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16)
陈云同志对于经济的发展，总是从实际的可能出发，主张集中兵力，稳扎稳打。1959年他对粮、棉、钢、煤四大高指标不赞成，有保留意见，多次提出这些指标是难以实现的，不要在报纸上公布。后来毛主席委托他调整钢铁指标，他经过调查研究，并经过毛主席、党中央同意，把钢铁的计划指标降了下来。
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这是陈云在“一五”时期提出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来源于他对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的长期探索和深入思考。陈云认为，规模搞多大，速度搞多快，并不取决于良好愿望，而取决于国民经济各个方面是否做到了综合平稳，各个部门之间是否合乎比例。就是说，国民经济在总量上和结构上是否是平衡的。“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之所以解决得比较好，与这个指导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陈云认为财政平衡、物资平衡、信贷平衡和外汇平衡是一国总体的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只有搞好综合平衡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他强调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要突出重点。他常说，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突出重点，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建设上可以缩短工期，经济上见效快、效益高。在此前提下，他还强调要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他说搞好综合平衡“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否则，“不仅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而且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保证”。
陈云在编制“一五”计划时就反复强调，必须遵守按比例平衡发展的法则。就是说，制定工业发展速度，不能只考虑工业本身的情况，还要考虑工业与农业、工业与交通运输、工业与科技教育，以及工业内部的重工业与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的冶金、煤炭、电力、化工等等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由于1956年的冒进，导致了平衡的破裂。经过1957年的调整，被打破的平衡虽然得到了恢复，但1958年又发生了反“反冒进”，出现了要求更高速度和更高指标的“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更严重的比例失调，使“二五”时期的社会总产值变成了负增长。正是鉴于这些教训，陈云深刻指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当前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都是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重大问题，按比例是经济规律，按比例才能做到综合平衡，这是陈云长时期以来对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按比例和平衡发展，陈云同志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比例和综合平衡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他对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以及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问题，都提出了切合实际的重要意见。陈云特别强调三大平衡：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需平衡，后来又加上外汇收支平衡，这四大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衔接，确实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问题。
关于按什么原则来平衡的问题，陈云同志明确反对按长线平衡的观点。他主张按短线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在这个基础上来搞平衡，才是可靠的平衡。
在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指导下，“一五”时期的建设规模大，但比较适度；发展速度快，但比较稳妥；整个计划不仅提前一年完成，而且效益好。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老而又老、又十分敏感的问题。建国初期，陈云的统一财政经济政策和调整工商业对此有大的触及。1955年，毛泽东外出巡视工作期间，所到各省的负责人纷纷向他反映中央对经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了地方和企业的手脚，要求中央向下放权。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反映：过去总说广东是前线，不能办工厂，群众的就业问题由中央管，而国家预算里又不给钱，包袱还得省里背，不是长久之计。天津反映：20万元的基建投资，建什么都还要中央批；许多部委强调垂直领导，甚至管到企业的处室，使企业很难办。
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回京后多次强调经济管理体制要改革，要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后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下，形成了《国务院关于改革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内容有：划分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职权的原则；计划管理；财政管理；工业管理等。
1957年初，中央成立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专事落实这一决议。后来小组提出意见书，主要有：（1）实行“大计划，小自由”；（2）分级管理，层层负责；（3）简化计划程序和不必要的表格；等等。
1961年10月，陈云受周恩来委托调查工业状况时，在北京香山饭店，主持召开过一次煤炭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薄一波、薛暮桥，以及各大煤矿的党委书记等。当座谈会议论到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时，陈云滔滔不绝地说：根本问题是条条块块，尺寸没有搞正确。然后他回顾历史，说开国12年几个东西倒来倒去未倒出好办法。1957年以前一包到底，开始有必要，以后放一点，经过毛主席批评，每次开会都提出放不放？地方、企业都要分一点成。1956年讲了十大关系。1957年，一个开了企业分成的会议，讲企业分成；一个是地方财政分成。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后，6月30日企业大量下放。以后每一次会又议“全国一盘棋”，各搞各的不能集中，需要集中而没有集中，讲了三年之久，庐山会议决定集中一点。究竟集权和分权到什么程度，并未解决。从工业建设来说，没有集中统一不行，一个省一个大区都不能解决问题。同时，毛主席讲，中国大，有的省比欧洲一个国家还大。只开各部的会，不开省委书记会，会说都是上面下来的。省委书记代表当地的统一领导。当地不出一把力，平顶山、包头是搞不起来的。同心协力是应该的，但应给的权力、物资没有给。地方提出项目，并不只是为地方办工业，也是为大企业服务的。那时地方毫无机动余地，搞到财政分成很高兴。是否可以河水不犯井水，该给你的就是你的；该为大企业服务的就要为大企业服务。市委的我不动，我的就是我的。给你的真给。钱，要紧的几样都给，给了不打主意。中央的东西，地方也不要打主意。物资要相当统一，否则不能进行建设。
陈云的这番话，已具“鸟笼经济”的意味。
1956年9月，陈云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原则意义的方针、政策。他主张要及时纠正在改造过程中只注意集中生产、集中经营，而忽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错误做法，主张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级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生产归社员个人经营，放宽小土产的市场管理，等等。他的这些主张是要求在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把经济搞活，市场搞活。
