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18)
他的这一“刻板”习惯一直陪伴他到最后，他的最后一个春节，是在医院度过的。当时他的病情还比较稳定，精神也比较好。他家里分两批到医院拜年，每批也就是几分钟，他就催大家回去了。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来看望他，他们很了解陈云的习惯，几句问候话后，就谈起形势与工作，他听得很认真，也很高兴。江总书记告别时，陈云双手伸出大拇指说，谢谢你们，表示我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信赖和厚望。当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不少老同志得知陈云精神不错，都想来看望时，他就要人转达说，大家工作都很忙，泽民同志、李鹏同志都来看过了，可以代表大家了，其他同志就不要来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陈云的自律、自我节制的毅力是人所皆知的。曾有人对他的饮食习惯这样描述：吃菜，他以青菜豆腐为主，每餐几块豆腐就是几块，任何情况下也不多吃或少吃一块，几十年如一日；每餐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13粒，一粒不多，一粒不少；会议喝茶只放三片茶叶，工作人员都知道不能多，也不要少；休息散步，每次13分钟，不多也不少。
这确非夸张，他的“教条”常令人叹为观止。1952年，他戒掉了在战争年代抽香烟的习惯，而且说戒就戒，一点也不含糊，从此一口不抽。他的生活非常朴素。晚年，他的食谱是，早餐：面包，果酱，黄油，豆浆；午餐：一荤一素；晚餐：豆制品，蔬菜。主食是机米。为了定量和不浪费粮食，每餐都称米做饭。每餐配的水果，经常是香蕉。他的这些食谱，是常年不变的，即使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他从来不请人吃饭，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宴请，总是自己吃自己的饭。他吃饭，不慌不忙，不与人谈话，细嚼慢咽。
每天上午站着、手腕悬空用毛笔练大字，这也是陈云锻炼身体的一种办法。他从80岁开始练大字，一直练到90岁，十年如一日。每次时间，开始半小时左右，后来因为年纪大了，按照医生的意见，减少为20分钟左右，最后到十分钟左右。写完大字之后，他还经常自我欣赏，寻找毛病，以便下次改进。因为过去他练大字不多，开始时笔甩不开，后来逐渐甩开了，书法日见臻进，他自得其乐地说：“现在的字有飘逸感了。”
陈云锻炼身体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散步。晚年由于病情发展，他的步子越来越小，距离越来越短，而耗费的精力却越来越大。直到住院前，他仍坚持不坐轮椅，让工作人员扶着在房间里活动。开始，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卧室、饭厅是分开的。后来，书房、卧室、饭厅三者合而为一了。他坚持走路以活动筋骨的这种毅力是惊人的。在医院里，精神好一点的时候，他也提出过，要下病床坐一坐或者下地走一走这样的要求。但终因身体太弱，而没有能够如愿。
陈云患有青光眼和白内障等眼疾，所以晚年他不看电视。但他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坚持收听各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医生来检查占去了时间，他也从不放过收听或者补听新闻联播。后来年纪大了，动作慢了，收听时间赶不上，工作人员就给他录了音，这样他就方便多了。他收听新闻是非常认真的，同看《人民日报》一样，从不放过任何细节。而且，他很用脑子记。他的记忆力之强也是十分惊人的。有时他听了重要新闻，就会及时告诉工作人员，要他们注意。有时没有听清楚某条新闻，他会反复听好几遍录音，直到听清楚为止。如果仍然没有听清楚，就会问，而工作人员往往答不上来，因为他们听过后并没有记住，只好回答说查一查。后来他的听力确实跟不上广播员播音的速度，于是他要工作人员每天把新闻稿借来讲给他听，但他在听讲以前，自己仍然坚持先听一遍新闻录音。在他住院的日子里，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听新闻，并要秘书每天给他讲讲国内外大事。有时白天因发烧昏睡，但当晚上退烧清醒时，也会把秘书找去讲讲当天新闻。
陈云喜爱评弹，达到“发烧”票友的程度。无论到外地，还是有病住院，700多盘评弹磁带，四台轮流使用的老式放音机，是必备的物品。最后在北京医院的300多天里，当然也不例外。病房走廊两旁都存放着用木盒装的评弹磁带。这些磁带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四台老式放音机的维修，也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高级工程师承包，由于机器太老了，每年总要维修一两次才能正常运转。陈云去世后，还特意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同志到北京来参加悼念活动，他们的心情非常悲痛。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陈云同志走得那样快，因为不久前陈云同志还要工作人员打电话问过，上海电台有没有“闯王进京”的评弹录音，如果有，他想听听。
