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陆定一忽忆“六月雪”！刘少奇沉冤昭千古(5)
陆定一和严慰冰的老家横受查抄，他们在北京中南海内的住所，更是在劫难逃，从严慰冰被绑架走的4月28日起，连续经受了五次掘地三尺的彻底搜查。应该说由公安部执行的第一次抄家，是最为“文明礼貌”的，后来就一次比一次更不“温良恭让”了。一批又一批可爱的革命小将们，一趟又一趟地冲进增福堂来，见书籍就撕，据说那全是“封资修大毒草”，虽然其中既有李白、杜甫和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反动家伙”写的，又有鲁迅、高尔基等革命作家写的，却都沦为同样货色，享受同等待遇。陆定一是个文人，也收藏了几件虽不名贵却也珍爱的陶瓷工艺美术品和古砚之类，“无产阶级”岂能搞这一套，乓里乒啷，嘁里咔嚓，全都给砸烂摔碎！最令陆家心疼的，他们多年来购买搜集到的几百张京剧名角唱片，也都成为“毒草”“四旧”毁于一旦，这些小将们有的真不知道，有的装不知道，他们心目中最最“无产阶级化”的康生和江青，用强取豪夺和诈骗偷盗等手段，搞到了大批也属“封资修”的古玩、文物和国宝，以及更多的老京剧唱片等等，据为己有独自赏玩。但是他是他，你是你，他们怎么都行，你陆定一就不行，就得“打翻在地彻底砸烂”不可！
叶群、陈伯达等人得到报告，在陆定一的北京住宅，也查抄出不少东西，这触动他们，不妨将这几批东西集中起来，让更多的人看看，以便接受现实和生动的“阶级教育”。几经磋商，拍板成交，他们决定将无锡送来的“罪证”材料，加上在增福堂抄家所得的各色“封资修”物品，合起来办一个《陆定一、严慰冰反革命罪行展览会》。于是，“史无前例”期间的又一“伟大创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的原北大红楼后院，以著名学者、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命名的“孑民堂”揭幕开张了！
在展览筹办过程中有关人员把各种“罪证”材料摆出以后，发现除了重新整理加工过的青布小轿和几纸地契以外有许多展品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仅不能揭露陆、严二人如何“反动透顶”，相反还透露出他们生活相当简朴，不失一个革命干部的优良家风，这样如实展出，岂不是作了反宣传。当他们向帅府及中央文革请示报告后，竟获得了完全意外的解决办法，批准他们从国库中借出几十捆大面额人民币，外加十几个纯金元宝，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绸缎布匹之类一起充实进原有的展品之中。这一高招果然取得了强烈效果，展览开幕以后，许多观众看到展柜中陈列的巨额钱钞，特别是那么多皇家才有的金光灿灿的元宝，还有整匹的绫罗绸缎，据说其长度可由中南海一直铺到颐和园。人们看后无不对陆定一、严慰冰这对“反革命”及其“反动家庭”，竟如此“骄奢淫逸”和“穷凶极恶”，纷纷表示出自己的强烈愤慨和深刻仇恨。叶群和陈伯达、康生等人，看到中宣部大院内的展览会场中，每天挤满了各个机关、学校、部队和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组织来的观众，连外地“革命派”也都派来了参观学习的代表，不由心花怒放，拍手称快，说这个办法等于进一步宣判了陆定一、严慰冰“政治上的死刑”，他们从此更是两具“政治僵尸”，展览就是将他们来一次陈“尸”示众，这是举办这一展览的重大政治意义。
不过，叶群没有注意到，这次展览除了政治意义以外，对于许多“革命派”来说，还有十分实惠的经济收益。原来在展览结束以后，除了那些成捆人民币和金元宝应该归还国库，整匹的绸缎布和大件展品也应“统一处理”，其余全部展品凡是尚有实用价值的，都用内部处理办法折价出售，一件皮大衣只“卖”十元钱，一个清代出品的细瓷花瓶，标价仅为五角。这使一批“革命派”战友大拣“洋落”发了一次货真价不实的“国难”财。这一政治、经济双丰收的“革命行动”，很快就被推广到全国各地，到处都竞相效法办起了规模大小不一的“罪行展览会”。
上述一切，只是林彪、叶群亲手导演的系列悲剧、丑剧的序幕。以后的部分，许多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陆、严全家及其亲属一一被打入黑牢，分别遭受了多年以至十几年的摧残折磨，严慰冰的老母亲、老共产党员过瑛同志惨死狱中……然而光明必将取代黑暗，正义总会战胜邪恶，林彪、叶群一伙终于自取灭亡，葬身荒漠，与他们狼狈为奸并继承其衣钵的“四人帮”也相继垮台，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传统，陆定一、严慰冰等同志这才大难不死，重见天日。陆老当选为党的中顾委常委，严慰冰也重新工作并出版了著作。可惜，严慰冰同志因为身心受伤过重，于1986年3月不幸早逝。但是，他及全家人亲历过的那些惨痛往事，似乎不该随之湮没。发生在那个不正常年代和不正常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事件，不是可以让人看到、感到和想到些什么吗？
陆定一：“不能走着跟，爬着也要跟上去”
一个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不辞辛劳，奋斗了大半生的功绩卓越的革命者，而今却被“革命”的名义拒之于“革命”之外，并且成了革命的对象。
这是晚饭后的时辰，陆定一坐在写字台前。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烟头的闪光，不时映照他静穆的脸庞，一团团浓烟从嘴里吐出，又缭绕地扩散开来，淡淡地弥漫在他的四周。他的目光望着窗外。这是一个晴朗的春天的夜晚，有淡淡的月光、徐徐的微风。随着暮色的加重，喧闹的市声渐渐停息，周围是一片宜人的恬静……
