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陆定一忽忆“六月雪”！刘少奇沉冤昭千古(8)
然后老人被提了起来，汉子们围成一个圈，老人被圈在中间，一场以老人为目标的轮翻拳击又开始了。“嘭！”老人当胸挨了一拳，踉踉跄跄地后退好几步，摇摇欲坠之时，“嘭！”另一边的拳头出击了，老人又倒向另一边。
“嘭！嘭！嘭！嘭……”
老人瘫倒了……打手们将老人架在凳子上，待他稍微休歇过来，又强迫他站定、低头，他不开口，但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就这样循环不息，周而复始。
一天、两天……
第三天，又换了一种折磨老人的方式。
审讯组长宣布：“你听着，上级指示对你们这种人，如果证据确凿，但死不承认，就可以用这个。”他举起手上的东西一晃——是一副铮铮作响、龇牙咧嘴的手铐。
于是陆定一被铐住了双手，继续接受审讯。
“说不说？”
沉默。
“咯……”手铐收紧了些。
“快说！”
沉默。
“咯咯……”手铐又收紧了些……
手铐越收越紧，死死地箍住老人的双腕，腕骨在硬邦邦的挤压中像要碎裂……老人咬紧牙关，疼痛仍使他全身颤抖。虽说是冬天，他额上汗水却大串大串地滚落。
老人又瘫倒了……
没日没夜的审讯，无休止的肉体和精神的残酷折磨，一天仅有的一小时的睡眠——似乎刚刚闭上眼皮却又被催命似的嗥叫赶醒，极度疲乏中的折磨，大脑神经被越绷越紧却又似有千万个指头疯狂地弹拨着弹拨着弹拨着……
老人的身心已极度衰竭，而刑讯却仍在继续，打手们已经迫不及待，加紧对他严刑拷问：“承不承认你是叛徒、内奸？”
是的，他们要的不就是这个！他们要给他的历史泼上污水，那末对他的迫害就是显得“名正言顺”了。叛徒、内奸——那可是致命的罪名。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1932年，陆定一被王明集团降职从赣南苏区调到上海团中央做组织部干事。1933年旧历正月十五前夕，上海团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许多人被捕，他却得以逃脱，并由夏采喜同志派的一位交通员带路到了赣东北苏区的葛溪。在葛溪他看见瑞金出版的苏区团中央局的机关报《青年实话》刊登的一条决议，说根据上海的报告，陆定一逃跑回家，党中央、团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和团籍。他回到瑞金后，向党中央上诉，董必武主持给他平了反，并声明党中央并没有做过开除陆定一党籍的决议。事隔30余年，现在这些人抓住这一点，想再度把历史搞浑。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江西的黄知真也知道当年他从上海到苏区的这段历史情况，并对此做了证明。他们没有捞到有用的稻草。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事实可以“创造”事实，没有把柄可抓、可以“炮制”把柄。最后，“制造”也不要了，只须严刑逼供，有了“供词”，便大案告成，“罪责难逃”矣！
在陆定一老人极度衰竭、神思恍惚之时，打手们在他面前摆上了纸笔……
一份关于“叛徒”的口供“制造”出来了。
这大概就是那些人后来洋洋得意所说的“重大突破”。
这就是陆定一在鼓楼大街帽儿胡同九号所经历的严刑逼供的十天。
最后他被带出了这个有着假山的院子，关到了海军大楼西南方向的另一个四合院的一间屋子里，房间的门整天被关得严严实实，连窗户也涂黑了。看守终日站在房里，监视着他一举一动。上厕所必须事先报告，并要获得看守所头儿的批准，看守才能放人出去。有时候，竟然等上两个小时，上厕所的报告却没有回音。
在这以前，还可以听听收音机，要烟、要电池之类的也可以托人去买。现在，这一切都禁止了，连收音机也不准听了。
院子里一片死寂，偶尔可以听到隔壁有咳嗽之声，仔细一听，竟是林枫的声音——他也被关进这里来了？
这一个冬春北京缺煤烧，像他这样的犯人，屋子里取暖烧的当然只有煤矸石了。煤矸石烟大，且硫磺味极重，加之门窗被关得严严实实，屋子便终日烟雾迷漫、臭气刺鼻。陆定一就在这样的屋子里，关了三个多月，一直关到4月谷雨前夕，被送进秦城监狱之日。
自此，陆定一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与世隔绝的狱中生涯……
“68164”号：秦城监狱的特殊犯人
