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6)
毛泽东还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实会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好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说到这里，三个听众忍不住大笑起来，他自己也笑了。他又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指钱在“大跃进”中论述粮食高产可能性的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今年1月开政治局会，关于钢指标，陈讲2000万吨不易完成，同陈云意见原来一致，不知为什么他后来要检讨。
7月17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了刘少奇的意见，说还是让陈云主管计委比较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西北组会议发言中也说到：我们党内真懂得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陈云是一个，贾拓夫是一个。
但是，7月14日发生的一件事，使会议的轻松气氛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的。
彭德怀对当时出现的问题，心中是十分焦虑的。眼见庐山会议就要结束，可是还是没有提出纠正“左”的错误的问题，使他感到不能不说话。7月14日下午，彭德怀把自己起草的一封信送到毛泽东那里。在信中，他首先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有失有得，然后大胆地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他指出，鉴于工作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具有政治性。浮夸风比较普遍地滋长，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大跃进”中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彭德怀的信，是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思考后写成的，反映了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也是完全正常的。不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
毛泽东把信拟了个《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发给大会，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激烈的讲话，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严厉地批判，称党内外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的。
毛泽东讲话中还说：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赞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
讲到这里，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
毛泽东的长篇讲话，重提右倾是党内主要危险，从而使郑州会议以来反左过程被迫中断。
毛泽东还让通知未上山开会的林彪去庐山开会，并提出，如果陈云身体情况可能的话，也请上山来开会。但陈云身体实在不好，后来也没有去。
8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重提对财经部门的批评，说财经部门从不下毛毛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十年改不过来，横直不让了解情况。“设计院”不在常委、书记处，而在财经机关，那些人脸皮之厚可观，出来的东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这种批评还要继续下去。
在庐山会议批彭小组会上，连彭德怀赞扬陈云懂经济的话，也有人搬出来批。当有人提到彭德怀说过“陈云关于经济工作是摸得熟”，康生插话说：“他先讲一套缺点，然后慨叹：现在看来还是陈云对经济工作摸得深。他这话不是拿陈云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泽东同志不行。这是挑拨。”
庐山会议把公开对“大跃进”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在随后的大规模党内斗争中，又从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制“左”的错误的干部群众惨遭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加剧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大跃进”的错误继续发展，最后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大饥荒的发生。
粮食环节欲崩溃，陈云进口粮食解危
成千上万的逃荒人群涌向破破烂烂的火车站；火车车顶上挤满人、车门上扒着人，喘着粗气，沉重地驶向远方……
新来的县委书记到饭馆吃饭，抬头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几个衣衫褴褛、满脸饥色的孩子站在周围，木然地盯着他手里的馍……
这是一部电视剧中给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展示的本世纪60年代那场全国性的大灾难的令人心酸的场面。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从主观愿望出发，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例关系，再加上在农村中搞公社化、公共食堂、瞎指挥、浮夸风、破坏了农业生产，到1959年初就已经暴露了严重问题。从1958年底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被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所打断，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跃进”，使勉强维持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雪上加霜。
绷得太紧的弦终归要绷断的。国民经济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农业，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首先绷断了。一场大灾难无情地降临了。
本来，在“大跃进”运动之前，粮食就非常紧张。“大跃进”猛烈扩大生产规模，1958年一年就增加了1000万工人，大大加剧了粮食紧张局势。要命的是，粮食生产又受到了严重地破坏。
