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想到了自己所遭受的厄运:无休止的审讯逼供,莫须有的罪名,非法的无限期的监禁……
国法何在?正义何在?
要斗争!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为了正义,要同权奸和邪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回到牢房,他抓起笔,在写交待材料的纸上挥笔疾书,满腔义愤和正气凝聚于笔端,他向迫害狂们提出了严正的申诉:
审讯组:
我知道,你们对我案的调查,到1969年已基本完成。你们已能根据材料,判断我在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写的材料是假的(当时你们搞刑讯,我为了不致受伤残废,写了假材料。所以,这假材料实际上是你们“打”出来的)。因此,你们现在同1966年时已大不相同了。
1969年7月,在你们否定了我写的(就是你们打出来的)假材料之后,我曾对你们说,我是无罪的,应该释放我。如果还要我坐牢,那请你们告诉我,我究竟犯了什么具体的罪,要服多少年刑。
从1969年7月以来,已经一年半了,你们至今讲不出我犯了什么具体的罪,可是还要我坐牢,由此更加证明,你们是明明知道我无罪,但因为1966年11月已经有一个对我的判决在先,这个判决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因此你们不敢提出新的主张。你们在对我有罪无罪这个决定一切的问题上,抱模棱两可的折衷主义的态度。
我确实无罪,然而背着“反革命分子”的错误判决,坐牢已经五年。现在,我正式向你们提出,请求撤销1966年11月对我的判决,重新判我无罪,并将我释放出狱。请你们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郑重考虑这个问题。
1966年11月对我的判决是错误的,必须撤销。这个判决,判我是反革命,乃是以主观愿望为根据,而不是以调查研究为根据的。其方法,是先作判决,后找证据,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现在,这个判决已经五年了。还没有找到任何根据来证明我是反革命。但是,只要这个判决一天不撤销,我就还要背着“反革命分子”的包袱,这是很荒唐的。
在审讯过程中,对我的指控,属敌我矛盾性质的,共八条:(1)反革命匿名信指使人;(2)四人政变集团;(3)与彭德怀一丘之貉;(4)对林副主席刻骨仇恨;(5)刘少奇的死党;(6)反对毛主席;(7)叛徒、特务、内奸;(8)陆亘一是特务,兄弟二人干坏事。通常,揭发的材料总有一部分是真的。但是,请注意,我这个案子与众不同。揭发了八条,查对结果,竟没有一条是真的。这种奇怪的情况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在我身上,要找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的……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毛主席公开宣布了的方针。“言必行,行必果”,是中国共产党的作风……
写了一首诗,附上。
壮志饥餐帝修反,
铁窗奈何锢英豪?
穷治极究经严酷,
真金不怕烈火烧。
文化革命风光好,
如此风光世间少。
有反必肃错必纠,
莫把风光玷污了。
敬候回音。
陆定一
1971.1.20.狱中
专案组一看申诉书和诗,不禁暴跳如雷:好哇,想翻案,这还了得?翻了案,“革命专政”的成果岂不化为泡影?还写反动诗词为自己鸣冤叫屈,污蔑“文革”,对大好(不是小好)形势泼脏水,这是罪上加罪!
勒令:必须写出三条:第一,承认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间招认的罪行,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是自动写下来的;第二,承认翻案是错误的,是罪上加罪;第三,保证今后不再翻案。
他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坚持申诉。专案组恼羞成怒:不写?不写出三条,就再把你铐起来!
铐起来也不写!
