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1)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1）
陶铸茶水也没喝一口便喊起来：“冤案，我去看他！”毛泽东对于“天下大乱”从来不皱眉，轻松地将手一拂，毫无担忧地说：“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子。”陶铸只把江青当做一个女人看，根据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江青便也将陶铸当做一个十足的男人看。“陶铸丧心病狂，朝毛主席拍桌子提抗议，手腕子都拍脱臼了！”
来到北京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回来后，陶铸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沉默了很久，陶铸终于开口对夫人说：“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干什么？”曾志问。
“中宣部长。”
曾志断然说：“你不合适，你胜任不了。”
陶铸点点头：“刚才我在常委会上讲了，紫阳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于我不太合适。”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陶铸沉重地为难地摇摇头：“辞是辞不掉的。除了中宣部长，还决定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他浓眉紧锁，缓缓地说：“这件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陶铸临危受命时，全国已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十分严峻的险恶形势。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已在全国公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甚嚣尘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铺天盖地而来，晴朗的中国上空，刹时已变得天昏地暗。林彪、“四人帮”正在利用这个集中代表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把它推向极端，搞乱全国。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去北京开会，调陶铸去中央工作，担任中宣部长，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
6月1日，陶铸就匆匆飞往北京，住到了当时“文革”小组所在地钓鱼台国宾馆，因为他还另兼一职——中央“文革”顾问。
陶铸的到来，使当时并不宁静的国宾馆又涌动起一股暗流——“文革”小组成员对他展开了一连串拉拢手法。
就在陶铸来京的当天晚上，钓鱼台幽静的林阴道上，出现了一高一矮两个人影。警卫人员一看那身形，便知道是住8号楼的康生和住15号楼的陈伯达。
自从中央文革将办公处设在钓鱼台后，这两个人的身影便经常出现，一闪一晃，像两个幽灵。此时，他们正结伴去看望他们的新邻居。一路上，自然少不了一串同盟者式的“通气”。
“陶铸是黄埔五期的，可算是林彪的同学。南昌起义时跟萧克在一起，当连长。不过，真正受重用还是在东北，林彪很看重他，他算四野的人。”康生很咬重“四野”两个字，带着权威者的神气长吸一口气。他还伸出一只手掌看了看，好像满把抓的都是人，都是要人，他无不了如指掌。停顿片刻，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一句：“同北方局派去的东北的干部关系一般。”
陈伯达只是微微点头，并不作声。今天，他专门看过陶铸的资料，对这位刚调来的中央新人的了解，自然不仅仅是这些。
陶铸，原名际华，字剑寒，又名任陶。1926年18岁入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1927年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福建从事秘密工作期间，先后担任福建军委秘书、闽南特委书记、厦门中心市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判无期徒刑。在南京监狱里，领导难友进行了绝食斗争，1937年9月26日被党营救出狱后，赴湖北开辟了鄂中抗日游击区，任鄂中区党委常委，以后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一直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先后任辽宁省委书记、辽西省委书记、辽吉省委书记以及东北野战军（四野）第七纵队政委、沈阳军管会副主任、沈阳特别市委书记、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并受中央委托，进入北平，与傅作义将军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以后又担负起了部队的改编和组织领导南下工作团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武汉军管会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省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不过，陈伯达对人的历史不如康生的兴趣大，每当政治变动发生时，他特别注意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他不太留意是非，他只关心来头。他那富态的肚子里装货很多，站在哪一边都能掏出120个道理。
他也了解身边这位同盟者。他一生从来没有与天斗，与地斗，他全是跟人斗了。大概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很少有不令康生感兴趣者，他都想去窥探，想去查一查；发现点什么，抓住点什么。
康生在延安的地位已经很稳固了。中央委任他担任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
