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风云变幻非墙草！荣辱不惊胡乔木(4)
大抵是胡乔木再度挨斗的情况反映上去了，2月28日晚8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跟胡乔木及秘书商恺谈话，宣布三条规定：
一、今后各单位革命群众不要再把胡乔木同志揪去斗争。如果一定要揪去，必须经中央批准。各单位若需向胡了解情况，可以到胡处座谈，但不能斗争，谈话范围也只能限于同该单位有关的情况，其他情况一律不要谈。
二、今后革命群众可以向胡乔木同志提问题，但胡写的检查交待等材料，只能交给中央，不能交给“联络站”或其他单位。中央不承认什么“联络站”。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写的大字报，也如此处理。
三、胡乔木同志的住所如不安全，可以换个地方住。要注意胡的健康，安排胡的生活，使他得到相应的休息，有病要治疗。
这三条规定，当然不是汪东兴个人的意见。那是周恩来提出，陈伯达、康生、江青也画了圈，表示同意。陈伯达还在报告上写了一段话：“我的意见，以后不要再揪去斗争他，写的材料要交给中央……”
自从有了这三条规定，胡乔木又一次“免斗”了。他开始外出散步，有说有笑。只是去北京医院看病，他仍要挤公共汽车。家中的保密电话自1月14日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撤销之后，也一直没有再恢复。他仍被各种各样的“外调”及“交待”所困惑。不过，不管怎么说，1967年3月，胡乔木总算松了一口气。
戚本禹的文章掀起大风波胡乔木才“太平”了一个月，陡地又起大风波。
3月31日上午，他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医院打针、取药。下午，接待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谈至6时。一切都还“太平”。
凌晨两点多，正是夜深人静之际，胡宅门前忽地响起了“打倒胡乔木”的口号声。
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七八十名红卫兵来了，在胡宅的高高的围墙上刷了大标语，并且又把胡乔木斗了一通。
红卫兵们怎么会在凌晨2时多前来贴大标语呢？
那年月，讲究“闻风而动”。红卫兵们“闻”到了什么“风”呢？
那是因为又一篇“大批判宏文”发表了。此文的作者是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那篇长文曰《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载1967年第五期《红旗》杂志。《红旗》是半月刊，那时乱了套，第五期在3月31日出版。当夜，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红卫兵们刚刚听了广播，立即“闻风而动”了。
虽说胡乔木已经被斗了多次，上了大字报，上了小报，而这一回却由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对他来了个“半点名”，意味着对他的斗争猛然升级了。
戚本禹的文章是这样提及胡乔木的——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引者注：指刘少奇），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
谁都明白，这“胡”即胡乔木。在当时，这叫“半点名”。
从戚本禹的这一段文字中也可以看出，江青对于胡乔木的宿怨，确实由来已久。虽说一个月前江青以及陈伯达、康生还在关于“免斗”胡乔木的报告上画了圈，此刻从戚本禹文章中透露出来的刀光剑影，才是他们的本意。
戚本禹文章的发表，使一个月前汪东兴所传达的三项规定濒临作废。胡乔木一下子又成了“大批判”的“热点人物”。
4月4日晚，胡乔木接到电话，说是6日下午要在人民大学操场开大型批判大会，斗争他。参加的单位有人民大学“三红”（即“红卫兵”“工人红卫队”“东方红”）、中共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高等教育部“延安公社”、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连队”、北京邮电学校“东方红公社”等等。
好在到了6日中午，只是来了辆卡车，在胡宅门口大呼了一阵“打倒胡乔木”之后，扬长而去。
紧接着，12日又接北京邮电学院“批判胡乔木总联络站”的通知，说15日下午召开斗争胡乔木大会，陪斗者为陆定一、周扬、吴冷西。胡乔木搬出那三项规定来对付。谁知对方竟说：“请示过‘中央文革’，已经同意！”
于是，“免斗”牌失效了。15日上午9时半，胡乔木便被揪到北京邮电学院。下午1时45分，当胡乔木被押进会场时，陪斗者不仅有陆定一、周扬、吴冷西，居然还有彭真！这表明，批斗会的幕后操纵者，确实是“中央文革”！
24日，胡乔木又被拉到中国科学院批斗，又是“喷气式”，恢复“老规格”了。
26日下午，心理学研究所来电话，告知5月4日举行“北京市心理学界斗争批判大会”，主斗为胡乔木。对方声称，已经得到“上头”同意。参加批斗的单位除了心理学研究所之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
就在胡乔木面临着又一次批斗之际，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毛泽东意外地来看望他
那是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经过胡宅。虽说毛泽东从未到过胡宅，他却知道胡乔木住在这里（据云，是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4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
“停车！”毛泽东突然发出了这一命令，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感到意外——因为在出发前，毛泽东并未说过要在半途停车。
“去看看胡乔木！”毛泽东说了这话，张耀祠才明白过来。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宅的门。