严刑逼供取得“重大突破”以后，专案组的打手们弹冠相庆，既然“证据确凿”，“反革命分子”加“叛徒、内奸”，理所当然应该送去坐大牢。
1968年5月23日，专案组打好了一份关于逮捕陆定一的报告。其实在这以前，他已被非法关押三年时间。这份报告提出正式办理逮捕手续，好把他送进正规监狱。
报告送给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审批，陈伯达大笔一挥：“同意”。谢富治、吴法宪也做了同样的批示。
就这样，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的法律程序、没有法庭的判决，单凭捏造的罪名，一位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的老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堂堂共和国的副总理，被投进了秦城大狱。
京郊，一个远离闹市的地方，在一片荒凉沉寂的石山脚下，一圈设有通电缆的铁丝网的高大围墙环绕着几幢灰色的楼房。从外观看，这些高高矮矮矗立的楼房与普通楼房不同之处是：窗户很高，很小，密密麻麻地洞开在墙上，黑幽幽像无数张开的没有瞳仁的眼睛。
进去需要穿过三重厚重的铁门，门旁的双岗哨兵手持的枪刺闪着逼人的寒光，高墙四角有岗楼，布置着探照灯、机枪，岗哨居高临下，警惕的目光日日夜夜注视着墙内墙外所及范围的动静，威严而又森然。
这就是秦城！
秦城原是为了专门关押侵华日寇战犯而造的监狱，在“文革”期间，被林彪、“四人帮”用来囚禁被他们宣判为要犯、重犯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军队的将领、老公安和其他受害者，其中包括功勋卓著的抗日勇士，他们当年的浴血奋战，把侵华日寇送进坟墓和牢笼，现在他们自己却被送进关押敌人的牢狱，这不是历史的误会，就是历史的沉沦。
陆定一，当年的八路军前敌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威震敌胆的百团大战的指挥机关的成员之一，而今，也成了这座监狱的特等囚犯。
他住的牢房是一间不足六平米的单人囚室。靠墙放着一张木板小床，术板架离地面尺余高。牢房的一角有一个小水池，供盥洗之用。牢房内不放马桶，只是在水池边设有一水泥便池，“方便”之后从小池中舀水冲洗。牢房两道门，里边一扇是铁栏门，外边一扇六寸见方的活动小门，用来打水打饭。一个窗户，很小，且高高在上，站着伸手也够不着。一个15瓦灯泡，高高地挂在天花板下，电灯的开关却设在门外，由看守控制。
在他牢房外的门首上，挂站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
它们有着特定的含义……
这几个阿拉伯数字的排列，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来说，无疑如同于等待破译的密码。可它们对于一位老人，却是一段触心的往事，是4400多个昏天黑地的日子，是魔影，是屈辱，是苦难岁月的伤痕……
高墙、电网、铁门……
这里是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
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自远而近，扬一路尘土而来，到了大门边才放慢了速度。
持枪的岗哨奔向前去，探明了什么，朝里一挥手……
“嘎吱——”第一重门打开了；
“嘎吱——”第二重门打开了；
“嘎吱——”第三重门打开了。
囚车缓缓地穿过这三道门洞，在院子里戛然停下。
车门开了，两个带手枪的人挟着一名“囚犯”下了车。
他在院子的地坪上站定，吃力地睁大眼睛，打量着四周，想弄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但还未看清个究竟，他立即被带进一间屋子里。
当他再度被带出那间屋子时，他身上原来的衣服不见了，手表也被扣留了，换上了一套黑色的囚衣。这回，他看见他的面前，矗立着四座三层楼房，他被带进其中的一座，走过一重又一重沉重的铁门，走过昏暗幽深的甬道，并被推搡着上了一道楼梯，又继续沿着甬道朝前走……
甬道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着的挂着锁头的小铁门。
