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风云变幻非墙草！荣辱不惊胡乔木(3)
毛泽东对他说的话，也很简单：“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
就这样，简短地见了一面，毛泽东就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胡乔木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跟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此后，当毛泽东回到北京，虽然胡乔木曾希望求见毛泽东，却被江青挡驾了。
作为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毕竟对毛泽东充满感情。虽说他这一生不知跟毛泽东见过多少次，但这最后一次谈话实在太令人遗憾了。此后，他多次跟家里人说起：“我最后那次见主席，怎么会把要讲的话都忘了讲呢！”
这遗憾，永远不可弥补。
自从这一次与毛泽东诀别之后，他的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职也就画上了句号——虽说自从他1961年8月向毛泽东请长期病假以来，政治秘书一职已名存实亡。通常，总是说他担任毛泽东秘书25年，即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实际上是20年，即从1941年2月至1961年8月。
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迁出中南海
1966年6月初，当胡乔木刚刚回到中南海颐园家中，忽地接到通知，康生约他一谈。康生有什么事找他呢？
不久前，5月28日，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任命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
康生，正是权重一时之际。他跟胡乔木寒暄了一阵，无非是“最近身体好一些了吗？”之类。接着，他便进入正题，要胡乔木迁出中南海！
从1949年起，胡乔木便住在中国的政治中枢中南海，一住17年。如今，为什么要迁出中南海？
康生所说的“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中南海要修路，颐和园里你那房子要拆……当然，即使是那里真的要修路，完全可以安排胡乔木住在中南海别的地方。然而，康生要胡乔木在中南海外找住处。显然，这是要把他逐出中南海！
胡乔木从康生那里回来，心境是沉重的。因为就在一个月前，就在中南海里，发生了令人心惊肉跳的事，虽说他当时在杭州，后来才听说：
那是田家英，5月22日接到通知，要他立即搬出中南海。5月23日上午，田家英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上吊于中南海永福堂！
田家英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那是在他整理毛泽东的一份谈话记录时，删去了几句关于《海瑞罢官》的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下子，深深激怒了江青。
就这样，在“文革”大幕刚刚拉开之际，毛泽东的三位秘书的命运便泾渭分明了：
正直刚烈的田家英死了：
书生意气的胡乔木靠边了；
善于投机的陈伯达高升了。
据云，当时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着手“清理中南海”。要胡乔木迁出中南海是江青的主意，但是她不便跟胡乔木谈，由康生出面。
于是，胡乔木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陪同，在中南海之外找房子。胡乔木看了十余处房子，选中了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幢房子——那里原是某国驻华大使馆。他喜欢那房子有很大的书库，可以安顿他数万册藏书。
就这样，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胡乔木离开了中南海……本来就沉默寡言的他，这时话更少了。
神情木然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胡乔木牢牢记住毛泽东在杭州的“一少二多”的叮嘱：“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1966年6月6日，胡乔木派出身边的工作人员前往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了解情况。当然，光是听听工作人员的汇报，也不行。他也必须亲自出去“多看看”。
上哪儿去呢？去儿子那学校吧——北京邮电学院。虽说他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多看看，多了解情况”，不料却从此埋下祸根——后来，他被这个学院的红卫兵“盯”上了。
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上面印着胡乔木的名字，使胡乔木稍稍松了一口气——
主任：刘少奇
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
委员：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魏文伯、胡乔木、萧华、
刘志坚、张平化、熊复、王力、戚本禹、刘汉
虽说按照他的资历，理应是副主任。不过，他能列名委员之中，表明他的政治境遇尚可。紧接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定于8月12日通过了《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没有碰胡乔木：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而胡乔木呢？仍是候补书记——既没有升为书记处书记，也未撤职，保持原职。