从那时起，康生给自己定了一个行动准则。待人，要因人制宜。对待手握大权的铁腕人物，要学会号脉，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对待同级，要和蔼可亲，左右逢源；对待下级可又打又拉，恩威并用。随着地位的巩固，康生很想在延安有番“作为”。整人，是康生的拿手好戏，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大展拳脚，再现莫斯科时期玩的那套把戏。
这个时机果真被康生抓住了！
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康生借“抢救失足者”之名，大搞逼供信，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
“特务”“内奸”，这就是所谓延安“抢救运动”。这场害人运动，可以说是由康生一手策划、制造的。
1943年七八月间延安进行的“抢救运动”，其发生有一个过程，大体经过整风运动、审查干部工作和反特斗争以及掀起“抢救运动”四个阶段。
1943年初，康生就提出这样一个理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这是预言？暗示？还是指令？人们不得而知。人们只知道整风是党中央全力以赴开展的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康生充其量也只是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怎么敢说这种话呢？但人们忘了，康生又是整风学习委员会的副主席（毛泽东是主席），在整风运动中，这是一个极其显赫的官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他用一种更隐蔽的手段，影响毛泽东本人。当中央于1943年4月3日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之后，隐藏在康生心底的变被整为整人的罪恶目的，终于变成了中共中央的明文指令。
《决定》说：
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纠正，内奸问题也不曾引起注意。
《决定》强调说：
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
自然，康生对这一《决定》的精神驾轻就熟，由他亲自负责、直接指挥的一场审干运动（包括抢救运动），如洪荒时期的汤汤大水铺天盖地般涌来，漫淹了整个延安和各个根据地。
1942年11月间，年仅19岁的原甘肃地下共产党员张克勤，被康生亲自出马，打成特务。
张克勤，1937年入党，后经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延安深造。张克勤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搞车轮战，审讯了六天六夜，肉体受到百般折磨。在“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下，张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了“甘肃党是红旗党，假共产党”的假口供。接着康生便在八路军大礼堂亲自主持召开了张克勤坦白大会。开会那天，延安各机关、学校的代表们带着几分好奇、还有几分胆怯汇聚在一起，如潮水般涌进了礼堂。会议开始，康生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蹬一双长筒马靴，大摇大摆地踏上主席台，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便指着张克勤说：我们在西北农学挖出了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叫张克勤，他父亲就是特务，大家说，他能不是特务吗？
读者可能觉得逻辑不通，其实这就是康生铸就的铁的逻辑。他将那么多的人打成特务，几乎都用的是这种逻辑。他在整人的时候，动不动拍着胸膛说：“看×××那个样子就像个特务。”“××要不是特务我把康字颠倒写。”甚至给一位女同志下了这样一条海外奇谈式的结论：“你长得那么漂亮，你不当特务，谁当特务？”这种主观臆断、荒诞不经、信口雌黄的诬陷，在康生那里就像魔术师甩扑克牌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而扔在被整的人身上，便变为一口巨大的黑锅，它使人喘不过气，甚至会被压死、闷死。
在这天的会上，亮出他自己获得专利的“铁逻辑”之后，康生将金丝边眼镜一提，用阴阳怪气的音调说：“你张克勤肯定是特务，要不，我康生敢拿20年党龄做保证！”
这样一个大人物，在张克勤心中，哪怕是自己19岁的全部生命，也抵不了他1年的党龄，更何况是20年呢！权势者的威力，一旦和荒淫无耻结为联盟，那淫威足以使白的、红的刹那间变得漆黑一团。张克勤无言以对，只得装出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交待自己的“特务史”。还交待说：国民党对我们的白区的地下党实行“红旗政策”，即用特务、内奸搞假共产党。甘肃地下党就是“红旗党”，而且说他本人就是一个被发展的特务。
谁都难以相信：张克勤因此而吃上了小灶，并擢升为副科长。这真是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他成了坦白的“典型”了。他周游遍了延安大大小小的机关学校，现身说法，为所有被打成特务和未被打成特务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树立起一个“坦白光荣”的榜样。
接着康生便借用这个案件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审干工作的一大突破。于是他将此情况一面抄送中央，一面以此为资本到处宣扬说，“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新策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靠不住，必须“重新估计”。请看他在一个干部训练班的讲演：
“张克勤案件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量得到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随即，他领导的社会部和保卫机关工作人员在延安各机关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四川等地下党的一些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并将曾在甘肃工委工作过，当时已分散到各地工作的很多同志先后押到延安受审。同时，康生抓住一些未经调查核实的案件或一些人的口供，大肆渲染，造谣惑众，一步一步地把整风运动引向了所谓肃清反革命、肃清内奸特务的斗争。
