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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10)

  陈云又向养母猪有经验的农民调查。他们告诉陈云,私养母猪的时候,养得好赚钱多,养不好亏本,所以他们对母猪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像对婴儿一样关心。喂猪的时候很细心,也很有耐心,注意猪什么时候该吃什么、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异常。母猪怀孕了注意保胎,母猪快生产时农民就睡在猪栏边守护,对比较瘦弱的奶猪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这样奶猪都长得比较均匀。猪圈保持清洁,夏天割青草垫猪圈,每天往里垫些干草,保持冬暖夏凉。这样农民私养猪养得好,又能赚钱,和公养猪形成鲜明对比。

  陈云得出结论,要发展养猪业,必须把母猪也下放给农民私养,鼓励农民多养猪。

  以前,即使粮食很紧张的时候,陈云也主张,为了保证肉食供应,粮食分配时要考虑猪的饲料粮。但毛泽东听说后不以为然,说,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养猪可以不费粮。陈云这次下乡调查,也很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调查以后,他得出结论,养猪还是要用粮的,只喂草,某一段时期可以,长久下来就不行,每头猪少不了100斤原粮。养猪不用粮,不能相信。

  在一次老农座谈会上,陈云问老农:“把你们的猪没收对,还是发还对?”农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一个老农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上面说没收、发还都是对的。”

  陈云又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养猪?”

  那个老农回答:“还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是没收对了。”

  陈云就对大家说:“没收不对,发还才是对的,以后再不会没收了。”

  陈云的这个明确表态,开会的老农听了都喜出望外。当天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公社。第二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去抢购苗猪,妇女们把所有的小船都开去抢捞水浮莲(养猪的青饲料),掀起了一个养猪的高潮。

  看到农民的积极性,陈云非常高兴,他对调查组说:你们看,现在猪归私养,妇女养猪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她要是不养猪,收工回家,除了做饭,劳力闲起来了。这样算下来,要闲下来多少劳力呵!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党犯了错误必须向农民承认,不然就是改正了,农民还不相信我们的正确政策。

  小蒸公社在两次养猪问题座谈会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宣布:即日起,原由集体饲养的母猪,统交养户领回。

  在小蒸,陈云参观了百货商店,本来看到商店里还有一点东西,但旁边马上有群众揭穿说,是为了应付他而摆设的。负责人汇报说,商店现在亏空很厉害,群众需要的东西短缺,没有小铁锅,只有食堂用的大铁锅,没有套鞋,没有农民常戴的毡帽,没有花格布、花条子布……陈云听了汇报后说,现在是上面拨给什么卖什么,不是群众需要什么卖什么,做生意不是这样子做的,这是官家生意。

  那段时间里,每到傍晚,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就在街道上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开始大家还奇怪,棒冰应该论根卖呀,怎么这里的棒冰还是论碗卖的?出去一看,还真是用碗卖的。一问才知道,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过国营商店渠道,运到县里,县里再用汽车、小船运到各乡镇,乡镇再往下面分,等到了基层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想不拿碗都不行了。陈云知道后,摇着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黄浦江去捕鱼,黎明运到上海,就在上海出卖。解放后上海市为了保证水产品供应,规定青浦县每月要向上海供应一定数量的水产品。因此青浦县规定渔民的鱼不准在上海出售,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县水产公司和下属收购点,再由县水产公司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多次来回去运输,耽误了渔民的时间,而且往往把活鱼运成死鱼,价格大落,渔民有时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而到市场上,光这些运输费用和手续费用一加,鱼价就很高了。

  陈云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又亲眼看到鱼行准备上交的死鱼,十分惊讶。觉得这样做太不合理。他亲自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来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在上海出卖。青浦县委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必须由上海市委取消我们的供应任务,上海市是不会同意的。陈云无奈,只得把这个问题搁起来。

  会后陈云叹一口气对周太和等人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回到上海后,陈云把这个意见向上海市委反映,陈丕显亲自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事情牵涉整个商业流通体制,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很好解决,水产品仍要经过几个批发环节进入市场,所以市场上看不到活鱼。这个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得到解决。

