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21)
她离开山东时，从中共山东省委开具组织介绍信。到了延安，她便持中共山东省委介绍信前往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她后来才知道，那份介绍信很被看重，因为从全国各地到延安的中共地下党员不少，但是很多人限于当时的环境，没有带组织介绍信，这样在进入延安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要对这些党员进行必要的审查。于若木由于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表明她历史清楚，所以颇得组织的信任。
到延安后，她改名于若木。在报到之后，于若木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陕北公学学习。
而她与陈云的结识，事出偶然。
在1937年11月，陈云乘飞机从新疆来到了延安。不久，他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从小就有出鼻血的毛病。这时，他的老毛病复发，鼻血出得很多，流血不止，不得不休息。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陈云。当然，担负护理工作，以女性更合适些。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就到陕北公学五队去挑人。为什么要去五队呢？因为五队是女生队，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很多在这个队。
邓洁来到陕北公学五队，找了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五队党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
于是，邓洁找于若木谈话。当时，于若木18岁。邓洁这人是个文化人，喜欢文学、艺术，留着长长的头发，一派文人风度。他在解放后担任过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邓洁向于若木说，陈云同志是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生病，需要人护理。于若木一听，便说自己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学生，从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告诉她，这是经过组织研究的，只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到陈云同志那里做护理工作，何况陈云的护理工作不是很复杂，只是出鼻血，需要静卧休息。
于若木得知是组织上的决定，也就服从了。这样，她到陈云那里报到。
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城里西山的一个小四合院，三孔窑洞，两间平房，十几个干部。陈云住在其中的一孔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口摆了张办公桌，值个班。陈云有什么话，于若木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跑去喊。没有，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于若木就这样值班，不到一个月，陈云病愈了。
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后，于若木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入第19班。
没有第三人知道，也就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云和她之间产生了感情……
一切都那么地自然。两人在一起，自然要说些话，陈云开始问她的历史，她回答了。这样，他开始了解于若木。他也简单地向于若木介绍自己的身世。
空闲时，陈云让她唱歌。她唱起了一支苏联流行歌曲《祖国进行曲》，开头一句是“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首歌在当时北平学生中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
后来，陈云向她问起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回答说：“我还不懂。”陈云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交个朋友？
相处日久，陈云向于若木回忆了发自肺腑的一段话：
“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这样，他和她日益接近，关系日渐密切，慢慢明朗化了。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陈云郑重其事地把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向他很认真地说了他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若木的二哥是在延安惟一能够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长。
二哥知道陈云是一个很老实又有很深革命资历的人，对陈云和于若木的婚姻欣然表示同意。
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于若木说，她和陈云的婚礼特别俭朴，因为陈云不喜欢铺张。结婚那天晚上，陈云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
后来，消息传开了，有些人要陈云请客。当时，陈云手里有点钱，论请客也请得起。可是，他没有请客，因为他以为没有必要摆场面。
陈云在家里总是喊她的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的原名“陆华”，显得很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他“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敬，因为在她的眼中，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而年龄又相差较大所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分处异地，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婚后，于若木仍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党校在延安城东郊区的桥儿沟。离城里相当远，所以她只有在星期六才能到陈云那里，“住礼拜六”便是这么来的。
