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空荡荡的屋里转了一圈,又发现一个箱子。他马上生气了,抬手把箱子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照片。
他拿起一张全家合影,端详良久,自言自语地说:“我这人不好,把全家都连累了……”他放下照片,走到窗口,凝视着窗外的世界,一缕思念涌上心头:梅魁、彭钢和康白,你们全知道这一切吧?你们也该来了,怎么不来呢……想着,想着,不觉又自语道:“不来也好,不来也好……”
早已站在他背后的景希珍,似乎揣透了他此刻的心情,默默走到他身边,轻声说:“彭总,要不要我去通知梅魁一下?”
彭德怀摇摇头,强抑着感情的波澜,对景希珍说:“你把照片分一下,家中的留下,其余的也都上交吧!”
景希珍生气了:“上交!上交!还有什么没上交?干脆把我们也一起上交了吧!留下这些照片有哈不好?干吗硬要把自己过去的一切都消除掉?”
彭德怀若有所思,一字一顿地说:“把过去忘掉吧,一切重新开始!”
在北京汽车制造厂职工医院,人们都以惊诧而怜悯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腼腆而拘谨的年轻妇女。
若不是厂里传达了中央文件,若不是报纸上藏头露尾地透出风声,若不是消息灵通人士私下传言,谁敢相信——他的伯父、名声赫赫的彭德怀元帅竟成了“右倾反党集团”的首领!
此时,她端坐在医院党委书记办公室里,低垂着头,用不停地滚落在前襟的泪珠代替胸中的千言万语。
已经好几天了,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怎么也想不通仅仅几天工夫,她慈祥的伯伯、对党忠心耿耿的伯伯、深受人民爱戴的伯伯,竟一下子变成了面目狰狞的罪魁祸首……她简直不敢想下去!她要亲自去问问伯伯,问问伯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人?
“梅魁同志,别哭啦!事到如今,最需要的是冷静、坚强。要相信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书记,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彭梅魁抽泣着说。
“怎么办,一如既往。一人做事一人当嘛!他是你的伯伯,你还应该把他当做亲人看待,这是人之常情嘛!”书记显得很激动。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说来我也算得上一个老党员了,依我看现在党内存在一种危险的倾向,看来还会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彭梅魁百感交集,突然抬起头,直直地看着书记的脸,眼中闪着泪光,好久才说:“书记,我想去看看伯伯,您说行吗?”
书记态度很明确:“你应该去!”
彭梅魁来到中南海东门。警卫战士看了她的“特许证”之后,示意她稍等片刻,便跑到传达室报告一番,很快又跑出来,对她说:“你可以去了。”
她往日跨进永福堂的门坎,感到空气是温馨的,心情是坦然的、欢畅的。可今日,她体会到一种阴郁、萧瑟的气氛,她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心咚咚直跳。她跨进屋门,一眼看见一位孤零零的老头儿静静地躺在深陷的沙发里,神情木然,睡眼惺忪。她鼻子一酸,泪水充满了眼眶,慢慢地向他跟前走去。
“伯伯……”她控制不住感情,哭喊出声。
彭德怀扭过脸,惊讶地看着彭梅魁。他喉咙里像塞了团东西,竟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在这难忍的沉默中,他也许在考虑:是告诉她自己受了冤屈,把事情说开去呢,还是告诉她自己犯了错误,让她彻底与自己划清界限?
他让梅魁坐下来。他毅然做出了第二种选择。他明白,他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梅魁和张春一正年轻,又有孩子,不能因为自己而毁了他们!
于是,他开口了:“梅魁啊,我的情况,你可能知道了吧?我犯了严重错误!”
“不,不,伯伯您别说了!您没有犯错误……”彭梅魁哭喊着扑在伯伯怀里。
彭德怀的心碎了,但他还是极力平静地说:“梅魁,你听伯伯说,这一切都是真的,真的啊!我只希望你和春一忘掉我这个伯伯,也告诉孩子们忘掉我这个外公吧!从此以后,你们要和我划清界限。我的名誉不好,以免……噢,对了,我就要搬走了。”
“啊?”彭梅魁抬起头,环顾一下空荡荡的屋内,又看到在一边堆放的大箱小包,才明白过来,急急地问:“伯伯,您要搬到哪儿去呀?”
“噢,大概搬到颐和园那边,也就是清华大学那一带吧?”彭德怀含含糊糊地答道。
“具体叫什么地方?”彭梅魁追问。
“……”彭德怀摇摇头。
“您告诉我,伯伯!”
