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急于求成反冒进！仗义执言受冤屈(20)
彭德怀的眼睛模糊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竟站起一位铮铮铁骨的汉子为他鸣冤叫屈，打抱不平！他用崇敬的目光将被逮捕的钟伟送出了会场，直到那刚武不屈的身影在他的视野中消失：他们要把你押到哪里去呀？钟伟啊钟伟，你可要珍重啊！从此以后，彭德怀一直在心里念叨钟伟。遗憾的是，自从这次会议之后，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彭德怀当然也就再无机会见到钟伟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后，“钟伟事件”才得以平反，钟伟则于1984年逝世。
“钟伟事件”被很快平息了，但它给会议带来的影响久久不能消失。
不少人私下议论：庐山是彭、黄、张、周，北京是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会议再往下进行，是否还要再揪出几个呢？事态发展实在难以预料，就看谁撞在“枪口”上！
为了挽回“钟伟事件”的影响，林彪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讲了一番话：“钟伟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他这颗‘定时炸弹’的自我爆炸，是按预定时间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这证明我们这次会开得是成功的，是有收获的。他要爆炸，总比不爆炸好么。等他钻到你椅子底下再爆炸，就晚了。还是早发现、早爆炸的好！我劝那些没有来得及响的‘定时炸弹’们，还是早点暴露出来的好，等到识破了，拉出来了，那就只有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肃清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及其反动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
“……我们与彭德怀及其死党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他们的某件事、某些言论，不能凭感情用事，要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去分析、去批判！与他们的决裂，首先要从思想感情上一刀两断！你感情上恨不起来，认识就上不去，觉悟就提不高。我们要牢牢铭记毛主席的教导：‘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不要以为蛇冻僵了，就不会再伤人，等它得到恢复的时机，它就会更加恶毒地咬你一口！”
林彪的话既是一种煽动，也是一种威吓。他要用铁的手腕使大家在感情上对彭德怀恨起来，对他林彪敬起来。不然，他的施政纲领就不会有人接受。在座的是全军的要员，征服了他们，就统帅了全军。如何征服？最灵验的一着就叫“挖心战”。
他十分清楚，尽管还没有向全国人民正式宣布，但事实上他已经当上了国防部长，全面主持军委工作。可惜他的权威不够，他长期给人们留下的弱不禁风的病人形象一时不易抹去。
他当然记得：1950年，朝鲜战争吃紧，中国政府决定派兵援朝抗美。在毛泽东的“点将牌”上，就有他林彪的名字。恰在此时，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什么病呀？答曰：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怕……竟到了“见风感冒，见水拉稀”的地步。就为这，他在北戴河的别墅选了好几处，非要找一个看不到海水、听不到浪声，但又有着海边新鲜空气的地方不可。他的住室窗户，要用三层厚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光、挡住风，空气要进行过滤。外人进邸，必须经过紫外线消毒间方可入内。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一副疲倦、瘦弱的病人样子。
他的“病”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你不去朝鲜自然由彭德怀去，治病要紧嘛。并一再指示负责中央首长保健工作的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将军组织专家对林彪身体做一次全面、细致地检查。林彪一见到傅连璋便呻吟道：“傅部长呀，我活不了啦，你要救我呀！”
鉴于林彪建康状况日益“恶化”，傅连璋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专家，给林彪会诊。萧华还代表党中央参加了会诊小组。会诊前，林彪特意让叶群出面找傅连璋，暗示他最好先给林彪开一个疾病证明。作为从长征时就担任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傅连璋，当然不能苟同。经过专家们对林彪身体各系统的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主要器官的严重器质性病变，只是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也与他吸毒成癖有关。会诊后，傅连璋将林彪健康情况向叶群做了交代，要她注意让林彪多晒晒太阳，多散散步，多呼吸呼吸室外的新鲜空气，并要多吃些蔬莱和水果，多喝些茶水。傅连璋还亲自劝告林彪：若要长寿，请戒吗啡啊！
事后，傅连璋把会诊结果如实地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婉转地告诉毛泽东：林彪钻进“白粉”里怕是不能自拔了。其实，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有吸毒的恶习。借此机会，毛泽东特地抄录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送林彪，要他自重，引以为戒。