于若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了五个月之后，结业。然后，她进入在延安刚刚成立的马列学院学习。于若木记得，来马列学院讲课的，大多是延安名家。陈云也来讲课，讲党的建设。陈云所讲的革命的坚定性，给了她很大的启示。这样陈云跟她又多了一层关系，即师生关系。
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于若木依然“住礼拜六”，即在星期六回到陈云那里。从1938年起，于若木在马列学院学了三年。
这期间发生的一切肯定是极为浪漫的故事，是他们二人世界的秘密，外人本无从得知。但陈云去世后，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偶然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三封信，这三封信，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一封署名“陆华”，一封署名“璐琳”，一般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有一封信署名“陈云”，引起了薄熙成的注意。薄熙成所关心的不是信封上的30年代的邮票，而是这三封非同一般的信，他花了2000元，买下这三封信。
这是三封寄往英国伦敦的信，信封上盖着“西京（长安）”字样的邮戳，表明寄自西安。邮戳上的日期是“廿八年六月廿二日”，亦即1939年6月22日。
这三封信，有一封是陈云写的，一封是于若木写的，内容涉及二人的婚恋，还有一封是于若木的妹妹写的。信是从延安托人带到西安寄出，收信人是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他在英国伦敦。
于若木的信，写于1939年5月28日。她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
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以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
虽然他大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幼稚无能。
这里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是公家供给外，还发几块钱的津贴。
你问我们要什么书籍，我们不需要什么书籍，我对你有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送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不过，这个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条件下，就是你的债还完以后与寄回家里钱以后有剩余的时候。（如果关税太重或邮寄不便时也请勿寄）。
陈云的信，写于1939年5月21日夜。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这表明陈云是在于若木收到哥哥于道泉的信之后，写这封信的。在信中，陈云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向于道泉介绍国内的抗日形势。然后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
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五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七年余，此后十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是岁3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惟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
近阅报载，欧洲风云甚紧，英伦外交已在开始改变，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联合一致，则或者暂时可以阻压迫在目前之战祸。欧洲华侨甚多，应该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这几封弥足珍贵的信件，从其中可窥视陈云和于若木当时在延安的婚恋情形之一斑。
1941年，于若木因为怀孕，妊娠反应很大，不得不离开马列学院，回到家中休息了一段时间。
这时，马列学院成立研究室，于若木在研究室学习。
不久，她生下了长女。按二人约定，生了儿子，由陈云取名；生了女儿，则由于若木取名。于是，她为女儿取名陈伟力。
陈云很喜欢孩子，把孩子交给保姆带，他都有点不放心。这样，于若木就自己带孩子，带了一年多。
1944年3月，陈云调离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这时，孩子大了一些，于若木就担任陈云的机要秘书，为他收发文件。
从此，二人风风雨雨，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半个多世纪。
熟知江青的人都知道，其人为遮掩自己的历史，借“文革”之风，不知害过多少知情者。许多的文章都披露过江青如何整治和她一同从延安走出来的夫人们，尤其是知晓她的一些劣迹、对她有过非议的。而于若木居然在1970年江青如日中天，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飞黄腾达之时，贴出了针对江青的大字报，自然她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这其中的是非恩怨，还是录述于若木于1980年的自述如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经组织介绍，由北平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开始听说了江青这个人，当时他在12班，我在19班，同班同学告诉我，她叫蓝苹，演过《大雷雨》，是有名的电影明星，红极一时的人物。果然，不久我见她在党校自编自演了《弃儿》等节目。后来我进了马列学院，江青也进了这个学院，恰巧分到了同一个班。在此之前，我已和她认识了。那时她为了个人的一些事情，经常跑中央组织部找人谈话。
1943年春，由于陈云长期劳累，身体比较虚，组织上决定他到枣园休息。到了枣园，我们和王稼祥、朱仲丽住在一起，毛主席住在枣园的另一处，江青经常跑到我们这儿来看看，还常让朱仲丽给她看病。当时，延安的许多干部对江青的生活作风十分看不惯，议论很多，甚至有人叫她狐狸精等。对于这类问题，我从不议论。江青也知道这种情况，有时谈话中对我表示赞许。那时，延安的领导干部与普通干部之间的待遇差距并不很大，就穿衣来说，一般人领平纹布的衣服，而领导干部是量体做斜纹布的衣服，我从来未与别人计较这些，只是按制度领普通衣服。江青说，你不与别人讲平均主义，不计较待遇，意思就是不向她讲平均主义。