当他站定，身后响起一声“哐当”的关门声时，四周立即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和昏黑。好一阵，眼前什么也看不见……渐渐地，才恍然觉出上方有一道淡白的光影，抬头将目光探去，才看见伸手也够不着的墙上，开有一个四方小窗。
这是牢房！
此刻，老人似乎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囚徒。
实际上，失去自由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关押、审查、批斗……各种五花八门的“专政”形式都经受过了，却没想到，未经过任何正当的法律程序，自己就不明不白地成了共和国秦城监狱的一名囚犯。
“岂有此理！”老人愤怒了，转过身，挥起双拳，“嘭嘭嘭嘭”地击打着牢门，大声喊道：“我犯了什么罪？岂有此理！”
“啪嗒”。回答老人的是从外面传来的一声轻微的响声，牢房里突然亮堂了些。一个灯泡像倒挂着的小人头，高高地悬在天花板上，散发着暗淡的光。烧红了的钨丝似一张冷笑着的嘴，居高临下，龇牙咧嘴地对着愤怒的老人……
在他牢房的门首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
它们有着特定的含义：
68——入狱时间：1968年；
1——这位囚犯的编号。
64号特等囚犯的真实姓名：陆定一。
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
1968年4月29日，他却成了“68164”——
中国秦城监狱的一名特等囚犯。
早上7点听哨音起床，晚上9点听哨音睡觉，平时不能躺在床上。
每天供三次开水，每次一杯。
每月洗澡一次，每次半小时，无论冬夏皆如此。
每天放风一次，每次一小时，或者是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4点。放风地点设在牢房外的一块地坪上，一道长墙将地坪一隔两半，墙两侧隔成小格，活像两溜猪圈。看守站在高高的中墙上监视，可将两边格子里的情形一览无余。犯人一个一个单独地放出来，一个人一格，隔着高高的隔墙，谁也看不见别人。这样，同时关押在一个楼房的人，多少年来也照不上面，可谓“咳嗽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囚衣、囚室、囚规……就这样，他过起了正儿八经的囚犯生涯。
牢中岁月相对于外面所经历的狂潮中的日子似乎“平静”些。高墙既是囚笼，从某种意义说，也是一道“隔离层”——在高墙内，可以免受“群众专政”的触及，不用参加批斗会接受“红卫兵审判”。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看到过的一份1980年审问陈伯达的法庭记录：审判员问陈伯达：“你下达书面指示，要把身为副总理的陆定一交红卫兵审判，这是严重违反宪法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你当时知道不知道？”
答：“当时没想到。”
问：“这不仅会使他受到人身迫害，而且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
答：“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想到，但是当时呢，我是在发疯的时刻。”
“发疯的时刻”，这句话倒一点不假，它不仅道出了陈伯达当时的心态，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的写照：发疯的“群众运动”，发疯的“红卫后审判”，“文革”就是一场“发疯的运动”。
许多年后，当笔者采访陆定一老人，对这场“发疯的运动”有着切身体验的他谈到这里时，对笔者说：“关进牢里比接受‘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要好些，牢里多少还有个规矩。不然，‘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无法无天，会被整死的，多少人就这样被整死了呀！我没有死，算幸运。”
这是老人经受了那些不堪忍受的摧残、折磨和凌辱后的“经验之谈”。
坐牢倒算为一种“幸事”——怎样一个荒诞、残暴、恐怖的年代！
手铐戴了整整60天