“大跃进”以后并大社、搞人民公社，一个公社几万人，生产都没法安排。干多少也没有人管，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被抽走，上山炼钢去了，成熟的庄稼却丢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老百姓讽刺说：“棉花吊了孝，豆子放了炮，没见过这样种庄稼的。”种麦季节，却发动群众深翻地，折腾土地爷，把土壤破坏了。搞密植，竟然密不透风，要用鼓风机来吹，用大电灯来照。这么种地，到头来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收成。
本来，老天爷还是比较照顾的，1958年算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到头来却是增产不增收。到1959年老天爷变了脸，连续三年大旱。
辛苦了一年，收下的粮食，农民却得不到多少。为了造“大跃进”声势，为了不被插“白旗”当右倾，各地都疯狂地大搞浮夸，卫星放得人头晕目眩，平常亩产几百斤的土地，竟然能吹到亩产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人民日报》还宣传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一时似乎粮食多得不得了。
中国人从来是省吃俭用的，粮食是宝贝。可是这时各地大搞食堂，为了宣扬食堂优越性，为了突出“大跃进”的成就，居然号召“敞开肚皮吃饭”，拿粮食不当回事。白面馒头，顿顿干饭，吃得有经验的老农直皱眉头。
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在的。上报产量的时候可以神吹，到征购的时候就得多交粮。1958年粮食产量实际不足4000亿斤，居然按虚报的7500亿斤产量征购，1959年到1961年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比重高达百分之三四十，连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都被国家拿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甚至抓人、打人。搞得最厉害的是河南。
河南是“大跃进”最积极的省份，搞公社、放粮食和钢铁卫星、反瞒产，都是轰轰烈烈，敢为人先。
1960年10月18日至26日，陈云到河南搞调查，参观了“一百五十六项”的重点工程洛阳拖拉机厂、三门峡水库等，实地了解农业机械和水利的发展情况，以便确定农业特别是粮食前景。当时河南方面对他声称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他们还可以调出粮食。
陈云反复问他们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河南省当时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最低限度每人平均需要多少粮食？全年要吃掉多少？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这几笔账加在一起，留给农村的粮食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总产量减去必须留在农村的，剩下的就是能够向城市提供的粮食，包括征粮、购粮。然后问他们，现在全省吃商品粮的有多少人？每个人平均最低限度要吃多少？这些人合起来总共需要多少？
一个是农村提供的粮食数字，一个是城市需要的粮食数字，把两个数字一比，就看得非常清楚，能够提供的粮食比需要的粮食差了很多。
陈云说，我不希望你们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能不能够养活现在城市人口呢？养活不了。
河南方面的人还不服，说河南城市人口的粮食还够吃，自己能够解决粮食。
与此同时，陈云还派秘书周太和去安徽阜阳地区了解农村情况，而后去南京，了解江都提水工程以及扬州里下河地区的灾情，向他作汇报。
这一带农村“大跃进”运动中盲干折腾，加上天灾，当时情况是很困难的，周太和一行想在农村吃顿早饭，找了几个村，都说负责人不在，最后在一个村才找到了几块白薯和一点青菜，吃了一餐早饭，这还是比较好的村招待北京来客的好饭哩。至于农民的生活真相，可想而知。很显然这些地方粮食生产的情况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生产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得多，但他们报告的情况仍有不少的虚夸。
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陈云当时在河南了解到的粮食问题是十分准确的。河南粮食根本不够吃，是靠高征购勉强维持的。本来拿不出那么多，为了使城市人口得到供应，便来了一个“高征购”。征购不到，又来了一个“反瞒产”“反私分”。明明当时的高产是靠政治手段压出来的，这会搞反瞒产反私分，却反过来咬一口，说你原来报那么多，现在征购的时候为什么少了？就这么左一个办法，右一个办法，一定要人家卖出那么多粮食来，超过了农民能够负担的程度。到1960年秋冬就爆发了震惊全国、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数以万计的人活活饿死，整个整个的村子死人绝户。
庐山会议以前，河南粮食问题已经出现，好些地方已经饿死了人。庐山会议后，又大搞反右倾，使问题更加严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王任重受中央委派来揭河南省委的盖子。陶铸1961年2月2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说：“在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是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做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第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虽然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扭扭捏捏，不忠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错误。”王任重说：“西平县因为7320斤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10000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人祸，加上天灾，粮食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三年平均产量3073亿斤，比1959年减产21.2%，人均占有产量433斤，比1957年减少170斤。到1960年5月，粮食问题已经异常严重。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来越空，到6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七天的销量，天津市库存只够十天的销量，上海市粮食部门已经没有大米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工业基地辽宁有十个城市库存粮食只够销八九天。粮食调出大省江西，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四个主要城市也处于随调随销的危险境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拥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东北三省，都纷纷向中央告急：请给我们粮食！