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发言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陈云的这一段极为精辟的概括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里，他实际上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设想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成为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先导。
1982年，大年初一的上午，陈云在他中南海的办公室里，约请国家计委的负责人座谈经济工作问题。
姚依林、宋平、柴树藩、李人俊、房维中五位同志先后来了。互致节日问候以后，陈云同志用浓重的上海口音作了开场白：“今年北京春节喜气洋洋，鞭炮放得特别多。‘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谈谈怎样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
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农业也不例外，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能认为农业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以后，就可以不要计划了。”
“过去一直有个老问题，经济作物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就会缩小。这个问题要正确处理。农业只有按计划经济办事，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建设好。”
“全国建设必须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哪些是重点，哪些不是；哪些该先，哪些该后，这都要按计划办。不然，这儿一摊，那儿一摊，就不行。”
姚依林接着说：“现在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既不同于过去我们统得过死，更不同于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正因为这样，才能逐步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提高经济效益，真正按照社会主义需要来组织和发展生产。”
“看来有的地方有点急，想尽快改变落后面貌。”这是柴树藩同志的分析。
听了大家的话，陈云又说：“只要我们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干，经济发展就快；如果急于求成，经济发展就慢。”
这短短两句话，是30年来经济工作基本经验的总结，是付出了巨大的“学费”而换来的。陈云讲得语重心长。
“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
提起陈云，很多人会对他的这样一句名言脱口而出，这就是：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再要加一句话，就是：交换，比较，反复。
党内许多干部把陈云的这15字格言当做座右铭，受益终身。
陈云是党内的理论家、组织家，其良好的理论素养，加之七年的中央组织部长的生涯，使他谈起这个问题来，理论联系实际，头头是道。
早在1947年2月，陈云在东北局工作时，一次在辽东分局会议上给干部作报告，就谈到“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摘录如下：
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交换是带头的。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个历史经验的推论。
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
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
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
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这是陈云在“一五”时期提出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来源于他对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的长期探索和深入思考。陈云认为，规模搞多大，速度搞多快，并不取决于良好愿望，而取决于国民经济各个方面是否做到了综合平稳，各个部门之间是否合乎比例。就是说，国民经济在总量上和结构上是否是平衡的。“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之所以解决得比较好，与这个指导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陈云认为财政平衡、物资平衡、信贷平衡和外汇平衡是一国总体的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只有搞好综合平衡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他强调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要突出重点。他常说，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突出重点，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建设上可以缩短工期，经济上见效快、效益高。在此前提下，他还强调要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他说搞好综合平衡“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否则，“不仅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而且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保证”。
陈云在编制“一五”计划时就反复强调，必须遵守按比例平衡发展的法则。就是说，制定工业发展速度，不能只考虑工业本身的情况，还要考虑工业与农业、工业与交通运输、工业与科技教育，以及工业内部的重工业与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的冶金、煤炭、电力、化工等等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由于1956年的冒进，导致了平衡的破裂。经过1957年的调整，被打破的平衡虽然得到了恢复，但1958年又发生了反“反冒进”，出现了要求更高速度和更高指标的“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更严重的比例失调，使“二五”时期的社会总产值变成了负增长。正是鉴于这些教训，陈云深刻指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当前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都是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重大问题，按比例是经济规律，按比例才能做到综合平衡，这是陈云长时期以来对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按比例和平衡发展，陈云同志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比例和综合平衡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他对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以及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问题，都提出了切合实际的重要意见。陈云特别强调三大平衡：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需平衡，后来又加上外汇收支平衡，这四大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衔接，确实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问题。