说监狱里较为“平静”只是相对而言。监狱里同样有残酷的迫害，同样有法西斯。因为在这时这座监狱是专为林彪、“四人帮”这群迫害狂服务的，主要指挥者是康生、陈伯达，直接肆虐者是谢富治。在魔鬼当道的时候，秦城，就是一座人间地狱。多少人在这里被他们折磨致病、致残、致疯，甚至致死！
陆定一进了监狱，而审讯他的专案组却一直没有撤销，审讯也仍在继续进行。他常常被提审，甚至在夜里也冷不防被传讯，仍然是逼供信的那一套。提审后由专案组出题目，要他回牢房写出交待材料。关于此类交待材料、检查、认罪书写个没完，记不清写了多少。后来这些材料找出来，写下的纸垒起来竟有几尺厚。
牢狱生活，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这牢要坐到什么时候呢？最令人气愤的是，把他送进秦城，并没有说明他究竟犯了什么具体的罪，要服多少年刑。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漫无限期地坐下去么？
一日，在走向放风圈的路上，他远远看见前方路上，有一团墨黑的东西。走得前去，一看，是一只蝉，一只饭钵大的蝉。这样巨大的蝉，他还从未见过哩。
蝉却背朝地、肚朝天地躺着——啊，它死了！
这是冬天的季节，阵阵西北风扬着尘沙呼啸着刮过长空，空气中有着砭人肌肤的寒意。他轻轻地将蝉的身体翻过来。卧伏式的蝉，虽然没有生命，却倏然恢复出它那堂堂雄姿：光滑、漆亮的胴体，黑宝石般鼓凸的目珠，抓扎着地面的坚硬如铁的节足，都透着一种威武的神韵。那平展地紧贴背部的透明双翼，在风中微微颤动，仿佛是振翅欲飞。
蝉是真正的歌手，这不仅在于它的歌声高亢动听，更可贵的是它不像其他会发声的虫豸，只是藏在草丛、土隙、石缝等幽暗的角落里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层层懦懦地低吟浅唱，而蝉，总是选择高树亮枝，在热烈的阳光下放喉高歌，直抒胸臆。
然而，等待蝉的命运却是凛冽的寒流、霜雪和冰冻。冷酷的季节伸出肆虐的手，封闭它的歌喉、扼杀它的生命……
他在蝉的面前默立，联想到这场政治寒潮，那狂风淫雨摧残中的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凄惨景象，一批又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权奸当道、妖孽横行，党和人民的命运会怎样？中国向何处去……他的心充满了忧虑，一颗心变得万分沉重。
“嘭！嘭！嘭！嘭……”
老人瘫倒了……打手们将老人架在凳子上，待他稍微休歇过来，又强迫他站定、低头，他不开口，但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就这样循环不息，周而复始。
一天、两天……
第三天，又换了一种折磨老人的方式。
审讯组长宣布：“你听着，上级指示对你们这种人，如果证据确凿，但死不承认，就可以用这个。”他举起手上的东西一晃——是一副铮铮作响、龇牙咧嘴的手铐。
于是陆定一被铐住了双手，继续接受审讯。
“说不说？”
沉默。
“咯……”手铐收紧了些。
“快说！”
沉默。
“咯咯……”手铐又收紧了些……
手铐越收越紧，死死地箍住老人的双腕，腕骨在硬邦邦的挤压中像要碎裂……老人咬紧牙关，疼痛仍使他全身颤抖。虽说是冬天，他额上汗水却大串大串地滚落。
老人又瘫倒了……
没日没夜的审讯，无休止的肉体和精神的残酷折磨，一天仅有的一小时的睡眠——似乎刚刚闭上眼皮却又被催命似的嗥叫赶醒，极度疲乏中的折磨，大脑神经被越绷越紧却又似有千万个指头疯狂地弹拨着弹拨着弹拨着……
老人的身心已极度衰竭，而刑讯却仍在继续，打手们已经迫不及待，加紧对他严刑拷问：“承不承认你是叛徒、内奸？”
是的，他们要的不就是这个！他们要给他的历史泼上污水，那末对他的迫害就是显得“名正言顺”了。叛徒、内奸——那可是致命的罪名。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1932年，陆定一被王明集团降职从赣南苏区调到上海团中央做组织部干事。1933年旧历正月十五前夕，上海团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许多人被捕，他却得以逃脱，并由夏采喜同志派的一位交通员带路到了赣东北苏区的葛溪。在葛溪他看见瑞金出版的苏区团中央局的机关报《青年实话》刊登的一条决议，说根据上海的报告，陆定一逃跑回家，党中央、团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和团籍。他回到瑞金后，向党中央上诉，董必武主持给他平了反，并声明党中央并没有做过开除陆定一党籍的决议。事隔30余年，现在这些人抓住这一点，想再度把历史搞浑。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江西的黄知真也知道当年他从上海到苏区的这段历史情况，并对此做了证明。他们没有捞到有用的稻草。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事实可以“创造”事实，没有把柄可抓、可以“炮制”把柄。最后，“制造”也不要了，只须严刑逼供，有了“供词”，便大案告成，“罪责难逃”矣！