一根烟抽完了，他熄灭烟头。此刻他感到神清气爽——正是工作的最好。他喜欢夜间工作，这是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一是因为在延安时期，他任《解放日报》的总编，夜间写稿看稿改稿发稿，还要等半夜里报纸清样出来。审定后已是凌晨三四点钟，才上床入寝，天天如此；二是因为毛泽东也喜欢白天休息，夜间工作，多年来跟随他，也就适应了这一种作息习惯。
精神上来了，他拧亮了台灯，下意识地拉开抽屉……平日，抽屉里总是有着看不完的文件，可是这会儿，他伸进去寻摸的手碰到的是硬邦邦的木板——抽屉空空如也。他才醒悟：自己已被撤职，文件已不再送来了。
他已是一个失去工作的人，严格地说，是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人。
他关上抽屉，轻轻地叹了口气，又点燃了一支烟，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出房间，下意识地想到屋外去走一走，可是一到院了里，看到的是守在院门口的岗哨的黑黝黝的身影。他才想到自己还是一个失去了自由的人——他处在软禁之中。
他退了回来，复又回到房间，坐在桌前，心头涌起一种无所事事的恼人的烦躁来。
没有文件，也没有书。他原有的所有书籍和其他文字材料，都被封禁在原来的中南海家中。
也不准外出。自5月8日回京以来，除参加了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次经批准去医院探望因肝病住院的弟弟陆亘一，两次自己到医院看病，几次到北京饭店理发外，他被禁止外出。
“踏遍青山人未老”，他曾经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经出没于太行山漫天的烽火中，也曾转战于陕北的炮火硝烟里……他踏遍千山万水，出生入死，迎来了共和国的灿烂的曙光……而今，他的双脚却被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圈禁在安儿胡同一号狭小的天地，不得越雷池一步。
一个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不辞辛劳，奋斗了大半生的功绩卓越的革命者，而今却被“革命”的名义，拒之于“革命”之外，并且成了革命的对象。
5月22日，杨奇清奉中央之命，前来与陆定一谈话，告诉他中央将成立审查委员会，审查他在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中的嫌疑问题，等审查委员会成立后，会立即通知他。同时，要他自己写检查，交待：（1）与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的关系；（2）历史问题；（3）思想和工作检查。并说，他写检查所需的文件材料，可向中央办公厅要。
对此，他抱定的是积极的态度：欢迎对自己的审查。一是通过审查，可以澄清事实。二是通过审查，可以查出自己的错误。错误查出来，改了，对党对人民对自己都是件好事。
为了写检查，他提出要看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5月29日，送到了这次会议的57个文件，但未等他看个究竟，这些文件又在6月1日突然全部收去，以后屡次要求，却再未送来。
除了与三个子女以及看守人员接触，6、7、8几个月里再也没人来谈话，加之不准外出，等于与世隔绝。
想多读点书，读书是他一生的嗜好。他曾要求将中南海家中存有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等书籍要来阅读，但就是这样的正当的要求，也未被准允。最后，总算要来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本《反杜林论》。
报纸还可以读，也只能通过报纸才能多少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
他看到的是“文革”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央下达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提出了全国各行各业都应该成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的号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央关于“文革”的决定；毛泽东身着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会见首都革命群众；首都召开百万人庆祝“文革”大会；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破四旧大串连……
所有出现的事物，确是“史无前例”，令人“耳目一新”，应接不暇。软禁中的他，发出感叹“这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一边读书看报，一边反省自己过去的思想和工作，检查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当然这种反省和检查必须以“文革”提出的路线方针来作为对照。这样，自然就找出了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比如，以前对大跃进有怀疑，对高等学校半工半读有怀疑，对“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有怀疑，对“文艺的‘三十年代’根子在中宣部”等等有怀疑。