张耀祠从未去过胡宅。下车后，径直向临街的东大门走去。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咚咚地敲东大门，胡宅里谁都没注意。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张耀祠见无人开门，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在围观者之中，有不少是胡乔木的邻居。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胡家工作人员。胡乔木知道了，又激动，又深感遗憾！
胡乔木不敢奢望毛泽东来看他，但多么期望毛泽东能够接见他一次，哪怕是对他作一次批评，或者关于他说几句话也成。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张耀祠敲错了门，使胡乔木遗憾万分。
翌日，胡乔木正在草拟致毛泽东的感谢信时，忽地几位中南海的警卫人员来到他家，察看四周的地形。胡乔木接到通知，毛泽东说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
毛泽东到底没有忘记他这位做了25年的政治秘书，使胡乔木心中非常宽慰。
他忙着整理客厅。自从抄家之后，家中乱糟糟的。他把一张大沙发整理好，安放在客厅中，以便让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坐。
胡宅上上下下，像迎接盛大节日一般，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晚饭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跟胡乔木一起，在客厅里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等着，等着，不见动静。直到夜12时，从中南海来电话，毛泽东不来了！
后来才知道，据说那天毛泽东要来看胡乔木，江青大吵了一通。
毛泽东虽然没有来，但是说了一句话：“我心到了！”此言后来传进胡乔木的耳朵，他也说了一句：“我心领了！”
胡乔木发出了致毛泽东的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如果主席无时间，他可以去看主席。
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不过，消息迅速在北京城里传开。即便是红卫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斗胡乔木。从此，胡乔木有了真正的“免斗牌”。
就连陈伯达，也知道毛泽东仍尊重胡乔木。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今后如何处理胡乔木问题时，陈伯达说：‘中央文革’的意见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他。如有人问是谁说的，可告是陈伯达同志。如不问，就算了。照“中央文革”的意见，胡乔木仍要“斗”，只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罢了。
足不出户，闭门闲居
自从1967年5月1日开始，胡乔木再也没有被拉出去批斗。
他的日常事务大体有三：一是接待外调；二是继续写检查；三是看病。
他家变得“门庭若市”，外调人员纷至沓来，排满他的日程表。
从前来外调的单位来看，大体反映出他往日的工作范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宣部，中共中央党校，语言研究所，浙江大学，国家计委，北京大学，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经委，中国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天津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故宫博物院，外文局，人民出版社，外交部……
在外调高潮过去之后，他渐渐有功夫看书、看报。他曾主动要求去清扫大街，说是为人民服务。扫了几次，被工作人员劝住了，毕竟要保障他的安全。
他曾一度要求把每月300元的工资中，抽100元作为党费上交。工作人员还是劝住了他，按一般规定交党费。
渐渐地，他越发变得清闲。“文革”十年，他几乎足不出户，就在胡宅那围墙之内生活着。
他在院子里种菜、种瓜。
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上，把《资本论》重读了一遍，还细读了许多马、恩、列、斯著作。
他渐渐被世人遗忘。
他在自己家中，过着平静的生活。遗憾的是，他家离天安门广场太近了。中国发生任何重大的事件，总可以从天安门广场上的口号声、高音喇叭声中反映出来。这样，也就打破了胡宅的宁静。
照理，如此空闲，该是写诗填词的大好时机。他却诗兴全无，一首新作也未曾写出来。他每日仍细细看报，只是无须“评报”了。他总是很注意报上的黑体字——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毛泽东，依然是他最为关注的对象。
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职，未被撤销过。但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他连代表都不是，党内种种职务也就自行消失。
江青一直想打倒他，成立了专案组，专门搜集他写的种种社论、评论。专案组“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收集了厚厚一大本，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一遍，说道：“胡乔木写得很不错嘛！”江青不敢吱声了。
不过，这个专案组，后来倒给胡乔木“帮了忙”：在出版文集时，提供了不少资料！
1971年夏日，毛泽东南巡。8月底，他在长沙接见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丁盛问毛泽东：“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
毛泽东答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所以，我们就没有动他。”
毛泽东这段话，说出了在“文革”中没有“动”胡乔木的原因，也表明他对胡乔木的评价。平心而论，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20多个春秋，一向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又不出头露面，所以毛泽东对他的印象一直不错。至于“文革”中所罗列的胡乔木的“错误”，毛泽东其实也很明白：