会议结束不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
那天，胡乔木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的名字也出现在新华社的电讯之中。不过，他站在远离毛泽东的地方，未敢走过去跟毛泽东说上几句。他跟别人也几乎不说话，只是按规定的位置木然站着，如此而已。
胡乔木神情沮丧，是因为就在四天以前——8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找他谈话，进行了批评，指出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从《清宫秘史》、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庐山会议直至《海瑞罢官》……8月15日，胡乔木不得不就以上问题写了一份简短的检查，表了个态。这天晚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式宣布：“我犯了错误！”
8月17日，胡乔木提出：收缩工作，精简人员，搬家，缩小居住面积，并要求到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参加劳动。
8月18日，就在他上天安门城楼之际，他的父亲胡启东在北京八宝山的墓碑被砸。父亲胡启东晚年住在胡乔木家，于1957年2月病逝，葬于八宝山。他的墓碑，是由于右任的弟子、书法家胡公实写的。母亲夏氏也住在胡乔木家，后来死于肺结核。在“文化大革命”中，时兴讲成份，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虽说是开明绅士、进步人士，在“文革”中被骂为“大地主”。自然，他的墓碑被砸了。胡乔木呢，也被斥为“大地主的孝子贤孙”。
胡乔木从天安门上下来，便忙着写检查。8月28日，胡乔木虽然已经处境维艰，还是收到了入场券，登上天安门城楼。他的表情，更为木然。
9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对胡乔木停发文件。这是极为严重的讯号，意味着他从此正式“靠边”了！
胡乔木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提出降低工资，或把工资作为党费上交。取消哨兵、厨师、专车。又一次提出搬家。
9月7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胡乔木的检查，并对他再一次进行了批评。这样，9月15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胡乔木便再也没有收到入场券。他被取消了上天安门城楼的资格。须知，这时刘少奇、邓小平都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呢。
胡宅离天安门广场甚近，广场上那“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不断传入胡乔木耳中。他木然地听着，此后，毛泽东一次次接见红卫兵，胡乔木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了。他只能在家中写检查。
胡乔木提出了写检查的计划：
一、关于《清宫秘史》的检查；
二、关于《海瑞罢官》的检查；
三、关于庐山会议的检查；
四、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检查。
这位当年的“中共中央大手笔”，如今成了“检查一枝笔”！
不过，他就连写检查，也非常认真：他要工作人员到北京图书馆借有关《清宫秘史》的资料；他给历史学家范文澜去信，请教有关问题；他还要查阅《人民日报》的合订本……
中南海里贴出了批判胡乔木的大字报，称他为“周扬一伙”，称他是“阎王殿中的阎王”
（“阎王殿”指中宣部），甚至还提到他的名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篡改党史”、为“中国赫鲁晓夫歌功颂德”，是“大毒草！”
最初，还讲究“内外有别”，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不外传。然而，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何况，那“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往外抛材料，巴不得趁此混乱之际整掉一批宿敌冤家……
第二节 非常岁月被抄家几次沉浮终不悔
在胡乔木住处附近，忽地来了几位陌生的年轻人，打量着大门，打量着四周的围墙。用军事语言来说，那便是“侦察地带”。胡乔木才“太平”了一个月，陡地又起大风波。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盯”住了他终于，1966年10月12日，北京西长安大街上，刷出爆炸性的大字标语：“陶鲁笳、胡乔木回院作检查！”
顿时，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北京城：胡乔木挨批判啦！
大字标语上所谓“回院”，指什么“院”呢？看一下落款，便明白了——“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
本来，胡乔木跟北京邮电学院没有工作关系。仅仅因为儿子在这个学院上学，学院党委书记杨思九的爱人王榕跟谷羽很熟，而毛泽东又嘱咐他“多看看，多了解情况”，他便上那里看大字报。来到那里，工作组组长朱春和要他讲话。6月18日，他在那里讲了话，无非是要师生们听从工作组的领导，进行“文革”……