林彪装病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败露了。为此，他对傅连璋恨之入骨，他要找机会陷害傅连璋。后来，机会终于找到了——“文革”中，林彪死党邱会作给年逾古稀的傅连璋将军戴上了“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帽子，说“傅连璋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度”“在林彪副统帅患病时，不给药吃，还威胁、陷害林副统帅，手段何其毒也！”紧接着傅连璋的家被抄，人被斗，作为一个凭人道和医术终生行医的傅连璋，却始终弄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景况。信中写到：“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明白。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年你在雩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多么催人泪下的信，多么微薄的希望，多么可怜的请求！此时正忙于发动“文革”的毛泽东也动了一点恻隐之心。他在傅连璋的信上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可是，整天手摇语录本的林彪、邱会作对毛泽东的批示根本置之不理，傅连璋也根本得不到毛泽东想保他的消息。在所谓的“群众义愤”下，傅连璋将军肋骨被打断，头被打破，于1968年3月29日凌晨，“熟睡”在监狱中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其实，从另一种角度看，林彪又十分“感谢”傅连璋：是你傅连璋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信息，我林某人是装病，也就是说，我在待价而沽。
于是，在党内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出现严重分歧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找林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林彪曲意逢迎，毛泽东找到了知音。毛泽东决定让林彪重振雄风，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
林彪感激涕零。他比毛泽东小14岁——他把自己当做毛泽东的“学生”。他庆幸自己找到了一条向权力高峰攀登的最佳“捷径”！
于是，林彪异常卖力地组织对彭德怀的批判。他要树一树自己的权威，他要拉起队伍，他要扫除晋升路上的障碍。
1959年9月8日，康生建议林彪将毛泽东9月1日《给诗刊编辑部的第二封信》拿到批判会上宣讲。
林彪即刻心领神会了。
康生说：“这可是给你提供的重磅炮弹。”
林彪说：“很好！会议急需重磅炮弹来增浓气氛！”
毛泽东的话通过林彪那拿腔拿调的嘴，再通过扩音器的特有效果，更显得声色俱厉：“毛主席在信中指出：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路线‘错误严重’，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等等，把社会主义的晴朗天空，吹得乌云翻滚，一团漆黑！”
“毛主席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给予了严正的谴责：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将军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些话里哪些是毛泽东说的，哪些是林彪说的呢？可又一揣度，似也不必深究：毛泽东说的如何，林彪说的又如何，不都是坚决执行吗？反正二者合一，同等的重要，同等的威严。
接下去的批判会，变成了表态会。既然人人想过关，当然人人都得表态。批彭反右——这是毛泽东定的“主旋律”，你就跟着“大合唱吧”，滥竽充数也好，随声附和也好，如影随形也好，千万当心，别走了神，别跑了调，别错了节拍。
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和几位元帅，也都先后到会，做了表态性发言。
刘少奇在讲话中形象地比喻说：“飞机从北京飞向南京，它的航线总不会笔直的，总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变，总是要飞到南京去的。大运动嘛，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是动机好、效果好，就不应该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只要大方向对头，就不要过多强调它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我们忽视了这条，这个教训是要总结的，今后工作才会做好。”
这段话，当然是巧妙的折衷主义：既肯定了“三面红旗”“方向对头”，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怀。这段话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了指控刘少奇“反党”的一条罪状。
但刘少奇在讲了上面这段话之后，对彭德怀的批判也是很苛刻的，所依据的“事实”也是与毛泽东一致的。这就是：第一，彭德怀曾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第二，彭德怀组织了“军事俱乐部”；第三，彭德怀“里通外国”；第四，彭德怀在庐山“急于发难”。
彭德怀听了，气愤地将铅笔一摔，闭上眼睛。
