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2)
根据这一注解，陈云的论点当然毫无疑问地属于应当否定的消极平衡了。实际上，由于把不平衡问题极端化，否认事物的相对稳定性，人为地打破平衡以求跃进，长线平衡或谓之积极平衡最后就是严重失衡。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积极反对“右倾保守”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十分欣赏。1月15日，毛泽东夸奖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16日他又在大会上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总理：“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大家都在猜想，这么严厉的语调，到底是批评谁？刘少奇解释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当时负责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是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其中黄克诚是军队的。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谈话，亲自揭开了这个谜底，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的。
19日晚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做了检讨，说反冒进是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是与主席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对此负主要责任。
极力主张冒进的人受到表扬，主张反冒进的人受到严厉批评，一时党内“左”的急躁冒进思想迅速泛滥。在这种党内舆论之下，甚至有一位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公开直言：反冒进的保守主义思想代表就是陈云。
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亲自执掌了经济工作大权。
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陈云因正在养病，都没有参加。他按原定计划，赴大西南的成都、重庆，边休养边视察工厂。南宁会议后，他才听到会议情况的传达。2月上旬，他虽然尚未完全康复，还是决定结束休养，逐步恢复工作。
2月15日至23日，陈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还是批反冒进。
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2月18日是旧历正月初一，中南海怀仁堂里，空气凝重，新年喜庆的气氛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界。批评反冒进的政治局会议仍在进行。
在这一天的会上，陈云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对反冒进的“错误”负主要负责。还检讨说，在财政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毛泽东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
这时，毛泽东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虽然严厉批评了反冒进，但仍然提出要被批评的人继续工作。他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由毛泽东自己在成都会议上说出来了。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明了他发动对反冒进的批评的目的。3月9日，他发言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一个同志不好混之意。
显然，批评反冒进，就是要统一思想，实行“跃进”。
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又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虽然说，反冒进问题可以不再谈了，但他仍然不太放心。1958年4月他在武昌会议听一些省市的工作汇报时，表达了这种心情。4月8日，他听叶飞汇报时插话说，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这是宋之问写的《灵隐寺》一诗中的句子。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再次猛烈地批判了反冒进。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党内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在这种气氛下，陈云和周恩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在会上再一次就反冒进“错误”，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
应该说，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就反冒进问题做检讨，心态是很复杂的。反冒进是在当时经济形势下必须采取的措施，实际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左倾急躁冒进思想逐渐在党内上升，使他们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很高，而且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维护党内团结的良好愿望出发，他们不能对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一事表示异议。
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甚至委婉地提出自己不适合再当总理。虽然会议挽留了他，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压力之大。陈云也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一点。
批评了反冒进，“统一”了全党思想，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高指标。
至此，批评反冒进的问题，才告一段落。
计划节节拔高，陈云心怀疑虑
批评反冒进，为冒进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各地纷纷以反对所谓右倾保守为柴薪，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贻祸惨烈的“大跃进”狂潮。
“跃进”是毛泽东比较欣赏的用语。1958年5月25日，彭真给毛泽东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关于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的社论，并说明这是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地方。毛泽东当即写信赞扬说，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并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实际上，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为了批驳大鸣大放中有人说1956年经济建设是全面冒进的言论，就使用了“跃进”一词，说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所以，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来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把“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归于周恩来。
毛泽东欣赏“跃进”一词，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堵住了反冒进之口。他在1958年5月26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果真如此。在“大跃进”中，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一套套瞎指挥盲干的做法，却不便反对，只能让自己的思想尽力去适应，去“跟上形势”。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农业发展的四十条纲要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提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中共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首次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制造高指标的工具，是所谓计划两本账的方法。
南宁会议制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一项用于拔高指标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生产计划搞两本账和三本账的规定：“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两本账或三本账的观念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账了。不管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的。
在这种节节拔高生产指标的过程中，陈云的处境很微妙。
陈云主张制定计划要搞综合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从建国以来他就领导经济工作，这两年又亲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厂矿。国家有多大家底，他心里已经有了一本账。
陈云也希望我们能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1957年12月，他在休养期间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国家在“一五”计划后增加了工业实力，有了一些建设经验，“二五”计划中可以发展得更快。
从1958年初结束休养、恢复工作后，陈云参加了中央和国务院、人大讨论经济建设的一系列会议。但是在指标层层拔高的气氛中，他却不得不频频为反冒进的“错误”做检讨，很少对指标说话。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大批一通反冒进以后，提出了一大堆宏伟蓝图。
在反冒进和“大跃进”中表现积极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5月13日在会上发言，描述了文教卫生大跃进的一幅浪漫前景：