到了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上看到，江青这个人越发不像样了。从保健医生、护士那里听到，江青一个人要一个专职保健医生、三个护士日夜轮班照顾。我十分气愤地说，许多老干部资格比她老、功劳比她大、地位比她高，都没有这样做，她凭什么享受这种待遇，何况她身体还没有坏到这种程度嘛！
到延安后，她改名于若木。在报到之后，于若木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陕北公学学习。
而她与陈云的结识，事出偶然。
在1937年11月，陈云乘飞机从新疆来到了延安。不久，他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从小就有出鼻血的毛病。这时，他的老毛病复发，鼻血出得很多，流血不止，不得不休息。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陈云。当然，担负护理工作，以女性更合适些。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就到陕北公学五队去挑人。为什么要去五队呢？因为五队是女生队，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很多在这个队。
邓洁来到陕北公学五队，找了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五队党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
于是，邓洁找于若木谈话。当时，于若木18岁。邓洁这人是个文化人，喜欢文学、艺术，留着长长的头发，一派文人风度。他在解放后担任过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邓洁向于若木说，陈云同志是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生病，需要人护理。于若木一听，便说自己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学生，从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告诉她，这是经过组织研究的，只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到陈云同志那里做护理工作，何况陈云的护理工作不是很复杂，只是出鼻血，需要静卧休息。
于若木得知是组织上的决定，也就服从了。这样，她到陈云那里报到。
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城里西山的一个小四合院，三孔窑洞，两间平房，十几个干部。陈云住在其中的一孔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口摆了张办公桌，值个班。陈云有什么话，于若木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跑去喊。没有，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于若木就这样值班，不到一个月，陈云病愈了。
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后，于若木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入第19班。
没有第三人知道，也就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云和她之间产生了感情……
一切都那么地自然。两人在一起，自然要说些话，陈云开始问她的历史，她回答了。这样，他开始了解于若木。他也简单地向于若木介绍自己的身世。
空闲时，陈云让她唱歌。她唱起了一支苏联流行歌曲《祖国进行曲》，开头一句是“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首歌在当时北平学生中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
后来，陈云向她问起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回答说：“我还不懂。”陈云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交个朋友？
相处日久，陈云向于若木回忆了发自肺腑的一段话：
“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这样，他和她日益接近，关系日渐密切，慢慢明朗化了。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陈云郑重其事地把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向他很认真地说了他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若木的二哥是在延安惟一能够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长。
二哥知道陈云是一个很老实又有很深革命资历的人，对陈云和于若木的婚姻欣然表示同意。
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于若木说，她和陈云的婚礼特别俭朴，因为陈云不喜欢铺张。结婚那天晚上，陈云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
后来，消息传开了，有些人要陈云请客。当时，陈云手里有点钱，论请客也请得起。可是，他没有请客，因为他以为没有必要摆场面。
陈云在家里总是喊她的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的原名“陆华”，显得很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他“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敬，因为在她的眼中，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而年龄又相差较大所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分处异地，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婚后，于若木仍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党校在延安城东郊区的桥儿沟。离城里相当远，所以她只有在星期六才能到陈云那里，“住礼拜六”便是这么来的。
于若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了五个月之后，结业。然后，她进入在延安刚刚成立的马列学院学习。于若木记得，来马列学院讲课的，大多是延安名家。陈云也来讲课，讲党的建设。陈云所讲的革命的坚定性，给了她很大的启示。这样陈云跟她又多了一层关系，即师生关系。