周恩来的讲话很沉重，他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表现是欠妥的、不慎重之外，主要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但周恩来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笑了笑说：“他历来如此，和稀泥。”
几位元帅的发言并没有从“高度原则”进行大批大轰，是将几十年来彼此间对一些事情的不同理解数叨了一番。他们的大半生都泡在了战场上，他们互相间的争论都是讲打仗，讲哪一“炮”放得不响，哪一“车”踏得不是地方。
迫于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在会上做了检讨。这个检讨被印发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
陈云是惟一没有在会上表态的人。他从庐山会议到军委扩大会议，一直缄口沉默。他以无声表达着自己意念。林彪向毛泽东报告说，陈云简直像一尊瘟神，不言不语，可眼睛很怕人。毛泽东说：“他总以为看得很远，瞻前顾后，一贯右倾。”
古人云：悲莫大于无声。陈云的“无声”不仅申诉悲凉心境，更多的是抒发忧患意识，无声中凝聚着信念、力量和使命，燃烧着炽热的希望和永无穷期的探寻精神。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即将接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这位性情耿直的大将，一听到“彭德怀反毛主席”的消息，神圣的信仰不容理智的大脑略加思索，当即得出一个结论：“毛主席正确！”于是，为了查出彭德怀、黄克诚的“军事俱乐部”，他将随同彭德怀出访八国的王树声、张宗逊、萧华、杨得志、陈伯钧、陈熙、张学思、路扬、朱开印等人召集起来，想从出记八国的角度揭开内幕。他形象地比喻说：彭德怀是三国时蜀国的大将魏延，毛主席是军师诸葛亮。魏延脑后长有反骨，诸葛亮知道此事，临终作了安排，防止了魏延叛变。彭德怀脑后长没长“反骨”，毛主席是知道的。所以，毛主席趁自己还健在，必须尽早采取措施，解决彭德怀的问题。
可是，揭来揭去，一无所获。罗瑞卿感到怅惘，他信仰的支柱在震撼中发生倾斜：难道我错了吗？到了1966年8月16日，在报刊上公布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时候，罗瑞卿被作为彭德怀的“死党”一起揪了出来，并冠以“资产阶级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等罪名，开始了囚禁生活。这位不谙水性，而为保证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安全不惜半路出家学会了游泳的虎将，此时方大彻大悟：原来彭德怀也是这样挨整的呀！看来挨整的人未必真有什么罪过！于是，他在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勇敢地站到了前面。
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恳切的批评，都当做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9月9日
毛泽东接到此信，阅后即作了批示：
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
“钟伟事件”被很快平息了，但它给会议带来的影响久久不能消失。
不少人私下议论：庐山是彭、黄、张、周，北京是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会议再往下进行，是否还要再揪出几个呢？事态发展实在难以预料，就看谁撞在“枪口”上！
为了挽回“钟伟事件”的影响，林彪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讲了一番话：“钟伟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他这颗‘定时炸弹’的自我爆炸，是按预定时间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这证明我们这次会开得是成功的，是有收获的。他要爆炸，总比不爆炸好么。等他钻到你椅子底下再爆炸，就晚了。还是早发现、早爆炸的好！我劝那些没有来得及响的‘定时炸弹’们，还是早点暴露出来的好，等到识破了，拉出来了，那就只有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肃清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及其反动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
“……我们与彭德怀及其死党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他们的某件事、某些言论，不能凭感情用事，要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去分析、去批判！与他们的决裂，首先要从思想感情上一刀两断！你感情上恨不起来，认识就上不去，觉悟就提不高。我们要牢牢铭记毛主席的教导：‘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不要以为蛇冻僵了，就不会再伤人，等它得到恢复的时机，它就会更加恶毒地咬你一口！”
林彪的话既是一种煽动，也是一种威吓。他要用铁的手腕使大家在感情上对彭德怀恨起来，对他林彪敬起来。不然，他的施政纲领就不会有人接受。在座的是全军的要员，征服了他们，就统帅了全军。如何征服？最灵验的一着就叫“挖心战”。
他十分清楚，尽管还没有向全国人民正式宣布，但事实上他已经当上了国防部长，全面主持军委工作。可惜他的权威不够，他长期给人们留下的弱不禁风的病人形象一时不易抹去。
