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9)
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粮食、肉蛋供应非常紧张，日用品非常缺乏，商店的东西多是陈列品，有样无货。陈云临去前特地叮嘱工作人员，到小蒸后不许在当地买任何东西，他们如果在那里买，当地群众就没有供应了。要和百姓同甘共苦，坚决谢绝烟茶招待和请客送礼。
在小蒸，陈云用了几个下午听公社党委汇报，此外又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座谈会的内容是：一、公养猪；二、私养猪；三、农作物种植安排；四、自留地；五、平调退赔；六、农村商业；七、公社工业和手工业；八、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九、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十、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
每天上午，陈云都深入农民家里，跟农民谈话，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并参观了公社的工厂、商品和仓库。
经过半个月调查，基本摸清了情况。农民对我们党既有赞扬，也有批评。陈云特别注意听批评的意见。
青浦县原来是生活比较好的鱼米之乡，过去农民习惯每天吃三餐，收了粮食，却被国家拿走很多，只给农民留下不到400斤，搞得每天只能吃上一顿干饭、两顿稀饭。
调查组到那里时候，由于组织人民公社，社员都到大队办的公共食堂吃饭。食堂缺少粮食，结果一天三顿饭，顿顿喝稀粥。他们到一个大队去参观时，大队正在开饭，看到一大锅粥，胆子大的农民愤愤地对调查组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
这话很尖刻，但确是事实。农民吃不上饭，把大队种的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吃光了。
走在小镇上，可以看见许多农民家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可是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结果还能搓下来许多麦子。
陈云觉得很有意思，他问一个老农妇：这么搓能搓下来多少麦子？老农看陈云比较和蔼，就说了实话：她这么搓下来的麦粒，攒起来竟然能有一斗！
陈云分析说，这是生产队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借着给社员分草，就把麦子分给社员了，这些粮又可以不算在社员分的口粮之内。
联系到当时的高征购、反瞒产，陈云说，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农民总是有办法应付的，还不如不拿。应该告诉各个地方，今后不能再搞反瞒产了。
当时为了渡过粮食危机，好多地方都在寻找代食品。这一带地方有人宣传说，芋艿能高产，一亩产好几万斤，可以立即解决吃饭问题。陈云听了以后有点不相信，就问一个熟识的老农。老农也摇头说不可能。为了用事实说话，陈云请老农用稍微好一点的田搞试验，保证种子、肥料、用水，管理做得细一点，看最后到底能产多少。为了两亩试验田，陈云逐个解决当时的田地所有权、工分、口粮等等一系列问题，有的费用还决定由自己承担。
那时，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农民可以种自留地。但各地方执行的时候都打折扣，青浦也是这样。在小蒸，合作化以后，还给社员留了700亩自留地，到了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一声令下，自留地统统归公。郑州会议后纠正“左”，1959年春天又分给农民300亩自留地。可是庐山会议后风向变了，于是当年秋天自留地又收归公有，自留地里农民精耕细作的粮食，也折价归公。田边地头农民开的一些小块地，当地叫做“十边地”，搞公共食堂的时候，也收去了当菜地。就这么朝令夕改，收了放，放了收，拿农民当猴耍，把农民搞怕了。
陈云对自留地问题很关心。他说，自留地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重大的问题。祖祖辈辈农民都得有点自己的地看着，自留地不仅是某家的自留地，也是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少的，生产队只按计划生产的那几种作物是不能满足社会和社员的各种需要的。
陈云很带感情地说：农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农民有粮食吃啊。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中国历来农民造反，都是在粮食问题上造反的。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
在开专题会讨论自留地问题的时候，来开会的社队干部虽然也认为有必要给农民多分一点自留地，另一方面又有顾虑，有人讲，集体耕地减少了，完不成征购任务怎么办？也有人担心，农民有了自留地，到时候只关心自留地，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会影响队上的生产。
