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13)
1960年初，安徽宿县一个农民向公社要求带着生病的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和休养。父子俩开荒16亩，收获3300斤，扣除自用，上交粮食1800斤，现金60元。他汇报了自己经验并向有关领导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去种。省委了解到这个建议，震动很大，省委书记曾希圣亲自向华东局负责人柯庆施汇报，柯庆施只说，这个办法可以试验，不要推广。1961年2月12日，柯庆施路过安徽全椒县古河镇，几个老农向他当面提出要求实行“责任田”，并问：“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安徽省委派一个工作组搞的联产到户试点，也受到农民的欢迎。3月6日，安徽省委讨论了试点情况后，请示了毛泽东，决定全面试行“责任田”的办法。
1961年3月15、16日，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表态时也只是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使曾希圣如释重负，他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已经通过了，可以搞。”
但是，在戴着“左”眼镜的人看来，这种做法是与集体化方向背道而驰的。他们看到的不是因此而增产了多少，而看“公”的程度、“大”的程度。遗憾的是，当时党内左倾思潮市场很大。
另一些人仅仅从一些片面现象出发，也对包产到户持怀疑、否定态度，认为这是搞“单干”，是与集体化道路相违背，会引起农村两极分化，对农民特别是孤寡老弱不利。这种观点，田家英可以算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会议期间，他将安徽的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里讲到的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泪写了那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八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
田家英在这封信里所表达的主张和流露出来的情感，同毛泽东是一致和相通的。毛泽东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
中南局书记陶铸见到田家英说：“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见。”
陈云则对田家英的意见不以为然，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陈云主张不要急于表态，先派人去调查再说。
在会上，田家英的观点代表了会议的主要看法，曾希圣感到很大的压力，不得不于3月20日打电话回去，通知暂停推行，同时给毛泽东等人写信，解释“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不是1959年受到过批判的“包产到户”，争取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没有表态。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具体了解包产到户办法对粮食生产的作用，陈云让粮食部派一位副部长去安徽调查。当时粮食部是派周康民去的。调查结果，认为他们有五个统一，即统一安排粮食生产计划、统一农活、统一管水用水、统一打场、统一分配（包产数字以内的），不是单干，是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份调查报告，以“简讯”形式上报中央。
由于农民和基层干部已经在实践中尝到了包产到户办法的好处，此时想刹车也不行了，包产到户办法迅速推广开来，安徽省委也一再向中央解释，极力辨明他们的办法与1959年包产到户的区别。1961年7月，曾希圣在毛泽东来安徽蚌埠时当面汇报，毛泽东勉强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随后，安徽包产到户办法在全省推广。湖南、河南、浙江、陕西、甘肃、贵州等地也先后搞了名目各异、形式多样的生产责任制。
但是，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包产到户是违背集体化路线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最后政策界限，不能再退，因而决定了包产到户的命运。
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气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办法变过来。
曾希圣没有附和，对毛泽东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显然并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想法。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曾希圣终于因安徽“大跃进”中刮“五风”严重受到批判，又说他主张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被撤了职。公正地说，安徽“大跃进”中刮“五风”，是与当时大气候分不开的，是全国性普遍现象，撤销他的职务，与他坚持“责任田”很有关系。
果然，新省委上任就动手解决“责任田”问题，作出决议，要求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1963年收尾。
但是，“责任田”已经让人民实际体会到了优越性，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需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群众不愿意改变。
1962年8月，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保荐责任田办法时，曾举了这么一个生动的事例：1961年冬，他下乡到太湖县徐桥时了解到，徐桥嫁到邻县宿松的姑娘三天两头跑回娘家。当地农民反映说，徐桥搞了责任田办法，生产不上去，农民生活艰苦。这些徐桥外嫁姑娘回娘家，竟是为了多吃几顿饱饭，回去还要带些粮食走。做母亲的叹息道：“唉，你们宿松不实行责任田，真急人。”
1961年10月安徽省对36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36个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38.9%，另外36个条件大致相同但未实行责任田的队，平均亩产只比上年增长20%，责任田对粮食增产的效果极为显著。
能增产的办法，上面说是资本主义，不让搞；不利生产的办法，上面就是社会主义，压着搞。农民当然想不通，许多干部也想不通，纷纷要求维护责任田办法。在休养中，陈云看了安徽省搞责任田的材料后，非常重视，认为与他的农村所见、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条路子。他指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肯定了这类做法，叫做“分田到户”也好，叫做“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歌词中的号召“全靠我们自己”，要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形势一直十分严峻，这就使原先对包产到户持怀疑甚至反对意见的人，也开始在实践中重新思考。
1962年2月25日，毛泽东把田家英叫去，要田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韶山等地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3月底，他们一进村，却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大家也都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同时历数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有时同调查组的人辩论到深夜。田家英认真听取和思考农民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调查组内也有人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田便组织全体同志进行讨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双方争论非常热烈。当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占上风，但是他仍鼓励少数几位主张包产到户的同志继续进行研究。田家英心里很矛盾，他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生产有利。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事关重大，在问题上不能轻举妄动。他私下多次说，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为了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种家庭经济还是有它的优越性，集体经济现在“难以维持”，已经萌生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难关的思想。但在公开场合，在农民和干部面前，对包产到户的要求他丝毫不松口。