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代表来延安，康生借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来往的名义，亲自批准保安机关，于4月1日晚上一夜之间在延安抓了200多个“嫌疑分子”。康生得意地说，这叫“秘密突破”。但在红色政权的首府，一下子就捕获这么多的“特务”，人们的心理猛地失去了平衡，群众根本接受不了，有的人当面向康生提出，“捕人证据不足”。
康生蛮横地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是为了弄清问题。”
身为保安机关的最高长官，竟以这样毫无法律常识的语言来作大肆捕人的注解！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一大发明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他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逼人就范。
炮制“坦白典型”，利用“坦白典型”公开演讲，现身说法，制造“特务如麻”“坦白光荣”的气氛，这是康生操纵运动的杀手锏。从1943年4月至7月，这一阶段除了炮制典型外，还让人人自觉坦白，写思想历史自传，从思想上反省，坦白自己是否有问题！在这3个月内，仅延安中央系统（不包括边区所属各地区）各单位就有四五百人坦白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明确提出：“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他们（指失足者）要在这紧迫的时间内，挽救自己，而共产党也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他们；我们要警告那些不愿意坦白的人们，宽大是有限度的，这一点要严重注意。”
在这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后，又刮起一场横空弥漫的“龙卷风”。整个边区从机关到学校、工厂，从城镇到农村，从上层到中下层，开始了“全线进攻”，弄得人人自危。10天之内，搞出的特务超过了前几个月的总和。在康生亲自操纵下，逼供、诱供、劝供一齐下手。凡从国统区、敌占区来的自不必说都是“特嫌”，甚至生长在边区根据地的人，只要和敌人有一丝瓜葛，“特务”的桂冠就算是戴定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达到了无以复加、骇人听闻的地步。
当时在延安普遍流传着这样一件事：有一位从国统区千里迢迢来延安求学的学生，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了审查。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2）
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都在干什么？
答：父母亲都在战火中死亡，只我一个。
问：国民党内有你的亲戚吗？
答：没有。
问：那么你来延安是国民党派你来的？
答：不是。
问：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答：坐火车来的。
问：坐谁家的火车？
答：坐铁路上的火车。
问：铁路上的火车是共产党的吗？
答：不是，是国民党的。
问：坐国民党的火车，你还能说与国民党没关系吗？
答：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即承认自己是“特务”或“敌探”，就可以戴一朵大红花，名曰“再生花”，坐在主席台上以示“光荣”。甚至还可以吃到一顿延安少有的好饭，西红柿挂面、红枣稀饭等。如果不承认，那就“五刑具上”，各种方法都来了。下面介绍几种当时较普遍的“抢救”方法：
一、精神折磨，刑讯逼供。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康生曾召集一次讨论起草《审讯条例》的会议，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出现意见分歧，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么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滚雪球。坦白了的人，还要受到这样的质问：“你的上级是谁？”“你的下级是谁？”“你的联系人又是谁？”如不交待这些情况，还不能彻底过关。于是，有人供出了自己的好友，有的人供出自己的亲戚，有的人则供出了同事、同乡。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其造成的后果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规定每个来延安的人都要写3次自传：刚到延安要写，整风中间要写，到反省机关还要写，然后前后对照，找矛盾、找缺口。更荒诞的是，康生发明了一种“填月表”的办法，即突然要求被审查的人当场按月填写出自己的历史，一面交待，一面填表，如有一个月填不上，或填的有出入，就以特嫌论处。
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置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五、“面条的诱惑”。“坦白光荣”是精神鼓励和刺激，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人们谁都不愿在红色的边区当一名落后分子，只要胡编乱造几句假话，就可以从“地狱”升入“天堂”，那些少有主见或别有用心的人，又何乐而不为呢？与“坦白光荣”紧连着的是“物质奖励”——面条的诱惑，绝不能低估。因为延安在1942年、1943年间，面粉极为缺乏，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也吃不到一顿白馍。对那一顿管饱的鸡蛋挂面真是馋死了！自然科学院有名四川来的小学生，为了吃一顿让人垂涎三尺的鸡蛋挂面，便说自己是刘湘直接派来的。
在各种抢救方法面前，有些人的意志在诱惑面前倾斜了；有些人由于对党的朴素的信仰，“光荣地坦白”了；有些人坠入云里雾中随波逐流了；有些人在逼供的淫威下屈服了。