在陈云主持下，经过讨论，干部统一了认识，消除了顾虑。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产比生产队高。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的措施，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决不会妨碍集体生产，相反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也就会更容易完成。
在当地人民公社的所谓优越性宣传中，有个“一条龙”的创造。所谓“一条龙”，实际上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支配下，无视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强迫过集体生活的居民点。有一天，陈云亲自踏着泥泞小路去看这个“一条龙”。
陈云他们踩了一脚泥，走了好半天才到地方。在一块平地上，建起了几排新房，房与房之间有回廊相通，有食堂、商店、制衣点、医院、托儿所、养老院等等，干部能想到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公社负责人还介绍起这样的社会主义新村的长远规划。对这种做法，陈云很不赞成。他皱眉说，社员群众不会愿意这样生活，商店里货架上也没有商品，以后不要搞了，已经修起来的房屋要注意管好，不要弄坏了。
农民对农村干部的一些做法，意见是很大的。有人对干部不参加劳动不满意，说干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群众是“头发白松松，不做不成功，做了二百工，还说不劳动”。对干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也很不满，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还说，“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当时政策多变，基层干部也得跟着变，还要想办法变来变去的理由讲足了，群众讽刺这是“嘴唇两张皮，翻来覆去都有理”。
“大跃进”中，小蒸的瞎指挥、浮夸风也很厉害，不顾实际情况乱折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恶劣。
小蒸地势低洼，人均耕地少，无霜期不够长，农民向来是种二季水稻，虽说比单季稻每亩多收220多斤粮食，但陈云听老农算了笔细账，发现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并不合算。因为算上因种双季稻给寄秧田、秧田造成的减产，算上每亩多用的种子，出牙不能种夏熟作物损失的收成，就少收了250到270斤粮食，还不算多耗的肥料、少收的稻草、豆麦与水稻差价带来的收入损失。
那时农民明明连饭也吃不饱，干活都没力气，公社还要强迫他们种双季稻，立秋前抢割早稻、抢种晚稻时，一昼夜要弯腰劳动16个小时以上，这样插秧进度很慢。后来公社决定包插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插秧勉强完成了。
陈云在田头看到水稻田里的禾苗，有的碧绿，有的却是还没有转青黄秧。有老农向陈云反映，秧是插下了，凑合了事，插得不好，要减产。陈云问怎样能不减产？老农说要联系产量，包产到户，以促进加强田间管理。这事引起陈云的深思，路过上海时，听到安徽省包产到户的消息，他要薛暮桥同周太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通过调查，陈云得出结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变更，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像小蒸这样无霜期不够长，地势较低，人均耕地少的地方，不宜种双季稻。种夏熟作物，也要看土质情况，多种蚕豆，少种小麦。这样，也要相应改变口粮年度安排。
陈云对农民的意见不仅耐心听，而且作了解释，有些还主动承担责任。他在几次座谈会上讲话时，都先说几句：我是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把你们搞得没有饭吃，犯了错误，对不起老乡们。请你们把我这个意思也给各位老乡讲一讲。他还风趣地问大家：“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说：“你是好人。”他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为了让农民敢讲话，陈云注意把各种人分开，干部、农民、中农富农分头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付给误工补助，误工合多少粮食也同等付给，以免影响生产队的分配。
对调查组查出的一个作风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干部，陈云当即支持作出处理。
多少年来，对于农民来说，养猪等于是开了一个活的“家庭银行”，农民的大宗费用、年节开支，都指望靠猪钱来解决。三年“大跃进”时期，“左”眼病大发作，农民私人养几头猪、几只鸡鸭也成了小资本主义的表现，不准农民养。等到市场缺少肉和蛋，又勉强发还。
对农民私养的猪和鸡鸭，曾经两次没收，两次发还。第一次没收是1958年秋人民公社化时期，到1959年春发还；第二次没收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到1960年冬发还。这么两通胡闹，吓得农民心惊胆战，养家禽的积极性一落千丈。