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于若木依然“住礼拜六”，即在星期六回到陈云那里。从1938年起，于若木在马列学院学了三年。
这期间发生的一切肯定是极为浪漫的故事，是他们二人世界的秘密，外人本无从得知。但陈云去世后，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偶然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三封信，这三封信，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一封署名“陆华”，一封署名“璐琳”，一般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有一封信署名“陈云”，引起了薄熙成的注意。薄熙成所关心的不是信封上的30年代的邮票，而是这三封非同一般的信，他花了2000元，买下这三封信。
这是三封寄往英国伦敦的信，信封上盖着“西京（长安）”字样的邮戳，表明寄自西安。邮戳上的日期是“廿八年六月廿二日”，亦即1939年6月22日。
这三封信，有一封是陈云写的，一封是于若木写的，内容涉及二人的婚恋，还有一封是于若木的妹妹写的。信是从延安托人带到西安寄出，收信人是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他在英国伦敦。
于若木的信，写于1939年5月28日。她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
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以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
虽然他大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幼稚无能。
这里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是公家供给外，还发几块钱的津贴。
你问我们要什么书籍，我们不需要什么书籍，我对你有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送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不过，这个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条件下，就是你的债还完以后与寄回家里钱以后有剩余的时候。（如果关税太重或邮寄不便时也请勿寄）。
陈云的信，写于1939年5月21日夜。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这表明陈云是在于若木收到哥哥于道泉的信之后，写这封信的。在信中，陈云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向于道泉介绍国内的抗日形势。然后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
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五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七年余，此后十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是岁3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惟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
近阅报载，欧洲风云甚紧，英伦外交已在开始改变，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联合一致，则或者暂时可以阻压迫在目前之战祸。欧洲华侨甚多，应该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这几封弥足珍贵的信件，从其中可窥视陈云和于若木当时在延安的婚恋情形之一斑。
1941年，于若木因为怀孕，妊娠反应很大，不得不离开马列学院，回到家中休息了一段时间。
这时，马列学院成立研究室，于若木在研究室学习。
不久，她生下了长女。按二人约定，生了儿子，由陈云取名；生了女儿，则由于若木取名。于是，她为女儿取名陈伟力。
陈云很喜欢孩子，把孩子交给保姆带，他都有点不放心。这样，于若木就自己带孩子，带了一年多。
1944年3月，陈云调离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这时，孩子大了一些，于若木就担任陈云的机要秘书，为他收发文件。
从此，二人风风雨雨，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半个多世纪。
熟知江青的人都知道，其人为遮掩自己的历史，借“文革”之风，不知害过多少知情者。许多的文章都披露过江青如何整治和她一同从延安走出来的夫人们，尤其是知晓她的一些劣迹、对她有过非议的。而于若木居然在1970年江青如日中天，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飞黄腾达之时，贴出了针对江青的大字报，自然她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这其中的是非恩怨，还是录述于若木于1980年的自述如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经组织介绍，由北平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开始听说了江青这个人，当时他在12班，我在19班，同班同学告诉我，她叫蓝苹，演过《大雷雨》，是有名的电影明星，红极一时的人物。果然，不久我见她在党校自编自演了《弃儿》等节目。后来我进了马列学院，江青也进了这个学院，恰巧分到了同一个班。在此之前，我已和她认识了。那时她为了个人的一些事情，经常跑中央组织部找人谈话。
1943年春，由于陈云长期劳累，身体比较虚，组织上决定他到枣园休息。到了枣园，我们和王稼祥、朱仲丽住在一起，毛主席住在枣园的另一处，江青经常跑到我们这儿来看看，还常让朱仲丽给她看病。当时，延安的许多干部对江青的生活作风十分看不惯，议论很多，甚至有人叫她狐狸精等。对于这类问题，我从不议论。江青也知道这种情况，有时谈话中对我表示赞许。那时，延安的领导干部与普通干部之间的待遇差距并不很大，就穿衣来说，一般人领平纹布的衣服，而领导干部是量体做斜纹布的衣服，我从来未与别人计较这些，只是按制度领普通衣服。江青说，你不与别人讲平均主义，不计较待遇，意思就是不向她讲平均主义。
到了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上看到，江青这个人越发不像样了。从保健医生、护士那里听到，江青一个人要一个专职保健医生、三个护士日夜轮班照顾。我十分气愤地说，许多老干部资格比她老、功劳比她大、地位比她高，都没有这样做，她凭什么享受这种待遇，何况她身体还没有坏到这种程度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