主张向各学校派驻工作组，是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的意见。不料，毛泽东在7月18日回到北京之后，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认定派工作组是路线性的错误。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便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称之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199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早在8月23日，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已经给胡乔木写信，对他6月18日在该院的讲话提出批评。胡乔木当即回信，承认错误。
在《红旗》国庆社论的“鼓舞”下，全国上下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于是，10月12日，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也就刷出要求胡乔木“回院作检查”的大字标语。
在开会的前一日——10月11日，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通过邮电部，给胡乔木打电话，要求他翌日来校出席批判大会。胡乔木没有去，写了一张大字报，承认错误，派秘书送到了北京邮电学院。
那时，利用年轻、狂热的红卫兵们“冲击”老干部，乃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大“发明”。清华大学红卫兵揪斗王光美、刘少奇，便是一例——他们跟清华大学“结缘”，也是因为孩子在那里上学。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便紧紧“盯”住了胡乔木。
10月17日，胡乔木感冒病倒了。10月20日，他接汪东兴电话，说是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来到中南海接待站，强烈要求胡乔木到该院做检查。看样子，光是写信、写大字报承认错误还不行。10月26日，胡乔木派出秘书前往中南海西门，接待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向他们承认错误。
红卫兵们死死“盯”住胡乔木，非要他去学院作检查不可。无奈，10月28日，胡乔木在中南海警卫团招待所接待了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代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答应去该院做检查。
胡乔木被红卫兵们“缠”住了：10月31日上午，他来到北京邮电学院，参加红卫兵们的“控诉工作组”大会。中午回家。当晚7时半，他又到该院，向全院红卫兵作了公开检查。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
红卫兵闯入胡宅大抄家
1966年12月24日，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人们不得不缩起了头颈。
在胡乔木住处附近，忽地来了几位陌生的年轻人，打量着大门，打量着四周的围墙。用军事语言来说，那便是“侦察地带”。虽然胡乔木在家中，对于围墙外的异常动向毫无所知。
25日晚七时，北京已是一片黑茫茫，一群戴红卫兵红袖章的北京邮电学院学生，闯进了胡宅。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竟前来“造胡乔木的反”——抄家！
在那荒唐的年月，一群红卫兵，居然就可以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家！自然，他们也不是吃了豹子胆的——事先已经跟那权大无比的“中央文革小组”打过招呼。
胡乔木家，存有许多中共中央文件及重要材料，即便在那乱糟糟的时候也不能流入外界。虽然在一片“打倒胡乔木”的口号声中，胡乔木和夫人谷羽被红卫兵看管起来，胡乔木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拨通了“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
“中央文革小组”马上来了一个穿军装的人物，到了胡宅，声称：“我们赞成红卫兵们的运动！”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也来人，提出：“胡乔木家的文件，可以由‘中央文革’、中办、红卫兵三方共同派代表进行封存，然后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红卫兵不得把文件带走。至于胡家的书、画册，红卫兵要对其中的‘封、资、修’采取革命行动，可以，但是带走时必须留下收条。”
“中央文革”的代表，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意见。
胡乔木家的文件多，书更多，抄家颇为费时，进行了一夜。
胡乔木很焦急，给汪东兴打了几次电话，一直未打通。
大批的文件，被运往中共中央办公厅。
红卫兵们来不及运走那么多书，就在乱翻一通之后，在书库门上贴了封条。在书库中发现了一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样书，被红卫兵拿去当“大批判”用的“反面资料”。
在抄家即将结束之际，红卫兵节外生枝，要把胡乔木押往北京邮电学院去批斗。
此事非同小可。工作人员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汇报这一紧急情况。
周恩来很干脆地答复：“不能带走！”
工作人员把电话耳机给红卫兵听。周恩来对红卫兵明确地说道：“为什么要把胡乔木带走！不能带走！你们要他写检查。他可以在家里写嘛！”
周恩来的话，红卫兵不能不听，一番风波平息了。
