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邓子恢稳步理农业！毛泽东号召学大寨(4)
陶鲁笳答道：“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
毛泽东道：“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呀。”
这一段时期毛泽东很留心识字不识字的问题，40天前，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曾聊了一通历史人物，说历代的状元很少有出色的，当了进士翰林也尽是不成功的，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亦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山东曲阜陈家庄大队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曲阜陈家庄陈以梅被打下去了。亩产从500斤降到300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300斤翻到500斤。这是靠自力更生……陈以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知文断字似乎是与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它导致“管不好”。大老粗则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好像在沿着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着中国的前进道路问题。
这是一个国际形势相当严峻的年代。美国在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了专家，中国孤立无援。毛泽东主席循着他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写到了苏联，写到了修正主义，最后又写到了陈永贵：“……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那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
既然是给全中国亿万农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战略家和行政大师都不能不慎重。196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奉命，亲率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晋中地委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一项重大政治决策的最后一步迈出了。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开了八次联席会议，读了许多材料，听了许多汇报，看了许多地方，对大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干部状况、思想状况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工作进行顺利。
5月11日下午，调查基本结束。廖鲁言召集中央、省、地、县和大寨干部又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廖鲁言对大寨显然很满意，他透露了一条消息：在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要“把你们作为一面旗帜”。他告诫道：“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工农兵旗帜大家都学，全国都学，你们要搞得更好更红才行。”
共和国的农业部长直接向大寨提出要求，这本身就意味着大寨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关系。它与数十万普普通通的中国村庄再也不一样了，它有了独特的地位、独特的责任、独特的动力。有几个村庄能像这个样板村一样在最高层的期待和帮助下发展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寨被赋予了代表性，同样也就失去了代表性。大寨今后的成功未必能证明大寨模式在全国几十万个村庄的必然成功。
大寨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廖鲁言部长在那次联席会上概括了六条：第一，革命的思想。树雄心，立壮志，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出色。第二，阶级路线，始终依靠贫下中农。第三，比较好的领导班子，仅仅有一个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是不够的。第四，干部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大公无私。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助人为乐。总之，廖鲁言说，“学赶大寨，必须是思想领先，政治挂帅，使干部和群众革命化。有了大寨式的干部，大寨式的人，才能够自力更生建起大寨式的稳产高产农田。”
廖鲁言最后又指着陈永贵说：“白羊峪的王殿俊过去是你的老师，现在他学你。过几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学人家。”陈永贵笑着频频点头。
廖鲁言回了北京。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宣布：“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21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次日，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依据廖鲁言一行形成的材料，进一步将大寨精神概括为三个要点：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原则”“精神”“风格”，这就是大寨模式的核心所在。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大寨的介绍和提倡，表明高度强调精神力量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作为亿万农民群众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代表，陈永贵和大寨从此开始活跃于中国政坛。
正是把陈永贵作为这样一位代表，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
毛泽东生日宴席上的头号客人
1964年12月22日，北京的街头万木萧疏，一阵阵寒风卷着残叶。在五年前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外，着装整洁的解放军战士拉了一圈警戒线，笔直地站在寒风中。
人民大会堂里面温暖如春。新当选的数千名三届人大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坐着一位头上裹着白毛巾的满脸皱纹的农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坐在他身边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模李顺达，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还有一位名叫周明山的大队书记，前不久《人民日报》还介绍过他。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台下的陈永贵怀着特别的期待热切地听着周总理讲的每一个字。果然《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还没讲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半年前向陈永贵预告的事情便真的发生了。周恩来总理清清楚楚地说道：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陈永贵如饥似渴着听着共和国总理吐出的每一个字。人大代表们也很有兴趣地听着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数字。刚刚经历了大饥荒的人绝不会对有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无动于衷。
1964年，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870亿公斤，尽管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要把粮食总产恢复到大跃进前一年的水平，还需要再经过一年的调整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对于用什么方法把农业搞上去，集体化的道路到底灵不灵，国家准备为农业发展掏出点什么等等问题自然很关心，对于农民能不能多收多卖粮食也很关切。而周恩来总理只管谈着大寨这个新树立的典型，这个典型之中就包含了许多重大答案：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得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次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说到这儿，周恩来总理指出了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苏联的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物质原则根本不同。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了号召：“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几段话，正式宣告高度强调精神力量、极端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和粮食生产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从此就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始终没有露面。不过在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四天之后，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也以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大寨模式的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64年似乎是颇为平淡的一年，惟一引起全世界瞩目的事只有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这一年，中共中央继续与苏共中央论战，在半年内发表了七评、八评和九评，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了这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独立宣言意义的文献。这一年，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这一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继续进行着调整，并且初步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了。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一段历史的平静的河面往深处看，就会发现一个七年前便出现在历史上的大问题再次冒了出来。这就是：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既然大跃进没有跃上去，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长期发展道路？毛泽东否定了苏联的道路，那么他就必须拿出主张来，拿出样板来，拿出对这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的独特答案来。
