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实行包产到户,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的厉害,还描绘了一幅阶级分化的景象:“一方面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
陈云到了北戴河,因为腹泻,写信给邓小平并转毛泽东,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向中央请假,并表示:“7月24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经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陈云请假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在半个月的会议中,集中批评了“反对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和“单干”的思想,但会上始终未点陈云的名。会后,毛泽东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未经党中央同意,在中央党校等处多次宣传包产到户,因而受到严厉批判。
从此,再没有人敢提“包产到户”等问题。
毛泽东虽然对陈云支持包产到户,对严重形势作实事求是估计是不满意的,但对陈云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才能并没有一棍打死。
1963年春天,毛泽东提到一个高级干部和陈云关于是否提三大平衡的争论,说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正确。后来中央常委学习雷锋题词,其他几个常委都题了,陈云是最后题的,在报上发表了。毛泽东说,陈云补了一个题词,很好,如果陈云身体好,很希望他能参加今年国庆节的活动。到1964年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业建设方针时,毛泽东说,他对陈云很想念,在大跃进时,大家头脑发热,陈云在压低指标上提过多次意见。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这个教训永远也不能够忘记,永远也不能够再干了。
但是,从北戴河会议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以后,陈云的政治处境日益困难。“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几乎已成定论,使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以后。
第三节 红墙内爱竹子刚直于若木含情忆陈云
陈云在延安时与王明有过一场纷争,因矛盾的焦点在“女子大学”学生的分配权,后曾被人有意无意地蒙上一层欲说还“羞”、会心一笑的神秘色彩。陈云的这番话,已具“鸟笼经济”的意味。毛泽东生前这样评价陈云: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
骨灰埋撒在八宝山一棵雪松下
中南海有一幢长方形的平房,中间一条走廊,两侧是一个个房间,一律土黄色的房门。这便是陈云生前的办公室兼住处。
如今,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里,还挂着一幅巨大的陈云遗像,每逢佳节,遗像前还会放着鲜花。有机会光临这里的人,也能见到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她与陈云自1938年3月在延安结婚,共同度过了漫长的56个年头。
70多岁的于若木,头发灰白,待人谦恭而亲切。陈云身高1.70米,在男子中算是中等个子,她与陈云身材相仿,在女子之中,算是中等偏高了。从她的谈吐中可以感受到,她颇具文化修养。谈话时,习惯性地略低着头。回忆往事时不时陷入沉思。她说话的声音不大,思路清晰,记忆力很好。她的身边工作人员都亲切地喊她“于阿姨”。
问起陈云去世的情况,于若木说,陈云死于肾衰竭引起的心衰竭。
1995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联合发布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沉痛宣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同志,因病于1995年4月10日14时0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邓小平同志在讲述中共历史上的领导集体时,对陈云的历史位置有过明确的定位。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论及“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回忆中共发展的历史时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还没有形成这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
如讣告所说:“陈云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各族人民彻底解放、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顽强奋斗的光辉的一生。”
纵观陈云的一生,如同翻阅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的一页一页的历史:风风雨雨、波澜壮阔。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在70余年的革命活动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按照陈云同志家属的愿望,陈云同志的部分骨灰已埋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株茂盛的雪松下,另一部分的骨灰将安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延安时期的中共组织部长
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是一位很特殊的角色,尤其是在陕北延安根据地时期,人员急剧增加,外来投奔人员背景各异,机构或不全或重叠,工作环境、条件又恶劣。在如此艰难困苦的前提下,中央需要一位精明干练、年富力强,又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心胸豁达、令人信服的组织部长,来主持这一摊百废待兴的工作。于是陈云被作为理想之选,从新疆召到了延安。是年他32岁。
陈云1937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8年9月,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这篇讲演是他就任组织部部长后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用人之道。
