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8)
第一是煤和钢的产量计划大大超过现有综合生产能力，他计算钢的综合生产能力只有1200万吨，煤只有2.5亿吨，1960年的产量都是超负荷运转逼出来的。
第二，由于超负荷运转，设备不能按时检验，损坏严重，这几年需要停产检修。今后几年重工业生产不但需要“先生产，后基建”，而且需要“先维修，后生产”。
第三，小高炉炼铁浪费煤炭。小高炉炼一吨铁耗焦炭二三吨，大高炉只要半吨。由于小高炉耗煤过多，使若干大高炉因缺煤而停止生产。
第四，煤矿这几年只顾采煤，矿井没有掘进，坑道没有延长，几乎所有能采煤的工作面都采完了。今后要掘进、延长，创造新的工作面，要花二三年时间。因此煤产量到1964年还下降，此后才开始回升。
第五，粮食和副食品减少，体力下降，因此需要酌量增加粮食和副食品供应。
陈云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说这一下把原因说清楚了。
在这次调查中，陈云更深刻地认识到，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当然要调整。另一方面，煤钢生产几年内显然难以有较大发展，与此相关，整个建设规模也上不去，必然闲置大量职工。与其让他们坐等工作恢复，不如先动员部分城镇人口下乡，从事农业生产，减轻粮食和农业问题的压力。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工作问题。
在会上，陈云把自己反复思考的问题提了出来，就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
陈云首先讲，由于解决了一些政策问题，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农村的情况逐渐好转。下一年度会比今年更好些。但是，现在看，国家掌握的粮食，明年度将比今年度还要紧张，因为库存减少了。假如今年度各省、区上缴的公购粮有116亿斤，明年度可能下降为84亿斤。为什么呢？今年度各地上缴的粮食能达到116亿斤，是因为挖了一部分库存，而明年度就没有什么库存好挖了。
陈云在讲明粮食问题的前景以后指出，要解决摆在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需要采取四条措施。
第一条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
“大跃进”后，由于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高指标、高征购、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为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个时候不能不赶快解决。
陈云认为，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他主张坚持贯彻执行“十二条”和“六十条”，再加这次会议议定的四条（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处罚）。
第二条是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
陈云认为这一条也很重要。但是因为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不可能一下子增产很多，所以这一措施不是短时间可以见效的。
第三条是进口粮食。
陈云从前一段进口粮食的情况指出，进口粮食很有必要，但是超100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力量。
第四条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
陈云说，这一条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大跃进”中，把粮食产量估高了，想着工厂多搞一些，小一点土一点的也好，即使用人很多，只要把东西搞出来就好，就这样招了很多人。三年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1957年的990万人，增加到1961年1.3亿人。这样迅猛的城镇人口增加速度，农业根本承受不住，粮食库存连年下降，到1961年6月底甚至有可能下降到140亿斤，其中陈粮只有101亿斤。
陈云在1959年4月就提出，“大跃进”后，招工太多，1958年一年就过多招收了1000万工人，造成市场紧张，要认真精简，还要加强对增加城市劳动力的控制。但是在“大跃进”空气正热的时候，谁也没有听进去，问题越积越多，越积越大。
到这时候，事态的发展与陈云过去的预言不幸地吻合了。但陈云也并没有摆出一副先知先觉的面孔，去抱怨或者责怪谁。他只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同大家一起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云说，建国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这四次当中，1953年、1957年和1959年以来这三次，都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只有1954年那一次由于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由此可见，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
陈云提出，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他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陈云说，要承认，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困难的，但与城市勉强维持过多人口的困难比较起来，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我们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恢复。
1961年初以来，煤钢生产持续大滑坡。陈云把自己对这一现象的调查情况作了总结，指出，煤、钢生产一下子很难上得去。如果煤搞不了很多，钢铁搞不了很多，那么，轻工业生产也好，重工业生产也好，基本建设也好，都上不去。我们又不能靠进口原材料，因为外汇买了粮食，所剩不多。