这回专案组倒是“言必行,行必果”。他的双手又戴上了沉重的铁铐。
专案组还留下话:什么时候写出三条,什么时候才摘除手铐。
于是铁铐便没日没夜地铐在了他的腕上,连吃饭、睡觉、大小便也不松铐,只有在半月一次的洗澡时才允许摘下来,半小时洗完澡后立即又戴上。铁铐沉重地套着手腕,磨得皮肉生痛。他把袖子塞进铐子里面,以避免铐子与皮肉直接摩擦,然而,时间一长,衣袖被磨烂了,渗出殷红的血水……
手铐戴了整整两个月。
这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前的情形。林彪阴谋政变未遂,叛国外逃,机坠身亡,一家三口及死党暴尸于异国荒野的情况,监狱中的陆定一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
林彪叶群野心败露、自取灭亡。然而受他们打击陷害的陆定一和严慰冰的处境却并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仍然在坐牢,漫无期限地坐牢。
后来曾经有那么一次,时间是1972年12月,陆定一被传到监狱的办公室。那里有三个人等着,向他传达说;中央接到反映,说监狱里有人搞法西斯,搞法西斯是不对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最高指示:法西斯式的审讯制度应该废除。今后如有打骂、刑讯逼供等情况,你们都可以讲出来,也有权直接向中央控告。
他立即不客气地说:“有呀,我意见多得很,动不动就给人戴手铐不就是法西斯?多年来,专案组的领导人的法西斯罪行很多,以上只是一个例子。”
他后来还知道,同样被关在这座监狱的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戴了两年手铐,被活活铐死了。
他思忖,是谁在关照这些囚徒、派人来调查监狱里的情况呢?后来听说是周总理派的人。
原来这功劳是刘建章冒死上书毛泽东,将秦城种种残酷及刑讯逼供等一一揭露以后,才换来的。
然而,监狱里的情形并没有因此而改善。林彪死了,横行的还有“四人帮”。
1972年、1973年、1974年——陆定一在继续坐牢,苦度一年又一年暗无天日的时光……
1975年——又一本新的年历翻开了。
1975年,他在多难的际遇中,将会发生什么呢?
50年党龄的老人被定为内奸嫌疑
这一个新年头,春天的步履刚刚踏上神州大地,便给人们带来希望的信息。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13日召开的四届人大,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又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周总理有病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的复出,标志着江青之流组阁阴谋的破产,全国人心大振。
春天的暖流,催开着这一块久久封冻的土地:冰雪在消融,万物在复苏。
新的转机从“全面整顿”开始了!
中央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方面也采取重大步骤。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于4月底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待工作结束后,专案组自行撤销。
这一决定的做出,使得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00多人重见天日,其中一些人还陆续分配了工作。
由于狠抓“全面整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为回升;军队、教育、科技等领域在整顿中也出现了多年所没有的新的气象。
然而,中国大地上的寒潮并没有退去。江青之流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1975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全国随之掀起了学习“全面专政”理论的运动;江青一伙大力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主张“反经验主义”,影射、攻击周总理;8月底开始,他们又组织了评《水浒》、反对“投降派”的“重大斗争”……
暖流与寒潮,在神州大地激烈对峙着、搏斗着,进行殊死的较量。
谁胜谁负?人们惶惶不安地注视着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斗争呵!
又一个冬天来到了,形势突然发生逆转:于11月初发动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于是,寒潮上了上风,重新封锁了神州大地。
第一节 增福堂女主人被绑怀仁堂陆定一蒙冤(7)
天低云暗,朔风凛冽,天寒地冻——1975年的冬天,是多么寒冷呀!
刺骨的寒潮侵袭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也凌辱着秦城监狱61号牢房的铁窗下的囚犯。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大罪名:(1)阶级异己分子;(2)反党分子;(3)内奸嫌疑。会议还做出了开除陆定一党籍的决定。
以会议的这一决定为内容的中共中央25号文件立即下发全国。这份红头文件的范围之广是过去所没有的,它一直传达到居民委员会,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这种做法似乎有些奇怪,首先是“决议”做出的时间令人不解: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就被当做“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打翻在地”了,从此失去自由,被关押九年(其中包括在秦城监狱七年)。这会儿,为什么要再次提起他的案子、重新打倒他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
答案由江青回答。江青一语道破天机:“这是杀鸡给猴看!”
名噪一时的白卷英雄张铁生说得更加露骨:“拿陆定一开刀,是要杀一儆百,让老干部走资派们看看,翻案有什么好下场!”
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是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从这份红头文件中,人们也知道: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同时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离开北京,放回原籍,给予公民权,每月200元生活费养起来……
那么说,陆定一将“解囚归田”,结束九年的囚禁生涯,回老家安享天年了。
事实真的如此吗?