关于《清宫秘史》，胡乔木无非是转达了刘少奇的话罢了；
关于《海瑞罢官》，胡乔木的初衷是要宣传毛泽东关于海瑞的见解；
至于庐山会议，胡乔木倒是讲过一些反“左”的话，那也是因为毛泽东上山之初反复强调纠“左”……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面壁九年，到了1975年6月，63岁的胡乔木忽地频频走出家门，活跃起来了。
他获得了一项任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
胡乔木怎么会突然复出？那是因为邓小平复出！
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3月2日，周恩来在《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又写明，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这一报告后来经毛泽东批准，也就开始了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国务院日常工作。
邓小平提议，成立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并任命胡乔木为主任。因为邓小平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整顿，首当其冲的是思想、理论上的整顿，他点将就点到了胡乔木头上。
胡乔木一下子就变得忙碌起来。据他的日记记载，光是去邓小平那里，就去了25次之多！
邓小平很聪明，他深知要想理顺国民经济那混乱的局面，必须借助于毛泽东著作的威力。他很欣赏毛泽东1956年4月所作《论十大关系》，邓小平即致函毛泽东：“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邓小平要求毛泽东审定后公开发表，毛泽东却表示暂时不要公开发表。
邓小平面对被“四人帮”搞得乱糟糟的局面，着手艰难的整顿。1975年7月18日，邓小平派出胡耀邦前往中国科学院负责党组工作并兼任副院长（院长郭沫若因病休养）。胡耀邦一上任，便着手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胡耀邦花了20天，写出了初稿。用他的话来说，“是拼了一点老命的。”
8月11日，胡耀邦带着《汇报提纲》到邓小平那里去，念了一遍。邓小平听罢，说：“很好！”
邓小平要胡乔木帮助修改《汇报提纲》。于是，胡乔木这枝笔，又“重操旧业”了。
闭门九年，胡乔木读了不少书，此刻派上用场了。胡乔木为《汇报提纲》指出了点睛之笔：“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样，《汇报提纲》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就有了理论依据。
胡乔木还为《汇报提纲》加上不少重要的话：
“不搞技术，政治就无所谓挂帅。”
“对理论研究不应任意加以贬低、指责甚至污辱。”
“不能简单依靠摘引几句经典著作加以逻辑的引申就算完事。”
胡乔木提出，必须“突出一个‘扭’字”！“扭”，就是扭转，把“四人帮”的那一套空头政治“扭”过来，“扭”到“三项指示为纲”上来。
《汇报提纲》经胡耀邦同志、胡乔木这“二胡”以及李昌、王光伟反复修改，于9月下旬基本定稿。邓小平送呈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同意后作进一步修改下发全国。然而，毛泽东却未表示同意。
在起草《汇报提纲》的同时，邓小平又指令国家计委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这一重要文件，邓小平仍要胡乔木主持修改工作。
《工业二十条》是整顿工业的纲领性文件。内中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他们口头上也讲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放在一边，不抓这个主要矛盾，而是成天闹人民内部的这一派同那一派的矛盾，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没完没了，争权夺利，拉山头，搞分裂，闹得企业不得安宁，地方不得安宁，党不得安宁。”
《工业二十条》还指出：“他们打着反复旧的旗号搞复旧，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把党的好干部，把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打下了台，坏人当道，好人受气。”
《工业二十条》强调，要整顿那些“软、散、懒”的领导班子。
《工业二十条》于1975年9月20日完成“讨论稿”。
除了主持修改《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之外，胡乔木深感手中没有宣传阵地不行。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都控制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如今成了“新闻首脑”。于是，1975年10月6日，胡乔木提出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名义筹办新刊物《思想战线》。
《思想战线》创刊号上，拟推出重头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此文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力群的主持下，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的，于10月中旬完成初稿。《论总纲》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是各项工作的总纲，而把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又一次“半点名”批判
《思想战线》未及问世便流产了。
忙碌了一阵子的胡乔木，又退回到家中。
1975年11月，形势骤变，毛泽东不满于邓小平的整顿。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指出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