在“一月革命”的寒风中游街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的“革命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
中南海的“红旗革命造反团”来了，兴师问罪；
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革命造反队”“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风雷激战斗组”也前来造胡乔木的反；
《人民日报》社的“井冈山战斗团”“遵义红旗战斗团”“红卫军”强烈要求胡乔木去做检查；
就连聋哑学校的学生，也来要求见胡乔木，要批判他。
胡乔木处于“围剿”之中。在各路兵马里，最为胡搅蛮缠的，要算是离胡乔木家不过咫尺之遥的一所中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班娃娃们不知天高地厚，造反精神“十足”，何况就在胡宅跟前。
胡乔木怎么会被这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盯上的呢？
此事说来，真是不可思议：
1966年9月30日，为了表示对于国庆节的庆贺，虽说胡乔木已不能为《人民日报》写上一篇国庆社论了，倒是仍不失“书生”本色——那天，他拿起笔，在自家外边的围墙上，写起标语来。
正巧，那所中学的两名中学生走过来，认得他便是大名鼎鼎的胡乔木，就跟他聊了起来。两名中学生难得有机会跟胡乔木谈话。回去后，居然便整理出一份谈话记录，而且称之为“胡乔木九三□谈话记录”，自然也就成了该校难得的“大批判资料”。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抄了胡乔木的家，这所中学的红卫兵马上“配合作战”，于12月26日给胡乔木贴了大字报，并要求胡乔木去该校做检查。此后，几次三番派人找胡乔木，“盯”得比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们更紧。
胡乔木这枝笔，抨击过蒋介石，抨击过艾奇逊，抨击过赫鲁晓夫，抨击过尼赫鲁，此时此刻，他的笔却不能不忙于向红卫兵们写检查。就连那所中学的“主义红卫兵”们要他写检查，他也不能不写。
紧接着，一连串的批斗开始了：
1967年1月5日下午，胡乔木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揪去，做了检查。
1月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革命造反司令部”把胡乔木揪去，召开“斗争胡乔木大会”。
1月10日，夫人谷羽也遭冲击，要“留住办公室两天，写检查”，要家中送去被子，漱洗用具。
1月11日下午，《人民日报》社造反派把胡乔木揪去，要他“低头认罪”。当夜，胡乔木吃了三回安眠药，也只睡着两小时。
1月12日下午，被揪到北京邮电学院批斗，至六时半才回家。夜，胡乔木又失眠，精神变得很差。
花样不断翻新，批斗不断升级。1月17日上午10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又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的口号声中，来了一次游街批斗。卡车过西单，过新街口，驶到北京矿业学院门口，再去北京钢铁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然后，整整一下午，在北京邮电学院批斗胡乔木。接着，又是游街——这一天，胡乔木算是领教了“一月革命”的滋味儿。
回到家中，胡乔木的鼻孔便不通气了，感冒颇重。可是，他还得写交代——按编号，他已给北京邮电学院写第六份交代了。
翌日，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甚至把他父母的头骨从墓中取走！
紧接着，1月19日上午，“全国中等学校首都战斗团西城区分团”又来揪胡乔木。在批斗会上，红卫兵嫌胡乔木弯腰的“度数”不够，打了他一拳！批斗会结束时，他因弯腰过久、“度数”太大，而双腿麻木，无法走路，只得由两个人搀着，才勉强走出会场上了车……
胡乔木哭了！
周恩来的关照使他“免斗”
北京冒出了“批判胡乔木联络总站”。
那是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批判胡乔木总联络站”，声称批斗胡乔木一概要与他们联系。
然而，前来揪斗胡乔木的造反派、红卫兵越来越多，远非北京邮电学院那个联络站所能“承包”：《光明日报》的“长征战斗队”来了；中国文联的造反派来了；《民间文学》造反派也来了；就连苏州也来了个“地专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
2月1日，一个万人批斗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上午8时半，胡乔木就被中国科学院的造反队揪去，押往那里。下午1时，大会即将开始。按照那时的惯例，出席者已在那里念小红书《毛泽东语录》了。在一阵阵毛泽东语录的朗读声中，在主席台后面，一大群“黑帮分子”胸前挂着牌子，排好了队。胡乔木也在其中，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字样。
大会开始了。按照“程序”，大会发言批判谁，就把哪个“黑帮分子”押入会场。到了下午3点左右，该轮到胡乔木“入场”了。造反派正押着胡乔木往里走，忽地有人跑过来说：“不斗胡乔木了，马上把他送回家！”
胡乔木怎么忽地“免斗”了呢？事后才知道，是周恩来打电话到工人体育馆，说是不许斗胡乔木。
周恩来的电话，使胡乔木“免斗”了一些日子。他在家，忙着写各种各样的交待，忙着接待方方面面的造反派的提问。他牙痛，还得挤公共汽车去北京医院看病。
“免斗”不过20天而已。2月21日，中国科学院八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斗争张劲夫，非要揪胡乔木陪斗不可。那天下午，胡乔木乘“喷气式飞机”——低头，弯腰，双臂后举。有时，造反派还揪他的头发。会议结束，胡乔木又一次迈不动腿了。被人架上车，抱下车，这才回到家中。