陈云一生淡泊名利。他不止一次书写这样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陈云一生都非常谦虚，历来不愿意宣传自己。早在1945年，他就这样评说过“功劳”二字：第一，人民的力量；第二，党的领导；第三，个人才智。这个次序不能颠倒了。
陈云同志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就担任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建国后又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他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1951年，苏联政府送给我国五辆“吉斯”牌高级防弹车，有关部门决定分配给中央的五位书记使用。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车被换成了“吉斯”车，坚决要求换回来。他说，我不能同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一样。对于工资级别，他也是这个态度，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把他们五位书记一律定为一级，报到他那里后，他把自己改为了二级。他从不愿参加各种可以不参加的接见活动和外事活动，不同意对他个人的各种宣传。有关宣传他的文章、书籍，只要报到他那里审阅，一律被他“枪毙”。
1994年11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同志提出，1995年6月13日是陈云同志九十寿辰，是否再请示一下陈云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同志的画册都已经出版了，他的那本画册也该出版了吧。陈云的画册已经编好七八年了，因为他不同意出版，就一直压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向陈云同志报告了这件事，他还是犹豫，说不急嘛，等等再说。过了几天，再去请示，勉强同意，说这次权力下放了，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定。大家很高兴，马上转达了他的意见，编辑工作很快重新开展起来。第二天，陈云又说，画册上的照片不要光有我一个人的，还要有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小平同志他们，也要有群众。当被告知画册都有，他才满意地点点头。
陈云的后事，他自己早在50年代就交代过。1959年2月10日，他曾经专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那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1991年，中央作出了关于丧事从简的决定，陈云非常拥护，多次交代，他死后一定要照此办理。
陈云出生农家，苦水里泡大，深知生存之艰辛。他一生平民意识极浓厚，生活简朴，从不允许有丝毫奢华。
1949年5月，他进京后住在北长街。这条街上有个很小的理发店。刚进城时，陈云每次都在这个理发店理发，后来被组织上发现了，不同意他这么做，一定要请他到指定的地方去理发，但他坚持要在这个小店里理发。弄得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只有抬出组织决定来说服他。陈云同志最尊重组织决定，从那以后，他就在家里让警卫员理发。后来有人曾经好奇地问过他的女儿：警卫员都是农村来的小兵，他们会理发吗？她的女儿说：不会就学吧！于是有人说，陈云必定是对警卫战士非常慈祥的人，否则，充当理发员的小战士给他理发时手一定会发抖的。
陈云家住在北长街71号（现58号），一住就是30年，房子从来没有大修过。1976年唐山地震后，房子出现裂缝，还震飞了一块砖，房管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房子应该翻修了。但陈云坚决不同意。他说，我的房子比四周老百姓的房子要好得多，为什么要翻修？把这样好的房子拆掉重建，老百姓会骂死你的。如果是为了防震，搞一点钢架支撑一下就可以了。地震期没有过去，他的女儿只好带着陈云的姐姐到他的一个战友家躲地震。当时，因为“文革”的影响，很多部长们的房子都已年久失修，破破烂烂，有关管理部门不得不进行修缮。但陈云却不愿意国家为他花钱，他说，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以后条件好了再说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重新出任中央领导工作，身边工作人员增加了，住房不够用了，经有关部门再三建议，他才搬进中南海。
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件棉坎肩，它的主人就是陈云这是一件极其普通的棉坎肩，那黄里泛白的颜色，记录着悠长岁月的风尘洗礼，至于它本来的颜色，人们几乎辨认不出了。坎肩上补丁叠缀，布料不一，有心人曾仔细数过，各种大小补丁计有32块。
从1946年到1984年，陈云年年穿用它，整整度过了38个春秋。