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在“批邓”高潮之中，“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组集中火力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称之为“三棵大毒草”。这“三棵大毒草”，棵棵跟胡乔木有关，其中的两棵还是由胡乔木主持修改的。于是，批判的排炮，朝邓小平轰击，也朝胡乔木轰击。
胡乔木又一次遭到了“半点名”。1976年4月，上海的“帮刊”《学习与批判》第四期上发表署名康立、延风的《〈汇报工作〉出笼的前前后后》，“半点名”式地称胡乔木为“邓小平的参谋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于是，对于“三棵大毒草”的批判火力，不断加强了。
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掀起了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新高潮。社论指出，这是“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社论作了如下“分析”：
《论总纲》是“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
《汇报提纲》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
《工业二十条》则是“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
经江青提议，人民出版社在1976年8月出版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的几个问题〉》三本小册子，印数达几千万册。大量印行这些小册子，据云是为了“发动群众”，进行批判。
于是，各报各刊，大报小报，讨伐“三棵大毒草”。仅《人民日报》，从1976年8月13日至10月6日，发表的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文章、通讯，便达110余篇之多！
胡乔木又被迫写检查，以至写揭发材料之类了。他的屋外，从天安门广场上不时传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声。
不过，也传来令胡乔木为之欣慰的消息：那三本小册子里，附了“三棵大毒草”的原文，以“供批判用”。由于小册子的大量印行，才使普通的老百姓得以见到“三棵大毒草”。他们说：原来，“大毒草”是这么回事！“大毒草”倒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批它们干什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使胡乔木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毛泽东毕竟是他最为崇敬的人，多年的秘书生涯使他对毛泽东充满深厚的感情。然而，在长长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里，依照姓氏笔画，姓胡的只有“胡炜、胡良才、胡金娣”，却没有胡乔木！
终于，1976年10月6日那“十月革命”，扭正了中国的历史车轮，胡乔木破涕为笑了……
一、今后各单位革命群众不要再把胡乔木同志揪去斗争。如果一定要揪去，必须经中央批准。各单位若需向胡了解情况，可以到胡处座谈，但不能斗争，谈话范围也只能限于同该单位有关的情况，其他情况一律不要谈。
二、今后革命群众可以向胡乔木同志提问题，但胡写的检查交待等材料，只能交给中央，不能交给“联络站”或其他单位。中央不承认什么“联络站”。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写的大字报，也如此处理。
三、胡乔木同志的住所如不安全，可以换个地方住。要注意胡的健康，安排胡的生活，使他得到相应的休息，有病要治疗。
这三条规定，当然不是汪东兴个人的意见。那是周恩来提出，陈伯达、康生、江青也画了圈，表示同意。陈伯达还在报告上写了一段话：“我的意见，以后不要再揪去斗争他，写的材料要交给中央……”
自从有了这三条规定，胡乔木又一次“免斗”了。他开始外出散步，有说有笑。只是去北京医院看病，他仍要挤公共汽车。家中的保密电话自1月14日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撤销之后，也一直没有再恢复。他仍被各种各样的“外调”及“交待”所困惑。不过，不管怎么说，1967年3月，胡乔木总算松了一口气。
戚本禹的文章掀起大风波胡乔木才“太平”了一个月，陡地又起大风波。
3月31日上午，他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医院打针、取药。下午，接待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谈至6时。一切都还“太平”。
凌晨两点多，正是夜深人静之际，胡宅门前忽地响起了“打倒胡乔木”的口号声。
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七八十名红卫兵来了，在胡宅的高高的围墙上刷了大标语，并且又把胡乔木斗了一通。
红卫兵们怎么会在凌晨2时多前来贴大标语呢？
那年月，讲究“闻风而动”。红卫兵们“闻”到了什么“风”呢？
那是因为又一篇“大批判宏文”发表了。此文的作者是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那篇长文曰《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载1967年第五期《红旗》杂志。《红旗》是半月刊，那时乱了套，第五期在3月31日出版。当夜，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红卫兵们刚刚听了广播，立即“闻风而动”了。
虽说胡乔木已经被斗了多次，上了大字报，上了小报，而这一回却由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对他来了个“半点名”，意味着对他的斗争猛然升级了。
戚本禹的文章是这样提及胡乔木的——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引者注：指刘少奇），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
谁都明白，这“胡”即胡乔木。在当时，这叫“半点名”。