陈云对农民养猪的事情是非常关心的。1960年陈云曾专门召集一些有关部门开了两个星期的会议，应该怎么样发展农村养猪事业的问题。陈云当时对养猪问题了解得很细致，小猪刚生下来，除了喂奶外，到什么时候该喂什么，长架子时该喂什么，架子长起来后育肥该喂什么东西；一头猪从出生到出售，共需要多少粮食，多少青饲料。在集体养猪时，精饲料只好用粮食，私养时每家每户有泔水，有剩饭剩菜，只是到架子长成要催肥时需要一些粮食。两相比较，国营养集体养要这么多精饲料需要有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钱；私养花多少。这样算私养显然要省得多。然后又算，喂一头猪要烧多少柴，私养只要大人小孩从地里捎带一点就够了，大规模集体养猪，就需要专门供应烧柴或烧煤。从用工来看，集体养猪要专门有人干，私养就是老太太、小孩，附带就干了。私人养猪可积肥料、卖给集体可以增加多少工分。陈云对这些问题都作了调查，最后说，看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后来根据会议决定用一两天时间就起草了一个文件。
1961年初，中央规定了养猪的方针是“公私并举，私养为主”。但是，一到地方，大家都搞地方土政策，留个尾巴。当时上海市不准农民私养母猪，把农民养的母猪都作价（实际是无偿）收归集体饲养，还把这一条提到刹住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由于母猪只准公养，不但产苗猪大大减少，而且公养母猪的饲养员，远不如农民细心照顾，科苗猪少，苗猪死亡也较多。
在小蒸，陈云调查很仔细，开专题会，仅养猪一项就召集公家养猪的六七个人和私人养猪的六七人各座谈两次。公社有15个养猪场，调查组看了十个，陈云亲自去看了两个。陈云经过调查后讲，不准私养母猪，就解决不了苗猪的供应。
在集体养猪场，陈云看到，饲养员责任心不强，喂猪时就像食堂开“大锅饭”，干稀一律，哪头猪吃得多，哪头猪吃得少，根本没有人管。在大大的猪棚下，猪圈卫生极差，里面只薄薄地铺了稀落落的一点稻草，湿漉漉的，猪们滚得遍休泥浆。陈云生气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养母猪的地方，这样的猪场能产猪仔吗？”
公社干部汇报说，去年一年公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16元。建猪场，搞基建还花了7万元。
公社化以前，私人养母猪的时候，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苗猪死亡率只有6%。实行公养以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4.5头苗猪，苗猪死亡率达到89%。这么强烈的对比使陈云很吃惊。但饲养的管理人员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责任，而是强调客观原因。他们说，私养母猪，几个人管一头，当然管得好，公养母猪一个饲养员平均要养十头，加上种饲料、搬饲料的人和管理人员，平均每个人要养四头，所以养不好。
参观了集体养猪场后，陈云得出的结论是：“大而无当。”
在小蒸，陈云用了几个下午听公社党委汇报，此外又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座谈会的内容是：一、公养猪；二、私养猪；三、农作物种植安排；四、自留地；五、平调退赔；六、农村商业；七、公社工业和手工业；八、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九、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十、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
每天上午，陈云都深入农民家里，跟农民谈话，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并参观了公社的工厂、商品和仓库。
经过半个月调查，基本摸清了情况。农民对我们党既有赞扬，也有批评。陈云特别注意听批评的意见。
青浦县原来是生活比较好的鱼米之乡，过去农民习惯每天吃三餐，收了粮食，却被国家拿走很多，只给农民留下不到400斤，搞得每天只能吃上一顿干饭、两顿稀饭。
调查组到那里时候，由于组织人民公社，社员都到大队办的公共食堂吃饭。食堂缺少粮食，结果一天三顿饭，顿顿喝稀粥。他们到一个大队去参观时，大队正在开饭，看到一大锅粥，胆子大的农民愤愤地对调查组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
这话很尖刻，但确是事实。农民吃不上饭，把大队种的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吃光了。
走在小镇上，可以看见许多农民家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可是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结果还能搓下来许多麦子。
陈云觉得很有意思，他问一个老农妇：这么搓能搓下来多少麦子？老农看陈云比较和蔼，就说了实话：她这么搓下来的麦粒，攒起来竟然能有一斗！
陈云分析说，这是生产队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借着给社员分草，就把麦子分给社员了，这些粮又可以不算在社员分的口粮之内。
联系到当时的高征购、反瞒产，陈云说，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农民总是有办法应付的，还不如不拿。应该告诉各个地方，今后不能再搞反瞒产了。