那还是在1946年10月，陈云在东北与萧劲光一起指挥艰苦卓绝的四保临江战役。其时正值严冬，地处长白山麓的临江城，冰封雪盖，地冻天寒，气温一般在零下40多度。陈云在一所简陋的房舍里办公，批文阅电，筹划指挥，昼夜操劳，虚弱的身体常因受寒染病。但当时战事紧张，任务艰巨，即使卧病在床，陈云也仍然坚持工作。同志们看到这种状况十分焦虑，都为陈云的身体担忧。当时担任辽东军区参谋长兼后勤部长的唐凯便特意找人缝制了这件棉坎肩，鹿皮作面，内絮厚棉，送给陈云。陈云贴身穿上棉坎肩后，感冒发烧次数逐渐减小，保证了繁忙紧张的工作顺利进行。从那以后，陈云与棉坎肩结下了“不解之缘”，寒冬季节日日贴身，共同度过了南满斗争的艰苦岁月。
全国解放以后，陈云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大跃进”以后，陈云受排挤、“靠边站”的风风雨雨中，这件补了又补的棉坎肩仍给他遮风挡雨。
1985年11月，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专程赴京收集史料文物。在陈云家里，他的夫人于若木指着棉坎肩说：“这件棉坎肩，在南满时首长（指陈云同志）一直穿用，磨破的地方就让我补一补。解放后，首长还是舍不得换下来，还是年年穿，破了就让我再补一补，一年又一年，不知缝补过多少次了。别人常劝首长换件新的，首长总是说：‘补一补还能穿嘛！’直到去年冬天（指1984年），棉坎肩已经破得不行了，孩子们开玩笑说，这件棉坎肩该进博物馆了，首长才勉强同意换下来。”
结果，这件棉坎肩果然进了博物馆。
陈云有块手表，陪伴他几十年，他却仍舍不得换掉。1982年4月的一天，在杭州休养的陈云在夫人及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风和日丽、杨柳青青的白堤、孤山散步。他们信步来到“苏堤春晓”的碑亭前，夫人提议休息一会。于是大伙围坐谈笑。陈云一边谈古论今，一面慢悠悠地给他的手表上发条，百余下仍未停手。当地一位陪同感到惊讶，悄声问身旁的陈云的秘书：“首长用的是什么表？”秘书笑着说：“这块表已经用了30来年了。前几年上百来次发条，还能走24小时。现在要上一二百次，还走不了一昼夜，光是上发条都吃力哩！许多人建议他买块新的，他却说这表还能走，何必更新？今后实在不会走了，到时买块怀表好了。”
众人听了正在发感慨，陈云“霍”地一下站起身来，看了看上紧发条的表，说：“11点零5分了，回去吧！”大家不约而同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全都哑然失笑了，说：“首长，你的表又比昨天快五分钟了！”
陈云自己的生活俭朴至极，他身后没有积蓄，也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如果一定要计算遗产数额，只有不到2万元的稿费。他临终前的月工资是1336元。各项目补贴约250元。每月上交所得税31.05元。按照国家规定，他从5月份起就不发工资和补贴了，但可以领到10个月工资的抚恤金，共计13360元。这就是他一生的全部积蓄。
现在走进他的书房兼办公室，仍是他生前的样子。一面墙上一排书柜，里面有领袖著作、鲁迅全集等。陈云是建国后我党高级领导人当中惟一见过鲁迅的人，他一生敬重鲁迅。对面墙上的书柜上均为木匣子，里面有摆放整齐的上百盘评弹磁带。一桌一凳一对沙发，一个老式收录机。仅此而已。
陈云的自律、自我节制的毅力是人所皆知的。曾有人对他的饮食习惯这样描述：吃菜，他以青菜豆腐为主，每餐几块豆腐就是几块，任何情况下也不多吃或少吃一块，几十年如一日；每餐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13粒，一粒不多，一粒不少；会议喝茶只放三片茶叶，工作人员都知道不能多，也不要少；休息散步，每次13分钟，不多也不少。
这确非夸张，他的“教条”常令人叹为观止。1952年，他戒掉了在战争年代抽香烟的习惯，而且说戒就戒，一点也不含糊，从此一口不抽。他的生活非常朴素。晚年，他的食谱是，早餐：面包，果酱，黄油，豆浆；午餐：一荤一素；晚餐：豆制品，蔬菜。主食是机米。为了定量和不浪费粮食，每餐都称米做饭。每餐配的水果，经常是香蕉。他的这些食谱，是常年不变的，即使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他从来不请人吃饭，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宴请，总是自己吃自己的饭。他吃饭，不慌不忙，不与人谈话，细嚼慢咽。
每天上午站着、手腕悬空用毛笔练大字，这也是陈云锻炼身体的一种办法。他从80岁开始练大字，一直练到90岁，十年如一日。每次时间，开始半小时左右，后来因为年纪大了，按照医生的意见，减少为20分钟左右，最后到十分钟左右。写完大字之后，他还经常自我欣赏，寻找毛病，以便下次改进。因为过去他练大字不多，开始时笔甩不开，后来逐渐甩开了，书法日见臻进，他自得其乐地说：“现在的字有飘逸感了。”
陈云锻炼身体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散步。晚年由于病情发展，他的步子越来越小，距离越来越短，而耗费的精力却越来越大。直到住院前，他仍坚持不坐轮椅，让工作人员扶着在房间里活动。开始，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卧室、饭厅是分开的。后来，书房、卧室、饭厅三者合而为一了。他坚持走路以活动筋骨的这种毅力是惊人的。在医院里，精神好一点的时候，他也提出过，要下病床坐一坐或者下地走一走这样的要求。但终因身体太弱，而没有能够如愿。