有错误就得找出错误的根源，他总结为“是对主席思想的伟大意义认识很差”。“毛著就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工农学毛著，我自然赞成。但思想深处，对‘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有过怀疑。”“世界革命已进到毛泽东思想时代。七亿人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第三部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具有全国性和世界性的长远意义的，作为党的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不认识这一点，就违背马列主义、犯方向性的错误。当然就会在一系列问题上犯错误。许多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文章，水平比我高，我大大落后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是一条，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对‘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也认识不足。总的来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之后，他诚恳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和愿望：“我是共产党员，生着是为了革命，没有舍不得改的错误。我希望能够看到同志们关于指出我的错误的大字报，和我自己的文章和发言记录，以便认识和改正这些错误。希望有机会贡献我力所能及的力量，参加文化大革命。党要我怎样做，我便怎样做。”
他还多次喊出一个共产党员在厄运和逆境中对党的誓言：
“我要坚决站在革命的方面，不能走着跟，爬着也要跟上去。”
“跟着主席干革命，不能走着跟，爬着也要跟上去。”
这种软禁，我抗议
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承认在实际工作中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陆定一却不能接受对自己“反党”的指责：“我当然犯了很多错误，但我没有像报告中所说的搞反党活动，没有结党营私，没有反对毛主席。”
陆定一也坚决否认自己同匿名信有任何关联：“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提出八条证据，说我同严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关。对我的怀疑和愤慨，我亦谅解。因为这类案件，我入党以来的确是第一次看见。但这八条，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冤枉的。”
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对八条提出了答辩。
比如，桌子玻璃板下的匿名信和所存的匿名信底稿的问题，“我在中南海的书桌，是不用玻璃板的……上述这封匿名信，以及严慰冰所存的匿名信底稿，却倒应该是一个反证，证明我同她没有串通，如果串通了，在彭真把她的罪行告诉我以后，她还不会销毁罪证，反而依然保存着，甚至镶在玻璃板下么？”
又如，“说我用买表写信的办法，给反革命分子严慰冰说‘黑话’，是不合事实的；如果要‘说黑话’，为什么不在北京对她口头‘说’，却要到上海‘说’呢？”“上海女表只有半钢一种，这是上海的服务工作同志（不知其名）告诉我的，也是要我在许多种里面挑一种。”“如果是‘黑信’‘黑表’，我就不敢托华东局宣传部通过组织关系送回北京了。”
关于严慰冰何以知道林彪的地址，“这个原因，我确实不知道。我不打听中央常委同志的所在，有时别人告诉我，我亦不传，更不会打听门牌号码……”
所谓最恶毒的“十条”是否是他做的诗？他回答：“我在上海会议时没有做过诗，只背诵过沈钧儒的一首诗：‘脚底奔驰汉代城，计程已过峡星星。此行得见天山雪，不负苍茫万里心’。我欣赏‘脚底奔驰’，是坐在飞机上看地下的描写。”
再有，“陆德德的取名，不是‘一个德是朱德同志，一个德是彭德怀’。此次我问了陆德，又回想起当时情况，虽然这个名字是过瑛（严的母亲）取的，但名字确实无‘一个德是彭德怀’之事。陆德是1947年生的，那时彭德怀还在太行山，过瑛根本不认识他。”
答辩之后，他提出自己的愿望：“我希望关于我在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中的错误，党早日给我结论，以便我能早日回到革命的大集体中来。”
事实一定能够澄清，真相一定会大白，他对此充满信心：“我们的党，是有认真的批评自我批评的党，也是实事求是的党。我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处理我的问题。”
“有些同志担心我会自杀，我决不会这样做，因为我没有做亏心事，我还要活着，跟毛主席干革命，把最后的几年献给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添补一砖一瓦。我要做个有志气的人，永远革命的人。”
第一节 增福堂女主人被绑怀仁堂陆定一蒙冤（5）
然而，他所提出的这些，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没有人向他传达审查委员会是否成立、工作进展如何、审查结论如何。他给党中央写的一封封信，也如同石沉大海。他似乎被人遗忘。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过去了……