当时为了渡过粮食危机，好多地方都在寻找代食品。这一带地方有人宣传说，芋艿能高产，一亩产好几万斤，可以立即解决吃饭问题。陈云听了以后有点不相信，就问一个熟识的老农。老农也摇头说不可能。为了用事实说话，陈云请老农用稍微好一点的田搞试验，保证种子、肥料、用水，管理做得细一点，看最后到底能产多少。为了两亩试验田，陈云逐个解决当时的田地所有权、工分、口粮等等一系列问题，有的费用还决定由自己承担。
那时，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农民可以种自留地。但各地方执行的时候都打折扣，青浦也是这样。在小蒸，合作化以后，还给社员留了700亩自留地，到了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一声令下，自留地统统归公。郑州会议后纠正“左”，1959年春天又分给农民300亩自留地。可是庐山会议后风向变了，于是当年秋天自留地又收归公有，自留地里农民精耕细作的粮食，也折价归公。田边地头农民开的一些小块地，当地叫做“十边地”，搞公共食堂的时候，也收去了当菜地。就这么朝令夕改，收了放，放了收，拿农民当猴耍，把农民搞怕了。
陈云对自留地问题很关心。他说，自留地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重大的问题。祖祖辈辈农民都得有点自己的地看着，自留地不仅是某家的自留地，也是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少的，生产队只按计划生产的那几种作物是不能满足社会和社员的各种需要的。
陈云很带感情地说：农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农民有粮食吃啊。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中国历来农民造反，都是在粮食问题上造反的。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
在开专题会讨论自留地问题的时候，来开会的社队干部虽然也认为有必要给农民多分一点自留地，另一方面又有顾虑，有人讲，集体耕地减少了，完不成征购任务怎么办？也有人担心，农民有了自留地，到时候只关心自留地，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会影响队上的生产。
在陈云主持下，经过讨论，干部统一了认识，消除了顾虑。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产比生产队高。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的措施，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决不会妨碍集体生产，相反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也就会更容易完成。
在当地人民公社的所谓优越性宣传中，有个“一条龙”的创造。所谓“一条龙”，实际上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支配下，无视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强迫过集体生活的居民点。有一天，陈云亲自踏着泥泞小路去看这个“一条龙”。
陈云他们踩了一脚泥，走了好半天才到地方。在一块平地上，建起了几排新房，房与房之间有回廊相通，有食堂、商店、制衣点、医院、托儿所、养老院等等，干部能想到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公社负责人还介绍起这样的社会主义新村的长远规划。对这种做法，陈云很不赞成。他皱眉说，社员群众不会愿意这样生活，商店里货架上也没有商品，以后不要搞了，已经修起来的房屋要注意管好，不要弄坏了。
农民对农村干部的一些做法，意见是很大的。有人对干部不参加劳动不满意，说干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群众是“头发白松松，不做不成功，做了二百工，还说不劳动”。对干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也很不满，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还说，“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当时政策多变，基层干部也得跟着变，还要想办法变来变去的理由讲足了，群众讽刺这是“嘴唇两张皮，翻来覆去都有理”。
“大跃进”中，小蒸的瞎指挥、浮夸风也很厉害，不顾实际情况乱折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恶劣。
小蒸地势低洼，人均耕地少，无霜期不够长，农民向来是种二季水稻，虽说比单季稻每亩多收220多斤粮食，但陈云听老农算了笔细账，发现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并不合算。因为算上因种双季稻给寄秧田、秧田造成的减产，算上每亩多用的种子，出牙不能种夏熟作物损失的收成，就少收了250到270斤粮食，还不算多耗的肥料、少收的稻草、豆麦与水稻差价带来的收入损失。
那时农民明明连饭也吃不饱，干活都没力气，公社还要强迫他们种双季稻，立秋前抢割早稻、抢种晚稻时，一昼夜要弯腰劳动16个小时以上，这样插秧进度很慢。后来公社决定包插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插秧勉强完成了。