就在这样的一年的岁末，毛泽东主席要在自己的71岁生日这一天请一次客。有幸得到邀请的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此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
12月26日临近中午的时分，陈永贵坐着周恩来总理的轿车，在国务院总理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进了中南海。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当时供应紧张的肥皂仔细洗过的白毛巾。陈永贵当时很瘦，满脸是刀刻般的又深又长的皱纹，看上去饱经沧桑。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到中国政治的心脏中南海，陈永贵用了49年的时光。再过37天，他就年满50周岁了。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于是周恩来先带着他拜访了1959年接任毛泽东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那几天正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个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就在那些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曾问毛泽东怎么讲农村方面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回答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嘛……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于是，《二十三条》将运动的重点规定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再一次回答了“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南海里酝酿着一场风暴。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的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绝不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可是当他见到毛泽东主席的时候，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着，稍稍抬着头仰视着，两只手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活，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总理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说：“大寨搞得好么。”
毛泽东主席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这次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聊了一会儿，服务人员请大家入席。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在这张桌子旁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聊、谢富治和汪东兴。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有湖南菜。毛泽东很少见地喝下三杯茅台，大声说道：
“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众人都神情专注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察觉到了拘谨的气氛，就劝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仅就过程而言，这似乎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生日宴会。它的政治意义在于革命领袖此时忽然从二线露面，在于他此时此地邀请了什么人，而不在于席间说了些什么话。尽管如此，陈永贵还是得到了一条“最高指示”。九个月后，在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上，陈永贵作了一个以“四不倒”而闻名的报告，他分别谈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最后陈永贵总结说：“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于是，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运动
“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晚年对全国农村发出的号召，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历时最长的一次运动。回顾和研究这场运动的经验教训，是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和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文革”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批语同时指出，“文革”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成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也做出过贡献。
提出“农业学大寨”的背景
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不是偶然的。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由于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农业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毛泽东非常关心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国家又不能以更多资金支持农业。正在这时，他了解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以自力更生精神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穷山沟改造成为“层层梯田米粮川”的事迹。一贯认为自力更生是立国之本的毛泽东，很自然地认为大寨的事迹符合他的思想，符合党的优良传统，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力量，因此他决定在全国农村提倡大寨精神。
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下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呢？
大寨这个山村，在60年代初期便已成为山西省的典型。大寨及其所在的昔阳县，当时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成绩尤为突出。1963年5月，毛泽东亲自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加了批语，把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评价为“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1964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插话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中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经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同意，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农业学大寨”学什么的问题做了精辟地概括，提出要学习大寨大队“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的汇报时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农业要靠大寨精神。你给他钱，他搞得不好；你不给他钱，反而搞得好一些。农业靠大寨，工业靠大庆。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说：“农业还是靠大寨精神。”
1966年8月12日，经毛泽东同意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以上事实清楚地说明，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是经过深思熟虑，并经中央同意的，其原意是要在农村开展一场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教育运动。毛泽东很重视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物质可以变精神。农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
回顾毛泽东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提出的基本思路，一是建立人民公社的体制，并亲自主持制定了有关人民公社的政策《六十条》；二是分析了农作物增产的八个基本因素后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为促进农业技术改造指出了科学的途径；三是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指出了方向；四是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这是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全面贯彻执行的保证；五是学习大寨大队自力更生的精神，奋力开展改造自然界的斗争。可以认为，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发展我国农业的问题比较全面的构想。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问题