胡乔木腰痛不已，无奈之中，他说了这样的话：“批斗会我愿参加，只是变相武斗能取消就好了！”直到这时，他的话还文绉绉的。
就这样，简短地见了一面，毛泽东就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胡乔木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跟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此后，当毛泽东回到北京，虽然胡乔木曾希望求见毛泽东，却被江青挡驾了。
作为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毕竟对毛泽东充满感情。虽说他这一生不知跟毛泽东见过多少次，但这最后一次谈话实在太令人遗憾了。此后，他多次跟家里人说起：“我最后那次见主席，怎么会把要讲的话都忘了讲呢！”
这遗憾，永远不可弥补。
自从这一次与毛泽东诀别之后，他的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职也就画上了句号——虽说自从他1961年8月向毛泽东请长期病假以来，政治秘书一职已名存实亡。通常，总是说他担任毛泽东秘书25年，即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实际上是20年，即从1941年2月至1961年8月。
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迁出中南海
1966年6月初，当胡乔木刚刚回到中南海颐园家中，忽地接到通知，康生约他一谈。康生有什么事找他呢？
不久前，5月28日，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任命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
康生，正是权重一时之际。他跟胡乔木寒暄了一阵，无非是“最近身体好一些了吗？”之类。接着，他便进入正题，要胡乔木迁出中南海！
从1949年起，胡乔木便住在中国的政治中枢中南海，一住17年。如今，为什么要迁出中南海？
康生所说的“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中南海要修路，颐和园里你那房子要拆……当然，即使是那里真的要修路，完全可以安排胡乔木住在中南海别的地方。然而，康生要胡乔木在中南海外找住处。显然，这是要把他逐出中南海！
胡乔木从康生那里回来，心境是沉重的。因为就在一个月前，就在中南海里，发生了令人心惊肉跳的事，虽说他当时在杭州，后来才听说：
那是田家英，5月22日接到通知，要他立即搬出中南海。5月23日上午，田家英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上吊于中南海永福堂！
田家英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那是在他整理毛泽东的一份谈话记录时，删去了几句关于《海瑞罢官》的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下子，深深激怒了江青。
就这样，在“文革”大幕刚刚拉开之际，毛泽东的三位秘书的命运便泾渭分明了：
正直刚烈的田家英死了：
书生意气的胡乔木靠边了；
善于投机的陈伯达高升了。
据云，当时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着手“清理中南海”。要胡乔木迁出中南海是江青的主意，但是她不便跟胡乔木谈，由康生出面。
于是，胡乔木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陪同，在中南海之外找房子。胡乔木看了十余处房子，选中了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幢房子——那里原是某国驻华大使馆。他喜欢那房子有很大的书库，可以安顿他数万册藏书。
就这样，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胡乔木离开了中南海……本来就沉默寡言的他，这时话更少了。
神情木然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胡乔木牢牢记住毛泽东在杭州的“一少二多”的叮嘱：“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1966年6月6日，胡乔木派出身边的工作人员前往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了解情况。当然，光是听听工作人员的汇报，也不行。他也必须亲自出去“多看看”。
上哪儿去呢？去儿子那学校吧——北京邮电学院。虽说他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多看看，多了解情况”，不料却从此埋下祸根——后来，他被这个学院的红卫兵“盯”上了。
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上面印着胡乔木的名字，使胡乔木稍稍松了一口气——
主任：刘少奇
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
委员：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魏文伯、胡乔木、萧华、
刘志坚、张平化、熊复、王力、戚本禹、刘汉
虽说按照他的资历，理应是副主任。不过，他能列名委员之中，表明他的政治境遇尚可。紧接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定于8月12日通过了《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没有碰胡乔木：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而胡乔木呢？仍是候补书记——既没有升为书记处书记，也未撤职，保持原职。
