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陆定一忽忆“六月雪”！刘少奇沉冤昭千古(15)
还没等人们琢磨过味儿来，在晚上黄金时间播出的全国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又听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份大字报更是其势汹汹：“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两篇东西在一天之内突然冒出来，不但令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惊愕不已，也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感到意外。
《人民日报》社论是陈伯达5月31日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报社之后，连夜搞出来的，并且不经中共中央审查直接见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则是康生私自把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向全国广播的，事先也没有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
事情还刚刚开了个头。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的通栏大标题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配发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人们起来同“反革命黑帮”作斗争，“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下午4时，人们在广播中又听到：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中共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撤销陆平、彭□云的一切职务，并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
6月4日，《人民日报》在发表改组中共北京市委、北大党委消息的同时，连发两篇社论：
《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公开点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是修正主义者，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5日、6日、7日、8日……鼓动“文革”的社论、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一篇接一篇地发表。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开动了起来。全国各报刊、广播电台，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口号、社论、消息。
人们的兴奋点被迅速催生出来。特别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更是被这一连串的激进事件弄得心急火燎，再也坐不住，纷纷在本单位寻找黑帮，揪斗当权派。
在街头巷尾，在各公共场所，成堆成群的人们热烈地议论着几天来的新鲜事，常常滞留到深夜还久久不散。北京大学等校园更是热闹非凡。城市交通和社会秩序开始乱套。
“文革”就这样哄然而起。狂热的气氛从北京和各大城市迅速向全国城乡辐射。
这样的局面，实在是连久经群众运动风浪的刘少奇也始料不及。
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在福禄居会议室举行。参加的人不很多，除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位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就是各方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工交口薄一波，财贸口李先念，农林口谭震林，军队方面叶剑英，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办公厅汪东兴，北京市李雪峰、郭影秋，还有新近从中南局第一书记岗位上调来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陶铸，以及一些有关的负责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先由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代表新市委汇报。他在谈了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情况之后，讲了准备向学校布置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他最后提出：“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
经过一番讨论，会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向各学校传达贯彻所拟的八条要求。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要把学生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轨道。
会议精神迅速布置下去。中共北京市委开始向一些大学、中学派工作组。大学工作组成员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抽调，中学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抽调，然后由北京市委统一介绍到各学校。
“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是由陈伯达率领的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5月31日进驻。第二个工作组是以张承先为组长的驻北京大学工作组，6月1日晚进驻。张承先是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已准备调任国务院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还没有到职，正好就先去了北京大学。这两个最早派出的工作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负责同志商定，并报毛泽东同意的。
自从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以后，北京许多大学、中学的师生成群结队涌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所在地，强烈要求派工作组进校。大多数学校的党政领导被青年学生冲击得够呛，确实也无法行使领导职能。为使局面不致失控，中共北京市委在请示中央同意后，从6月5日起加快了派工作组的步伐。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央部、委，也纷纷仿效北京市的做法，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单位派出了工作组。新调任的文化部常务副部长肖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还主持向国务院文化系统各单位派出了由军队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林彪亲自批准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抽调300名干部参加这些工作组。
工作组开进学校，竭力组织学生有秩序地参加运动。但被《人民日报》那一篇篇激动人心的社论文章撩拨起来的学生们，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学校秩序还在滑坡，混乱局面迅速向社会扩散。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常委经过商量，决定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开一个会，研究一下运动的指导方针。
6月9日，三位常委和从北京去开会的人乘一架专机飞抵杭州。
