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陆定一忽忆“六月雪”！刘少奇沉冤昭千古(13)
陆范家定呢？他遵循父亲的意愿，一直生活在长汀养父母身边。养父范其标1989年79岁高龄时辞世，养母聪秀妹91岁依然健在，妻子是养父母当年为他抱养的童养媳，他们共有三男三女，也已儿孙满堂。最感人的是，这位退休老人十分敬仰从未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革命父母和当年冒死收养自己的养父母，他除了让三个儿子都姓“陆范”外，在三个女儿的姓名上也表达着他对生养父母的敬爱：大女儿叫范火金，二女儿叫唐继贞，三女儿叫陆承贞。在这个一家六姓的家庭里，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除了第三代，全家都是四都乡音。
如今，在福建的四都和湖北武昌都有一所“义贞小学”。陆范家定很欣慰，虽然记忆中没有生母面容的笑貌，但他看到了他寻找到了的母亲的精神正在他的后代人和这个社会中继承着。1996年5月9日凌晨5时45分，陆定一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这位当年蒙冤中南海的老革命，晚年不但在政治上获得新生，而且老有所得，可谓“双喜”临门。
第二节 中南海陡起狂澜福禄居少奇奇冤（1）
如果说会场内还只是气氛紧张的话，那么会场外就真是充满火药味了。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还写信给毛泽东，书面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讨论通过《二月提纲》
蜚声中外的北京中南海之所以闻名，不仅因为它是始建于辽、金并历经元、明、清各朝长期修缮而成的古典园林，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所在地。所谓中南海，当然并不是真正的海，而是两个占地700亩的城市湖泊，一曰中海，一曰南海。刘少奇居住的福禄居，就坐落在南海西侧，怀仁堂的后面。
在这以前，刘少奇一家住在中南海西楼的甲楼。那是一幢灰色小楼，没有围墙，结构类似公寓，办公室、卧室在楼上，会客室在楼下。这种布局无论对已经60开外的刘少奇本人，还是对来办公室谈工作的干部，都很不方便。加上这期间西楼一带几次发生小孩子在各楼乱窜，警卫部门感到不利于安全和保密，坚持要刘少奇搬出西楼。正好原来林伯渠副委员长居住的福禄居，自他1960年逝世后长期空着，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门便安排刘少奇一家在1963年夏天搬了进去。
福禄居是一所有着两进小院的老式庭院，全部平房。从大门进去，一转弯就进了前院。北房一排平房，做了刘少奇的办公室和卧室。西厢一间较大的房子，改成会议室兼会客室。平时由刘少奇召集的小型会议，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在这里举行。东西厢还有一些零星用房，是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沿东侧走廊可以通往后院，那就是孩子们住的地方了。
1966年2月5日下午3点来钟，几辆红旗、吉姆轿车先后开到福禄居大门外，轻轻停下。从车上下来的人陆续进了福禄居前院会议室。他们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姚溱。不一会儿，周恩来、邓小平也一前一后进了会议室。邓家和福禄居是同一个巷子，只相隔几十米，所以邓小平是走着来的。
这个会议室不大，但光线很好。这是因为它的整个东壁是一排玻璃窗。室内陈设简单：西壁一排放满了书的书柜，南面靠墙半圈沙发，北面一张会议桌，桌边摆了几十把椅子。
来开会的人在会议桌边坐定之后，刘少奇宣布开会。
这是一次研究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议程是由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当前学术讨论方面的问题。
学术讨论问题为何要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来汇报讨论？此事说来话长——
自从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难批判之后，文艺界以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便不得安宁起来。
先是昆剧《李慧娘》被拉出来开刀。这个剧本的作者孟超和为它写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赞扬文章的廖沫沙受到公开批判。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组织人写的，登在了1963年5月的《文汇报》上。文艺界的阶级斗争空气于是越发紧张。
康生、江青并未就此罢手。众多的文艺作品在他们的策动下一部接一部地遭到公开批判，光电影就有《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逆风千里》《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等等十几部。
批判浪潮愈演愈烈。到了1964年，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始遭殃。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观点，孙冶方的经济学观点，翦伯赞的历史学观点，以及文艺界代表人物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等等，都被当做修正主义大批特批。
这场批判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两次批示，尖锐批评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对一些作品和观点进行公开批判，也经过他的首肯。
江青这期间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她到处搜罗材料，寻找茬子，同康生一搭一档地批这批那。1965年，她又跑到上海同张春桥（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密谋，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文章由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写成后，经过毛泽东同意，在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突然发表。