然而他并没有被人遗忘。“文革”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对他的斗争也由中央领导层内部的揭批转向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他的孩子从外面带来消息：批判的大字报贴满了中宣部的墙壁；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员会已于9月24日向外地来京的学生作报告，揭露他在中宣部所犯的“罪行”。
叶群、陈伯达等人得到报告，在陆定一的北京住宅，也查抄出不少东西，这触动他们，不妨将这几批东西集中起来，让更多的人看看，以便接受现实和生动的“阶级教育”。几经磋商，拍板成交，他们决定将无锡送来的“罪证”材料，加上在增福堂抄家所得的各色“封资修”物品，合起来办一个《陆定一、严慰冰反革命罪行展览会》。于是，“史无前例”期间的又一“伟大创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的原北大红楼后院，以著名学者、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命名的“孑民堂”揭幕开张了！
在展览筹办过程中有关人员把各种“罪证”材料摆出以后，发现除了重新整理加工过的青布小轿和几纸地契以外有许多展品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仅不能揭露陆、严二人如何“反动透顶”，相反还透露出他们生活相当简朴，不失一个革命干部的优良家风，这样如实展出，岂不是作了反宣传。当他们向帅府及中央文革请示报告后，竟获得了完全意外的解决办法，批准他们从国库中借出几十捆大面额人民币，外加十几个纯金元宝，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绸缎布匹之类一起充实进原有的展品之中。这一高招果然取得了强烈效果，展览开幕以后，许多观众看到展柜中陈列的巨额钱钞，特别是那么多皇家才有的金光灿灿的元宝，还有整匹的绫罗绸缎，据说其长度可由中南海一直铺到颐和园。人们看后无不对陆定一、严慰冰这对“反革命”及其“反动家庭”，竟如此“骄奢淫逸”和“穷凶极恶”，纷纷表示出自己的强烈愤慨和深刻仇恨。叶群和陈伯达、康生等人，看到中宣部大院内的展览会场中，每天挤满了各个机关、学校、部队和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组织来的观众，连外地“革命派”也都派来了参观学习的代表，不由心花怒放，拍手称快，说这个办法等于进一步宣判了陆定一、严慰冰“政治上的死刑”，他们从此更是两具“政治僵尸”，展览就是将他们来一次陈“尸”示众，这是举办这一展览的重大政治意义。
不过，叶群没有注意到，这次展览除了政治意义以外，对于许多“革命派”来说，还有十分实惠的经济收益。原来在展览结束以后，除了那些成捆人民币和金元宝应该归还国库，整匹的绸缎布和大件展品也应“统一处理”，其余全部展品凡是尚有实用价值的，都用内部处理办法折价出售，一件皮大衣只“卖”十元钱，一个清代出品的细瓷花瓶，标价仅为五角。这使一批“革命派”战友大拣“洋落”发了一次货真价不实的“国难”财。这一政治、经济双丰收的“革命行动”，很快就被推广到全国各地，到处都竞相效法办起了规模大小不一的“罪行展览会”。
上述一切，只是林彪、叶群亲手导演的系列悲剧、丑剧的序幕。以后的部分，许多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陆、严全家及其亲属一一被打入黑牢，分别遭受了多年以至十几年的摧残折磨，严慰冰的老母亲、老共产党员过瑛同志惨死狱中……然而光明必将取代黑暗，正义总会战胜邪恶，林彪、叶群一伙终于自取灭亡，葬身荒漠，与他们狼狈为奸并继承其衣钵的“四人帮”也相继垮台，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传统，陆定一、严慰冰等同志这才大难不死，重见天日。陆老当选为党的中顾委常委，严慰冰也重新工作并出版了著作。可惜，严慰冰同志因为身心受伤过重，于1986年3月不幸早逝。但是，他及全家人亲历过的那些惨痛往事，似乎不该随之湮没。发生在那个不正常年代和不正常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事件，不是可以让人看到、感到和想到些什么吗？
陆定一：“不能走着跟，爬着也要跟上去”
一个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不辞辛劳，奋斗了大半生的功绩卓越的革命者，而今却被“革命”的名义拒之于“革命”之外，并且成了革命的对象。
这是晚饭后的时辰，陆定一坐在写字台前。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烟头的闪光，不时映照他静穆的脸庞，一团团浓烟从嘴里吐出，又缭绕地扩散开来，淡淡地弥漫在他的四周。他的目光望着窗外。这是一个晴朗的春天的夜晚，有淡淡的月光、徐徐的微风。随着暮色的加重，喧闹的市声渐渐停息，周围是一片宜人的恬静……
一根烟抽完了，他熄灭烟头。此刻他感到神清气爽——正是工作的最好。他喜欢夜间工作，这是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一是因为在延安时期，他任《解放日报》的总编，夜间写稿看稿改稿发稿，还要等半夜里报纸清样出来。审定后已是凌晨三四点钟，才上床入寝，天天如此；二是因为毛泽东也喜欢白天休息，夜间工作，多年来跟随他，也就适应了这一种作息习惯。
精神上来了，他拧亮了台灯，下意识地拉开抽屉……平日，抽屉里总是有着看不完的文件，可是这会儿，他伸进去寻摸的手碰到的是硬邦邦的木板——抽屉空空如也。他才醒悟：自己已被撤职，文件已不再送来了。