陈云患有青光眼和白内障等眼疾，所以晚年他不看电视。但他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坚持收听各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医生来检查占去了时间，他也从不放过收听或者补听新闻联播。后来年纪大了，动作慢了，收听时间赶不上，工作人员就给他录了音，这样他就方便多了。他收听新闻是非常认真的，同看《人民日报》一样，从不放过任何细节。而且，他很用脑子记。他的记忆力之强也是十分惊人的。有时他听了重要新闻，就会及时告诉工作人员，要他们注意。有时没有听清楚某条新闻，他会反复听好几遍录音，直到听清楚为止。如果仍然没有听清楚，就会问，而工作人员往往答不上来，因为他们听过后并没有记住，只好回答说查一查。后来他的听力确实跟不上广播员播音的速度，于是他要工作人员每天把新闻稿借来讲给他听，但他在听讲以前，自己仍然坚持先听一遍新闻录音。在他住院的日子里，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听新闻，并要秘书每天给他讲讲国内外大事。有时白天因发烧昏睡，但当晚上退烧清醒时，也会把秘书找去讲讲当天新闻。
陈云喜爱评弹，达到“发烧”票友的程度。无论到外地，还是有病住院，700多盘评弹磁带，四台轮流使用的老式放音机，是必备的物品。最后在北京医院的300多天里，当然也不例外。病房走廊两旁都存放着用木盒装的评弹磁带。这些磁带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四台老式放音机的维修，也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高级工程师承包，由于机器太老了，每年总要维修一两次才能正常运转。陈云去世后，还特意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同志到北京来参加悼念活动，他们的心情非常悲痛。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陈云同志走得那样快，因为不久前陈云同志还要工作人员打电话问过，上海电台有没有“闯王进京”的评弹录音，如果有，他想听听。
陈云一生淡泊名利。他不止一次书写这样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陈云一生都非常谦虚，历来不愿意宣传自己。早在1945年，他就这样评说过“功劳”二字：第一，人民的力量；第二，党的领导；第三，个人才智。这个次序不能颠倒了。
陈云同志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就担任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建国后又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他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1951年，苏联政府送给我国五辆“吉斯”牌高级防弹车，有关部门决定分配给中央的五位书记使用。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车被换成了“吉斯”车，坚决要求换回来。他说，我不能同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一样。对于工资级别，他也是这个态度，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把他们五位书记一律定为一级，报到他那里后，他把自己改为了二级。他从不愿参加各种可以不参加的接见活动和外事活动，不同意对他个人的各种宣传。有关宣传他的文章、书籍，只要报到他那里审阅，一律被他“枪毙”。
1994年11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同志提出，1995年6月13日是陈云同志九十寿辰，是否再请示一下陈云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同志的画册都已经出版了，他的那本画册也该出版了吧。陈云的画册已经编好七八年了，因为他不同意出版，就一直压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向陈云同志报告了这件事，他还是犹豫，说不急嘛，等等再说。过了几天，再去请示，勉强同意，说这次权力下放了，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定。大家很高兴，马上转达了他的意见，编辑工作很快重新开展起来。第二天，陈云又说，画册上的照片不要光有我一个人的，还要有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小平同志他们，也要有群众。当被告知画册都有，他才满意地点点头。
陈云的后事，他自己早在50年代就交代过。1959年2月10日，他曾经专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那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1991年，中央作出了关于丧事从简的决定，陈云非常拥护，多次交代，他死后一定要照此办理。
陈云出生农家，苦水里泡大，深知生存之艰辛。他一生平民意识极浓厚，生活简朴，从不允许有丝毫奢华。