小会在毛泽东住的刘庄宾馆开了两次。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陶铸，还有根据毛泽东意见增加的陈伯达、汪东兴和六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魏文伯、王任重、李大章，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来杭州的康生，也正好参加。会议完全是务虚性质的漫谈，话题换了一个又一个：运动情况，教学改革，提拔年轻人，报纸版面，点名批判程序，工作组，农村生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
工作组问题倒是涉及到了，但没有形成明确意见。毛泽东只顺便说了一句：“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如贵阳师范学院派什么人去？”
可是，事实上这时大部分工作组已经派出。
常委们回到北京，开始贯彻杭州会议精神。因为周恩来6月15日要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指导运动的责任现在就落在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身上了。
首先是把杭州会议上比较确定的几件事贯彻下去。一是大学、高中停课半年，集中精力搞文化革命。这是会上定了的。二是关于文化革命的大体安排，这是各级组织都关心的问题。正好中南局、西北局各有一个报告，讲对运动的部署意见，在杭州会议上也谈过。这两件事都急，所以刘少奇、邓小平在6月13日回北京的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把停课半年的决定和中南局、西北局的文件发了下去。
第二天，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这以后，他们又多次在福禄居会议室或怀仁堂后厅听取文化革命情况的汇报，研究处理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尽力按照杭州会议精神把群众发动起来，又不使社会陷于混乱。
为了增加感性认识，刘少奇利用夜深人静，到北京大学校园看了看张贴的大字报。隔了一天，又到清华大学看了一次。
两个学校的大字报真可称得上是铺天盖地。不但专门搭起来的一排排芦席棚上贴得满满的，就连那些位置稍为适宜的楼墙外面，也横七竖八地刷上了大标语。在苍白的灯光下，各种红的、黄的、白的、文字的、漫画的大字报连成一片，被风吹得簌簌作响，形成一种奇特的景观。
然而，乱批乱斗的势头有增无已。几乎所有大中学校的一二把手都受到冲击。许多教授、专家被当作坏人揪出示众。出身不好的人被称作“狗崽子”，横遭歧视、污辱。抄家、打人、批斗会成为家常便饭。自杀和打死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少数学生同工作组发生对立，且有越来越严重之势。
6月18日上午9点，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利用工作组集中开会之机，设立“斗鬼台”“斩妖台”，擅自把40多名所谓的“黑帮”“反动学生”揪来批斗。学生们给这些人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脸上涂上墨汁，对他们罚跪、扭打、揪头发、撕衣服，肆意污辱。现场极为混乱。工作组长张承先闻讯急急赶来，严肃批评了这种行为，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蔓延。
当天下午，北大工作组将这件事编写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张承先亲自去向中共北京市委作了汇报。李雪峰立即将《简报》转呈给了刘少奇。
6月19日，清华大学也出事了。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这事也报到了刘少奇那里。
这天，刘少奇的女儿平平回家，告诉父亲说，她上学的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有人反工作组，正在写大字报。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学生反工作组。这些学生又在四处串连，酝酿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许多学校出现尖锐对立的两派。局面似有进一步失控之势。
刘少奇感到事态严重。他对家里人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第二节 中南海陡起狂澜福禄居少奇奇冤（3）
如果听任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局势将不可收拾。刘少奇决定采取措施。
6月19日，他要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为校工作组顾问，观察运动情况，及时反映动态。
6月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天，刘少奇还把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同志约来谈话，要他们发动群众回击学校出现的反工作组大字报。他说：“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它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
第二天，6月21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布置对运动的领导。在汇报讨论之后，刘少奇对几个问题作了指示。他提出：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6月3日北京市委改组以前听市委话、听蒋南翔话的，一律不追究，这个问题由北京市委起草文件，报中央批转全国；运动中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
会议精神贯彻下去，一些基本的教学、工作秩序开始恢复，无政府主义行为得到遏制。清华大学等一些学校的工作组还开展了反干扰斗争，把反工作组势力的猖狂气焰打了下去。
1966年的夏季，炎热异常。老百姓被前一段不分昼夜吵吵闹闹的“革命行动”弄得头昏脑胀，身心疲惫。现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恢复了正常的作息制度，社会治安渐趋好转，许多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当然，要使运动真正走上正常轨道，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刘少奇指示为学校的文化革命制定规划，大学的由中共北京市委起草，中学的由团中央起草。有了规划，就可以使学校开展运动有章可循，结束目前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
令人忧虑的还有生产问题。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工业、交通生产情况越来越糟。钢、钢材、煤的产量节节下降，质量下降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本建设任务上半年只能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三十五六，大大低于原定计划。很清楚，如果让乱揪乱斗的浪潮涌进这些部门，生产将更大幅度下降。
刘少奇、邓小平把薄一波、陶鲁笳等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找来商量这件事。经过反复研究，大家决定向毛泽东提议：把文化革命的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并且由上级派工作队领导进行。
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联名向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正式请示这一重要提议，并且附上了准备下发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毛泽东理解了这一建议，同意将这个通知迅速发下去。
几天后，刘少奇得到报告，《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已经起草好，就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