在陆定一老人极度衰竭、神思恍惚之时，打手们在他面前摆上了纸笔……
一份关于“叛徒”的口供“制造”出来了。
这大概就是那些人后来洋洋得意所说的“重大突破”。
这就是陆定一在鼓楼大街帽儿胡同九号所经历的严刑逼供的十天。
最后他被带出了这个有着假山的院子，关到了海军大楼西南方向的另一个四合院的一间屋子里，房间的门整天被关得严严实实，连窗户也涂黑了。看守终日站在房里，监视着他一举一动。上厕所必须事先报告，并要获得看守所头儿的批准，看守才能放人出去。有时候，竟然等上两个小时，上厕所的报告却没有回音。
在这以前，还可以听听收音机，要烟、要电池之类的也可以托人去买。现在，这一切都禁止了，连收音机也不准听了。
院子里一片死寂，偶尔可以听到隔壁有咳嗽之声，仔细一听，竟是林枫的声音——他也被关进这里来了？
这一个冬春北京缺煤烧，像他这样的犯人，屋子里取暖烧的当然只有煤矸石了。煤矸石烟大，且硫磺味极重，加之门窗被关得严严实实，屋子便终日烟雾迷漫、臭气刺鼻。陆定一就在这样的屋子里，关了三个多月，一直关到4月谷雨前夕，被送进秦城监狱之日。
自此，陆定一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与世隔绝的狱中生涯……
“68164”号：秦城监狱的特殊犯人
严刑逼供取得“重大突破”以后，专案组的打手们弹冠相庆，既然“证据确凿”，“反革命分子”加“叛徒、内奸”，理所当然应该送去坐大牢。
1968年5月23日，专案组打好了一份关于逮捕陆定一的报告。其实在这以前，他已被非法关押三年时间。这份报告提出正式办理逮捕手续，好把他送进正规监狱。
报告送给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审批，陈伯达大笔一挥：“同意”。谢富治、吴法宪也做了同样的批示。
就这样，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的法律程序、没有法庭的判决，单凭捏造的罪名，一位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的老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堂堂共和国的副总理，被投进了秦城大狱。
京郊，一个远离闹市的地方，在一片荒凉沉寂的石山脚下，一圈设有通电缆的铁丝网的高大围墙环绕着几幢灰色的楼房。从外观看，这些高高矮矮矗立的楼房与普通楼房不同之处是：窗户很高，很小，密密麻麻地洞开在墙上，黑幽幽像无数张开的没有瞳仁的眼睛。
进去需要穿过三重厚重的铁门，门旁的双岗哨兵手持的枪刺闪着逼人的寒光，高墙四角有岗楼，布置着探照灯、机枪，岗哨居高临下，警惕的目光日日夜夜注视着墙内墙外所及范围的动静，威严而又森然。
这就是秦城！
秦城原是为了专门关押侵华日寇战犯而造的监狱，在“文革”期间，被林彪、“四人帮”用来囚禁被他们宣判为要犯、重犯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军队的将领、老公安和其他受害者，其中包括功勋卓著的抗日勇士，他们当年的浴血奋战，把侵华日寇送进坟墓和牢笼，现在他们自己却被送进关押敌人的牢狱，这不是历史的误会，就是历史的沉沦。
陆定一，当年的八路军前敌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威震敌胆的百团大战的指挥机关的成员之一，而今，也成了这座监狱的特等囚犯。
他住的牢房是一间不足六平米的单人囚室。靠墙放着一张木板小床，术板架离地面尺余高。牢房的一角有一个小水池，供盥洗之用。牢房内不放马桶，只是在水池边设有一水泥便池，“方便”之后从小池中舀水冲洗。牢房两道门，里边一扇是铁栏门，外边一扇六寸见方的活动小门，用来打水打饭。一个窗户，很小，且高高在上，站着伸手也够不着。一个15瓦灯泡，高高地挂在天花板下，电灯的开关却设在门外，由看守控制。