他已是一个失去工作的人，严格地说，是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人。
他关上抽屉，轻轻地叹了口气，又点燃了一支烟，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出房间，下意识地想到屋外去走一走，可是一到院了里，看到的是守在院门口的岗哨的黑黝黝的身影。他才想到自己还是一个失去了自由的人——他处在软禁之中。
他退了回来，复又回到房间，坐在桌前，心头涌起一种无所事事的恼人的烦躁来。
没有文件，也没有书。他原有的所有书籍和其他文字材料，都被封禁在原来的中南海家中。
也不准外出。自5月8日回京以来，除参加了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次经批准去医院探望因肝病住院的弟弟陆亘一，两次自己到医院看病，几次到北京饭店理发外，他被禁止外出。
“踏遍青山人未老”，他曾经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经出没于太行山漫天的烽火中，也曾转战于陕北的炮火硝烟里……他踏遍千山万水，出生入死，迎来了共和国的灿烂的曙光……而今，他的双脚却被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圈禁在安儿胡同一号狭小的天地，不得越雷池一步。
一个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不辞辛劳，奋斗了大半生的功绩卓越的革命者，而今却被“革命”的名义，拒之于“革命”之外，并且成了革命的对象。
5月22日，杨奇清奉中央之命，前来与陆定一谈话，告诉他中央将成立审查委员会，审查他在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中的嫌疑问题，等审查委员会成立后，会立即通知他。同时，要他自己写检查，交待：（1）与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的关系；（2）历史问题；（3）思想和工作检查。并说，他写检查所需的文件材料，可向中央办公厅要。
对此，他抱定的是积极的态度：欢迎对自己的审查。一是通过审查，可以澄清事实。二是通过审查，可以查出自己的错误。错误查出来，改了，对党对人民对自己都是件好事。
为了写检查，他提出要看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5月29日，送到了这次会议的57个文件，但未等他看个究竟，这些文件又在6月1日突然全部收去，以后屡次要求，却再未送来。
除了与三个子女以及看守人员接触，6、7、8几个月里再也没人来谈话，加之不准外出，等于与世隔绝。
想多读点书，读书是他一生的嗜好。他曾要求将中南海家中存有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等书籍要来阅读，但就是这样的正当的要求，也未被准允。最后，总算要来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本《反杜林论》。
报纸还可以读，也只能通过报纸才能多少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
他看到的是“文革”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央下达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提出了全国各行各业都应该成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的号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央关于“文革”的决定；毛泽东身着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会见首都革命群众；首都召开百万人庆祝“文革”大会；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破四旧大串连……
所有出现的事物，确是“史无前例”，令人“耳目一新”，应接不暇。软禁中的他，发出感叹“这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一边读书看报，一边反省自己过去的思想和工作，检查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当然这种反省和检查必须以“文革”提出的路线方针来作为对照。这样，自然就找出了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比如，以前对大跃进有怀疑，对高等学校半工半读有怀疑，对“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有怀疑，对“文艺的‘三十年代’根子在中宣部”等等有怀疑。