他当然记得：1950年，朝鲜战争吃紧，中国政府决定派兵援朝抗美。在毛泽东的“点将牌”上，就有他林彪的名字。恰在此时，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什么病呀？答曰：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怕……竟到了“见风感冒，见水拉稀”的地步。就为这，他在北戴河的别墅选了好几处，非要找一个看不到海水、听不到浪声，但又有着海边新鲜空气的地方不可。他的住室窗户，要用三层厚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光、挡住风，空气要进行过滤。外人进邸，必须经过紫外线消毒间方可入内。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一副疲倦、瘦弱的病人样子。
他的“病”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你不去朝鲜自然由彭德怀去，治病要紧嘛。并一再指示负责中央首长保健工作的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将军组织专家对林彪身体做一次全面、细致地检查。林彪一见到傅连璋便呻吟道：“傅部长呀，我活不了啦，你要救我呀！”
鉴于林彪建康状况日益“恶化”，傅连璋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专家，给林彪会诊。萧华还代表党中央参加了会诊小组。会诊前，林彪特意让叶群出面找傅连璋，暗示他最好先给林彪开一个疾病证明。作为从长征时就担任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傅连璋，当然不能苟同。经过专家们对林彪身体各系统的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主要器官的严重器质性病变，只是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也与他吸毒成癖有关。会诊后，傅连璋将林彪健康情况向叶群做了交代，要她注意让林彪多晒晒太阳，多散散步，多呼吸呼吸室外的新鲜空气，并要多吃些蔬莱和水果，多喝些茶水。傅连璋还亲自劝告林彪：若要长寿，请戒吗啡啊！
事后，傅连璋把会诊结果如实地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婉转地告诉毛泽东：林彪钻进“白粉”里怕是不能自拔了。其实，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有吸毒的恶习。借此机会，毛泽东特地抄录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送林彪，要他自重，引以为戒。
林彪装病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败露了。为此，他对傅连璋恨之入骨，他要找机会陷害傅连璋。后来，机会终于找到了——“文革”中，林彪死党邱会作给年逾古稀的傅连璋将军戴上了“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帽子，说“傅连璋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度”“在林彪副统帅患病时，不给药吃，还威胁、陷害林副统帅，手段何其毒也！”紧接着傅连璋的家被抄，人被斗，作为一个凭人道和医术终生行医的傅连璋，却始终弄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景况。信中写到：“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明白。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年你在雩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多么催人泪下的信，多么微薄的希望，多么可怜的请求！此时正忙于发动“文革”的毛泽东也动了一点恻隐之心。他在傅连璋的信上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可是，整天手摇语录本的林彪、邱会作对毛泽东的批示根本置之不理，傅连璋也根本得不到毛泽东想保他的消息。在所谓的“群众义愤”下，傅连璋将军肋骨被打断，头被打破，于1968年3月29日凌晨，“熟睡”在监狱中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其实，从另一种角度看，林彪又十分“感谢”傅连璋：是你傅连璋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信息，我林某人是装病，也就是说，我在待价而沽。
于是，在党内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出现严重分歧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找林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林彪曲意逢迎，毛泽东找到了知音。毛泽东决定让林彪重振雄风，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
林彪感激涕零。他比毛泽东小14岁——他把自己当做毛泽东的“学生”。他庆幸自己找到了一条向权力高峰攀登的最佳“捷径”！
于是，林彪异常卖力地组织对彭德怀的批判。他要树一树自己的权威，他要拉起队伍，他要扫除晋升路上的障碍。
1959年9月8日，康生建议林彪将毛泽东9月1日《给诗刊编辑部的第二封信》拿到批判会上宣讲。
林彪即刻心领神会了。
康生说：“这可是给你提供的重磅炮弹。”
林彪说：“很好！会议急需重磅炮弹来增浓气氛！”
毛泽东的话通过林彪那拿腔拿调的嘴，再通过扩音器的特有效果，更显得声色俱厉：“毛主席在信中指出：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路线‘错误严重’，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等等，把社会主义的晴朗天空，吹得乌云翻滚，一团漆黑！”