“伯伯,我求您了……”彭梅魁哭泣着,要屈身下跪。
彭德怀马上扶起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梅魁,你听我说,你以后别再想看我了。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
侄女哭成了泪人。
伯伯也哽咽了。
就这样沉默着,沉默了好长时间。
彭梅魁不愿让伯伯这样痛苦,便擦去眼泪,安慰地说:“伯伯,您老人家以后要多保重身体呀!您搬到那里,要赶快把地址告诉我,我好去看您,您是我惟一的亲人啊!”她又恸哭起来,滚烫的泪珠落在伯伯那冰凉的手背上。
“好孩子,别这样,你们就是不来看我,我这心里头也会想着你们,啊……”他言未尽,止不住老泪横流。
黄昏时分,父女俩依依惜别之后,彭德怀从大门口往回走。
落日的余辉把他那弯曲的身躯投下一个长长的变了形的影子,像一条被困在岸上的长龙;他的面孔被勾勒出一副铜色的轮廓,显得刻板而粗犷;他那黑白相间的鬓发此刻变得丝丝金黄而灿烂。
他巡视着眼前这熟悉的一切,仿佛一下子返回了那和谐充满神韵和情趣的时代。
噢,前面就是新华门了,那矗立两旁的饱经风云变幻的石狮子还是那般模样吧?
当初他与几位领导人来到这里时,他望着石狮子。石狮子暴目怒对。他看了很不是滋味,吼道:“你瞪我干什么?你就会张牙舞爪地吓唬老百姓!我砸烂你!”引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哄然大笑。毛泽东说:这可是镇妖之宝,万万毁不得哟!
噢,这湖里的水多清,不,这海……他至今没想通,皇帝佬儿为什么叫它海呢?就这么肚脐眼大的地方,还要分成什么南海、中海、北海?它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湖,且远不如西湖、太湖,更不及洞庭湖、洪湖、鄱阳湖,确切地叫它什么塘什么坑最好。当然,在这里洗澡倒是件惬意的事。毛泽东会好几种游法,而且那泳姿潇洒极了,使人拍手叫绝;朱德那不叫游泳,两只脚只能打“澎澎”,叫人捧腹,贺龙的扎猛子令人赞叹,大概是他喝惯了洪湖水的缘故……
噢,瀛台,这曾经软禁过光绪皇帝的地方,记不得多久没来过了,也许再也听不到老朋友聚在一起拍棋子的声音了。就在这上面的翔鸾阁或迎薰亭,他多次与朱德“两军对垒”,厮杀得难解难分,相别时两双大手紧紧一握,战友深情尽在其中。以后还能与他对弈吗?
噢,丰泽园!这里曾是清帝行演耕礼之地。据说乾隆皇帝常在园内的颐年堂(原名崇雅殿)设宴赏赐王公宗室,骄奢淫逸,享尽人间福禄寿。而劳苦大众的智慧和血汗都凝结在这雕梁画栋处,长廊曲径间了……而今后,毛泽东还要居住这里。他不是皇帝,他是被人民所推举所爱戴的领袖。“领袖”,这是个多么崇高,多么神圣的字眼!只有最充分地代表人民利益,具有最高威望的人才有资格成为领袖。然而,领袖对自己的权威绝不能滥用。当群众像对过去的皇帝那样山呼万岁时,领袖该怎样对待这种纯真而又愚昧的感情呢?此时,毛泽东在干什么呢?他也许正在菊香书屋读“二十四史”或《资治通鉴》;也许在即兴挥毫,又一首黄钟大吕般的诗、词问世;也许正在批阅文件,斟酌政治领域、思想斗争诸方面的论著。他太辛苦了,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昼夜操劳,日理万机。在中国,在现在党政军最高领导中,有谁比得上毛泽东?他的雄才大略,他那非凡的政治家的气魄,他那特有的巨人形象,谁不叹服呢……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怀一生最敬佩的人!我俩在一起30多载,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坎坷磨难?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说我像张飞,既有其粗,亦有其细,我是口服心服!可是,这一次,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为什么竟惹出你这么大的火气?你是不是“万岁”声听得多了,听不进一点逆耳之言?这样可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为了你和党的威望,我只好认错,可我实在想不通啊!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聚?好,我走,我听你的,我要好好读书。我不再打扰你,给你找麻烦了,你可要多珍重啊!还有少奇、恩来、朱德等老战友,你们都要珍重啊……
9月29日,彭德怀怀着万分复杂的心情,告别了他居住近十年的永福堂。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
在阵阵秋风中,他就这样走了,悄悄地走了……
当他对中南海瞥下最后一眼的时候,他说“再见”了吗?