陈云指出，原材料不够是很大的问题。棉花少了，许多纺织厂就要停工。煤炭上不去，许多钢铁厂要停工。钢铁少了，许多机械厂要停工。建筑材料和设备少了，许多基本建设项目也要停工。这说明，工业生产上得去上不去，目前不在于人多人少的问题。停工待料、生产上不去这种现象，是不是到今年12月31日就可以结束，从明年1月1日起就大为改观？我看也不是这样。不能设想工业生产的困难局面一下子就可以好转。
当时工厂企业停工待料现象已经出现，纺织工业已经停了500万纱锭，工人吃了饭没有事做。食品工业三年来增加了55万人，算是增人较少的，也是很多人没事做。
陈云从这些情况出发，提出动员大批工人下去搞农业，并不妨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也不妨碍工业和矿山改造。工业摊子铺得太大，用人又太多，人浮于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将来农村情况好转了，农民能够负担那么多粮食了，那时候再说嘛。
工人下乡，也一样要吃饭，不在这里吃，就要在那里吃。从消费问题上来看，似乎粮食问题还是不能缓解的。
陈云指出，其实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究竟差别有多大？我看相当大。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150斤粮食，下去1000万人就是15亿斤，2000万人就是30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这样，下乡1000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45亿斤，2000万人就是90亿斤。
陈云还说，工人回乡会不会没有事情做？不会。农村里可做事情很多，他东搞一点，西搞一点，总会生产些东西出来。搞一点能够出口的东西也是可能的。农业的基本建设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如平整土地、修渠挖沟，加上精耕细作等等，总可以多增产一些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
陈云最后得出结论，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凡是近三年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当然全部回去会有困难，但大多数要回去。至于原来城市里的小商小贩以及资本家，就不必动员他们下乡了。只要工作做得好，精简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样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肯定是会收到显著的效果的。
陈云关于下决心精简城镇人口的建议同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会议还根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测算，决定将当年的钢产量调低到1100万吨。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重工业这样下降，是一个惩罚，是没有按规律办事。重工业速度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拉长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农矛盾突出，所以退也是应该的。你不退，有什么办法？”毛泽东说：“去年1850万吨钢，现在1100万，下降为750万吨，我看可以。无非是外国人骂中国人不行。”这样，钢铁生产也开始相应作出调整。精简城镇人口已经势在必行。
6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并于18日发出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底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为此，中央成立了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小组，由安子文任组长。
中央作出精简城镇人口的决定以后，各地迅速行动起来。2000多万城镇人民，体谅国家困难，响应党的号召，打点起行李，扶老携幼，回到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重新拿起了镰刀。他们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实践证明，在当时的情势下，2000多万城市人口下乡，不仅对于缓解城市供应紧张状况，而且对于农业的休养生息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减少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的人数减少2800万人。上述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下青浦搞调查
1961年3月10日，毛泽东主持“三南”（中南、华东、西南）会议在广州开幕。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开幕，两个会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
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并“三北”会议写了一封信谈平均主义，号召大家亲身到农村去调查情况，信中说：一些领导同志至今对农村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或者看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希望从此改正。他原定派陶铸去北京通报“三南”会议情况，但马上又改变主意，请“三北”会议移师广州，合开广州会议。
广州会议于3月15日开幕。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陈云亲自赴老家上海青浦县，开展调查。这是他解放后的第四次青浦农村调查。1955年1月、5月，1957年3月，他也曾回故乡进行农村调查。
小蒸地处江南水乡，湖荡中的一个个小村庄，原来树木葱茏，竹林茂密。现在却是一片荒凉，村庄孤零零地散落在湖荡中。看到家乡情况，陈云心里很不好受。他说，原来这里都是茂密的竹林包着村庄，远处看都看不见房屋，公社化竹林都归公了，树木也归公了，结果都被砍光。农民的竹林作用是很大的，这里的生产用具、生活用具都离不了竹子，还可以制成竹器到市场上换钱用，农民从来不花钱到市场买竹扁担、竹筐用的，现在也只好花钱买了。