从戚本禹的这一段文字中也可以看出，江青对于胡乔木的宿怨，确实由来已久。虽说一个月前江青以及陈伯达、康生还在关于“免斗”胡乔木的报告上画了圈，此刻从戚本禹文章中透露出来的刀光剑影，才是他们的本意。
戚本禹文章的发表，使一个月前汪东兴所传达的三项规定濒临作废。胡乔木一下子又成了“大批判”的“热点人物”。
4月4日晚，胡乔木接到电话，说是6日下午要在人民大学操场开大型批判大会，斗争他。参加的单位有人民大学“三红”（即“红卫兵”“工人红卫队”“东方红”）、中共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高等教育部“延安公社”、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连队”、北京邮电学校“东方红公社”等等。
好在到了6日中午，只是来了辆卡车，在胡宅门口大呼了一阵“打倒胡乔木”之后，扬长而去。
紧接着，12日又接北京邮电学院“批判胡乔木总联络站”的通知，说15日下午召开斗争胡乔木大会，陪斗者为陆定一、周扬、吴冷西。胡乔木搬出那三项规定来对付。谁知对方竟说：“请示过‘中央文革’，已经同意！”
于是，“免斗”牌失效了。15日上午9时半，胡乔木便被揪到北京邮电学院。下午1时45分，当胡乔木被押进会场时，陪斗者不仅有陆定一、周扬、吴冷西，居然还有彭真！这表明，批斗会的幕后操纵者，确实是“中央文革”！
24日，胡乔木又被拉到中国科学院批斗，又是“喷气式”，恢复“老规格”了。
26日下午，心理学研究所来电话，告知5月4日举行“北京市心理学界斗争批判大会”，主斗为胡乔木。对方声称，已经得到“上头”同意。参加批斗的单位除了心理学研究所之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
就在胡乔木面临着又一次批斗之际，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毛泽东意外地来看望他
那是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经过胡宅。虽说毛泽东从未到过胡宅，他却知道胡乔木住在这里（据云，是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4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
“停车！”毛泽东突然发出了这一命令，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感到意外——因为在出发前，毛泽东并未说过要在半途停车。
“去看看胡乔木！”毛泽东说了这话，张耀祠才明白过来。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宅的门。
张耀祠从未去过胡宅。下车后，径直向临街的东大门走去。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咚咚地敲东大门，胡宅里谁都没注意。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张耀祠见无人开门，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在围观者之中，有不少是胡乔木的邻居。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胡家工作人员。胡乔木知道了，又激动，又深感遗憾！
胡乔木不敢奢望毛泽东来看他，但多么期望毛泽东能够接见他一次，哪怕是对他作一次批评，或者关于他说几句话也成。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张耀祠敲错了门，使胡乔木遗憾万分。
翌日，胡乔木正在草拟致毛泽东的感谢信时，忽地几位中南海的警卫人员来到他家，察看四周的地形。胡乔木接到通知，毛泽东说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
毛泽东到底没有忘记他这位做了25年的政治秘书，使胡乔木心中非常宽慰。
他忙着整理客厅。自从抄家之后，家中乱糟糟的。他把一张大沙发整理好，安放在客厅中，以便让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坐。
胡宅上上下下，像迎接盛大节日一般，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晚饭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跟胡乔木一起，在客厅里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等着，等着，不见动静。直到夜12时，从中南海来电话，毛泽东不来了！
后来才知道，据说那天毛泽东要来看胡乔木，江青大吵了一通。
毛泽东虽然没有来，但是说了一句话：“我心到了！”此言后来传进胡乔木的耳朵，他也说了一句：“我心领了！”
胡乔木发出了致毛泽东的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如果主席无时间，他可以去看主席。
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不过，消息迅速在北京城里传开。即便是红卫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斗胡乔木。从此，胡乔木有了真正的“免斗牌”。
就连陈伯达，也知道毛泽东仍尊重胡乔木。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今后如何处理胡乔木问题时，陈伯达说：‘中央文革’的意见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他。如有人问是谁说的，可告是陈伯达同志。如不问，就算了。照“中央文革”的意见，胡乔木仍要“斗”，只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罢了。
足不出户，闭门闲居
自从1967年5月1日开始，胡乔木再也没有被拉出去批斗。
他的日常事务大体有三：一是接待外调；二是继续写检查；三是看病。
他家变得“门庭若市”，外调人员纷至沓来，排满他的日程表。
从前来外调的单位来看，大体反映出他往日的工作范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宣部，中共中央党校，语言研究所，浙江大学，国家计委，北京大学，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经委，中国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天津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故宫博物院，外文局，人民出版社，外交部……