田家英就是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的。当时，陈云也在上海。田家英将三个点的报告同时送给他们两人，得到的反应迥然不同。
陈云读后很称赞，说“观点鲜明”，他也打算向毛泽东进言。在这之前，田家英已经把在刘少奇老家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寄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真地看了，认为很好。
毛泽东却很冷漠，大概没有看，只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
显然，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虽同意调整，进行局部改变，但未放弃，如提出“包产到户”等方案，预料他是难以接受的，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再对他提出这类意见，政治风险也是很大的。对于这个大问题，是提出来，还是不提，实在是一个大难题。
陈云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决定尽快回京同中央常委商量，向毛泽东直接陈述。有一些人曾经劝他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但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6月24日，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位中央常委交换了意见，看法基本一致。
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后，也立即向刘少奇、邓小平讲了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7月6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同时，田家英也决心，冒险以秘书身份向毛泽东进言。那时毛泽东正在河北邯郸视察，他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意见，那边传来电话说：“主席说不要着急嘛！”这句话明显有些不耐烦的情绪。
7月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陈述说，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最后，毛突然向田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子把他问住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他毫无准备。
毛泽东接着又问：“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没有说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商谈过，只说：“是我个人的意见。”当时，毛没有表示意见，这就是一种态度，不过没有说出来而已。
当天夜里，毛泽东约陈云谈了一个多小时。陈云向毛泽东提出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这个办法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他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同样没有明确表示意见。
到了第二天早上就传出，毛泽东认为陈云、田家英的建议是错误的，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
这个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说是“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但是，他顾全大局，对批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未作辩解。
毛泽东还召集会议，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会上，毛泽东撇开田家英，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决定。
过了两天，中央通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8月上旬，北戴河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讲话，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批评包产到户，成了会议的主要内容，它是“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高度。
1961年3月15、16日，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表态时也只是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使曾希圣如释重负，他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已经通过了，可以搞。”
但是，在戴着“左”眼镜的人看来，这种做法是与集体化方向背道而驰的。他们看到的不是因此而增产了多少，而看“公”的程度、“大”的程度。遗憾的是，当时党内左倾思潮市场很大。
另一些人仅仅从一些片面现象出发，也对包产到户持怀疑、否定态度，认为这是搞“单干”，是与集体化道路相违背，会引起农村两极分化，对农民特别是孤寡老弱不利。这种观点，田家英可以算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会议期间，他将安徽的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里讲到的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泪写了那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八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
田家英在这封信里所表达的主张和流露出来的情感，同毛泽东是一致和相通的。毛泽东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
中南局书记陶铸见到田家英说：“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见。”
陈云则对田家英的意见不以为然，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陈云主张不要急于表态，先派人去调查再说。
在会上，田家英的观点代表了会议的主要看法，曾希圣感到很大的压力，不得不于3月20日打电话回去，通知暂停推行，同时给毛泽东等人写信，解释“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不是1959年受到过批判的“包产到户”，争取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没有表态。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具体了解包产到户办法对粮食生产的作用，陈云让粮食部派一位副部长去安徽调查。当时粮食部是派周康民去的。调查结果，认为他们有五个统一，即统一安排粮食生产计划、统一农活、统一管水用水、统一打场、统一分配（包产数字以内的），不是单干，是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份调查报告，以“简讯”形式上报中央。
由于农民和基层干部已经在实践中尝到了包产到户办法的好处，此时想刹车也不行了，包产到户办法迅速推广开来，安徽省委也一再向中央解释，极力辨明他们的办法与1959年包产到户的区别。1961年7月，曾希圣在毛泽东来安徽蚌埠时当面汇报，毛泽东勉强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随后，安徽包产到户办法在全省推广。湖南、河南、浙江、陕西、甘肃、贵州等地也先后搞了名目各异、形式多样的生产责任制。
但是，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包产到户是违背集体化路线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最后政策界限，不能再退，因而决定了包产到户的命运。
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气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办法变过来。
曾希圣没有附和，对毛泽东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显然并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想法。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曾希圣终于因安徽“大跃进”中刮“五风”严重受到批判，又说他主张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被撤了职。公正地说，安徽“大跃进”中刮“五风”，是与当时大气候分不开的，是全国性普遍现象，撤销他的职务，与他坚持“责任田”很有关系。