6月27日，陈云到小蒸后，他住在自己娘舅一族的亲属、农民廖开北的家里，做了15天的调查。
第二，由于超负荷运转，设备不能按时检验，损坏严重，这几年需要停产检修。今后几年重工业生产不但需要“先生产，后基建”，而且需要“先维修，后生产”。
第三，小高炉炼铁浪费煤炭。小高炉炼一吨铁耗焦炭二三吨，大高炉只要半吨。由于小高炉耗煤过多，使若干大高炉因缺煤而停止生产。
第四，煤矿这几年只顾采煤，矿井没有掘进，坑道没有延长，几乎所有能采煤的工作面都采完了。今后要掘进、延长，创造新的工作面，要花二三年时间。因此煤产量到1964年还下降，此后才开始回升。
第五，粮食和副食品减少，体力下降，因此需要酌量增加粮食和副食品供应。
陈云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说这一下把原因说清楚了。
在这次调查中，陈云更深刻地认识到，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当然要调整。另一方面，煤钢生产几年内显然难以有较大发展，与此相关，整个建设规模也上不去，必然闲置大量职工。与其让他们坐等工作恢复，不如先动员部分城镇人口下乡，从事农业生产，减轻粮食和农业问题的压力。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工作问题。
在会上，陈云把自己反复思考的问题提了出来，就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
陈云首先讲，由于解决了一些政策问题，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农村的情况逐渐好转。下一年度会比今年更好些。但是，现在看，国家掌握的粮食，明年度将比今年度还要紧张，因为库存减少了。假如今年度各省、区上缴的公购粮有116亿斤，明年度可能下降为84亿斤。为什么呢？今年度各地上缴的粮食能达到116亿斤，是因为挖了一部分库存，而明年度就没有什么库存好挖了。
陈云在讲明粮食问题的前景以后指出，要解决摆在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需要采取四条措施。
第一条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
“大跃进”后，由于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高指标、高征购、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为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个时候不能不赶快解决。
陈云认为，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他主张坚持贯彻执行“十二条”和“六十条”，再加这次会议议定的四条（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处罚）。
第二条是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
陈云认为这一条也很重要。但是因为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不可能一下子增产很多，所以这一措施不是短时间可以见效的。
第三条是进口粮食。
陈云从前一段进口粮食的情况指出，进口粮食很有必要，但是超100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力量。
第四条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
陈云说，这一条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大跃进”中，把粮食产量估高了，想着工厂多搞一些，小一点土一点的也好，即使用人很多，只要把东西搞出来就好，就这样招了很多人。三年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1957年的990万人，增加到1961年1.3亿人。这样迅猛的城镇人口增加速度，农业根本承受不住，粮食库存连年下降，到1961年6月底甚至有可能下降到140亿斤，其中陈粮只有101亿斤。
陈云在1959年4月就提出，“大跃进”后，招工太多，1958年一年就过多招收了1000万工人，造成市场紧张，要认真精简，还要加强对增加城市劳动力的控制。但是在“大跃进”空气正热的时候，谁也没有听进去，问题越积越多，越积越大。
到这时候，事态的发展与陈云过去的预言不幸地吻合了。但陈云也并没有摆出一副先知先觉的面孔，去抱怨或者责怪谁。他只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同大家一起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云说，建国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这四次当中，1953年、1957年和1959年以来这三次，都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只有1954年那一次由于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由此可见，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
陈云提出，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他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陈云说，要承认，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困难的，但与城市勉强维持过多人口的困难比较起来，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我们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恢复。
1961年初以来，煤钢生产持续大滑坡。陈云把自己对这一现象的调查情况作了总结，指出，煤、钢生产一下子很难上得去。如果煤搞不了很多，钢铁搞不了很多，那么，轻工业生产也好，重工业生产也好，基本建设也好，都上不去。我们又不能靠进口原材料，因为外汇买了粮食，所剩不多。
陈云指出，原材料不够是很大的问题。棉花少了，许多纺织厂就要停工。煤炭上不去，许多钢铁厂要停工。钢铁少了，许多机械厂要停工。建筑材料和设备少了，许多基本建设项目也要停工。这说明，工业生产上得去上不去，目前不在于人多人少的问题。停工待料、生产上不去这种现象，是不是到今年12月31日就可以结束，从明年1月1日起就大为改观？我看也不是这样。不能设想工业生产的困难局面一下子就可以好转。