在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时，并未将它与阶级斗争问题相联系，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未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学大寨运动。因此，在“文革”以前，虽然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很不平衡，但运动进行得还是正常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导到“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突出宣传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经验，并在全国各地、各行业推广，大寨于是成为一个被用来整人的政治工具。大寨由1964年2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宣传的“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变为“阶级斗争的典型”“方向道路的典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大寨的经验从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因地制宜修筑“大寨田”、实行精耕细作，被拔高成“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学不学大寨的问题不仅被当做认识问题，学得好不好不仅被当做工作问题，并且被当做立场问题、政治问题。“文革”中出现的理论混乱现象，极左口号，以及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在学大寨运动中表现出来。例如：“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等等风靡一时。全国各地到大寨参观、学习的人如潮水一般。
应当全面评价农业学大寨运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几亿干部群众参加的一场全国性的持久的复杂的运动。我们对它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而应当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这场运动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关于对大寨的评价。凡是到过大寨的人，只要了解到他们从前怎样战胜洪灾、雹灾、旱灾，怎样开山炸石，用双手把“七沟八梁一面坡”砌成层层平平展展的“大寨田”，创造出“深耕、深刨、深种”的“三深”法，使缺水缺肥的薄土变成保水、保肥的“海绵地”；登上虎头山，眺望那长势喜人的玉米、高粱；再接触那些憨厚纯朴、一心为公的干部、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大寨是以自力更生精神改变山村面貌的先进典型。大寨的带头人陈永贵当年也是当之无愧的农业劳动模范和党的优秀基层干部。
关于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评价。从整个运动看来，有三个内容，从方向上还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一是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不随便向国家伸手。当时有许多地方不立足于发挥当地群众的力量，而偏重于依赖国家的支援。在学大寨的运动中，各地纠正了“等、靠、要”的思想，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变，农业生产也有较大的发展。二是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全国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几亿农民上阵，干部带头，栉风沐雨，披星戴月，战天斗地，成绩是巨大的。运动中搞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后来多年的农业增产都起到了保证作用。三是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群众，不搞特殊化，这种作风也值得永远保持。运动中“左”的方面，除了不适当地搞阶级斗争，伤害了相当一批干部外，主要的还在于脱离实际去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搞“穷过渡”，限制农民搞家庭副业和发展集市贸易等。
还应当注意到，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后来受到“文革”的影响，但在“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时期对学大寨运动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有些“左”的东西在各地也受到了不同程度地抵制。到1970年9月，经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一面推进农业生产新高潮，一面开始纠正前一时期违反政策和群众意愿、任意改变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强收社员自留地等错误。1975年9月，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可见毛泽东此时虽然健康情况不好，仍然关心农业学大寨运动。会上宣布，全国已有学大寨先进县（市）316个，占全国县（市）总数的13.4%；已有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400斤）的县（市）725个，占县（市）总数的31.2%。此次会后，全国各地组织了160万名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工作。1976年9月毛主席辞世，12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到了“文革”的中期和后期，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垮台和批判、肃清他们的流毒，农业学大寨的方向又逐渐回到促进农业生产方面来。但是，发展农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农村改变了人民公社的体制，推行了适合我国目前国情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得以很好地发挥，农业生产有了极大的进步。
毛泽东道：“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呀。”
这一段时期毛泽东很留心识字不识字的问题，40天前，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曾聊了一通历史人物，说历代的状元很少有出色的，当了进士翰林也尽是不成功的，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亦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山东曲阜陈家庄大队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曲阜陈家庄陈以梅被打下去了。亩产从500斤降到300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300斤翻到500斤。这是靠自力更生……陈以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知文断字似乎是与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它导致“管不好”。大老粗则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好像在沿着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着中国的前进道路问题。
这是一个国际形势相当严峻的年代。美国在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了专家，中国孤立无援。毛泽东主席循着他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写到了苏联，写到了修正主义，最后又写到了陈永贵：“……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那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
既然是给全中国亿万农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战略家和行政大师都不能不慎重。196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奉命，亲率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晋中地委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一项重大政治决策的最后一步迈出了。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开了八次联席会议，读了许多材料，听了许多汇报，看了许多地方，对大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干部状况、思想状况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工作进行顺利。
5月11日下午，调查基本结束。廖鲁言召集中央、省、地、县和大寨干部又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廖鲁言对大寨显然很满意，他透露了一条消息：在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要“把你们作为一面旗帜”。他告诫道：“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工农兵旗帜大家都学，全国都学，你们要搞得更好更红才行。”
共和国的农业部长直接向大寨提出要求，这本身就意味着大寨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关系。它与数十万普普通通的中国村庄再也不一样了，它有了独特的地位、独特的责任、独特的动力。有几个村庄能像这个样板村一样在最高层的期待和帮助下发展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寨被赋予了代表性，同样也就失去了代表性。大寨今后的成功未必能证明大寨模式在全国几十万个村庄的必然成功。
大寨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廖鲁言部长在那次联席会上概括了六条：第一，革命的思想。树雄心，立壮志，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出色。第二，阶级路线，始终依靠贫下中农。第三，比较好的领导班子，仅仅有一个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是不够的。第四，干部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大公无私。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助人为乐。总之，廖鲁言说，“学赶大寨，必须是思想领先，政治挂帅，使干部和群众革命化。有了大寨式的干部，大寨式的人，才能够自力更生建起大寨式的稳产高产农田。”
廖鲁言最后又指着陈永贵说：“白羊峪的王殿俊过去是你的老师，现在他学你。过几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学人家。”陈永贵笑着频频点头。
廖鲁言回了北京。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宣布：“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21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次日，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依据廖鲁言一行形成的材料，进一步将大寨精神概括为三个要点：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原则”“精神”“风格”，这就是大寨模式的核心所在。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大寨的介绍和提倡，表明高度强调精神力量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作为亿万农民群众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代表，陈永贵和大寨从此开始活跃于中国政坛。