陈云在田头看到水稻田里的禾苗，有的碧绿，有的却是还没有转青黄秧。有老农向陈云反映，秧是插下了，凑合了事，插得不好，要减产。陈云问怎样能不减产？老农说要联系产量，包产到户，以促进加强田间管理。这事引起陈云的深思，路过上海时，听到安徽省包产到户的消息，他要薛暮桥同周太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通过调查，陈云得出结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变更，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像小蒸这样无霜期不够长，地势较低，人均耕地少的地方，不宜种双季稻。种夏熟作物，也要看土质情况，多种蚕豆，少种小麦。这样，也要相应改变口粮年度安排。
陈云对农民的意见不仅耐心听，而且作了解释，有些还主动承担责任。他在几次座谈会上讲话时，都先说几句：我是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把你们搞得没有饭吃，犯了错误，对不起老乡们。请你们把我这个意思也给各位老乡讲一讲。他还风趣地问大家：“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说：“你是好人。”他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为了让农民敢讲话，陈云注意把各种人分开，干部、农民、中农富农分头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付给误工补助，误工合多少粮食也同等付给，以免影响生产队的分配。
对调查组查出的一个作风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干部，陈云当即支持作出处理。
多少年来，对于农民来说，养猪等于是开了一个活的“家庭银行”，农民的大宗费用、年节开支，都指望靠猪钱来解决。三年“大跃进”时期，“左”眼病大发作，农民私人养几头猪、几只鸡鸭也成了小资本主义的表现，不准农民养。等到市场缺少肉和蛋，又勉强发还。
对农民私养的猪和鸡鸭，曾经两次没收，两次发还。第一次没收是1958年秋人民公社化时期，到1959年春发还；第二次没收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到1960年冬发还。这么两通胡闹，吓得农民心惊胆战，养家禽的积极性一落千丈。
陈云对农民养猪的事情是非常关心的。1960年陈云曾专门召集一些有关部门开了两个星期的会议，应该怎么样发展农村养猪事业的问题。陈云当时对养猪问题了解得很细致，小猪刚生下来，除了喂奶外，到什么时候该喂什么，长架子时该喂什么，架子长起来后育肥该喂什么东西；一头猪从出生到出售，共需要多少粮食，多少青饲料。在集体养猪时，精饲料只好用粮食，私养时每家每户有泔水，有剩饭剩菜，只是到架子长成要催肥时需要一些粮食。两相比较，国营养集体养要这么多精饲料需要有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钱；私养花多少。这样算私养显然要省得多。然后又算，喂一头猪要烧多少柴，私养只要大人小孩从地里捎带一点就够了，大规模集体养猪，就需要专门供应烧柴或烧煤。从用工来看，集体养猪要专门有人干，私养就是老太太、小孩，附带就干了。私人养猪可积肥料、卖给集体可以增加多少工分。陈云对这些问题都作了调查，最后说，看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后来根据会议决定用一两天时间就起草了一个文件。
1961年初，中央规定了养猪的方针是“公私并举，私养为主”。但是，一到地方，大家都搞地方土政策，留个尾巴。当时上海市不准农民私养母猪，把农民养的母猪都作价（实际是无偿）收归集体饲养，还把这一条提到刹住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由于母猪只准公养，不但产苗猪大大减少，而且公养母猪的饲养员，远不如农民细心照顾，科苗猪少，苗猪死亡也较多。
在小蒸，陈云调查很仔细，开专题会，仅养猪一项就召集公家养猪的六七个人和私人养猪的六七人各座谈两次。公社有15个养猪场，调查组看了十个，陈云亲自去看了两个。陈云经过调查后讲，不准私养母猪，就解决不了苗猪的供应。
在集体养猪场，陈云看到，饲养员责任心不强，喂猪时就像食堂开“大锅饭”，干稀一律，哪头猪吃得多，哪头猪吃得少，根本没有人管。在大大的猪棚下，猪圈卫生极差，里面只薄薄地铺了稀落落的一点稻草，湿漉漉的，猪们滚得遍休泥浆。陈云生气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养母猪的地方，这样的猪场能产猪仔吗？”
公社干部汇报说，去年一年公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16元。建猪场，搞基建还花了7万元。
公社化以前，私人养母猪的时候，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苗猪死亡率只有6%。实行公养以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4.5头苗猪，苗猪死亡率达到89%。这么强烈的对比使陈云很吃惊。但饲养的管理人员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责任，而是强调客观原因。他们说，私养母猪，几个人管一头，当然管得好，公养母猪一个饲养员平均要养十头，加上种饲料、搬饲料的人和管理人员，平均每个人要养四头，所以养不好。
参观了集体养猪场后，陈云得出的结论是：“大而无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