这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文，点名批判吴晗，说《海瑞罢官》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用词严厉，语气刻薄。人们对此极为震惊。
对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前却一无所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蒙在鼓里。
在上海市的报纸上批判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却不给中共北京市委打一下招呼，公开发表这样一篇批判著名学者的“高档次”文章，却不给中共中央宣传部说一声，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可毛泽东继续支持姚文元的文章。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个谈话预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还要升级。
本来，中共中央在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提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彭真感到，事情不能这样听之任之下去，五人小组有责任出来加强领导。于是，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五人小组开了一天会，研究指导方针。除周扬因病住院开刀外，其余成员都到了会，另外还请了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北京市的有关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参加讨论。会后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执笔写出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个提纲形成于1966年2月，所以后来通常称它为《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显然是想对这场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加以约束，不让它发展为政治斗争。它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这些都针对着江青、张春桥在批《海瑞罢官》一事上乱打棍子的蛮横作派。
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五人小组汇报。汇报提纲已经在开会前分送各位常委，所以会上用不着照稿子念，只由彭真和许立群作口头说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不时询问一些情况。
彭真在口头汇报中特意说明，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
常委们经过讨论，对提纲中的意见表示同意。刘少奇最后说，他也没有什么意见了，请五人小组的同志尽快去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与会者纷纷起身离去，福禄居又静了下来。
刘少奇已经顾不上仔细琢磨这件事，因为他要准备出访亚洲三国，这是早已定了的事情。而在出去之前，他还有好几件国内国际的公务要处理，其中包括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农业机械化问题。所以，有关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后期工作，刘少奇委托总书记邓小平接着办。这样，《二月提纲》在彭真、陆定一等2月8日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之后，邓小平在2月12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
刘少奇抓紧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工作。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刮起一股妄图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歪风。为了坚决抵制和冲破这股势力，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由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进行友好访问，是这些措施中的重要一项。
在出访准备过程中，刘少奇提出这次不带夫人。因为他觉得女同志出国比较麻烦，在服饰、礼仪、活动安排等等方面更多了一层讲究，再加上王光美这时正在河北省定兴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中途离开也不大好。可外事部门坚持要求主席夫人随行，以便增加友好气氛。尤其是阿富汗王后来过中国，她已经表示一定要亲自出面接待中国客人，这样中国方面主席夫人不出场就不大好。这事拖到3月中旬，刘少奇才同意王光美从农村赶回家做出国准备。随同出访的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也差不多这时候才脱离工作。
时间紧迫，王光美和张茜抓紧时间阅读材料，熟悉礼仪，准备服装。这中间，她们还要穿插着安排家务，叮嘱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偏巧这时毛泽东又要刘少奇去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预备会议。会议从3月18日开到20日。刘少奇开完会回到北京，只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启程了。
1966年3月22日，刘少奇一行乘专机离开北京，经乌鲁木齐前往巴基斯坦访问。中国方面对这次刘少奇出访的安排极为隆重。随员中除陈毅副总理外，还包括四位副部长级官员，阵容可观，新闻记者队伍也很庞大。到机场送行的仪式是按国家最高规格安排的。参加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七位副委员长、三位副总理、四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二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央各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次访问的高度重视。