果然，新省委上任就动手解决“责任田”问题，作出决议，要求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1963年收尾。
但是，“责任田”已经让人民实际体会到了优越性，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需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群众不愿意改变。
1962年8月，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保荐责任田办法时，曾举了这么一个生动的事例：1961年冬，他下乡到太湖县徐桥时了解到，徐桥嫁到邻县宿松的姑娘三天两头跑回娘家。当地农民反映说，徐桥搞了责任田办法，生产不上去，农民生活艰苦。这些徐桥外嫁姑娘回娘家，竟是为了多吃几顿饱饭，回去还要带些粮食走。做母亲的叹息道：“唉，你们宿松不实行责任田，真急人。”
1961年10月安徽省对36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36个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38.9%，另外36个条件大致相同但未实行责任田的队，平均亩产只比上年增长20%，责任田对粮食增产的效果极为显著。
能增产的办法，上面说是资本主义，不让搞；不利生产的办法，上面就是社会主义，压着搞。农民当然想不通，许多干部也想不通，纷纷要求维护责任田办法。在休养中，陈云看了安徽省搞责任田的材料后，非常重视，认为与他的农村所见、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条路子。他指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肯定了这类做法，叫做“分田到户”也好，叫做“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歌词中的号召“全靠我们自己”，要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形势一直十分严峻，这就使原先对包产到户持怀疑甚至反对意见的人，也开始在实践中重新思考。
1962年2月25日，毛泽东把田家英叫去，要田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韶山等地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3月底，他们一进村，却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大家也都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同时历数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有时同调查组的人辩论到深夜。田家英认真听取和思考农民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调查组内也有人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田便组织全体同志进行讨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双方争论非常热烈。当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占上风，但是他仍鼓励少数几位主张包产到户的同志继续进行研究。田家英心里很矛盾，他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生产有利。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事关重大，在问题上不能轻举妄动。他私下多次说，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为了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种家庭经济还是有它的优越性，集体经济现在“难以维持”，已经萌生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难关的思想。但在公开场合，在农民和干部面前，对包产到户的要求他丝毫不松口。
田家英就是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的。当时，陈云也在上海。田家英将三个点的报告同时送给他们两人，得到的反应迥然不同。
陈云读后很称赞，说“观点鲜明”，他也打算向毛泽东进言。在这之前，田家英已经把在刘少奇老家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寄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真地看了，认为很好。
毛泽东却很冷漠，大概没有看，只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
显然，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虽同意调整，进行局部改变，但未放弃，如提出“包产到户”等方案，预料他是难以接受的，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再对他提出这类意见，政治风险也是很大的。对于这个大问题，是提出来，还是不提，实在是一个大难题。
陈云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决定尽快回京同中央常委商量，向毛泽东直接陈述。有一些人曾经劝他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但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6月24日，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位中央常委交换了意见，看法基本一致。
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后，也立即向刘少奇、邓小平讲了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7月6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同时，田家英也决心，冒险以秘书身份向毛泽东进言。那时毛泽东正在河北邯郸视察，他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意见，那边传来电话说：“主席说不要着急嘛！”这句话明显有些不耐烦的情绪。
7月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陈述说，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最后，毛突然向田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子把他问住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他毫无准备。
毛泽东接着又问：“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没有说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商谈过，只说：“是我个人的意见。”当时，毛没有表示意见，这就是一种态度，不过没有说出来而已。
当天夜里，毛泽东约陈云谈了一个多小时。陈云向毛泽东提出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这个办法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他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同样没有明确表示意见。
到了第二天早上就传出，毛泽东认为陈云、田家英的建议是错误的，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
这个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说是“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但是，他顾全大局，对批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未作辩解。
毛泽东还召集会议，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会上，毛泽东撇开田家英，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决定。
过了两天，中央通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8月上旬，北戴河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讲话，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批评包产到户，成了会议的主要内容，它是“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