正是把陈永贵作为这样一位代表，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
毛泽东生日宴席上的头号客人
1964年12月22日，北京的街头万木萧疏，一阵阵寒风卷着残叶。在五年前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外，着装整洁的解放军战士拉了一圈警戒线，笔直地站在寒风中。
人民大会堂里面温暖如春。新当选的数千名三届人大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坐着一位头上裹着白毛巾的满脸皱纹的农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坐在他身边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模李顺达，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还有一位名叫周明山的大队书记，前不久《人民日报》还介绍过他。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台下的陈永贵怀着特别的期待热切地听着周总理讲的每一个字。果然《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还没讲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半年前向陈永贵预告的事情便真的发生了。周恩来总理清清楚楚地说道：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陈永贵如饥似渴着听着共和国总理吐出的每一个字。人大代表们也很有兴趣地听着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数字。刚刚经历了大饥荒的人绝不会对有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无动于衷。
1964年，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870亿公斤，尽管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要把粮食总产恢复到大跃进前一年的水平，还需要再经过一年的调整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对于用什么方法把农业搞上去，集体化的道路到底灵不灵，国家准备为农业发展掏出点什么等等问题自然很关心，对于农民能不能多收多卖粮食也很关切。而周恩来总理只管谈着大寨这个新树立的典型，这个典型之中就包含了许多重大答案：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得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次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说到这儿，周恩来总理指出了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苏联的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物质原则根本不同。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了号召：“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几段话，正式宣告高度强调精神力量、极端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和粮食生产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从此就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始终没有露面。不过在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四天之后，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也以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大寨模式的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64年似乎是颇为平淡的一年，惟一引起全世界瞩目的事只有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这一年，中共中央继续与苏共中央论战，在半年内发表了七评、八评和九评，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了这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独立宣言意义的文献。这一年，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这一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继续进行着调整，并且初步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了。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一段历史的平静的河面往深处看，就会发现一个七年前便出现在历史上的大问题再次冒了出来。这就是：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既然大跃进没有跃上去，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长期发展道路？毛泽东否定了苏联的道路，那么他就必须拿出主张来，拿出样板来，拿出对这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的独特答案来。
就在这样的一年的岁末，毛泽东主席要在自己的71岁生日这一天请一次客。有幸得到邀请的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此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
12月26日临近中午的时分，陈永贵坐着周恩来总理的轿车，在国务院总理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进了中南海。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当时供应紧张的肥皂仔细洗过的白毛巾。陈永贵当时很瘦，满脸是刀刻般的又深又长的皱纹，看上去饱经沧桑。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到中国政治的心脏中南海，陈永贵用了49年的时光。再过37天，他就年满50周岁了。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于是周恩来先带着他拜访了1959年接任毛泽东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那几天正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个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就在那些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曾问毛泽东怎么讲农村方面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回答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嘛……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于是，《二十三条》将运动的重点规定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再一次回答了“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南海里酝酿着一场风暴。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的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绝不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可是当他见到毛泽东主席的时候，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着，稍稍抬着头仰视着，两只手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活，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总理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说：“大寨搞得好么。”
毛泽东主席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这次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聊了一会儿，服务人员请大家入席。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在这张桌子旁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聊、谢富治和汪东兴。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有湖南菜。毛泽东很少见地喝下三杯茅台，大声说道：
“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众人都神情专注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察觉到了拘谨的气氛，就劝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仅就过程而言，这似乎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生日宴会。它的政治意义在于革命领袖此时忽然从二线露面，在于他此时此地邀请了什么人，而不在于席间说了些什么话。尽管如此，陈永贵还是得到了一条“最高指示”。九个月后，在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上，陈永贵作了一个以“四不倒”而闻名的报告，他分别谈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最后陈永贵总结说：“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于是，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运动
“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晚年对全国农村发出的号召，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历时最长的一次运动。回顾和研究这场运动的经验教训，是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和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文革”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批语同时指出，“文革”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成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也做出过贡献。
