错误的批判。庐山会议开始进入后期。
庐山会议上困难的抉择
彭德怀急匆匆喊来王承光，将思考了一夜的方案告诉他：“王参谋，你是知道的，会议马上就结束了，可什么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呀！主席一讲话，很多同志就不敢吭声了。你想想看，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好处呢？对主席也不好嘛！我去找主席，他在休息，看样子面谈困难呀。我考虑，只有通过写信的方式和他谈问题。材料一直是你在搞，你就先帮我拉一拉初稿。成绩可以谈，但也要谈问题。你看怎样？”
“彭总，这些问题恐怕不好谈吧？信也难写呀！”王承光很担心地说，“我看您还是和主席面谈为好。”
彭德怀摇摇头：“谈是要谈，怕是谈不拢哟！信还是要写，为谈不拢做准备。你就负责起草吧，说重一点，不重不解决问题，重了刺一下也好啊！我也有过狂热性，头脑发热嘛，应该和大家一起清醒一下才好。”
“彭总，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我考虑好了，你就写吧，晚上交给我！”彭德怀在多年的战争指挥中形成了一种习惯：一旦决心下定，任凭九牛二虎也拉不回。
整整一下午，王承光按彭德怀口授的内容，动笔起草。他写过不少文字材料，却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艰难。自从彭德怀视察以来，他就负责整理保存资料，对情况十分熟悉，也正因为熟悉，才深知写信的艰难。因此，他写信时将语气尽量磨得温和一些。
彭德怀参加了一下午的小组会，他本想也许能在开会时见到毛泽东，结果毛泽东压根儿没到会。
晚饭后，他趁散步之机再去找毛泽东，仍然没有成功。
于是，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写信上了。
也就在这当口，周小舟再次来到他的住处。显然，周小舟是来做彭德怀的“思想鼓动工作”的，劝他找主席谈谈。
周小舟一进门就说：“彭总，去年的粮食数字的确造了假！”
“为什么呢？”彭德怀问。
“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为什么不坚持实事求是？弄虚作假怎么了得！”
“做不到啊，上面压力太大。”
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各地立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整顿人民公社。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对各地提出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指导。比如，他发现是以生产队还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存在不同意见。3月15日，他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指出这个问题关系到3000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强调“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又比如，为了讨论生产小队（相当于原初级社）部分所有制问题，3月17日，他又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要求党的干部“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在这段时期，毛泽东解决人民公社问题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反复强调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检查公社整顿工作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主要议题是：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进一步降低主要生产指标，通过《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建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些批语、党内通信，并在会上讲了工作方法问题。
（1）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1959年上海会议纪要），决定“旧账”要清算、要退赔，规定生产小队也应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在3月25日至4月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根据各地公社中农民的要求，决定把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这里所说的旧账，是指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和农民的物资、劳力等。3月30日，毛泽东在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上写了一段批注，说明算账的必要性。他写道：“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4月3日，他又在湖北省麻城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上写了一段批注，说明算账的种种好处。他写道：“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等。4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工作方法问题，讲到当机立断时说：观察形势，才能当机立断。断得不恰当，有点武断。我也有武断，如郑州会议时，一般不算旧账。恰恰相反，一般要算旧账。这些错误，我们也常犯的。要善于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及时改过来。他还根据湖北省、山西省的经验，作出生产小队要有部分所有制的决策。《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规定：“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这种生产小队应该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以下的管理权限。”
（2）通过《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主要生产指标。1958年12月，武昌会议确定的主要生产指标：钢，1800万吨；煤，3.8亿吨；粮，1.05万亿斤；棉，1亿担。七中全会决定把钢的生产指标降为1650万吨。在武昌会议上，陈云提出不要公布当时确定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1959年1月，陈云再次提出，四大指标难以完成。但是，这些正确意见没有被重视和采纳。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到陈云提出的正确意见。4月5日，他在会上说：1月25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他还说：去年武昌会议的公报，陈云同志提议，四大指标是不是不写，被顶回去了。七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委托陈云就落实钢铁指标进行研究。在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提出，将当年的钢产指标由七中全会确定的1650万吨落实为1300万吨，得到同意。
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继续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等错误倾向，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又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就包产不要太高、密植不要太密、要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要机械化、要讲真话等问题，向全国六级干部提出了重要意见。关于讲真话等问题，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末尾一段，他不无幽默地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尽管这封信纠左还不彻底，信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设想也不可能那么快，但是它对抵制左倾错误的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给予了很大支持，对解决当时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进一步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从1959年5月7日至6月1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三个指标，决定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喂养家禽家畜，宣布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归社员所有。6月11日的中央指示说：“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庐山会议前期继续纠左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统称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前期，指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彭德怀写给他的信之前。前期庐山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教训，继续纠正确实存在的左倾错误。