看来，“文革”运动有希望走上正轨了。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回合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革”中周旋的第一个回合，就是围绕着工作组的斗争。
这两篇东西在一天之内突然冒出来，不但令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惊愕不已，也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感到意外。
《人民日报》社论是陈伯达5月31日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报社之后，连夜搞出来的，并且不经中共中央审查直接见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则是康生私自把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向全国广播的，事先也没有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
事情还刚刚开了个头。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的通栏大标题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配发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人们起来同“反革命黑帮”作斗争，“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下午4时，人们在广播中又听到：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中共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撤销陆平、彭□云的一切职务，并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
6月4日，《人民日报》在发表改组中共北京市委、北大党委消息的同时，连发两篇社论：
《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公开点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是修正主义者，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5日、6日、7日、8日……鼓动“文革”的社论、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一篇接一篇地发表。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开动了起来。全国各报刊、广播电台，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口号、社论、消息。
人们的兴奋点被迅速催生出来。特别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更是被这一连串的激进事件弄得心急火燎，再也坐不住，纷纷在本单位寻找黑帮，揪斗当权派。
在街头巷尾，在各公共场所，成堆成群的人们热烈地议论着几天来的新鲜事，常常滞留到深夜还久久不散。北京大学等校园更是热闹非凡。城市交通和社会秩序开始乱套。
“文革”就这样哄然而起。狂热的气氛从北京和各大城市迅速向全国城乡辐射。
这样的局面，实在是连久经群众运动风浪的刘少奇也始料不及。
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在福禄居会议室举行。参加的人不很多，除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位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就是各方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工交口薄一波，财贸口李先念，农林口谭震林，军队方面叶剑英，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办公厅汪东兴，北京市李雪峰、郭影秋，还有新近从中南局第一书记岗位上调来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陶铸，以及一些有关的负责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先由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代表新市委汇报。他在谈了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情况之后，讲了准备向学校布置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他最后提出：“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
经过一番讨论，会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向各学校传达贯彻所拟的八条要求。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要把学生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轨道。
会议精神迅速布置下去。中共北京市委开始向一些大学、中学派工作组。大学工作组成员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抽调，中学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抽调，然后由北京市委统一介绍到各学校。
“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是由陈伯达率领的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5月31日进驻。第二个工作组是以张承先为组长的驻北京大学工作组，6月1日晚进驻。张承先是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已准备调任国务院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还没有到职，正好就先去了北京大学。这两个最早派出的工作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负责同志商定，并报毛泽东同意的。
自从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以后，北京许多大学、中学的师生成群结队涌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所在地，强烈要求派工作组进校。大多数学校的党政领导被青年学生冲击得够呛，确实也无法行使领导职能。为使局面不致失控，中共北京市委在请示中央同意后，从6月5日起加快了派工作组的步伐。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央部、委，也纷纷仿效北京市的做法，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单位派出了工作组。新调任的文化部常务副部长肖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还主持向国务院文化系统各单位派出了由军队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林彪亲自批准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抽调300名干部参加这些工作组。
工作组开进学校，竭力组织学生有秩序地参加运动。但被《人民日报》那一篇篇激动人心的社论文章撩拨起来的学生们，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学校秩序还在滑坡，混乱局面迅速向社会扩散。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常委经过商量，决定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开一个会，研究一下运动的指导方针。
6月9日，三位常委和从北京去开会的人乘一架专机飞抵杭州。