3月26日，刘少奇一行抵达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一时间，这里刮起了空前规模的中国旋风。整个城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洋溢着中巴友好的热烈气氛。每当中国客人的车队在街道上经过，总是受到市民群众的夹道欢迎。
3月28日，刘少奇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参观兴建中的新首都伊斯兰堡，下午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陪同去拉合尔访问。
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历史名城，西巴基斯坦首府。中国客人在这里受到的热烈欢迎简直难以形容。
当刘少奇等乘车从拉合尔机场去省督府时，受到了近100万人的极其热烈的欢迎。一路上，欢迎的人群密密层层，汇成一片海洋。道路两旁的树上、房屋上、电杆上都高高低低地站满了人。人们挥舞着旗帜、彩带，作出种种欢迎表示。
车队开出不久，两旁的欢迎队伍突然失去控制。拥挤的人群冲破警察的警戒线，兴奋地站在马路中央高呼欢迎口号，争睹中国领导人的风采。无数工人、学生、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天真的儿童都争着把手伸进汽车窗口，同中国客人握手。整条马路水泄不通，刘少奇一行的车队一再被热情的群众阻住。通过这条5英里长的道路，车队用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晚上，西巴基斯坦省督为刘少奇主席的来访举行欢迎宴会。宴会开始前，宾主在客厅里愉快地交谈。双方不约而同地谈论着白天拉合尔人民自发欢迎的情景，都对这种令人难忘的盛情赞叹不已。
宴会上，刘少奇举杯为英雄的拉合尔人民、为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祝酒。他再次热情地说：“今天拉合尔人民群众给了我们极其热烈的欢迎。街道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的景象。这生动地表达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情。”
刘少奇一行3月30日离开拉合尔到卡拉奇访问。以后又接连访问了阿富汗、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缅甸，带去了中国人民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友好情谊。
整个访问十分成功。4月1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回答巴基斯坦记者提问时说：“刘主席的访问，无疑将对今后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必将有利于亚非人民的团结反帝事业和全世界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这次访问巴基斯坦，受到了阿尤布·汗总统和巴基斯坦人民的盛大欢迎和热情接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和感谢。”
4月19日，刘少奇、陈毅一行结束了对亚洲三国的访问，回到昆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
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第二节 中南海陡起狂澜福禄居少奇奇冤（2）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0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如今，在福建的四都和湖北武昌都有一所“义贞小学”。陆范家定很欣慰，虽然记忆中没有生母面容的笑貌，但他看到了他寻找到了的母亲的精神正在他的后代人和这个社会中继承着。1996年5月9日凌晨5时45分，陆定一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这位当年蒙冤中南海的老革命，晚年不但在政治上获得新生，而且老有所得，可谓“双喜”临门。
第二节 中南海陡起狂澜福禄居少奇奇冤（1）
如果说会场内还只是气氛紧张的话，那么会场外就真是充满火药味了。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还写信给毛泽东，书面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讨论通过《二月提纲》
蜚声中外的北京中南海之所以闻名，不仅因为它是始建于辽、金并历经元、明、清各朝长期修缮而成的古典园林，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所在地。所谓中南海，当然并不是真正的海，而是两个占地700亩的城市湖泊，一曰中海，一曰南海。刘少奇居住的福禄居，就坐落在南海西侧，怀仁堂的后面。
在这以前，刘少奇一家住在中南海西楼的甲楼。那是一幢灰色小楼，没有围墙，结构类似公寓，办公室、卧室在楼上，会客室在楼下。这种布局无论对已经60开外的刘少奇本人，还是对来办公室谈工作的干部，都很不方便。加上这期间西楼一带几次发生小孩子在各楼乱窜，警卫部门感到不利于安全和保密，坚持要刘少奇搬出西楼。正好原来林伯渠副委员长居住的福禄居，自他1960年逝世后长期空着，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门便安排刘少奇一家在1963年夏天搬了进去。
福禄居是一所有着两进小院的老式庭院，全部平房。从大门进去，一转弯就进了前院。北房一排平房，做了刘少奇的办公室和卧室。西厢一间较大的房子，改成会议室兼会客室。平时由刘少奇召集的小型会议，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在这里举行。东西厢还有一些零星用房，是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沿东侧走廊可以通往后院，那就是孩子们住的地方了。
1966年2月5日下午3点来钟，几辆红旗、吉姆轿车先后开到福禄居大门外，轻轻停下。从车上下来的人陆续进了福禄居前院会议室。他们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姚溱。不一会儿，周恩来、邓小平也一前一后进了会议室。邓家和福禄居是同一个巷子，只相隔几十米，所以邓小平是走着来的。
这个会议室不大，但光线很好。这是因为它的整个东壁是一排玻璃窗。室内陈设简单：西壁一排放满了书的书柜，南面靠墙半圈沙发，北面一张会议桌，桌边摆了几十把椅子。
来开会的人在会议桌边坐定之后，刘少奇宣布开会。