会议结束不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
那天，胡乔木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的名字也出现在新华社的电讯之中。不过，他站在远离毛泽东的地方，未敢走过去跟毛泽东说上几句。他跟别人也几乎不说话，只是按规定的位置木然站着，如此而已。
胡乔木神情沮丧，是因为就在四天以前——8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找他谈话，进行了批评，指出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从《清宫秘史》、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庐山会议直至《海瑞罢官》……8月15日，胡乔木不得不就以上问题写了一份简短的检查，表了个态。这天晚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式宣布：“我犯了错误！”
8月17日，胡乔木提出：收缩工作，精简人员，搬家，缩小居住面积，并要求到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参加劳动。
8月18日，就在他上天安门城楼之际，他的父亲胡启东在北京八宝山的墓碑被砸。父亲胡启东晚年住在胡乔木家，于1957年2月病逝，葬于八宝山。他的墓碑，是由于右任的弟子、书法家胡公实写的。母亲夏氏也住在胡乔木家，后来死于肺结核。在“文化大革命”中，时兴讲成份，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虽说是开明绅士、进步人士，在“文革”中被骂为“大地主”。自然，他的墓碑被砸了。胡乔木呢，也被斥为“大地主的孝子贤孙”。
胡乔木从天安门上下来，便忙着写检查。8月28日，胡乔木虽然已经处境维艰，还是收到了入场券，登上天安门城楼。他的表情，更为木然。
9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对胡乔木停发文件。这是极为严重的讯号，意味着他从此正式“靠边”了！
胡乔木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提出降低工资，或把工资作为党费上交。取消哨兵、厨师、专车。又一次提出搬家。
9月7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胡乔木的检查，并对他再一次进行了批评。这样，9月15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胡乔木便再也没有收到入场券。他被取消了上天安门城楼的资格。须知，这时刘少奇、邓小平都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呢。
胡宅离天安门广场甚近，广场上那“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不断传入胡乔木耳中。他木然地听着，此后，毛泽东一次次接见红卫兵，胡乔木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了。他只能在家中写检查。
胡乔木提出了写检查的计划：
一、关于《清宫秘史》的检查；
二、关于《海瑞罢官》的检查；
三、关于庐山会议的检查；
四、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检查。
这位当年的“中共中央大手笔”，如今成了“检查一枝笔”！
不过，他就连写检查，也非常认真：他要工作人员到北京图书馆借有关《清宫秘史》的资料；他给历史学家范文澜去信，请教有关问题；他还要查阅《人民日报》的合订本……
中南海里贴出了批判胡乔木的大字报，称他为“周扬一伙”，称他是“阎王殿中的阎王”
（“阎王殿”指中宣部），甚至还提到他的名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篡改党史”、为“中国赫鲁晓夫歌功颂德”，是“大毒草！”
最初，还讲究“内外有别”，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不外传。然而，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何况，那“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往外抛材料，巴不得趁此混乱之际整掉一批宿敌冤家……
第二节 非常岁月被抄家几次沉浮终不悔
在胡乔木住处附近，忽地来了几位陌生的年轻人，打量着大门，打量着四周的围墙。用军事语言来说，那便是“侦察地带”。胡乔木才“太平”了一个月，陡地又起大风波。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盯”住了他终于，1966年10月12日，北京西长安大街上，刷出爆炸性的大字标语：“陶鲁笳、胡乔木回院作检查！”
顿时，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北京城：胡乔木挨批判啦！
大字标语上所谓“回院”，指什么“院”呢？看一下落款，便明白了——“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
本来，胡乔木跟北京邮电学院没有工作关系。仅仅因为儿子在这个学院上学，学院党委书记杨思九的爱人王榕跟谷羽很熟，而毛泽东又嘱咐他“多看看，多了解情况”，他便上那里看大字报。来到那里，工作组组长朱春和要他讲话。6月18日，他在那里讲了话，无非是要师生们听从工作组的领导，进行“文革”……