在他牢房外的门首上，挂站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
它们有着特定的含义……
这几个阿拉伯数字的排列，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来说，无疑如同于等待破译的密码。可它们对于一位老人，却是一段触心的往事，是4400多个昏天黑地的日子，是魔影，是屈辱，是苦难岁月的伤痕……
高墙、电网、铁门……
这里是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
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自远而近，扬一路尘土而来，到了大门边才放慢了速度。
持枪的岗哨奔向前去，探明了什么，朝里一挥手……
“嘎吱——”第一重门打开了；
“嘎吱——”第二重门打开了；
“嘎吱——”第三重门打开了。
囚车缓缓地穿过这三道门洞，在院子里戛然停下。
车门开了，两个带手枪的人挟着一名“囚犯”下了车。
他在院子的地坪上站定，吃力地睁大眼睛，打量着四周，想弄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但还未看清个究竟，他立即被带进一间屋子里。
当他再度被带出那间屋子时，他身上原来的衣服不见了，手表也被扣留了，换上了一套黑色的囚衣。这回，他看见他的面前，矗立着四座三层楼房，他被带进其中的一座，走过一重又一重沉重的铁门，走过昏暗幽深的甬道，并被推搡着上了一道楼梯，又继续沿着甬道朝前走……
甬道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着的挂着锁头的小铁门。
当他站定，身后响起一声“哐当”的关门声时，四周立即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和昏黑。好一阵，眼前什么也看不见……渐渐地，才恍然觉出上方有一道淡白的光影，抬头将目光探去，才看见伸手也够不着的墙上，开有一个四方小窗。
这是牢房！
此刻，老人似乎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囚徒。
实际上，失去自由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关押、审查、批斗……各种五花八门的“专政”形式都经受过了，却没想到，未经过任何正当的法律程序，自己就不明不白地成了共和国秦城监狱的一名囚犯。
“岂有此理！”老人愤怒了，转过身，挥起双拳，“嘭嘭嘭嘭”地击打着牢门，大声喊道：“我犯了什么罪？岂有此理！”
“啪嗒”。回答老人的是从外面传来的一声轻微的响声，牢房里突然亮堂了些。一个灯泡像倒挂着的小人头，高高地悬在天花板上，散发着暗淡的光。烧红了的钨丝似一张冷笑着的嘴，居高临下，龇牙咧嘴地对着愤怒的老人……
在他牢房的门首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
它们有着特定的含义：
68——入狱时间：1968年；
1——这位囚犯的编号。
64号特等囚犯的真实姓名：陆定一。
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
1968年4月29日，他却成了“68164”——
中国秦城监狱的一名特等囚犯。
早上7点听哨音起床，晚上9点听哨音睡觉，平时不能躺在床上。
每天供三次开水，每次一杯。
每月洗澡一次，每次半小时，无论冬夏皆如此。
每天放风一次，每次一小时，或者是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4点。放风地点设在牢房外的一块地坪上，一道长墙将地坪一隔两半，墙两侧隔成小格，活像两溜猪圈。看守站在高高的中墙上监视，可将两边格子里的情形一览无余。犯人一个一个单独地放出来，一个人一格，隔着高高的隔墙，谁也看不见别人。这样，同时关押在一个楼房的人，多少年来也照不上面，可谓“咳嗽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囚衣、囚室、囚规……就这样，他过起了正儿八经的囚犯生涯。