为开好庐山会议作准备，1959年6月15日，毛泽东召开部分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研讨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与会同志认为，“大跃进”中的主要问题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抓得很不够。毛泽东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定高，今后七个月，主要是搞好综合平衡。6月29日、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时再次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只有搞好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在这次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认为陈云关于“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是对的，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都很中肯，切中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弊端。
庐山会议开始时，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安排工作，毛泽东提出读书，形势，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四年的任务，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区关系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农村党团基层的领导作用问题，团结问题，国际问题等19个问题，供会议研讨。
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组长会上讲话，首先宣布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15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对这19个问题如何形成文件，他提出了分别起草的意见。接着，他讲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指出了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讲到1958年工作中的问题时，他说：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简单说来，就是3000万吨钢，基本建设1900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他还说：跃进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夸大。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自己设一个菩萨自己拜。在讲到搞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时，他指出：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缺点两方面来认识。他还说：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大家担当起来。我们对经济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反映了他对已经觉察到的工作中的错误是决心加以纠正的。
但是，由于毛泽东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上重新考虑问题，对当时错误的严重性仍然估计不足，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仍然估计过于乐观。6月29日、7月2日，他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时说：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没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7月10日，他在庐山会议组长会上又说：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他认为，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在讲到团结问题时，他强调要统一思想，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光明，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从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这种估计中，人们可以看出，庐山会议前期确实是想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安排经济工作，但是，对产生这些错误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触动。这样，尽管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局部纠正，而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根源依然存在。因此，在会议讨论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有些同志不愿或不敢从实质上提出批评，真正客观地研究和总结经验教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一部分是肯定1958年的成绩，第二部分是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提出严肃而中肯的批评，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封信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表达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愿，也体现了彭德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7月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冠以“彭德怀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全体与会同志。从此，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进而展开了错误的批判。庐山会议开始进入后期。
庐山会议上困难的抉择
彭德怀急匆匆喊来王承光，将思考了一夜的方案告诉他：“王参谋，你是知道的，会议马上就结束了，可什么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呀！主席一讲话，很多同志就不敢吭声了。你想想看，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好处呢？对主席也不好嘛！我去找主席，他在休息，看样子面谈困难呀。我考虑，只有通过写信的方式和他谈问题。材料一直是你在搞，你就先帮我拉一拉初稿。成绩可以谈，但也要谈问题。你看怎样？”
“彭总，这些问题恐怕不好谈吧？信也难写呀！”王承光很担心地说，“我看您还是和主席面谈为好。”
彭德怀摇摇头：“谈是要谈，怕是谈不拢哟！信还是要写，为谈不拢做准备。你就负责起草吧，说重一点，不重不解决问题，重了刺一下也好啊！我也有过狂热性，头脑发热嘛，应该和大家一起清醒一下才好。”
“彭总，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我考虑好了，你就写吧，晚上交给我！”彭德怀在多年的战争指挥中形成了一种习惯：一旦决心下定，任凭九牛二虎也拉不回。
整整一下午，王承光按彭德怀口授的内容，动笔起草。他写过不少文字材料，却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艰难。自从彭德怀视察以来，他就负责整理保存资料，对情况十分熟悉，也正因为熟悉，才深知写信的艰难。因此，他写信时将语气尽量磨得温和一些。
彭德怀参加了一下午的小组会，他本想也许能在开会时见到毛泽东，结果毛泽东压根儿没到会。
晚饭后，他趁散步之机再去找毛泽东，仍然没有成功。
于是，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写信上了。
也就在这当口，周小舟再次来到他的住处。显然，周小舟是来做彭德怀的“思想鼓动工作”的，劝他找主席谈谈。
周小舟一进门就说：“彭总，去年的粮食数字的确造了假！”
“为什么呢？”彭德怀问。
“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为什么不坚持实事求是？弄虚作假怎么了得！”
“做不到啊，上面压力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