最后的日子
1965年底,彭德怀结束了吴家花园六年的软禁生活,到四川主持三线建设,用自己的余年为人民再干一番事业。可是不久,“文革”的恶浪,一下子又把他打入了灾难的深渊。
1966年12月28日,北京西郊五棵松某部驻地。
汽车奔驰到驻地的一所房子门口。车上下来了一个身穿青呢大衣的人,他入室内,脱了大衣,蒙头便呼呼睡着了。
蓦地,大衣口袋中掉下一本“红宝书”。警卫战士小潘拾起书,打开一看,那扉页上三个熟悉的字赫然在目——彭德怀。
警卫战士每顿给他打饭,如有粗粮细粮两种,他总是先吃粗粮,留下细粮。吃剩的,他总是倒进破搪瓷缸里,下顿再煮热来吃。他的搪瓷缸,既用来嗽口喝水,又用来作饭锅。他常端着它对战士说:“我这顿饭有了,不用再打了。”
一盆热水,他常常用几次,先洗脸,再洗脚,然后洗脱下的衣服的头遍。
战士们问他:“你为什么只吃粗粮?”“我没干工作,吃粗粮就不错了。”他答道。
一天,一个战士给他理发,问他:“老头(他们这样称呼彭德怀),听说你过去和林副主席一样大,是吗?”他说:“呵,不不,我可比不上他。他比我强多了,强多了。”“你还蛮谦虚哩,说说他怎么比你强?”“他比我会喊万岁!”
1967年初夏,彭德怀给他曾工作过的四川省三线建设办公室的会计雷文写过一张纸条:“会计同志,每月18元生活费刚够交伙食。我的眼镜度数不够了,看书不行了,需要另配,我还需买些肥皂、牙膏,可否每月多给几元钱呢?”
雷文不禁为之鼻酸。可是,她却帮不了忙。她只是一个会计,无法改变上头的有关规定。为此,她直到现在都感到愧疚和痛苦。
彭德怀转而求助于其他人。他请求自己的老警卫员景希珍给他寄书。景希珍将书寄出去了,可书却到不了彭德怀的手上。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亦收到了他的求援信,她给他买了一大捆书和一架收音机,这些东西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1967年初夏,中央文革的代表要来审讯彭德怀。
彭德怀闻讯,非常兴奋,他认真地整理了自己的内务,然后正襟危坐,等待中央代表的到来。他盼来的中央“代表”实际上是造反派头头王大宾。
“中央”派来的代表一拥而上,将彭德怀推倒在墙角,拳脚交加。对彭德怀毒打一顿之后,又勒令他限期交代如下的问题:
一、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关系;
二、在朝鲜战场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三、毛岸英究竟是怎样死的……
1973年4月下旬的一天,有人告诉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你伯伯病了。”当她步入一间病房时,四周漆黑一团。原来向着阳台仅有的两扇窗户和门上的玻璃全被蒙得严严实实的。
伯伯告诉她,十几天前开始便血,起初他不在意;后来,蹲在厕所里就再也起不来了。“伯伯,让我看看你的腿还在不在?”彭梅魁要他站起来让她看。“我起不来,我没有裤带。他们”,他看了看周围神色阴沉的专案人员,“不给我裤带,手表也收走了,连一枝铅笔放在我身上都不放心。你看这屋子,糊得好死,他们怕我……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怕我!”
有一次专案人员在接彭梅魁来医院的路上,对她说:“你伯伯又发脾气了,骂人了。我们对他讲林彪爆炸的事,他一直不信,还说我们有意骗他,要引他犯错误,他说:‘林副主席永远是健康的!’”
在专案人员不在场时,彭梅魁悄悄地提醒伯伯:“你再也不要喊他‘永远健康’了,林彪爆炸了,死了,这是真的!”“他们给我讲了我不信?”他格格地笑着,“我什么时候喊过林彪‘永远健康’?砍我的脑袋我也不会喊。可现在我偏要喊,气死他们!”他说着,把手掌贴在胸口,比画着喊了起来:“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像个顽皮的孩子那样大笑起来。
1974年10月,彭德怀处于经常性的昏迷之中,靠输液维持着生命。
一天,他又醒过来了,一字一顿地对彭梅魁说:“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家乡,不要和人家说,不要打扰人家。你们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他指着被黑纸糊成一片的窗户,挥动着他那干柴般的手臂,喊道:“撕了!撕了!”专案人员没有理会他这一最后的要求,他狂怒地喊叫起来:“呵——呵——”
他挣扎不起来,因为他全身都瘫痪了。他只得用他的牙齿咬着被角,用他仅能活动的右手撕扯着被子,一直把它扯得粉碎,一直扯得自己牙床流血,嘴唇破裂,一直扯得他精力枯竭为止。
时隔1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彭德怀将永远活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