“毛主席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给予了严正的谴责：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将军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些话里哪些是毛泽东说的，哪些是林彪说的呢？可又一揣度，似也不必深究：毛泽东说的如何，林彪说的又如何，不都是坚决执行吗？反正二者合一，同等的重要，同等的威严。
接下去的批判会，变成了表态会。既然人人想过关，当然人人都得表态。批彭反右——这是毛泽东定的“主旋律”，你就跟着“大合唱吧”，滥竽充数也好，随声附和也好，如影随形也好，千万当心，别走了神，别跑了调，别错了节拍。
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和几位元帅，也都先后到会，做了表态性发言。
刘少奇在讲话中形象地比喻说：“飞机从北京飞向南京，它的航线总不会笔直的，总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变，总是要飞到南京去的。大运动嘛，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是动机好、效果好，就不应该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只要大方向对头，就不要过多强调它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我们忽视了这条，这个教训是要总结的，今后工作才会做好。”
这段话，当然是巧妙的折衷主义：既肯定了“三面红旗”“方向对头”，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怀。这段话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了指控刘少奇“反党”的一条罪状。
但刘少奇在讲了上面这段话之后，对彭德怀的批判也是很苛刻的，所依据的“事实”也是与毛泽东一致的。这就是：第一，彭德怀曾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第二，彭德怀组织了“军事俱乐部”；第三，彭德怀“里通外国”；第四，彭德怀在庐山“急于发难”。
彭德怀听了，气愤地将铅笔一摔，闭上眼睛。
周恩来的讲话很沉重，他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表现是欠妥的、不慎重之外，主要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但周恩来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笑了笑说：“他历来如此，和稀泥。”
几位元帅的发言并没有从“高度原则”进行大批大轰，是将几十年来彼此间对一些事情的不同理解数叨了一番。他们的大半生都泡在了战场上，他们互相间的争论都是讲打仗，讲哪一“炮”放得不响，哪一“车”踏得不是地方。
迫于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在会上做了检讨。这个检讨被印发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
陈云是惟一没有在会上表态的人。他从庐山会议到军委扩大会议，一直缄口沉默。他以无声表达着自己意念。林彪向毛泽东报告说，陈云简直像一尊瘟神，不言不语，可眼睛很怕人。毛泽东说：“他总以为看得很远，瞻前顾后，一贯右倾。”
古人云：悲莫大于无声。陈云的“无声”不仅申诉悲凉心境，更多的是抒发忧患意识，无声中凝聚着信念、力量和使命，燃烧着炽热的希望和永无穷期的探寻精神。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即将接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这位性情耿直的大将，一听到“彭德怀反毛主席”的消息，神圣的信仰不容理智的大脑略加思索，当即得出一个结论：“毛主席正确！”于是，为了查出彭德怀、黄克诚的“军事俱乐部”，他将随同彭德怀出访八国的王树声、张宗逊、萧华、杨得志、陈伯钧、陈熙、张学思、路扬、朱开印等人召集起来，想从出记八国的角度揭开内幕。他形象地比喻说：彭德怀是三国时蜀国的大将魏延，毛主席是军师诸葛亮。魏延脑后长有反骨，诸葛亮知道此事，临终作了安排，防止了魏延叛变。彭德怀脑后长没长“反骨”，毛主席是知道的。所以，毛主席趁自己还健在，必须尽早采取措施，解决彭德怀的问题。
可是，揭来揭去，一无所获。罗瑞卿感到怅惘，他信仰的支柱在震撼中发生倾斜：难道我错了吗？到了1966年8月16日，在报刊上公布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时候，罗瑞卿被作为彭德怀的“死党”一起揪了出来，并冠以“资产阶级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等罪名，开始了囚禁生活。这位不谙水性，而为保证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安全不惜半路出家学会了游泳的虎将，此时方大彻大悟：原来彭德怀也是这样挨整的呀！看来挨整的人未必真有什么罪过！于是，他在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勇敢地站到了前面。
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恳切的批评，都当做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9月9日
毛泽东接到此信，阅后即作了批示：
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