这是一次研究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议程是由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当前学术讨论方面的问题。
学术讨论问题为何要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来汇报讨论？此事说来话长——
自从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难批判之后，文艺界以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便不得安宁起来。
先是昆剧《李慧娘》被拉出来开刀。这个剧本的作者孟超和为它写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赞扬文章的廖沫沙受到公开批判。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组织人写的，登在了1963年5月的《文汇报》上。文艺界的阶级斗争空气于是越发紧张。
康生、江青并未就此罢手。众多的文艺作品在他们的策动下一部接一部地遭到公开批判，光电影就有《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逆风千里》《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等等十几部。
批判浪潮愈演愈烈。到了1964年，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始遭殃。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观点，孙冶方的经济学观点，翦伯赞的历史学观点，以及文艺界代表人物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等等，都被当做修正主义大批特批。
这场批判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两次批示，尖锐批评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对一些作品和观点进行公开批判，也经过他的首肯。
江青这期间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她到处搜罗材料，寻找茬子，同康生一搭一档地批这批那。1965年，她又跑到上海同张春桥（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密谋，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文章由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写成后，经过毛泽东同意，在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突然发表。
这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文，点名批判吴晗，说《海瑞罢官》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用词严厉，语气刻薄。人们对此极为震惊。
对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前却一无所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蒙在鼓里。
在上海市的报纸上批判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却不给中共北京市委打一下招呼，公开发表这样一篇批判著名学者的“高档次”文章，却不给中共中央宣传部说一声，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可毛泽东继续支持姚文元的文章。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个谈话预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还要升级。
本来，中共中央在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提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彭真感到，事情不能这样听之任之下去，五人小组有责任出来加强领导。于是，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五人小组开了一天会，研究指导方针。除周扬因病住院开刀外，其余成员都到了会，另外还请了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北京市的有关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参加讨论。会后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执笔写出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个提纲形成于1966年2月，所以后来通常称它为《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显然是想对这场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加以约束，不让它发展为政治斗争。它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这些都针对着江青、张春桥在批《海瑞罢官》一事上乱打棍子的蛮横作派。
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五人小组汇报。汇报提纲已经在开会前分送各位常委，所以会上用不着照稿子念，只由彭真和许立群作口头说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不时询问一些情况。
彭真在口头汇报中特意说明，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
常委们经过讨论，对提纲中的意见表示同意。刘少奇最后说，他也没有什么意见了，请五人小组的同志尽快去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与会者纷纷起身离去，福禄居又静了下来。
刘少奇已经顾不上仔细琢磨这件事，因为他要准备出访亚洲三国，这是早已定了的事情。而在出去之前，他还有好几件国内国际的公务要处理，其中包括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农业机械化问题。所以，有关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后期工作，刘少奇委托总书记邓小平接着办。这样，《二月提纲》在彭真、陆定一等2月8日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之后，邓小平在2月12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