关于按什么原则来平衡的问题，陈云同志明确反对按长线平衡的观点。他主张按短线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在这个基础上来搞平衡，才是可靠的平衡。
在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指导下，“一五”时期的建设规模大，但比较适度；发展速度快，但比较稳妥；整个计划不仅提前一年完成，而且效益好。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老而又老、又十分敏感的问题。建国初期，陈云的统一财政经济政策和调整工商业对此有大的触及。1955年，毛泽东外出巡视工作期间，所到各省的负责人纷纷向他反映中央对经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了地方和企业的手脚，要求中央向下放权。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反映：过去总说广东是前线，不能办工厂，群众的就业问题由中央管，而国家预算里又不给钱，包袱还得省里背，不是长久之计。天津反映：20万元的基建投资，建什么都还要中央批；许多部委强调垂直领导，甚至管到企业的处室，使企业很难办。
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回京后多次强调经济管理体制要改革，要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后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下，形成了《国务院关于改革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内容有：划分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职权的原则；计划管理；财政管理；工业管理等。
1957年初，中央成立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专事落实这一决议。后来小组提出意见书，主要有：（1）实行“大计划，小自由”；（2）分级管理，层层负责；（3）简化计划程序和不必要的表格；等等。
1961年10月，陈云受周恩来委托调查工业状况时，在北京香山饭店，主持召开过一次煤炭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薄一波、薛暮桥，以及各大煤矿的党委书记等。当座谈会议论到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时，陈云滔滔不绝地说：根本问题是条条块块，尺寸没有搞正确。然后他回顾历史，说开国12年几个东西倒来倒去未倒出好办法。1957年以前一包到底，开始有必要，以后放一点，经过毛主席批评，每次开会都提出放不放？地方、企业都要分一点成。1956年讲了十大关系。1957年，一个开了企业分成的会议，讲企业分成；一个是地方财政分成。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后，6月30日企业大量下放。以后每一次会又议“全国一盘棋”，各搞各的不能集中，需要集中而没有集中，讲了三年之久，庐山会议决定集中一点。究竟集权和分权到什么程度，并未解决。从工业建设来说，没有集中统一不行，一个省一个大区都不能解决问题。同时，毛主席讲，中国大，有的省比欧洲一个国家还大。只开各部的会，不开省委书记会，会说都是上面下来的。省委书记代表当地的统一领导。当地不出一把力，平顶山、包头是搞不起来的。同心协力是应该的，但应给的权力、物资没有给。地方提出项目，并不只是为地方办工业，也是为大企业服务的。那时地方毫无机动余地，搞到财政分成很高兴。是否可以河水不犯井水，该给你的就是你的；该为大企业服务的就要为大企业服务。市委的我不动，我的就是我的。给你的真给。钱，要紧的几样都给，给了不打主意。中央的东西，地方也不要打主意。物资要相当统一，否则不能进行建设。
陈云的这番话，已具“鸟笼经济”的意味。
1956年9月，陈云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原则意义的方针、政策。他主张要及时纠正在改造过程中只注意集中生产、集中经营，而忽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错误做法，主张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级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生产归社员个人经营，放宽小土产的市场管理，等等。他的这些主张是要求在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把经济搞活，市场搞活。
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发言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陈云的这一段极为精辟的概括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里，他实际上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设想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成为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先导。
1982年，大年初一的上午，陈云在他中南海的办公室里，约请国家计委的负责人座谈经济工作问题。
姚依林、宋平、柴树藩、李人俊、房维中五位同志先后来了。互致节日问候以后，陈云同志用浓重的上海口音作了开场白：“今年北京春节喜气洋洋，鞭炮放得特别多。‘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谈谈怎样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
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农业也不例外，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能认为农业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以后，就可以不要计划了。”
“过去一直有个老问题，经济作物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就会缩小。这个问题要正确处理。农业只有按计划经济办事，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建设好。”
“全国建设必须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哪些是重点，哪些不是；哪些该先，哪些该后，这都要按计划办。不然，这儿一摊，那儿一摊，就不行。”
姚依林接着说：“现在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既不同于过去我们统得过死，更不同于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正因为这样，才能逐步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提高经济效益，真正按照社会主义需要来组织和发展生产。”
“看来有的地方有点急，想尽快改变落后面貌。”这是柴树藩同志的分析。
听了大家的话，陈云又说：“只要我们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干，经济发展就快；如果急于求成，经济发展就慢。”
这短短两句话，是30年来经济工作基本经验的总结，是付出了巨大的“学费”而换来的。陈云讲得语重心长。
“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
提起陈云，很多人会对他的这样一句名言脱口而出，这就是：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再要加一句话，就是：交换，比较，反复。
党内许多干部把陈云的这15字格言当做座右铭，受益终身。
陈云是党内的理论家、组织家，其良好的理论素养，加之七年的中央组织部长的生涯，使他谈起这个问题来，理论联系实际，头头是道。
早在1947年2月，陈云在东北局工作时，一次在辽东分局会议上给干部作报告，就谈到“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摘录如下：
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交换是带头的。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个历史经验的推论。
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
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
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