在外调高潮过去之后，他渐渐有功夫看书、看报。他曾主动要求去清扫大街，说是为人民服务。扫了几次，被工作人员劝住了，毕竟要保障他的安全。
他曾一度要求把每月300元的工资中，抽100元作为党费上交。工作人员还是劝住了他，按一般规定交党费。
渐渐地，他越发变得清闲。“文革”十年，他几乎足不出户，就在胡宅那围墙之内生活着。
他在院子里种菜、种瓜。
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上，把《资本论》重读了一遍，还细读了许多马、恩、列、斯著作。
他渐渐被世人遗忘。
他在自己家中，过着平静的生活。遗憾的是，他家离天安门广场太近了。中国发生任何重大的事件，总可以从天安门广场上的口号声、高音喇叭声中反映出来。这样，也就打破了胡宅的宁静。
照理，如此空闲，该是写诗填词的大好时机。他却诗兴全无，一首新作也未曾写出来。他每日仍细细看报，只是无须“评报”了。他总是很注意报上的黑体字——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毛泽东，依然是他最为关注的对象。
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职，未被撤销过。但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他连代表都不是，党内种种职务也就自行消失。
江青一直想打倒他，成立了专案组，专门搜集他写的种种社论、评论。专案组“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收集了厚厚一大本，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一遍，说道：“胡乔木写得很不错嘛！”江青不敢吱声了。
不过，这个专案组，后来倒给胡乔木“帮了忙”：在出版文集时，提供了不少资料！
1971年夏日，毛泽东南巡。8月底，他在长沙接见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丁盛问毛泽东：“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
毛泽东答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所以，我们就没有动他。”
毛泽东这段话，说出了在“文革”中没有“动”胡乔木的原因，也表明他对胡乔木的评价。平心而论，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20多个春秋，一向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又不出头露面，所以毛泽东对他的印象一直不错。至于“文革”中所罗列的胡乔木的“错误”，毛泽东其实也很明白：
关于《清宫秘史》，胡乔木无非是转达了刘少奇的话罢了；
关于《海瑞罢官》，胡乔木的初衷是要宣传毛泽东关于海瑞的见解；
至于庐山会议，胡乔木倒是讲过一些反“左”的话，那也是因为毛泽东上山之初反复强调纠“左”……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面壁九年，到了1975年6月，63岁的胡乔木忽地频频走出家门，活跃起来了。
他获得了一项任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
胡乔木怎么会突然复出？那是因为邓小平复出！
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3月2日，周恩来在《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又写明，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这一报告后来经毛泽东批准，也就开始了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国务院日常工作。
邓小平提议，成立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并任命胡乔木为主任。因为邓小平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整顿，首当其冲的是思想、理论上的整顿，他点将就点到了胡乔木头上。
胡乔木一下子就变得忙碌起来。据他的日记记载，光是去邓小平那里，就去了25次之多！
邓小平很聪明，他深知要想理顺国民经济那混乱的局面，必须借助于毛泽东著作的威力。他很欣赏毛泽东1956年4月所作《论十大关系》，邓小平即致函毛泽东：“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邓小平要求毛泽东审定后公开发表，毛泽东却表示暂时不要公开发表。
邓小平面对被“四人帮”搞得乱糟糟的局面，着手艰难的整顿。1975年7月18日，邓小平派出胡耀邦前往中国科学院负责党组工作并兼任副院长（院长郭沫若因病休养）。胡耀邦一上任，便着手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胡耀邦花了20天，写出了初稿。用他的话来说，“是拼了一点老命的。”
8月11日，胡耀邦带着《汇报提纲》到邓小平那里去，念了一遍。邓小平听罢，说：“很好！”
邓小平要胡乔木帮助修改《汇报提纲》。于是，胡乔木这枝笔，又“重操旧业”了。
闭门九年，胡乔木读了不少书，此刻派上用场了。胡乔木为《汇报提纲》指出了点睛之笔：“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样，《汇报提纲》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就有了理论依据。
胡乔木还为《汇报提纲》加上不少重要的话：
“不搞技术，政治就无所谓挂帅。”
“对理论研究不应任意加以贬低、指责甚至污辱。”
“不能简单依靠摘引几句经典著作加以逻辑的引申就算完事。”
胡乔木提出，必须“突出一个‘扭’字”！“扭”，就是扭转，把“四人帮”的那一套空头政治“扭”过来，“扭”到“三项指示为纲”上来。
《汇报提纲》经胡耀邦同志、胡乔木这“二胡”以及李昌、王光伟反复修改，于9月下旬基本定稿。邓小平送呈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同意后作进一步修改下发全国。然而，毛泽东却未表示同意。