提出“农业学大寨”的背景
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不是偶然的。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由于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农业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毛泽东非常关心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国家又不能以更多资金支持农业。正在这时，他了解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以自力更生精神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穷山沟改造成为“层层梯田米粮川”的事迹。一贯认为自力更生是立国之本的毛泽东，很自然地认为大寨的事迹符合他的思想，符合党的优良传统，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力量，因此他决定在全国农村提倡大寨精神。
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下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呢？
大寨这个山村，在60年代初期便已成为山西省的典型。大寨及其所在的昔阳县，当时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成绩尤为突出。1963年5月，毛泽东亲自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加了批语，把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评价为“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1964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插话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中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经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同意，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农业学大寨”学什么的问题做了精辟地概括，提出要学习大寨大队“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的汇报时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农业要靠大寨精神。你给他钱，他搞得不好；你不给他钱，反而搞得好一些。农业靠大寨，工业靠大庆。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说：“农业还是靠大寨精神。”
1966年8月12日，经毛泽东同意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以上事实清楚地说明，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是经过深思熟虑，并经中央同意的，其原意是要在农村开展一场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教育运动。毛泽东很重视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物质可以变精神。农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
回顾毛泽东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提出的基本思路，一是建立人民公社的体制，并亲自主持制定了有关人民公社的政策《六十条》；二是分析了农作物增产的八个基本因素后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为促进农业技术改造指出了科学的途径；三是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指出了方向；四是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这是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全面贯彻执行的保证；五是学习大寨大队自力更生的精神，奋力开展改造自然界的斗争。可以认为，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发展我国农业的问题比较全面的构想。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问题
在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时，并未将它与阶级斗争问题相联系，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未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学大寨运动。因此，在“文革”以前，虽然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很不平衡，但运动进行得还是正常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导到“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突出宣传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经验，并在全国各地、各行业推广，大寨于是成为一个被用来整人的政治工具。大寨由1964年2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宣传的“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变为“阶级斗争的典型”“方向道路的典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大寨的经验从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因地制宜修筑“大寨田”、实行精耕细作，被拔高成“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学不学大寨的问题不仅被当做认识问题，学得好不好不仅被当做工作问题，并且被当做立场问题、政治问题。“文革”中出现的理论混乱现象，极左口号，以及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在学大寨运动中表现出来。例如：“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等等风靡一时。全国各地到大寨参观、学习的人如潮水一般。
应当全面评价农业学大寨运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几亿干部群众参加的一场全国性的持久的复杂的运动。我们对它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而应当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这场运动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关于对大寨的评价。凡是到过大寨的人，只要了解到他们从前怎样战胜洪灾、雹灾、旱灾，怎样开山炸石，用双手把“七沟八梁一面坡”砌成层层平平展展的“大寨田”，创造出“深耕、深刨、深种”的“三深”法，使缺水缺肥的薄土变成保水、保肥的“海绵地”；登上虎头山，眺望那长势喜人的玉米、高粱；再接触那些憨厚纯朴、一心为公的干部、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大寨是以自力更生精神改变山村面貌的先进典型。大寨的带头人陈永贵当年也是当之无愧的农业劳动模范和党的优秀基层干部。
关于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评价。从整个运动看来，有三个内容，从方向上还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一是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不随便向国家伸手。当时有许多地方不立足于发挥当地群众的力量，而偏重于依赖国家的支援。在学大寨的运动中，各地纠正了“等、靠、要”的思想，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变，农业生产也有较大的发展。二是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全国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几亿农民上阵，干部带头，栉风沐雨，披星戴月，战天斗地，成绩是巨大的。运动中搞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后来多年的农业增产都起到了保证作用。三是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群众，不搞特殊化，这种作风也值得永远保持。运动中“左”的方面，除了不适当地搞阶级斗争，伤害了相当一批干部外，主要的还在于脱离实际去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搞“穷过渡”，限制农民搞家庭副业和发展集市贸易等。
还应当注意到，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后来受到“文革”的影响，但在“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时期对学大寨运动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有些“左”的东西在各地也受到了不同程度地抵制。到1970年9月，经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一面推进农业生产新高潮，一面开始纠正前一时期违反政策和群众意愿、任意改变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强收社员自留地等错误。1975年9月，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可见毛泽东此时虽然健康情况不好，仍然关心农业学大寨运动。会上宣布，全国已有学大寨先进县（市）316个，占全国县（市）总数的13.4%；已有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400斤）的县（市）725个，占县（市）总数的31.2%。此次会后，全国各地组织了160万名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工作。1976年9月毛主席辞世，12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到了“文革”的中期和后期，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垮台和批判、肃清他们的流毒，农业学大寨的方向又逐渐回到促进农业生产方面来。但是，发展农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农村改变了人民公社的体制，推行了适合我国目前国情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得以很好地发挥，农业生产有了极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