牢中岁月相对于外面所经历的狂潮中的日子似乎“平静”些。高墙既是囚笼，从某种意义说，也是一道“隔离层”——在高墙内，可以免受“群众专政”的触及，不用参加批斗会接受“红卫兵审判”。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看到过的一份1980年审问陈伯达的法庭记录：审判员问陈伯达：“你下达书面指示，要把身为副总理的陆定一交红卫兵审判，这是严重违反宪法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你当时知道不知道？”
答：“当时没想到。”
问：“这不仅会使他受到人身迫害，而且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
答：“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想到，但是当时呢，我是在发疯的时刻。”
“发疯的时刻”，这句话倒一点不假，它不仅道出了陈伯达当时的心态，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的写照：发疯的“群众运动”，发疯的“红卫后审判”，“文革”就是一场“发疯的运动”。
许多年后，当笔者采访陆定一老人，对这场“发疯的运动”有着切身体验的他谈到这里时，对笔者说：“关进牢里比接受‘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要好些，牢里多少还有个规矩。不然，‘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无法无天，会被整死的，多少人就这样被整死了呀！我没有死，算幸运。”
这是老人经受了那些不堪忍受的摧残、折磨和凌辱后的“经验之谈”。
坐牢倒算为一种“幸事”——怎样一个荒诞、残暴、恐怖的年代！
手铐戴了整整60天
说监狱里较为“平静”只是相对而言。监狱里同样有残酷的迫害，同样有法西斯。因为在这时这座监狱是专为林彪、“四人帮”这群迫害狂服务的，主要指挥者是康生、陈伯达，直接肆虐者是谢富治。在魔鬼当道的时候，秦城，就是一座人间地狱。多少人在这里被他们折磨致病、致残、致疯，甚至致死！
陆定一进了监狱，而审讯他的专案组却一直没有撤销，审讯也仍在继续进行。他常常被提审，甚至在夜里也冷不防被传讯，仍然是逼供信的那一套。提审后由专案组出题目，要他回牢房写出交待材料。关于此类交待材料、检查、认罪书写个没完，记不清写了多少。后来这些材料找出来，写下的纸垒起来竟有几尺厚。
牢狱生活，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这牢要坐到什么时候呢？最令人气愤的是，把他送进秦城，并没有说明他究竟犯了什么具体的罪，要服多少年刑。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漫无限期地坐下去么？
一日，在走向放风圈的路上，他远远看见前方路上，有一团墨黑的东西。走得前去，一看，是一只蝉，一只饭钵大的蝉。这样巨大的蝉，他还从未见过哩。
蝉却背朝地、肚朝天地躺着——啊，它死了！
这是冬天的季节，阵阵西北风扬着尘沙呼啸着刮过长空，空气中有着砭人肌肤的寒意。他轻轻地将蝉的身体翻过来。卧伏式的蝉，虽然没有生命，却倏然恢复出它那堂堂雄姿：光滑、漆亮的胴体，黑宝石般鼓凸的目珠，抓扎着地面的坚硬如铁的节足，都透着一种威武的神韵。那平展地紧贴背部的透明双翼，在风中微微颤动，仿佛是振翅欲飞。
蝉是真正的歌手，这不仅在于它的歌声高亢动听，更可贵的是它不像其他会发声的虫豸，只是藏在草丛、土隙、石缝等幽暗的角落里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层层懦懦地低吟浅唱，而蝉，总是选择高树亮枝，在热烈的阳光下放喉高歌，直抒胸臆。
然而，等待蝉的命运却是凛冽的寒流、霜雪和冰冻。冷酷的季节伸出肆虐的手，封闭它的歌喉、扼杀它的生命……
他在蝉的面前默立，联想到这场政治寒潮，那狂风淫雨摧残中的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凄惨景象，一批又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权奸当道、妖孽横行，党和人民的命运会怎样？中国向何处去……他的心充满了忧虑，一颗心变得万分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