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陆定一忽忆“六月雪”！刘少奇沉冤昭千古(14)
自从“文革”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党史专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月19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同伙。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
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摩它的含义。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两天后，林彪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人们在听了他的讲话之后，就更加震惊了。
林彪从5月18日上午10点讲到午后1点。他大谈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制造恐怖气氛：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还没等听讲的人明白过来，林彪话锋一转，开始大肆颂扬毛泽东：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多岁。”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这天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天天大会发言。会场后来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一些人的发言越来越不可思议：批彭真，批陆定一，批罗瑞卿，后来竟批起了朱德。内容却多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或者纠缠细微末节。在这些批判发言中，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可谓出足了风头。
5月23日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作出《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和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
如果说会场内还只是气氛紧张的话，那么会场外就真是充满火药味了。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以至高无上的口吻，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声称：“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又一篇文章《评“三家村”》。5月11日，《红旗》发表戚本禹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几篇“权威性文章”一出，揭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如排炮一般，充斥各报。
在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下，邓拓、田家英分别于5月18日、23日含冤自尽，悲愤地离开了人间。
从5月17日起，康生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带人到北京大学秘密串连，策动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写大字报。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突然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
社会上的这一幕幕，显然是有人有意要将《五一六通知》内容透露出去，有些则明显是康生、江青等直接组织的。
在会场外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逐渐进入尾声。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先后发了言。他们都谈了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特别对在文化革命问题上跟不上毛泽东思想作了检讨。他们的讲话同林彪趾高气扬的讲话形成鲜明对照。
5月26日上午10点多钟，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天是由刘少奇讲话，周恩来主持会议。
刘少奇的讲话谦逊而平和。他首先对会议专门安排他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讲话表示感谢，接着他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和他自己的认识。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警句。整个讲话的精神是表示要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他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刘少奇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检讨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犯的缺点错误。他从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讲起，讲到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发展，1956年反冒进，1962年对经济困难估计严重，一直到1965年制定《二十三条》时不主张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把参加革命几十年间的缺点错误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遍。
刘少奇检讨的这些“错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检验，其中的大多数现在看来不但不错，而且是极为可贵的真知灼见。其所以认为错误，只是由于把党内长期形成的“左”的一套当作正确，有的则是因为同毛泽东的意见相悖。
中午1点30分，刘少奇讲话结束。周恩来随即宣布散会。
历时20多天的会议终于开完了，可人们的脑子里仍充满困惑。参加会议的人员纷纷离开会场。一辆辆轿车从人民大会堂门口开出，汽车喷出的缕缕尾气，好像是留下了一串串问号。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5月过去，6月来临。北京已是骄阳红火，燥热阵阵，显示出夏天匆匆降临的逼人气息。1966年6月1日上午，人们打开新到的《人民日报》，忽见一篇标题刺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月19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同伙。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
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摩它的含义。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两天后，林彪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人们在听了他的讲话之后，就更加震惊了。
林彪从5月18日上午10点讲到午后1点。他大谈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制造恐怖气氛：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还没等听讲的人明白过来，林彪话锋一转，开始大肆颂扬毛泽东：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多岁。”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这天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天天大会发言。会场后来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一些人的发言越来越不可思议：批彭真，批陆定一，批罗瑞卿，后来竟批起了朱德。内容却多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或者纠缠细微末节。在这些批判发言中，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可谓出足了风头。
5月23日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作出《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和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
如果说会场内还只是气氛紧张的话，那么会场外就真是充满火药味了。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以至高无上的口吻，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声称：“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又一篇文章《评“三家村”》。5月11日，《红旗》发表戚本禹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几篇“权威性文章”一出，揭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如排炮一般，充斥各报。
在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下，邓拓、田家英分别于5月18日、23日含冤自尽，悲愤地离开了人间。
从5月17日起，康生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带人到北京大学秘密串连，策动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写大字报。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突然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
社会上的这一幕幕，显然是有人有意要将《五一六通知》内容透露出去，有些则明显是康生、江青等直接组织的。
在会场外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逐渐进入尾声。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先后发了言。他们都谈了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特别对在文化革命问题上跟不上毛泽东思想作了检讨。他们的讲话同林彪趾高气扬的讲话形成鲜明对照。
5月26日上午10点多钟，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天是由刘少奇讲话，周恩来主持会议。
刘少奇的讲话谦逊而平和。他首先对会议专门安排他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讲话表示感谢，接着他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和他自己的认识。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警句。整个讲话的精神是表示要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他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刘少奇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检讨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犯的缺点错误。他从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讲起，讲到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发展，1956年反冒进，1962年对经济困难估计严重，一直到1965年制定《二十三条》时不主张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把参加革命几十年间的缺点错误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遍。
刘少奇检讨的这些“错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检验，其中的大多数现在看来不但不错，而且是极为可贵的真知灼见。其所以认为错误，只是由于把党内长期形成的“左”的一套当作正确，有的则是因为同毛泽东的意见相悖。
中午1点30分，刘少奇讲话结束。周恩来随即宣布散会。
历时20多天的会议终于开完了，可人们的脑子里仍充满困惑。参加会议的人员纷纷离开会场。一辆辆轿车从人民大会堂门口开出，汽车喷出的缕缕尾气，好像是留下了一串串问号。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5月过去，6月来临。北京已是骄阳红火，燥热阵阵，显示出夏天匆匆降临的逼人气息。1966年6月1日上午，人们打开新到的《人民日报》，忽见一篇标题刺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