华中重镇武汉缺粮，最紧张的时候，粮食只够销三天。武汉钢铁厂在饥饿的阴影下，大厂小厂折腾“超声波”蒸食物，连蒸几次使体积胀大哄肠胃。就这样，仅有的粮食供应也不能保障了。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泪流满面地恳求：“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
7月17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了刘少奇的意见，说还是让陈云主管计委比较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西北组会议发言中也说到：我们党内真懂得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陈云是一个，贾拓夫是一个。
但是，7月14日发生的一件事，使会议的轻松气氛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的。
彭德怀对当时出现的问题，心中是十分焦虑的。眼见庐山会议就要结束，可是还是没有提出纠正“左”的错误的问题，使他感到不能不说话。7月14日下午，彭德怀把自己起草的一封信送到毛泽东那里。在信中，他首先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有失有得，然后大胆地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他指出，鉴于工作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具有政治性。浮夸风比较普遍地滋长，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大跃进”中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彭德怀的信，是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思考后写成的，反映了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也是完全正常的。不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
毛泽东把信拟了个《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发给大会，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激烈的讲话，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严厉地批判，称党内外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的。
毛泽东讲话中还说：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赞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
讲到这里，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
毛泽东的长篇讲话，重提右倾是党内主要危险，从而使郑州会议以来反左过程被迫中断。
毛泽东还让通知未上山开会的林彪去庐山开会，并提出，如果陈云身体情况可能的话，也请上山来开会。但陈云身体实在不好，后来也没有去。
8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重提对财经部门的批评，说财经部门从不下毛毛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十年改不过来，横直不让了解情况。“设计院”不在常委、书记处，而在财经机关，那些人脸皮之厚可观，出来的东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这种批评还要继续下去。
在庐山会议批彭小组会上，连彭德怀赞扬陈云懂经济的话，也有人搬出来批。当有人提到彭德怀说过“陈云关于经济工作是摸得熟”，康生插话说：“他先讲一套缺点，然后慨叹：现在看来还是陈云对经济工作摸得深。他这话不是拿陈云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泽东同志不行。这是挑拨。”
庐山会议把公开对“大跃进”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在随后的大规模党内斗争中，又从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制“左”的错误的干部群众惨遭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加剧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大跃进”的错误继续发展，最后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大饥荒的发生。
粮食环节欲崩溃，陈云进口粮食解危
成千上万的逃荒人群涌向破破烂烂的火车站；火车车顶上挤满人、车门上扒着人，喘着粗气，沉重地驶向远方……
新来的县委书记到饭馆吃饭，抬头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几个衣衫褴褛、满脸饥色的孩子站在周围，木然地盯着他手里的馍……
这是一部电视剧中给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展示的本世纪60年代那场全国性的大灾难的令人心酸的场面。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从主观愿望出发，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例关系，再加上在农村中搞公社化、公共食堂、瞎指挥、浮夸风、破坏了农业生产，到1959年初就已经暴露了严重问题。从1958年底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被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所打断，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跃进”，使勉强维持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雪上加霜。
绷得太紧的弦终归要绷断的。国民经济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农业，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首先绷断了。一场大灾难无情地降临了。
本来，在“大跃进”运动之前，粮食就非常紧张。“大跃进”猛烈扩大生产规模，1958年一年就增加了1000万工人，大大加剧了粮食紧张局势。要命的是，粮食生产又受到了严重地破坏。
“大跃进”以后并大社、搞人民公社，一个公社几万人，生产都没法安排。干多少也没有人管，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被抽走，上山炼钢去了，成熟的庄稼却丢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老百姓讽刺说：“棉花吊了孝，豆子放了炮，没见过这样种庄稼的。”种麦季节，却发动群众深翻地，折腾土地爷，把土壤破坏了。搞密植，竟然密不透风，要用鼓风机来吹，用大电灯来照。这么种地，到头来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收成。