  7月12日下午,陈云一行完成调查任务,离开小蒸。

  为了论证在小蒸公社调查的问题,进行比较,陈云又到与青浦情况相似的杭州、苏州找了几个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问了养猪和自留地情况,然后又到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浙江萧山、江苏无锡两县调查种植情况。

  在杭州,陈云把调查结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随后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很好。

  此后,陈云又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三个问题同上海市委、江苏省委、浙江省委交换了意见。

  最后,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陈云在信中把这次了解到群众的几点意见概括为四点,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随信附了这次青浦农村调查的三个专题调查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通过这次深入调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引起了陈云新的思考:为什么直到1962年三年调整时期快结束的时候,产量虽有回升,但还未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1958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达到4000亿斤,人均为606斤。1960年下跌到2870亿斤,到1962年才恢复到3200亿斤,人均只有475斤,要怎么才能迅速走出低谷呢?青浦调查后,陈云日益焦虑不安,不断探索出路。

  七千人大会婉谢毛主席,西楼会议慷慨陈词

  “大跃进”后经济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财经部门虽然有最直接的感受,但囿于认识上的局限,不能跳出“跃进”的框子,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分析形势,只知道形势很困难,心里着急,又找不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工作十分被动。

  1961年8月9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计划会议汇报时,对财经部门贯彻调整方针不力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说:“去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八字方针,究竟怎样贯彻,一年多了还没有具体化,各部、各地区和计委都没有具体地安排。”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富春讲话说,“八字方针”提出以后,想调整,但总想在重工业生产已达到的水平上调整,结果延误了时间。现在认识到,整个工业不后退,不退够,不松动一个时期,就不能调整。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赞成这个意见,认为只有退够,调整好比例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9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明确地说,“大跃进”跃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过了头的要退下来,退到这次调整的目标为止。退要退够,调整要抓重点,工业集中力量加强煤炭,农业主要是粮棉。要宣传提倡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三年初见效,七年大见效。

  毛泽东在会上也说,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但是对形势的估计上,他认为,当时已经退到山谷了,形势是在一天天向上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退够了再前进的决定,然而为时已晚。这一年,最初的计划指标仍然很高,调整后的指标也不低,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结果,计划执行情况相当差,绝大部分指标不但距原计划相差很多,连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甚至比上年还低。更为严重的是,城乡居民的粮食、食油、猪肉、棉布等供应量比上年续减,更加剧了吃穿用的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

  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毛泽东在会上也强调要发扬民主集中制,对前几年的工作失误承担了责任,使党内政治生活面貌有了改观,初步使大家解放了思想,敢于直言。为调整方针的落实贯彻,为国民经济走出严重困境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好几次请陈云在大会上发言,陈云说在作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话,谢绝了。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还曾说,做经济工作,他不如陈云。第一次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中还有些话,后来修改几经改动,愈改愈少,改到最后这段话就全被删掉了。但是这句毕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陈云受到了很大鼓舞。会后,毛泽东又提出,要开几天出气会,让大家把意见都说出来。

  2月8日,陈云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发言,明确地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

  陈云对这次大会取得的思想认识上和党内生产上的进步评价非常高。他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陈云系统提出了正确认识问题的方法:全面、比较、反复。全面,就是要实事求是,弄清楚实际情况,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决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比较,就是把各种方案多方比较,同现行的办法比较,同过去的方法比较,同外国的比较,等等。反复,就是比较了多种方案后,不要匆忙决定,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看看。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了解,陈云对形势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进一步探索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发现当年财政有二三十亿元的赤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这个会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由刘少奇主持。这就是“文革”中受到猛烈攻击的西楼会议。

  在会上,陈云把一段时间用于形势的观察和如何走困境的思考,作了详细地阐述。在形势的估计上,陈云首先对庐山会议关于形势已到谷底的认识,大胆地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明确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几点困难。

  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陈云对这个问题最重视。他说,我们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个关系全国6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

  那时有的人为了维护“大跃进”的面子,闭眼不看现实,还在强撑着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等。陈云毫不客气地批驳说,有这样的乡村,但这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在农业恢复的快慢上,也有不同的估计。陈云明确地讲,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今后几年中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等,好的条件同不好的条件相抵,恐怕很难说目前的情况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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