当时工厂企业停工待料现象已经出现，纺织工业已经停了500万纱锭，工人吃了饭没有事做。食品工业三年来增加了55万人，算是增人较少的，也是很多人没事做。
陈云从这些情况出发，提出动员大批工人下去搞农业，并不妨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也不妨碍工业和矿山改造。工业摊子铺得太大，用人又太多，人浮于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将来农村情况好转了，农民能够负担那么多粮食了，那时候再说嘛。
工人下乡，也一样要吃饭，不在这里吃，就要在那里吃。从消费问题上来看，似乎粮食问题还是不能缓解的。
陈云指出，其实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究竟差别有多大？我看相当大。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150斤粮食，下去1000万人就是15亿斤，2000万人就是30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这样，下乡1000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45亿斤，2000万人就是90亿斤。
陈云还说，工人回乡会不会没有事情做？不会。农村里可做事情很多，他东搞一点，西搞一点，总会生产些东西出来。搞一点能够出口的东西也是可能的。农业的基本建设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如平整土地、修渠挖沟，加上精耕细作等等，总可以多增产一些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
陈云最后得出结论，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凡是近三年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当然全部回去会有困难，但大多数要回去。至于原来城市里的小商小贩以及资本家，就不必动员他们下乡了。只要工作做得好，精简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样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肯定是会收到显著的效果的。
陈云关于下决心精简城镇人口的建议同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会议还根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测算，决定将当年的钢产量调低到1100万吨。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重工业这样下降，是一个惩罚，是没有按规律办事。重工业速度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拉长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农矛盾突出，所以退也是应该的。你不退，有什么办法？”毛泽东说：“去年1850万吨钢，现在1100万，下降为750万吨，我看可以。无非是外国人骂中国人不行。”这样，钢铁生产也开始相应作出调整。精简城镇人口已经势在必行。
6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并于18日发出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底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为此，中央成立了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小组，由安子文任组长。
中央作出精简城镇人口的决定以后，各地迅速行动起来。2000多万城镇人民，体谅国家困难，响应党的号召，打点起行李，扶老携幼，回到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重新拿起了镰刀。他们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实践证明，在当时的情势下，2000多万城市人口下乡，不仅对于缓解城市供应紧张状况，而且对于农业的休养生息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减少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的人数减少2800万人。上述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下青浦搞调查
1961年3月10日，毛泽东主持“三南”（中南、华东、西南）会议在广州开幕。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开幕，两个会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
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并“三北”会议写了一封信谈平均主义，号召大家亲身到农村去调查情况，信中说：一些领导同志至今对农村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或者看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希望从此改正。他原定派陶铸去北京通报“三南”会议情况，但马上又改变主意，请“三北”会议移师广州，合开广州会议。
广州会议于3月15日开幕。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陈云亲自赴老家上海青浦县，开展调查。这是他解放后的第四次青浦农村调查。1955年1月、5月，1957年3月，他也曾回故乡进行农村调查。
小蒸地处江南水乡，湖荡中的一个个小村庄，原来树木葱茏，竹林茂密。现在却是一片荒凉，村庄孤零零地散落在湖荡中。看到家乡情况，陈云心里很不好受。他说，原来这里都是茂密的竹林包着村庄，远处看都看不见房屋，公社化竹林都归公了，树木也归公了，结果都被砍光。农民的竹林作用是很大的，这里的生产用具、生活用具都离不了竹子，还可以制成竹器到市场上换钱用，农民从来不花钱到市场买竹扁担、竹筐用的，现在也只好花钱买了。
6月27日，陈云到小蒸后，他住在自己娘舅一族的亲属、农民廖开北的家里，做了15天的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