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7)
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城乡粮食供应，加强粮食统一调度至关重要。在此期间，粮食调运任务十分繁重，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挂帅。由于粮食奇缺，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地区粮食脱销了，向中央告急，中央把原来确定发给另一地区的一列车粮食转向，紧急调给脱销地区，当时还搞了“以早济晚”季节性调剂，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大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季里，将东北晚熟粮食返调给关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对保证军需民食起过积极作用。
当时，从1957年以来的中苏矛盾进一步激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专家，撕毁已订合同，逼还旧债。此举使中国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1960年6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由中央推荐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
到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浮肿病大范围地出现并迅速蔓延。估计到下一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周恩来、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
眼看着人民陷于这样悲惨的境地，陈云心里异常难过。他向中央提出，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
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搞了三年“大跃进”，搞了人民公社，我们早已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每年出口粮食。现在突然要进口粮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不进口粮食，人民就要挨饿，无法渡过难关。陈云提出这个建议，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中央和国务院接受陈云的建议，决定进口粮食。
当时还有人对进口粮食有顾虑，担心多进口粮食会影响其他商品的进口。陈云提出：进口粮食，有没有危险？我看，再咬紧牙关，搞几年，对我们有利。
陈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他说：现在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减少得不像样子了。从前每人每年18尺，还不包括絮棉和针织品。现在都算在里头，实际上真正的布只有六尺，当然不像样子。但是，上次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一尺布。每人减少一尺布，就可以多进口10亿斤粮食。五美元一匹布，7000万匹布就是3500万美元，恰好是买10亿斤麦子的钱。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也要多进口10亿斤粮食。这样做是错还是对的呢？恐怕是对的，应该这样做。
1961年5月30日，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又专门解释了进口粮食的考虑。他说：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要下定决心拿出东西来出口，先国外，后国内。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市场上其他商品少了当然不好看，现在已经不好看了，百货公司实际上是商品陈列所，很多东西都凭票证，只有文具、化妆品和小商品可以自由买。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粮食重要得多。
1961年1月2日到9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上，周恩来、陈云、叶季壮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150万吨。
周恩来到昆明后，外贸部给随同访问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了。雷任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他马上打电话问陈云。
陈云在电话里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粮食才能渡过难关。
周恩来是了解陈云的。陈云考虑问题一向精细、稳重，现在连他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周恩来心里也非常着急，拿着话筒很久没有说话。
陈云对进口粮食接运工作非常关注。
2月7日至11日，陈云到天津，专门到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看到前不久反映的粮食撒漏现象已经克服，十分满意。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达到500万吨。
经过各方面努力，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215万吨（43亿斤），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当时虽然大量进口粮食，但是进口国别还是有所选择的，美国虽然是世界粮食市场的大供应商，但大家似乎都有意回避。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都订购了大量粮食，却没有从美国买粮。毕竟美国是中国头号意识形态的敌人，两国关系从朝鲜战争以来一直相当紧张。而且当年朱自清教授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还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他有中国人的骨气。