苍穹黄泉两茫茫……
监狱外的儿女们在望眼欲穿地企盼着……
自从父亲和母亲被捕离家后,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知道父母的下落。
起初,他们还住在安儿胡同一号,除三兄妹的住房和吃饭间外,其他的房间全都被封。所有的东西,包括他们的衣物也集中在那几个被封的房间里,冬天来了,要衣服穿,得写条子,交专案组批准,批准了还不能自己进去拿,得由看守给你。即使拿来小时候的衣服,也算一件。
父母的工资停发,他们都还未参加工作,开始给他们每人每月发30元生活费后来很快减至16元。陆瑞群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学校包伙食,因此只领五元钱,还说是照顾女的。
他们向专案组打听父亲的下落,答曰:无可奉告。专案组的人连姓名也保密。有一次,一人找陆瑞君谈话,她问他:“贵姓?”他答:“我姓王。”不料,这时恰好隔壁有人喊他:“老张,电话。”
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看成是“黑帮子女”而受牵连,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陆德受的迫害最重。他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后转学清华大学,临毕业被派往怀柔县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四清”结束返京,见到的是软禁中的父亲。他不知道,这时林彪已经说过:“陆定一的儿子要杀人。”正在调查他。他的行动时时被学校的红卫兵所关注。离校回家一趟也被怀疑为搞“反革命串连”,要有中央办公厅的证明才能幸免挨斗。9月28日下午红卫兵来抄家,曾将他押走批斗。父亲被捕、大批革命干部接连被打倒,他由困惑到愤慨。一次,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找他说:“现在许多中央领导被打倒,我们要成立一个‘高干子弟辩论团’,你参加不参加?”陆德想了想说:“参加!”他连这个青年的姓名也不知道。后来也再没见过面了。此后陆德写了一张大字报,落款写成:“高干子弟辩论团:陆德。”立即,这个其实并不存在的“高干子弟辩论团”便被说成是“反革命集团”,陆德因此也被抓了起来,送进监狱关了六年。
陆德的姨妈严昭曾有文字叙述他在这段时期的遭遇:
陆德被林彪、叶群诬为‘保皇派’,于1967年1月送进了北京陶然亭监狱,一关便是两年多。监狱里不给吃饱,饿慌了便在附近挖野菜,吃刷标语的浆糊,被看守发觉了一顿死打,并在浆糊里放明矾,让他连浆糊也吃不成。菜是烂白菜,油花也看不见。几个孩子合伙去抓虫子吃。夏天抓树上的蝉;秋天抓池塘的青蛙,用纸裹起来烧了吃……
“两年后,陆德又被关进功德林监狱北苑劳改所。这里生活更苦,劳动更重。他被打瞎了一只眼,多亏傅连璋医生的儿子抢救得力才不至全瞎。在拉出去批斗时,他被打断两根肋骨。劳改时又以‘医疗为政治服务’为由,不给他治病,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两块橡皮膏,贴在受伤的胸口上,第二天便强迫他去做重劳动——挑土。他痛得伛偻着背,监工越是在他的筐里加土!他得了肝炎,不给治疗,变成迁延性肝炎。直至1973年10月才获释,整整关了六个年头。”
女儿陆瑞群的情形又是如何呢?笔者为此采访了她。她说:
我在师大读书期间,在学校开批斗父亲的大会,强迫我写父亲的大字报。我只好抄了一张,就跑了,未参加批斗大会——参加会是什么滋味!晚上我回到宿舍时,只见楼道上、房间里、床上、帐子上全贴满了我的大字报……
我1969年毕业后,分配到辽宁锦州四中当教员,在那里呆了10年。‘黑帮子女’是抬不起头来的,心情非常压抑。
小儿子陆健,读到清华二年级,就被送到江西偏远的瑞昌机械厂做工,在那里过了8年。天涯沦落,但最痛苦的是漫长的岁月没有父母的消息,是死了,还是活着?活着又关在哪里?境况如何……这一切都无从知晓,向有关组织询问,遇到的尽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
林彪死后,陆德被放出牢来,说是经多年查证,“高干子弟辩论团”并无此事。有一批老干部获得解放,兄妹们满以为父母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了。他们找专案组谈母亲的问题:“当初被抓,是因为写了林彪和叶群的匿名信,被定为政治问题,既然林彪是坏人,那母亲的问题该解决了。”专案组回答:“什么政治问题,那是家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