在起草《汇报提纲》的同时，邓小平又指令国家计委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这一重要文件，邓小平仍要胡乔木主持修改工作。
《工业二十条》是整顿工业的纲领性文件。内中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他们口头上也讲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放在一边，不抓这个主要矛盾，而是成天闹人民内部的这一派同那一派的矛盾，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没完没了，争权夺利，拉山头，搞分裂，闹得企业不得安宁，地方不得安宁，党不得安宁。”
《工业二十条》还指出：“他们打着反复旧的旗号搞复旧，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把党的好干部，把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打下了台，坏人当道，好人受气。”
《工业二十条》强调，要整顿那些“软、散、懒”的领导班子。
《工业二十条》于1975年9月20日完成“讨论稿”。
除了主持修改《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之外，胡乔木深感手中没有宣传阵地不行。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都控制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如今成了“新闻首脑”。于是，1975年10月6日，胡乔木提出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名义筹办新刊物《思想战线》。
《思想战线》创刊号上，拟推出重头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此文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力群的主持下，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的，于10月中旬完成初稿。《论总纲》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是各项工作的总纲，而把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又一次“半点名”批判
《思想战线》未及问世便流产了。
忙碌了一阵子的胡乔木，又退回到家中。
1975年11月，形势骤变，毛泽东不满于邓小平的整顿。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指出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
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在“批邓”高潮之中，“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组集中火力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称之为“三棵大毒草”。这“三棵大毒草”，棵棵跟胡乔木有关，其中的两棵还是由胡乔木主持修改的。于是，批判的排炮，朝邓小平轰击，也朝胡乔木轰击。
胡乔木又一次遭到了“半点名”。1976年4月，上海的“帮刊”《学习与批判》第四期上发表署名康立、延风的《〈汇报工作〉出笼的前前后后》，“半点名”式地称胡乔木为“邓小平的参谋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于是，对于“三棵大毒草”的批判火力，不断加强了。
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掀起了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新高潮。社论指出，这是“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社论作了如下“分析”：
《论总纲》是“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
《汇报提纲》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
《工业二十条》则是“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
经江青提议，人民出版社在1976年8月出版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的几个问题〉》三本小册子，印数达几千万册。大量印行这些小册子，据云是为了“发动群众”，进行批判。
于是，各报各刊，大报小报，讨伐“三棵大毒草”。仅《人民日报》，从1976年8月13日至10月6日，发表的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文章、通讯，便达110余篇之多！
胡乔木又被迫写检查，以至写揭发材料之类了。他的屋外，从天安门广场上不时传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声。
不过，也传来令胡乔木为之欣慰的消息：那三本小册子里，附了“三棵大毒草”的原文，以“供批判用”。由于小册子的大量印行，才使普通的老百姓得以见到“三棵大毒草”。他们说：原来，“大毒草”是这么回事！“大毒草”倒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批它们干什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使胡乔木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毛泽东毕竟是他最为崇敬的人，多年的秘书生涯使他对毛泽东充满深厚的感情。然而，在长长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里，依照姓氏笔画，姓胡的只有“胡炜、胡良才、胡金娣”，却没有胡乔木！
终于，1976年10月6日那“十月革命”，扭正了中国的历史车轮，胡乔木破涕为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