刘少奇抓紧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工作。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刮起一股妄图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歪风。为了坚决抵制和冲破这股势力，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由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进行友好访问，是这些措施中的重要一项。
在出访准备过程中，刘少奇提出这次不带夫人。因为他觉得女同志出国比较麻烦，在服饰、礼仪、活动安排等等方面更多了一层讲究，再加上王光美这时正在河北省定兴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中途离开也不大好。可外事部门坚持要求主席夫人随行，以便增加友好气氛。尤其是阿富汗王后来过中国，她已经表示一定要亲自出面接待中国客人，这样中国方面主席夫人不出场就不大好。这事拖到3月中旬，刘少奇才同意王光美从农村赶回家做出国准备。随同出访的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也差不多这时候才脱离工作。
时间紧迫，王光美和张茜抓紧时间阅读材料，熟悉礼仪，准备服装。这中间，她们还要穿插着安排家务，叮嘱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偏巧这时毛泽东又要刘少奇去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预备会议。会议从3月18日开到20日。刘少奇开完会回到北京，只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启程了。
1966年3月22日，刘少奇一行乘专机离开北京，经乌鲁木齐前往巴基斯坦访问。中国方面对这次刘少奇出访的安排极为隆重。随员中除陈毅副总理外，还包括四位副部长级官员，阵容可观，新闻记者队伍也很庞大。到机场送行的仪式是按国家最高规格安排的。参加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七位副委员长、三位副总理、四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二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央各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次访问的高度重视。
3月26日，刘少奇一行抵达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一时间，这里刮起了空前规模的中国旋风。整个城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洋溢着中巴友好的热烈气氛。每当中国客人的车队在街道上经过，总是受到市民群众的夹道欢迎。
3月28日，刘少奇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参观兴建中的新首都伊斯兰堡，下午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陪同去拉合尔访问。
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历史名城，西巴基斯坦首府。中国客人在这里受到的热烈欢迎简直难以形容。
当刘少奇等乘车从拉合尔机场去省督府时，受到了近100万人的极其热烈的欢迎。一路上，欢迎的人群密密层层，汇成一片海洋。道路两旁的树上、房屋上、电杆上都高高低低地站满了人。人们挥舞着旗帜、彩带，作出种种欢迎表示。
车队开出不久，两旁的欢迎队伍突然失去控制。拥挤的人群冲破警察的警戒线，兴奋地站在马路中央高呼欢迎口号，争睹中国领导人的风采。无数工人、学生、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天真的儿童都争着把手伸进汽车窗口，同中国客人握手。整条马路水泄不通，刘少奇一行的车队一再被热情的群众阻住。通过这条5英里长的道路，车队用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晚上，西巴基斯坦省督为刘少奇主席的来访举行欢迎宴会。宴会开始前，宾主在客厅里愉快地交谈。双方不约而同地谈论着白天拉合尔人民自发欢迎的情景，都对这种令人难忘的盛情赞叹不已。
宴会上，刘少奇举杯为英雄的拉合尔人民、为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祝酒。他再次热情地说：“今天拉合尔人民群众给了我们极其热烈的欢迎。街道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的景象。这生动地表达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情。”
刘少奇一行3月30日离开拉合尔到卡拉奇访问。以后又接连访问了阿富汗、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缅甸，带去了中国人民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友好情谊。
整个访问十分成功。4月1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回答巴基斯坦记者提问时说：“刘主席的访问，无疑将对今后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必将有利于亚非人民的团结反帝事业和全世界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这次访问巴基斯坦，受到了阿尤布·汗总统和巴基斯坦人民的盛大欢迎和热情接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和感谢。”
4月19日，刘少奇、陈毅一行结束了对亚洲三国的访问，回到昆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
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第二节 中南海陡起狂澜福禄居少奇奇冤（2）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0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