这种突击造成的“特务如麻”的假相，在后来两年的甄别工作中证明90%以上的人是冤假错案。
陶铸茶水也没喝一口便喊起来：“冤案，我去看他！”毛泽东对于“天下大乱”从来不皱眉，轻松地将手一拂，毫无担忧地说：“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子。”陶铸只把江青当做一个女人看，根据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江青便也将陶铸当做一个十足的男人看。“陶铸丧心病狂，朝毛主席拍桌子提抗议，手腕子都拍脱臼了！”
来到北京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回来后，陶铸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沉默了很久，陶铸终于开口对夫人说：“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干什么？”曾志问。
“中宣部长。”
曾志断然说：“你不合适，你胜任不了。”
陶铸点点头：“刚才我在常委会上讲了，紫阳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于我不太合适。”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陶铸沉重地为难地摇摇头：“辞是辞不掉的。除了中宣部长，还决定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他浓眉紧锁，缓缓地说：“这件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陶铸临危受命时，全国已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十分严峻的险恶形势。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已在全国公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甚嚣尘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铺天盖地而来，晴朗的中国上空，刹时已变得天昏地暗。林彪、“四人帮”正在利用这个集中代表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把它推向极端，搞乱全国。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去北京开会，调陶铸去中央工作，担任中宣部长，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
6月1日，陶铸就匆匆飞往北京，住到了当时“文革”小组所在地钓鱼台国宾馆，因为他还另兼一职——中央“文革”顾问。
陶铸的到来，使当时并不宁静的国宾馆又涌动起一股暗流——“文革”小组成员对他展开了一连串拉拢手法。
就在陶铸来京的当天晚上，钓鱼台幽静的林阴道上，出现了一高一矮两个人影。警卫人员一看那身形，便知道是住8号楼的康生和住15号楼的陈伯达。
自从中央文革将办公处设在钓鱼台后，这两个人的身影便经常出现，一闪一晃，像两个幽灵。此时，他们正结伴去看望他们的新邻居。一路上，自然少不了一串同盟者式的“通气”。
“陶铸是黄埔五期的，可算是林彪的同学。南昌起义时跟萧克在一起，当连长。不过，真正受重用还是在东北，林彪很看重他，他算四野的人。”康生很咬重“四野”两个字，带着权威者的神气长吸一口气。他还伸出一只手掌看了看，好像满把抓的都是人，都是要人，他无不了如指掌。停顿片刻，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一句：“同北方局派去的东北的干部关系一般。”
陈伯达只是微微点头，并不作声。今天，他专门看过陶铸的资料，对这位刚调来的中央新人的了解，自然不仅仅是这些。
陶铸，原名际华，字剑寒，又名任陶。1926年18岁入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1927年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福建从事秘密工作期间，先后担任福建军委秘书、闽南特委书记、厦门中心市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判无期徒刑。在南京监狱里，领导难友进行了绝食斗争，1937年9月26日被党营救出狱后，赴湖北开辟了鄂中抗日游击区，任鄂中区党委常委，以后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一直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先后任辽宁省委书记、辽西省委书记、辽吉省委书记以及东北野战军（四野）第七纵队政委、沈阳军管会副主任、沈阳特别市委书记、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并受中央委托，进入北平，与傅作义将军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以后又担负起了部队的改编和组织领导南下工作团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武汉军管会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省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不过，陈伯达对人的历史不如康生的兴趣大，每当政治变动发生时，他特别注意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他不太留意是非，他只关心来头。他那富态的肚子里装货很多，站在哪一边都能掏出120个道理。
他也了解身边这位同盟者。他一生从来没有与天斗，与地斗，他全是跟人斗了。大概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很少有不令康生感兴趣者，他都想去窥探，想去查一查；发现点什么，抓住点什么。
康生在延安的地位已经很稳固了。中央委任他担任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
从那时起，康生给自己定了一个行动准则。待人，要因人制宜。对待手握大权的铁腕人物，要学会号脉，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对待同级，要和蔼可亲，左右逢源；对待下级可又打又拉，恩威并用。随着地位的巩固，康生很想在延安有番“作为”。整人，是康生的拿手好戏，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大展拳脚，再现莫斯科时期玩的那套把戏。