本来，老天爷还是比较照顾的，1958年算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到头来却是增产不增收。到1959年老天爷变了脸，连续三年大旱。
辛苦了一年，收下的粮食，农民却得不到多少。为了造“大跃进”声势，为了不被插“白旗”当右倾，各地都疯狂地大搞浮夸，卫星放得人头晕目眩，平常亩产几百斤的土地，竟然能吹到亩产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人民日报》还宣传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一时似乎粮食多得不得了。
中国人从来是省吃俭用的，粮食是宝贝。可是这时各地大搞食堂，为了宣扬食堂优越性，为了突出“大跃进”的成就，居然号召“敞开肚皮吃饭”，拿粮食不当回事。白面馒头，顿顿干饭，吃得有经验的老农直皱眉头。
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在的。上报产量的时候可以神吹，到征购的时候就得多交粮。1958年粮食产量实际不足4000亿斤，居然按虚报的7500亿斤产量征购，1959年到1961年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比重高达百分之三四十，连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都被国家拿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甚至抓人、打人。搞得最厉害的是河南。
河南是“大跃进”最积极的省份，搞公社、放粮食和钢铁卫星、反瞒产，都是轰轰烈烈，敢为人先。
1960年10月18日至26日，陈云到河南搞调查，参观了“一百五十六项”的重点工程洛阳拖拉机厂、三门峡水库等，实地了解农业机械和水利的发展情况，以便确定农业特别是粮食前景。当时河南方面对他声称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他们还可以调出粮食。
陈云反复问他们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河南省当时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最低限度每人平均需要多少粮食？全年要吃掉多少？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这几笔账加在一起，留给农村的粮食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总产量减去必须留在农村的，剩下的就是能够向城市提供的粮食，包括征粮、购粮。然后问他们，现在全省吃商品粮的有多少人？每个人平均最低限度要吃多少？这些人合起来总共需要多少？
一个是农村提供的粮食数字，一个是城市需要的粮食数字，把两个数字一比，就看得非常清楚，能够提供的粮食比需要的粮食差了很多。
陈云说，我不希望你们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能不能够养活现在城市人口呢？养活不了。
河南方面的人还不服，说河南城市人口的粮食还够吃，自己能够解决粮食。
与此同时，陈云还派秘书周太和去安徽阜阳地区了解农村情况，而后去南京，了解江都提水工程以及扬州里下河地区的灾情，向他作汇报。
这一带农村“大跃进”运动中盲干折腾，加上天灾，当时情况是很困难的，周太和一行想在农村吃顿早饭，找了几个村，都说负责人不在，最后在一个村才找到了几块白薯和一点青菜，吃了一餐早饭，这还是比较好的村招待北京来客的好饭哩。至于农民的生活真相，可想而知。很显然这些地方粮食生产的情况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生产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得多，但他们报告的情况仍有不少的虚夸。
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陈云当时在河南了解到的粮食问题是十分准确的。河南粮食根本不够吃，是靠高征购勉强维持的。本来拿不出那么多，为了使城市人口得到供应，便来了一个“高征购”。征购不到，又来了一个“反瞒产”“反私分”。明明当时的高产是靠政治手段压出来的，这会搞反瞒产反私分，却反过来咬一口，说你原来报那么多，现在征购的时候为什么少了？就这么左一个办法，右一个办法，一定要人家卖出那么多粮食来，超过了农民能够负担的程度。到1960年秋冬就爆发了震惊全国、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数以万计的人活活饿死，整个整个的村子死人绝户。
庐山会议以前，河南粮食问题已经出现，好些地方已经饿死了人。庐山会议后，又大搞反右倾，使问题更加严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王任重受中央委派来揭河南省委的盖子。陶铸1961年2月2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说：“在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是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做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第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虽然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扭扭捏捏，不忠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错误。”王任重说：“西平县因为7320斤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10000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人祸，加上天灾，粮食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三年平均产量3073亿斤，比1959年减产21.2%，人均占有产量433斤，比1957年减少170斤。到1960年5月，粮食问题已经异常严重。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来越空，到6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七天的销量，天津市库存只够十天的销量，上海市粮食部门已经没有大米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工业基地辽宁有十个城市库存粮食只够销八九天。粮食调出大省江西，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四个主要城市也处于随调随销的危险境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拥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东北三省，都纷纷向中央告急：请给我们粮食！
华中重镇武汉缺粮，最紧张的时候，粮食只够销三天。武汉钢铁厂在饥饿的阴影下，大厂小厂折腾“超声波”蒸食物，连蒸几次使体积胀大哄肠胃。就这样，仅有的粮食供应也不能保障了。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泪流满面地恳求：“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