小会在毛泽东住的刘庄宾馆开了两次。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陶铸，还有根据毛泽东意见增加的陈伯达、汪东兴和六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魏文伯、王任重、李大章，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来杭州的康生，也正好参加。会议完全是务虚性质的漫谈，话题换了一个又一个：运动情况，教学改革，提拔年轻人，报纸版面，点名批判程序，工作组，农村生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
工作组问题倒是涉及到了，但没有形成明确意见。毛泽东只顺便说了一句：“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如贵阳师范学院派什么人去？”
可是，事实上这时大部分工作组已经派出。
常委们回到北京，开始贯彻杭州会议精神。因为周恩来6月15日要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指导运动的责任现在就落在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身上了。
首先是把杭州会议上比较确定的几件事贯彻下去。一是大学、高中停课半年，集中精力搞文化革命。这是会上定了的。二是关于文化革命的大体安排，这是各级组织都关心的问题。正好中南局、西北局各有一个报告，讲对运动的部署意见，在杭州会议上也谈过。这两件事都急，所以刘少奇、邓小平在6月13日回北京的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把停课半年的决定和中南局、西北局的文件发了下去。
第二天，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这以后，他们又多次在福禄居会议室或怀仁堂后厅听取文化革命情况的汇报，研究处理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尽力按照杭州会议精神把群众发动起来，又不使社会陷于混乱。
为了增加感性认识，刘少奇利用夜深人静，到北京大学校园看了看张贴的大字报。隔了一天，又到清华大学看了一次。
两个学校的大字报真可称得上是铺天盖地。不但专门搭起来的一排排芦席棚上贴得满满的，就连那些位置稍为适宜的楼墙外面，也横七竖八地刷上了大标语。在苍白的灯光下，各种红的、黄的、白的、文字的、漫画的大字报连成一片，被风吹得簌簌作响，形成一种奇特的景观。
然而，乱批乱斗的势头有增无已。几乎所有大中学校的一二把手都受到冲击。许多教授、专家被当作坏人揪出示众。出身不好的人被称作“狗崽子”，横遭歧视、污辱。抄家、打人、批斗会成为家常便饭。自杀和打死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少数学生同工作组发生对立，且有越来越严重之势。
6月18日上午9点，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利用工作组集中开会之机，设立“斗鬼台”“斩妖台”，擅自把40多名所谓的“黑帮”“反动学生”揪来批斗。学生们给这些人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脸上涂上墨汁，对他们罚跪、扭打、揪头发、撕衣服，肆意污辱。现场极为混乱。工作组长张承先闻讯急急赶来，严肃批评了这种行为，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蔓延。
当天下午，北大工作组将这件事编写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张承先亲自去向中共北京市委作了汇报。李雪峰立即将《简报》转呈给了刘少奇。
6月19日，清华大学也出事了。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这事也报到了刘少奇那里。
这天，刘少奇的女儿平平回家，告诉父亲说，她上学的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有人反工作组，正在写大字报。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学生反工作组。这些学生又在四处串连，酝酿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许多学校出现尖锐对立的两派。局面似有进一步失控之势。
刘少奇感到事态严重。他对家里人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第二节 中南海陡起狂澜福禄居少奇奇冤（3）
如果听任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局势将不可收拾。刘少奇决定采取措施。
6月19日，他要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为校工作组顾问，观察运动情况，及时反映动态。
6月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天，刘少奇还把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同志约来谈话，要他们发动群众回击学校出现的反工作组大字报。他说：“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它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
第二天，6月21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布置对运动的领导。在汇报讨论之后，刘少奇对几个问题作了指示。他提出：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6月3日北京市委改组以前听市委话、听蒋南翔话的，一律不追究，这个问题由北京市委起草文件，报中央批转全国；运动中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
会议精神贯彻下去，一些基本的教学、工作秩序开始恢复，无政府主义行为得到遏制。清华大学等一些学校的工作组还开展了反干扰斗争，把反工作组势力的猖狂气焰打了下去。
1966年的夏季，炎热异常。老百姓被前一段不分昼夜吵吵闹闹的“革命行动”弄得头昏脑胀，身心疲惫。现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恢复了正常的作息制度，社会治安渐趋好转，许多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当然，要使运动真正走上正常轨道，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刘少奇指示为学校的文化革命制定规划，大学的由中共北京市委起草，中学的由团中央起草。有了规划，就可以使学校开展运动有章可循，结束目前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
令人忧虑的还有生产问题。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工业、交通生产情况越来越糟。钢、钢材、煤的产量节节下降，质量下降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本建设任务上半年只能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三十五六，大大低于原定计划。很清楚，如果让乱揪乱斗的浪潮涌进这些部门，生产将更大幅度下降。
刘少奇、邓小平把薄一波、陶鲁笳等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找来商量这件事。经过反复研究，大家决定向毛泽东提议：把文化革命的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并且由上级派工作队领导进行。
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联名向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正式请示这一重要提议，并且附上了准备下发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毛泽东理解了这一建议，同意将这个通知迅速发下去。
几天后，刘少奇得到报告，《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已经起草好，就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
看来，“文革”运动有希望走上正轨了。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回合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革”中周旋的第一个回合，就是围绕着工作组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