这个时机果真被康生抓住了！
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康生借“抢救失足者”之名，大搞逼供信，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
“特务”“内奸”，这就是所谓延安“抢救运动”。这场害人运动，可以说是由康生一手策划、制造的。
1943年七八月间延安进行的“抢救运动”，其发生有一个过程，大体经过整风运动、审查干部工作和反特斗争以及掀起“抢救运动”四个阶段。
1943年初，康生就提出这样一个理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这是预言？暗示？还是指令？人们不得而知。人们只知道整风是党中央全力以赴开展的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康生充其量也只是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怎么敢说这种话呢？但人们忘了，康生又是整风学习委员会的副主席（毛泽东是主席），在整风运动中，这是一个极其显赫的官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他用一种更隐蔽的手段，影响毛泽东本人。当中央于1943年4月3日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之后，隐藏在康生心底的变被整为整人的罪恶目的，终于变成了中共中央的明文指令。
《决定》说：
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纠正，内奸问题也不曾引起注意。
《决定》强调说：
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
自然，康生对这一《决定》的精神驾轻就熟，由他亲自负责、直接指挥的一场审干运动（包括抢救运动），如洪荒时期的汤汤大水铺天盖地般涌来，漫淹了整个延安和各个根据地。
1942年11月间，年仅19岁的原甘肃地下共产党员张克勤，被康生亲自出马，打成特务。
张克勤，1937年入党，后经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延安深造。张克勤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搞车轮战，审讯了六天六夜，肉体受到百般折磨。在“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下，张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了“甘肃党是红旗党，假共产党”的假口供。接着康生便在八路军大礼堂亲自主持召开了张克勤坦白大会。开会那天，延安各机关、学校的代表们带着几分好奇、还有几分胆怯汇聚在一起，如潮水般涌进了礼堂。会议开始，康生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蹬一双长筒马靴，大摇大摆地踏上主席台，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便指着张克勤说：我们在西北农学挖出了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叫张克勤，他父亲就是特务，大家说，他能不是特务吗？
读者可能觉得逻辑不通，其实这就是康生铸就的铁的逻辑。他将那么多的人打成特务，几乎都用的是这种逻辑。他在整人的时候，动不动拍着胸膛说：“看×××那个样子就像个特务。”“××要不是特务我把康字颠倒写。”甚至给一位女同志下了这样一条海外奇谈式的结论：“你长得那么漂亮，你不当特务，谁当特务？”这种主观臆断、荒诞不经、信口雌黄的诬陷，在康生那里就像魔术师甩扑克牌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而扔在被整的人身上，便变为一口巨大的黑锅，它使人喘不过气，甚至会被压死、闷死。
在这天的会上，亮出他自己获得专利的“铁逻辑”之后，康生将金丝边眼镜一提，用阴阳怪气的音调说：“你张克勤肯定是特务，要不，我康生敢拿20年党龄做保证！”
这样一个大人物，在张克勤心中，哪怕是自己19岁的全部生命，也抵不了他1年的党龄，更何况是20年呢！权势者的威力，一旦和荒淫无耻结为联盟，那淫威足以使白的、红的刹那间变得漆黑一团。张克勤无言以对，只得装出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交待自己的“特务史”。还交待说：国民党对我们的白区的地下党实行“红旗政策”，即用特务、内奸搞假共产党。甘肃地下党就是“红旗党”，而且说他本人就是一个被发展的特务。
谁都难以相信：张克勤因此而吃上了小灶，并擢升为副科长。这真是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他成了坦白的“典型”了。他周游遍了延安大大小小的机关学校，现身说法，为所有被打成特务和未被打成特务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树立起一个“坦白光荣”的榜样。
接着康生便借用这个案件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审干工作的一大突破。于是他将此情况一面抄送中央，一面以此为资本到处宣扬说，“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新策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靠不住，必须“重新估计”。请看他在一个干部训练班的讲演：
“张克勤案件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量得到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随即，他领导的社会部和保卫机关工作人员在延安各机关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四川等地下党的一些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并将曾在甘肃工委工作过，当时已分散到各地工作的很多同志先后押到延安受审。同时，康生抓住一些未经调查核实的案件或一些人的口供，大肆渲染，造谣惑众，一步一步地把整风运动引向了所谓肃清反革命、肃清内奸特务的斗争。