有错误就得找出错误的根源，他总结为“是对主席思想的伟大意义认识很差”。“毛著就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工农学毛著，我自然赞成。但思想深处，对‘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有过怀疑。”“世界革命已进到毛泽东思想时代。七亿人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第三部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具有全国性和世界性的长远意义的，作为党的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不认识这一点，就违背马列主义、犯方向性的错误。当然就会在一系列问题上犯错误。许多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文章，水平比我高，我大大落后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是一条，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对‘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也认识不足。总的来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之后，他诚恳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和愿望：“我是共产党员，生着是为了革命，没有舍不得改的错误。我希望能够看到同志们关于指出我的错误的大字报，和我自己的文章和发言记录，以便认识和改正这些错误。希望有机会贡献我力所能及的力量，参加文化大革命。党要我怎样做，我便怎样做。”
他还多次喊出一个共产党员在厄运和逆境中对党的誓言：
“我要坚决站在革命的方面，不能走着跟，爬着也要跟上去。”
“跟着主席干革命，不能走着跟，爬着也要跟上去。”
这种软禁，我抗议
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承认在实际工作中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陆定一却不能接受对自己“反党”的指责：“我当然犯了很多错误，但我没有像报告中所说的搞反党活动，没有结党营私，没有反对毛主席。”
陆定一也坚决否认自己同匿名信有任何关联：“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提出八条证据，说我同严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关。对我的怀疑和愤慨，我亦谅解。因为这类案件，我入党以来的确是第一次看见。但这八条，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冤枉的。”
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对八条提出了答辩。
比如，桌子玻璃板下的匿名信和所存的匿名信底稿的问题，“我在中南海的书桌，是不用玻璃板的……上述这封匿名信，以及严慰冰所存的匿名信底稿，却倒应该是一个反证，证明我同她没有串通，如果串通了，在彭真把她的罪行告诉我以后，她还不会销毁罪证，反而依然保存着，甚至镶在玻璃板下么？”
又如，“说我用买表写信的办法，给反革命分子严慰冰说‘黑话’，是不合事实的；如果要‘说黑话’，为什么不在北京对她口头‘说’，却要到上海‘说’呢？”“上海女表只有半钢一种，这是上海的服务工作同志（不知其名）告诉我的，也是要我在许多种里面挑一种。”“如果是‘黑信’‘黑表’，我就不敢托华东局宣传部通过组织关系送回北京了。”
关于严慰冰何以知道林彪的地址，“这个原因，我确实不知道。我不打听中央常委同志的所在，有时别人告诉我，我亦不传，更不会打听门牌号码……”
所谓最恶毒的“十条”是否是他做的诗？他回答：“我在上海会议时没有做过诗，只背诵过沈钧儒的一首诗：‘脚底奔驰汉代城，计程已过峡星星。此行得见天山雪，不负苍茫万里心’。我欣赏‘脚底奔驰’，是坐在飞机上看地下的描写。”
再有，“陆德德的取名，不是‘一个德是朱德同志，一个德是彭德怀’。此次我问了陆德，又回想起当时情况，虽然这个名字是过瑛（严的母亲）取的，但名字确实无‘一个德是彭德怀’之事。陆德是1947年生的，那时彭德怀还在太行山，过瑛根本不认识他。”
答辩之后，他提出自己的愿望：“我希望关于我在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中的错误，党早日给我结论，以便我能早日回到革命的大集体中来。”
事实一定能够澄清，真相一定会大白，他对此充满信心：“我们的党，是有认真的批评自我批评的党，也是实事求是的党。我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处理我的问题。”
“有些同志担心我会自杀，我决不会这样做，因为我没有做亏心事，我还要活着，跟毛主席干革命，把最后的几年献给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添补一砖一瓦。我要做个有志气的人，永远革命的人。”
第一节 增福堂女主人被绑怀仁堂陆定一蒙冤（5）
然而，他所提出的这些，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没有人向他传达审查委员会是否成立、工作进展如何、审查结论如何。他给党中央写的一封封信，也如同石沉大海。他似乎被人遗忘。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过去了……
然而他并没有被人遗忘。“文革”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对他的斗争也由中央领导层内部的揭批转向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他的孩子从外面带来消息：批判的大字报贴满了中宣部的墙壁；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员会已于9月24日向外地来京的学生作报告，揭露他在中宣部所犯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