他用斯大林的名言“干部决定一切”开头,指出作为干部、领导者,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分四个问题、12个字概括出他的观点: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陈云这篇讲演侧重点在要求党的干部要有气量,团结人,爱护人,但正如他在演讲结束时说明,不是说铁的纪律就可以不要了。1939年5月,一个新入党的叫刘力功的训练班学员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组织分配,向组织提出这样那样的无理要求,并声明否则就要退党。再三说服教育无用,中组部决定开除其党籍。陈云为此专门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第73期,说明经过,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任何党员都必须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当党员个人强求组织服从他个人时,他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陈云说,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内,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分子存在。
从1937年5月开始,陈云着手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一些基础的工作,指明党的工作中心等,在当时很好地配合了毛泽东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阐述组织建设的系列教材。
陈云不仅亲自撰写大量的学习材料,发放广大党员学习,他在任中组部长期间,自身也特别注重学习,并带动身边的同志一块学习提高。李富春和王鹤寿后来就经常回忆起陈云组织大家学哲学的情形。
陈云说毛主席提示和希望他学习哲学,因而他不决心在中组部组织了一个包括副部长李富春在内的共六人的学习小组,他是组长。请了一位青年哲学家和培元作学习哲学的辅导老师。
陈云规定的学习办法是,对很厚的一本哲学书,从头至尾一章一章地一段一段地读,每个星期必须读到哪一章哪一段。到学习小组讨论会上,每个人都必须如实报告是否精读了规定的章节,谁也不能(包括他自己)借口工作忙没有读完规定的章节。这是学习的纪律。然后开始讨论,各抒己见。在学习小组学习哲学结束后,按照学哲学的办法,继续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毛主席著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问题》等。这个学习小组一直坚持了五年。在繁忙的工作条件下,坚持不懈,既展现出陈云的学习精神,也显示了他的坚强毅力。
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的出色工作,招致了党内一位以理论家、笔杆子自居的康生的关注。其间发生的几桩事件,虽未导致正面交锋,但暗中的较劲已是公开的秘密。“文革”才开始,陈云就被江青、康生集团挤得靠边站,就与那段时间的恩怨思想有牵连。当时在陈云身边工作的王鹤寿曾多次回忆此事。党中央扎根在陕北后,为了壮大抗日力量,扩大解放区,在陕北延安建立了吸引和训练成千上万青年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以及训练党员干部的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当时领导党校工作的是康生,负责党校干部工作的是曹轶欧。中组部介绍到党校的同志,有些却被退回,退回的理由,大都是该党员家庭出身不好,或该党员本人的社会关系复杂。这种情形报告给陈云后,他指示王鹤寿找曹轶欧提出批评,指出:是不是好党员,决定于该党员本身,家庭关系绝不能作为党员合不合格的条件,我们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庭关系也是复杂的,能因此就否定他们的党性品德吗?白区党内的党员,在旧社会复杂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能够认为他们接触一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否定他们的党性品德吗?陈云叫王鹤寿向曹轶欧讲:“你曹轶欧的家庭关系也不简单,你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社会关系也复杂,你能否定自己吗?而且经过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研究,决定介绍入中央党校学习,你们不接收,是党内不正常的现象,你们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根据陈云的指示,王鹤寿与曹轶欧和党校党委其他几位负责人,严肃地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才打掉了康生在中央党校培训党员干部工作领域里“左”的干扰。
又一桩,康生是党内的社会部长,他经常向中央组织部要些干部到他那一部门工作,组织部了解他们需要的干部条件,所以介绍去的党员干部都是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认为是政治思想比较好,有些社会经验和能力比较强的干部。但是每每是介绍去七八位同志,常常要退回三四位,理由也是家庭关系复杂、社会关系复杂等等。被退回的干部当然受到很大刺激。但这些同志确是党内的优秀党员,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都逐渐成长为党内的各级领导干部。王鹤寿把这种情况报告陈云后,他认为这是党内“左”的思想在组织工作、干部工作问题上的表现和危害。他进一步说:“现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干部,包括在你干部科工作的干部,不是也有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复杂的吗?你看他们的政治思想、观点和工作态度、个人作风,不是都很好吗?在选择提拔干部问题上,采取‘左’的关门主义,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发展。你去社会部和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商谈一次,把中央组织部向他们推选干部的情形以及他们退回的情形说明,并可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你们对一些优秀的党员干部,不从他本人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考虑,只要家庭或社会关系复杂就不接受,那么中央组织部今后就只介绍一些农村干部给你们,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简单,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低一些,社会经验也差一些,不一定适合社会部的工作。我想李克农同志是不会有那种极左的观点的。”王鹤寿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与李克农谈过后,他明确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观点,不同意那种极左的思想和作风,同时表示他负责纠正他们那里在这方面的思想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