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代表来延安，康生借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来往的名义，亲自批准保安机关，于4月1日晚上一夜之间在延安抓了200多个“嫌疑分子”。康生得意地说，这叫“秘密突破”。但在红色政权的首府，一下子就捕获这么多的“特务”，人们的心理猛地失去了平衡，群众根本接受不了，有的人当面向康生提出，“捕人证据不足”。
康生蛮横地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是为了弄清问题。”
身为保安机关的最高长官，竟以这样毫无法律常识的语言来作大肆捕人的注解！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一大发明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他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逼人就范。
炮制“坦白典型”，利用“坦白典型”公开演讲，现身说法，制造“特务如麻”“坦白光荣”的气氛，这是康生操纵运动的杀手锏。从1943年4月至7月，这一阶段除了炮制典型外，还让人人自觉坦白，写思想历史自传，从思想上反省，坦白自己是否有问题！在这3个月内，仅延安中央系统（不包括边区所属各地区）各单位就有四五百人坦白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明确提出：“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他们（指失足者）要在这紧迫的时间内，挽救自己，而共产党也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他们；我们要警告那些不愿意坦白的人们，宽大是有限度的，这一点要严重注意。”
在这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后，又刮起一场横空弥漫的“龙卷风”。整个边区从机关到学校、工厂，从城镇到农村，从上层到中下层，开始了“全线进攻”，弄得人人自危。10天之内，搞出的特务超过了前几个月的总和。在康生亲自操纵下，逼供、诱供、劝供一齐下手。凡从国统区、敌占区来的自不必说都是“特嫌”，甚至生长在边区根据地的人，只要和敌人有一丝瓜葛，“特务”的桂冠就算是戴定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达到了无以复加、骇人听闻的地步。
当时在延安普遍流传着这样一件事：有一位从国统区千里迢迢来延安求学的学生，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了审查。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2）
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都在干什么？
答：父母亲都在战火中死亡，只我一个。
问：国民党内有你的亲戚吗？
答：没有。
问：那么你来延安是国民党派你来的？
答：不是。
问：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答：坐火车来的。
问：坐谁家的火车？
答：坐铁路上的火车。
问：铁路上的火车是共产党的吗？
答：不是，是国民党的。
问：坐国民党的火车，你还能说与国民党没关系吗？
答：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即承认自己是“特务”或“敌探”，就可以戴一朵大红花，名曰“再生花”，坐在主席台上以示“光荣”。甚至还可以吃到一顿延安少有的好饭，西红柿挂面、红枣稀饭等。如果不承认，那就“五刑具上”，各种方法都来了。下面介绍几种当时较普遍的“抢救”方法：
一、精神折磨，刑讯逼供。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康生曾召集一次讨论起草《审讯条例》的会议，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出现意见分歧，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么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滚雪球。坦白了的人，还要受到这样的质问：“你的上级是谁？”“你的下级是谁？”“你的联系人又是谁？”如不交待这些情况，还不能彻底过关。于是，有人供出了自己的好友，有的人供出自己的亲戚，有的人则供出了同事、同乡。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其造成的后果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规定每个来延安的人都要写3次自传：刚到延安要写，整风中间要写，到反省机关还要写，然后前后对照，找矛盾、找缺口。更荒诞的是，康生发明了一种“填月表”的办法，即突然要求被审查的人当场按月填写出自己的历史，一面交待，一面填表，如有一个月填不上，或填的有出入，就以特嫌论处。
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置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五、“面条的诱惑”。“坦白光荣”是精神鼓励和刺激，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人们谁都不愿在红色的边区当一名落后分子，只要胡编乱造几句假话，就可以从“地狱”升入“天堂”，那些少有主见或别有用心的人，又何乐而不为呢？与“坦白光荣”紧连着的是“物质奖励”——面条的诱惑，绝不能低估。因为延安在1942年、1943年间，面粉极为缺乏，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也吃不到一顿白馍。对那一顿管饱的鸡蛋挂面真是馋死了！自然科学院有名四川来的小学生，为了吃一顿让人垂涎三尺的鸡蛋挂面，便说自己是刘湘直接派来的。
在各种抢救方法面前，有些人的意志在诱惑面前倾斜了；有些人由于对党的朴素的信仰，“光荣地坦白”了；有些人坠入云里雾中随波逐流了；有些人在逼供的淫威下屈服了。
这种突击造成的“特务如麻”的假相，在后来两年的甄别工作中证明90%以上的人是冤假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