陈云并没有受到这个观念的束缚。1961年8月23日到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调整方针，陈云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说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在对待进口粮食问题上，当时党内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尽管当时粮食问题那么紧张，但有人就是视而不见，还在侈谈什么“大跃进”的成绩，侈谈社会主义农村的美好田园。
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分组开会时，有一个发言，提出不要进口粮食，从国内解决。这个发言登了内部简报。陈云看到简报上的这个发言，马上提出，粮食部应该有人发言，讲明进口粮食在现时的必要性。
粮食部经过研究，决定由副部长杨少桥在财贸口小组会上作了必须进口粮食的发言，从粮食产、购、销、调、存国民经济的有关方面，说明必须进口一部分粮食，弥补当时国内粮食的不足，并登了简报，发到七千人大会各组，以统一认识。
从1961年至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作为国家集中掌握的大宗粮源，这批粮食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陈云对发展化肥情有独钟
1960年秋预计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剧减，将从1958年的4000亿斤减为2870亿斤，人均占有粮食从612斤降为430斤，还低于1952年570斤的水平。陈云对粮食情况深感忧虑。在提出进口粮食渡过难关的同时，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发展化肥农业，促进粮食增产上。
陈云对发展化肥促进农业增产非常感兴趣。1957年陈云曾经研究比较过国外农业增产的途径，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苏联和美国为代表，人少地多，走的是扩大耕地面积之路，一种是日本和联邦德国为代表，人多地少，走的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陈云感到，中国虽然国土面积大，但是人口也很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得很，农业增产只能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陈云原来对年产800吨到2000吨的小化肥厂很感兴趣，他曾派人到几个小合成氨厂了解情况。
1960年7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对化工部领导说，“现在看来，小合成氨厂有两大革命，第一，不需要氨加工，而氨水直接施肥，这样就可大大节省硫磺或其他原材料；第二，这些小设备各省市都可以制造，便于推广。”
随着对情况更深入地了解，陈云对小化肥厂的看法也有了改变。
陈云感到，经过一年多实践的检验，证明自己当初关于小化肥厂建设的一些设想还缺乏充分根据。小型氮肥厂虽有它的优点，但是，由于技术上还没有完全过关，还要继续试验，不断改进。在没有完全过关以前，不应该大量地、普遍地建设。
1961年3月4日到8日，陈云听取化工部的工作汇报。谈到小化肥厂的生产技术一直没有过关时，陈云讲，我们本来是想搞小的经济，可是搞了许多都没有搞成，反而不合算。小的可以继续实验，但不要搞太多项目了。
当时化工部准备推广1万吨的中型化肥厂，要陈云定夺、签字。陈云说中型厂技术上也没有过关，还不能立即大量推广。
这样，只能选择大型化肥厂。陈云拍板：大的过关了，搬的是外国的技术。现在搞大的和老大爷一样，稳稳当当，我们要的就是实际，大化肥厂无非设备、材料多要一些，可以先搞一批，从进口方面解决。
陈云说，要把试验研究同推广分别开来。一方面试验研究要敢想敢说敢做，经验教训是要的，老头子头发白了就是碰钉子碰出来的。另一方面，具体做必须从实际出发，要摸着石头过河，推广必须是成熟的东西。
1961年4月4日到10日，陈云在杭州召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化肥小组的有关部委及地方生产部门一些人士。
陈云在座谈会一开始就讲，真正增产粮食还要靠化肥和水，中央一致意见是多搞、快搞化肥。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个座谈会就是讨论为实现这个任务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氮肥厂的规模是搞小型的，还是搞大型的？第二个问题，氮肥厂建设的部署，是把现在已经铺开的十几个点全部列入年度计划齐头并进，还是集中力量分批进行，每年建成20万到25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
在几天时间里，总共开了六次会。陈云鼓励大家要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说：你们不要怕讲话，有些人讲话不痛不痒，怕犯错误。讲话总是有些机会评论主义或盲动评论主义的，讨论问题一边倒不行。不要怕左或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将来要开除党籍，就找我好了！
经过详细研究讨论，会议提出了化肥工业发展的方针性意见：在1962年到1964年这三年内，氮肥厂的规模应该搞大型的，建设的部署应该是集中力量，每年建成年产20万到25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
1961年5月16日，陈云为中央化肥小组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汇报了杭州座谈会关于发展化肥工业的方针，并提出了相关的一些重要建议。
中央不久就批准了这个报告。
1961年5月5日，为了具体落实杭州座谈会的建议，陈云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确保氮肥厂建设和生产所需物资问题。他还督促化工部组织人员出国考察进口材料，要求在材料上船到卸车入库各环节都要派专人负责。
在外汇奇缺的情况下，他及时拨给了进口所需的1.6万美元外汇。后来发现一些重要材料漏订，陈云又很爽快地同意化工部补订。
由于及时明确了化肥工业的发展方针，周密组织化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在粮食生产恢复和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生产无以为继，动员2000万城镇人口下乡
由于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已经支撑不住庞大的建设规模，工业的“大跃进”也就无法继续下去。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方针，基本建设要退下去，比较容易做到，难办的是几年来增加的2000多万职工怎么安置。这也是关系到调整能否使建设规模与粮食形势相适应的关键。