1949年5月，他进京后住在北长街。这条街上有个很小的理发店。刚进城时，陈云每次都在这个理发店理发，后来被组织上发现了，不同意他这么做，一定要请他到指定的地方去理发，但他坚持要在这个小店里理发。弄得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只有抬出组织决定来说服他。陈云同志最尊重组织决定，从那以后，他就在家里让警卫员理发。后来有人曾经好奇地问过他的女儿：警卫员都是农村来的小兵，他们会理发吗？她的女儿说：不会就学吧！于是有人说，陈云必定是对警卫战士非常慈祥的人，否则，充当理发员的小战士给他理发时手一定会发抖的。
陈云家住在北长街71号（现58号），一住就是30年，房子从来没有大修过。1976年唐山地震后，房子出现裂缝，还震飞了一块砖，房管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房子应该翻修了。但陈云坚决不同意。他说，我的房子比四周老百姓的房子要好得多，为什么要翻修？把这样好的房子拆掉重建，老百姓会骂死你的。如果是为了防震，搞一点钢架支撑一下就可以了。地震期没有过去，他的女儿只好带着陈云的姐姐到他的一个战友家躲地震。当时，因为“文革”的影响，很多部长们的房子都已年久失修，破破烂烂，有关管理部门不得不进行修缮。但陈云却不愿意国家为他花钱，他说，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以后条件好了再说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重新出任中央领导工作，身边工作人员增加了，住房不够用了，经有关部门再三建议，他才搬进中南海。
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件棉坎肩，它的主人就是陈云这是一件极其普通的棉坎肩，那黄里泛白的颜色，记录着悠长岁月的风尘洗礼，至于它本来的颜色，人们几乎辨认不出了。坎肩上补丁叠缀，布料不一，有心人曾仔细数过，各种大小补丁计有32块。
从1946年到1984年，陈云年年穿用它，整整度过了38个春秋。
那还是在1946年10月，陈云在东北与萧劲光一起指挥艰苦卓绝的四保临江战役。其时正值严冬，地处长白山麓的临江城，冰封雪盖，地冻天寒，气温一般在零下40多度。陈云在一所简陋的房舍里办公，批文阅电，筹划指挥，昼夜操劳，虚弱的身体常因受寒染病。但当时战事紧张，任务艰巨，即使卧病在床，陈云也仍然坚持工作。同志们看到这种状况十分焦虑，都为陈云的身体担忧。当时担任辽东军区参谋长兼后勤部长的唐凯便特意找人缝制了这件棉坎肩，鹿皮作面，内絮厚棉，送给陈云。陈云贴身穿上棉坎肩后，感冒发烧次数逐渐减小，保证了繁忙紧张的工作顺利进行。从那以后，陈云与棉坎肩结下了“不解之缘”，寒冬季节日日贴身，共同度过了南满斗争的艰苦岁月。
全国解放以后，陈云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大跃进”以后，陈云受排挤、“靠边站”的风风雨雨中，这件补了又补的棉坎肩仍给他遮风挡雨。
1985年11月，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专程赴京收集史料文物。在陈云家里，他的夫人于若木指着棉坎肩说：“这件棉坎肩，在南满时首长（指陈云同志）一直穿用，磨破的地方就让我补一补。解放后，首长还是舍不得换下来，还是年年穿，破了就让我再补一补，一年又一年，不知缝补过多少次了。别人常劝首长换件新的，首长总是说：‘补一补还能穿嘛！’直到去年冬天（指1984年），棉坎肩已经破得不行了，孩子们开玩笑说，这件棉坎肩该进博物馆了，首长才勉强同意换下来。”
结果，这件棉坎肩果然进了博物馆。
陈云有块手表，陪伴他几十年，他却仍舍不得换掉。1982年4月的一天，在杭州休养的陈云在夫人及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风和日丽、杨柳青青的白堤、孤山散步。他们信步来到“苏堤春晓”的碑亭前，夫人提议休息一会。于是大伙围坐谈笑。陈云一边谈古论今，一面慢悠悠地给他的手表上发条，百余下仍未停手。当地一位陪同感到惊讶，悄声问身旁的陈云的秘书：“首长用的是什么表？”秘书笑着说：“这块表已经用了30来年了。前几年上百来次发条，还能走24小时。现在要上一二百次，还走不了一昼夜，光是上发条都吃力哩！许多人建议他买块新的，他却说这表还能走，何必更新？今后实在不会走了，到时买块怀表好了。”
众人听了正在发感慨，陈云“霍”地一下站起身来，看了看上紧发条的表，说：“11点零5分了，回去吧！”大家不约而同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全都哑然失笑了，说：“首长，你的表又比昨天快五分钟了！”
陈云自己的生活俭朴至极，他身后没有积蓄，也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如果一定要计算遗产数额，只有不到2万元的稿费。他临终前的月工资是1336元。各项目补贴约250元。每月上交所得税31.05元。按照国家规定，他从5月份起就不发工资和补贴了，但可以领到10个月工资的抚恤金，共计13360元。这就是他一生的全部积蓄。
现在走进他的书房兼办公室，仍是他生前的样子。一面墙上一排书柜，里面有领袖著作、鲁迅全集等。陈云是建国后我党高级领导人当中惟一见过鲁迅的人，他一生敬重鲁迅。对面墙上的书柜上均为木匣子，里面有摆放整齐的上百盘评弹磁带。一桌一凳一对沙发，一个老式收录机。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