——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15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中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积极反对“右倾保守”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十分欣赏。1月15日，毛泽东夸奖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16日他又在大会上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总理：“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大家都在猜想，这么严厉的语调，到底是批评谁？刘少奇解释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当时负责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是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其中黄克诚是军队的。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谈话，亲自揭开了这个谜底，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的。
19日晚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做了检讨，说反冒进是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是与主席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对此负主要责任。
极力主张冒进的人受到表扬，主张反冒进的人受到严厉批评，一时党内“左”的急躁冒进思想迅速泛滥。在这种党内舆论之下，甚至有一位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公开直言：反冒进的保守主义思想代表就是陈云。
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亲自执掌了经济工作大权。
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陈云因正在养病，都没有参加。他按原定计划，赴大西南的成都、重庆，边休养边视察工厂。南宁会议后，他才听到会议情况的传达。2月上旬，他虽然尚未完全康复，还是决定结束休养，逐步恢复工作。
2月15日至23日，陈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还是批反冒进。
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2月18日是旧历正月初一，中南海怀仁堂里，空气凝重，新年喜庆的气氛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界。批评反冒进的政治局会议仍在进行。
在这一天的会上，陈云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对反冒进的“错误”负主要负责。还检讨说，在财政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毛泽东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
这时，毛泽东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虽然严厉批评了反冒进，但仍然提出要被批评的人继续工作。他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由毛泽东自己在成都会议上说出来了。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明了他发动对反冒进的批评的目的。3月9日，他发言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一个同志不好混之意。
显然，批评反冒进，就是要统一思想，实行“跃进”。
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又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虽然说，反冒进问题可以不再谈了，但他仍然不太放心。1958年4月他在武昌会议听一些省市的工作汇报时，表达了这种心情。4月8日，他听叶飞汇报时插话说，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这是宋之问写的《灵隐寺》一诗中的句子。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再次猛烈地批判了反冒进。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党内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在这种气氛下，陈云和周恩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在会上再一次就反冒进“错误”，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
应该说，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就反冒进问题做检讨，心态是很复杂的。反冒进是在当时经济形势下必须采取的措施，实际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左倾急躁冒进思想逐渐在党内上升，使他们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很高，而且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维护党内团结的良好愿望出发，他们不能对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一事表示异议。
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甚至委婉地提出自己不适合再当总理。虽然会议挽留了他，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压力之大。陈云也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一点。
批评了反冒进，“统一”了全党思想，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高指标。
至此，批评反冒进的问题，才告一段落。
计划节节拔高，陈云心怀疑虑
批评反冒进，为冒进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各地纷纷以反对所谓右倾保守为柴薪，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贻祸惨烈的“大跃进”狂潮。
“跃进”是毛泽东比较欣赏的用语。1958年5月25日，彭真给毛泽东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关于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的社论，并说明这是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地方。毛泽东当即写信赞扬说，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并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实际上，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为了批驳大鸣大放中有人说1956年经济建设是全面冒进的言论，就使用了“跃进”一词，说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所以，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来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把“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归于周恩来。
毛泽东欣赏“跃进”一词，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堵住了反冒进之口。他在1958年5月26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果真如此。在“大跃进”中，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一套套瞎指挥盲干的做法，却不便反对，只能让自己的思想尽力去适应，去“跟上形势”。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农业发展的四十条纲要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提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中共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首次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制造高指标的工具，是所谓计划两本账的方法。
南宁会议制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一项用于拔高指标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生产计划搞两本账和三本账的规定：“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两本账或三本账的观念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账了。不管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的。
在这种节节拔高生产指标的过程中，陈云的处境很微妙。
陈云主张制定计划要搞综合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从建国以来他就领导经济工作，这两年又亲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厂矿。国家有多大家底，他心里已经有了一本账。
陈云也希望我们能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1957年12月，他在休养期间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国家在“一五”计划后增加了工业实力，有了一些建设经验，“二五”计划中可以发展得更快。
从1958年初结束休养、恢复工作后，陈云参加了中央和国务院、人大讨论经济建设的一系列会议。但是在指标层层拔高的气氛中，他却不得不频频为反冒进的“错误”做检讨，很少对指标说话。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大批一通反冒进以后，提出了一大堆宏伟蓝图。
在反冒进和“大跃进”中表现积极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5月13日在会上发言，描述了文教卫生大跃进的一幅浪漫前景：
——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15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中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