主张向各学校派驻工作组，是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的意见。不料，毛泽东在7月18日回到北京之后，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认定派工作组是路线性的错误。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便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称之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199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早在8月23日，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已经给胡乔木写信，对他6月18日在该院的讲话提出批评。胡乔木当即回信，承认错误。
在《红旗》国庆社论的“鼓舞”下，全国上下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于是，10月12日，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也就刷出要求胡乔木“回院作检查”的大字标语。
在开会的前一日——10月11日，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通过邮电部，给胡乔木打电话，要求他翌日来校出席批判大会。胡乔木没有去，写了一张大字报，承认错误，派秘书送到了北京邮电学院。
那时，利用年轻、狂热的红卫兵们“冲击”老干部，乃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大“发明”。清华大学红卫兵揪斗王光美、刘少奇，便是一例——他们跟清华大学“结缘”，也是因为孩子在那里上学。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便紧紧“盯”住了胡乔木。
10月17日，胡乔木感冒病倒了。10月20日，他接汪东兴电话，说是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来到中南海接待站，强烈要求胡乔木到该院做检查。看样子，光是写信、写大字报承认错误还不行。10月26日，胡乔木派出秘书前往中南海西门，接待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向他们承认错误。
红卫兵们死死“盯”住胡乔木，非要他去学院作检查不可。无奈，10月28日，胡乔木在中南海警卫团招待所接待了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代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答应去该院做检查。
胡乔木被红卫兵们“缠”住了：10月31日上午，他来到北京邮电学院，参加红卫兵们的“控诉工作组”大会。中午回家。当晚7时半，他又到该院，向全院红卫兵作了公开检查。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
红卫兵闯入胡宅大抄家
1966年12月24日，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人们不得不缩起了头颈。
在胡乔木住处附近，忽地来了几位陌生的年轻人，打量着大门，打量着四周的围墙。用军事语言来说，那便是“侦察地带”。虽然胡乔木在家中，对于围墙外的异常动向毫无所知。
25日晚七时，北京已是一片黑茫茫，一群戴红卫兵红袖章的北京邮电学院学生，闯进了胡宅。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竟前来“造胡乔木的反”——抄家！
在那荒唐的年月，一群红卫兵，居然就可以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家！自然，他们也不是吃了豹子胆的——事先已经跟那权大无比的“中央文革小组”打过招呼。
胡乔木家，存有许多中共中央文件及重要材料，即便在那乱糟糟的时候也不能流入外界。虽然在一片“打倒胡乔木”的口号声中，胡乔木和夫人谷羽被红卫兵看管起来，胡乔木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拨通了“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
“中央文革小组”马上来了一个穿军装的人物，到了胡宅，声称：“我们赞成红卫兵们的运动！”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也来人，提出：“胡乔木家的文件，可以由‘中央文革’、中办、红卫兵三方共同派代表进行封存，然后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红卫兵不得把文件带走。至于胡家的书、画册，红卫兵要对其中的‘封、资、修’采取革命行动，可以，但是带走时必须留下收条。”
“中央文革”的代表，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意见。
胡乔木家的文件多，书更多，抄家颇为费时，进行了一夜。
胡乔木很焦急，给汪东兴打了几次电话，一直未打通。
大批的文件，被运往中共中央办公厅。
红卫兵们来不及运走那么多书，就在乱翻一通之后，在书库门上贴了封条。在书库中发现了一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样书，被红卫兵拿去当“大批判”用的“反面资料”。
在抄家即将结束之际，红卫兵节外生枝，要把胡乔木押往北京邮电学院去批斗。
此事非同小可。工作人员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汇报这一紧急情况。
周恩来很干脆地答复：“不能带走！”
工作人员把电话耳机给红卫兵听。周恩来对红卫兵明确地说道：“为什么要把胡乔木带走！不能带走！你们要他写检查。他可以在家里写嘛！”
周恩来的话，红卫兵不能不听，一番风波平息了。
在“一月革命”的寒风中游街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的“革命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
中南海的“红旗革命造反团”来了，兴师问罪；