1961年1月到5月，煤炭、钢铁生产等都大幅度下调。做了很大努力，生产就是上不去。陈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以查明原因。
调查完毕后，陈云指示向周恩来总理写报告，归纳煤钢生产大滑坡的主要原因：
当时，从1957年以来的中苏矛盾进一步激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专家，撕毁已订合同，逼还旧债。此举使中国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1960年6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由中央推荐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
到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浮肿病大范围地出现并迅速蔓延。估计到下一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周恩来、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
眼看着人民陷于这样悲惨的境地，陈云心里异常难过。他向中央提出，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
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搞了三年“大跃进”，搞了人民公社，我们早已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每年出口粮食。现在突然要进口粮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不进口粮食，人民就要挨饿，无法渡过难关。陈云提出这个建议，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中央和国务院接受陈云的建议，决定进口粮食。
当时还有人对进口粮食有顾虑，担心多进口粮食会影响其他商品的进口。陈云提出：进口粮食，有没有危险？我看，再咬紧牙关，搞几年，对我们有利。
陈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他说：现在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减少得不像样子了。从前每人每年18尺，还不包括絮棉和针织品。现在都算在里头，实际上真正的布只有六尺，当然不像样子。但是，上次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一尺布。每人减少一尺布，就可以多进口10亿斤粮食。五美元一匹布，7000万匹布就是3500万美元，恰好是买10亿斤麦子的钱。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也要多进口10亿斤粮食。这样做是错还是对的呢？恐怕是对的，应该这样做。
1961年5月30日，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又专门解释了进口粮食的考虑。他说：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要下定决心拿出东西来出口，先国外，后国内。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市场上其他商品少了当然不好看，现在已经不好看了，百货公司实际上是商品陈列所，很多东西都凭票证，只有文具、化妆品和小商品可以自由买。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粮食重要得多。
1961年1月2日到9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上，周恩来、陈云、叶季壮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150万吨。
周恩来到昆明后，外贸部给随同访问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了。雷任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他马上打电话问陈云。
陈云在电话里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粮食才能渡过难关。
周恩来是了解陈云的。陈云考虑问题一向精细、稳重，现在连他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周恩来心里也非常着急，拿着话筒很久没有说话。
陈云对进口粮食接运工作非常关注。
2月7日至11日，陈云到天津，专门到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看到前不久反映的粮食撒漏现象已经克服，十分满意。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达到500万吨。
经过各方面努力，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215万吨（43亿斤），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当时虽然大量进口粮食，但是进口国别还是有所选择的，美国虽然是世界粮食市场的大供应商，但大家似乎都有意回避。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都订购了大量粮食，却没有从美国买粮。毕竟美国是中国头号意识形态的敌人，两国关系从朝鲜战争以来一直相当紧张。而且当年朱自清教授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还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他有中国人的骨气。
陈云并没有受到这个观念的束缚。1961年8月23日到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调整方针，陈云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说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在对待进口粮食问题上，当时党内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尽管当时粮食问题那么紧张，但有人就是视而不见，还在侈谈什么“大跃进”的成绩，侈谈社会主义农村的美好田园。