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革命造反队”“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风雷激战斗组”也前来造胡乔木的反；
《人民日报》社的“井冈山战斗团”“遵义红旗战斗团”“红卫军”强烈要求胡乔木去做检查；
就连聋哑学校的学生，也来要求见胡乔木，要批判他。
胡乔木处于“围剿”之中。在各路兵马里，最为胡搅蛮缠的，要算是离胡乔木家不过咫尺之遥的一所中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班娃娃们不知天高地厚，造反精神“十足”，何况就在胡宅跟前。
胡乔木怎么会被这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盯上的呢？
此事说来，真是不可思议：
1966年9月30日，为了表示对于国庆节的庆贺，虽说胡乔木已不能为《人民日报》写上一篇国庆社论了，倒是仍不失“书生”本色——那天，他拿起笔，在自家外边的围墙上，写起标语来。
正巧，那所中学的两名中学生走过来，认得他便是大名鼎鼎的胡乔木，就跟他聊了起来。两名中学生难得有机会跟胡乔木谈话。回去后，居然便整理出一份谈话记录，而且称之为“胡乔木九三□谈话记录”，自然也就成了该校难得的“大批判资料”。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抄了胡乔木的家，这所中学的红卫兵马上“配合作战”，于12月26日给胡乔木贴了大字报，并要求胡乔木去该校做检查。此后，几次三番派人找胡乔木，“盯”得比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们更紧。
胡乔木这枝笔，抨击过蒋介石，抨击过艾奇逊，抨击过赫鲁晓夫，抨击过尼赫鲁，此时此刻，他的笔却不能不忙于向红卫兵们写检查。就连那所中学的“主义红卫兵”们要他写检查，他也不能不写。
紧接着，一连串的批斗开始了：
1967年1月5日下午，胡乔木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揪去，做了检查。
1月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革命造反司令部”把胡乔木揪去，召开“斗争胡乔木大会”。
1月10日，夫人谷羽也遭冲击，要“留住办公室两天，写检查”，要家中送去被子，漱洗用具。
1月11日下午，《人民日报》社造反派把胡乔木揪去，要他“低头认罪”。当夜，胡乔木吃了三回安眠药，也只睡着两小时。
1月12日下午，被揪到北京邮电学院批斗，至六时半才回家。夜，胡乔木又失眠，精神变得很差。
花样不断翻新，批斗不断升级。1月17日上午10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又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的口号声中，来了一次游街批斗。卡车过西单，过新街口，驶到北京矿业学院门口，再去北京钢铁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然后，整整一下午，在北京邮电学院批斗胡乔木。接着，又是游街——这一天，胡乔木算是领教了“一月革命”的滋味儿。
回到家中，胡乔木的鼻孔便不通气了，感冒颇重。可是，他还得写交代——按编号，他已给北京邮电学院写第六份交代了。
翌日，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甚至把他父母的头骨从墓中取走！
紧接着，1月19日上午，“全国中等学校首都战斗团西城区分团”又来揪胡乔木。在批斗会上，红卫兵嫌胡乔木弯腰的“度数”不够，打了他一拳！批斗会结束时，他因弯腰过久、“度数”太大，而双腿麻木，无法走路，只得由两个人搀着，才勉强走出会场上了车……
胡乔木哭了！
周恩来的关照使他“免斗”
北京冒出了“批判胡乔木联络总站”。
那是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批判胡乔木总联络站”，声称批斗胡乔木一概要与他们联系。
然而，前来揪斗胡乔木的造反派、红卫兵越来越多，远非北京邮电学院那个联络站所能“承包”：《光明日报》的“长征战斗队”来了；中国文联的造反派来了；《民间文学》造反派也来了；就连苏州也来了个“地专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
2月1日，一个万人批斗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上午8时半，胡乔木就被中国科学院的造反队揪去，押往那里。下午1时，大会即将开始。按照那时的惯例，出席者已在那里念小红书《毛泽东语录》了。在一阵阵毛泽东语录的朗读声中，在主席台后面，一大群“黑帮分子”胸前挂着牌子，排好了队。胡乔木也在其中，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字样。
大会开始了。按照“程序”，大会发言批判谁，就把哪个“黑帮分子”押入会场。到了下午3点左右，该轮到胡乔木“入场”了。造反派正押着胡乔木往里走，忽地有人跑过来说：“不斗胡乔木了，马上把他送回家！”
胡乔木怎么忽地“免斗”了呢？事后才知道，是周恩来打电话到工人体育馆，说是不许斗胡乔木。
周恩来的电话，使胡乔木“免斗”了一些日子。他在家，忙着写各种各样的交待，忙着接待方方面面的造反派的提问。他牙痛，还得挤公共汽车去北京医院看病。
“免斗”不过20天而已。2月21日，中国科学院八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斗争张劲夫，非要揪胡乔木陪斗不可。那天下午，胡乔木乘“喷气式飞机”——低头，弯腰，双臂后举。有时，造反派还揪他的头发。会议结束，胡乔木又一次迈不动腿了。被人架上车，抱下车，这才回到家中。
胡乔木腰痛不已，无奈之中，他说了这样的话：“批斗会我愿参加，只是变相武斗能取消就好了！”直到这时，他的话还文绉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