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分组开会时，有一个发言，提出不要进口粮食，从国内解决。这个发言登了内部简报。陈云看到简报上的这个发言，马上提出，粮食部应该有人发言，讲明进口粮食在现时的必要性。
粮食部经过研究，决定由副部长杨少桥在财贸口小组会上作了必须进口粮食的发言，从粮食产、购、销、调、存国民经济的有关方面，说明必须进口一部分粮食，弥补当时国内粮食的不足，并登了简报，发到七千人大会各组，以统一认识。
从1961年至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作为国家集中掌握的大宗粮源，这批粮食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陈云对发展化肥情有独钟
1960年秋预计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剧减，将从1958年的4000亿斤减为2870亿斤，人均占有粮食从612斤降为430斤，还低于1952年570斤的水平。陈云对粮食情况深感忧虑。在提出进口粮食渡过难关的同时，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发展化肥农业，促进粮食增产上。
陈云对发展化肥促进农业增产非常感兴趣。1957年陈云曾经研究比较过国外农业增产的途径，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苏联和美国为代表，人少地多，走的是扩大耕地面积之路，一种是日本和联邦德国为代表，人多地少，走的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陈云感到，中国虽然国土面积大，但是人口也很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得很，农业增产只能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陈云原来对年产800吨到2000吨的小化肥厂很感兴趣，他曾派人到几个小合成氨厂了解情况。
1960年7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对化工部领导说，“现在看来，小合成氨厂有两大革命，第一，不需要氨加工，而氨水直接施肥，这样就可大大节省硫磺或其他原材料；第二，这些小设备各省市都可以制造，便于推广。”
随着对情况更深入地了解，陈云对小化肥厂的看法也有了改变。
陈云感到，经过一年多实践的检验，证明自己当初关于小化肥厂建设的一些设想还缺乏充分根据。小型氮肥厂虽有它的优点，但是，由于技术上还没有完全过关，还要继续试验，不断改进。在没有完全过关以前，不应该大量地、普遍地建设。
1961年3月4日到8日，陈云听取化工部的工作汇报。谈到小化肥厂的生产技术一直没有过关时，陈云讲，我们本来是想搞小的经济，可是搞了许多都没有搞成，反而不合算。小的可以继续实验，但不要搞太多项目了。
当时化工部准备推广1万吨的中型化肥厂，要陈云定夺、签字。陈云说中型厂技术上也没有过关，还不能立即大量推广。
这样，只能选择大型化肥厂。陈云拍板：大的过关了，搬的是外国的技术。现在搞大的和老大爷一样，稳稳当当，我们要的就是实际，大化肥厂无非设备、材料多要一些，可以先搞一批，从进口方面解决。
陈云说，要把试验研究同推广分别开来。一方面试验研究要敢想敢说敢做，经验教训是要的，老头子头发白了就是碰钉子碰出来的。另一方面，具体做必须从实际出发，要摸着石头过河，推广必须是成熟的东西。
1961年4月4日到10日，陈云在杭州召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化肥小组的有关部委及地方生产部门一些人士。
陈云在座谈会一开始就讲，真正增产粮食还要靠化肥和水，中央一致意见是多搞、快搞化肥。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个座谈会就是讨论为实现这个任务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氮肥厂的规模是搞小型的，还是搞大型的？第二个问题，氮肥厂建设的部署，是把现在已经铺开的十几个点全部列入年度计划齐头并进，还是集中力量分批进行，每年建成20万到25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
在几天时间里，总共开了六次会。陈云鼓励大家要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说：你们不要怕讲话，有些人讲话不痛不痒，怕犯错误。讲话总是有些机会评论主义或盲动评论主义的，讨论问题一边倒不行。不要怕左或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将来要开除党籍，就找我好了！
经过详细研究讨论，会议提出了化肥工业发展的方针性意见：在1962年到1964年这三年内，氮肥厂的规模应该搞大型的，建设的部署应该是集中力量，每年建成年产20万到25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
1961年5月16日，陈云为中央化肥小组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汇报了杭州座谈会关于发展化肥工业的方针，并提出了相关的一些重要建议。
中央不久就批准了这个报告。
1961年5月5日，为了具体落实杭州座谈会的建议，陈云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确保氮肥厂建设和生产所需物资问题。他还督促化工部组织人员出国考察进口材料，要求在材料上船到卸车入库各环节都要派专人负责。
在外汇奇缺的情况下，他及时拨给了进口所需的1.6万美元外汇。后来发现一些重要材料漏订，陈云又很爽快地同意化工部补订。
由于及时明确了化肥工业的发展方针，周密组织化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在粮食生产恢复和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生产无以为继，动员2000万城镇人口下乡
由于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已经支撑不住庞大的建设规模，工业的“大跃进”也就无法继续下去。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方针，基本建设要退下去，比较容易做到，难办的是几年来增加的2000多万职工怎么安置。这也是关系到调整能否使建设规模与粮食形势相适应的关键。
1961年1月到5月，煤炭、钢铁生产等都大幅度下调。做了很大努力，生产就是上不去。陈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以查明原因。
调查完毕后，陈云指示向周恩来总理写报告，归纳煤钢生产大滑坡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