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2)
“抢救运动”的错误，很快被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发觉纠正了。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七大代表不少是在抢救运动中挨过整的。他们在会上提了不少意见，对康生极为不满。为了平息众怒，毛泽东在七大专门讲了一段话，指出在抢救运动中搞错了不少同志，冤枉了好人，不要“一人向隅，举桌为之不欢”。说不少同志受委屈，我代表中央向各位受委屈的同志道歉，说：是则是，痛改前非，团结抗战，一个不杀；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个不是。毛泽东同志把手举到帽檐下说，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向你们行个礼，赔个不是。你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这个手就放不下来了。当时台下的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是直接负责“抢救运动”的康生，却神色不动地坐在台上抽烟，未作任何检查。散会后大家向外走，李富春同志问康生，你怎么不讲几句？康生恶毒地说，我不会当两面派人物。不仅如此，康生还对甄别工作进行阻挠，硬给许多同志的结论“挂尾巴”“留辫子”。“文革”中康生又乘机为“抢救运动”翻案，把在延安已经甄别平反的问题又重翻出来，使许多老干部再次受到诬陷迫害。
耐人寻味的是，康生的阴谋伎俩在当时就被一个外国人看穿，他就是季米特洛夫。
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问题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道：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原来的领导人当中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谈谈中共党内状况在我这里所引起的不安，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曾有幸近距离地并常常是直接地研究中国问题。我对康生的作用也有怀疑。因为像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的团结这样一种党的正确措施是由康生及其机构以很成问题的方式实施的。这些方式只能造成相互猜疑，只能引起普通党员群众强烈不满和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得到一份十分可靠的情报，说国民党分子决定向延安派一些奸细，其目的是要离间您同王明和党的其他活动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制造对所有在莫斯科住过和学习过的人的敌对情绪。关于国民党分子的这种阴险企图，我曾及时提醒过您。国民党分子的如意算盘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进而轻而易举地消灭共产党。我确信，康生是以自己的行动在为这些奸细效劳。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这是我对您的深深的敬意和我的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即相信您作为党的公认领袖是愿意看到事情的真相的，才使我如此坦率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面对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形势，康生感觉到他兴风作浪的时候到了。他在会上给毛主席递了个“写小说反党”的条子，于是产生了所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这句话像一枚重磅炸弹，使参加会议的人都目瞪口呆，会议立即改变了原来讨论经济工作的中心议题，全部集中到“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来。
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案，是康生一手策划的大冤案。这桩现代文字狱前后持续了17年之久。
1956年，工人出版社为了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拟订了一个出版革命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计划，小说《刘志丹》就是其中的一种。当时，出版社看到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弟媳李建彤写的回忆刘志丹的短文，于是约请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
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先后得到中央领导、文艺界的老同志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帮助。1960年，曾在西北工作过的习仲勋两次向作者和出版社同志谈了他对《刘志丹》稿样的意见，强调写书是教育青年一代，通过写革命领袖人物刘志丹，写西北大革命，把刘志丹经历的时期写成为全国的缩影。小说的主导思想就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刘志丹具体体现。
作者六易其稿，在小说将要出版之前，《工人日报》等几家报刊选登了部分内容。
此时，康生正处心积虑地搜罗所谓阶级斗争的“典型”，他正愁着没有什么是非可以拨弄，恨不能鸡蛋里挑骨头，当他抓到小说《刘志丹》这根“稻草”后，他连书稿还没拿到手就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按照他的逻辑分析，刘志丹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颂扬刘志丹和陕北根据地的丰功伟绩，不就是贬低毛泽东在江西建立根据地的作用了吗？不就是抬高一直在陕北根据地的反党分子高岗的地位，为他翻案吗？于是，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得发表《刘志丹》。接着，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武断地认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个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并责令工人出版社，把《刘志丹》第五稿印600本，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康生鼓足一口气，非要把这个事捅大不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竭尽全力煽动对小说《刘志丹》进行批判，硬说是为高岗翻案。定下这个调子，小说作者及其相关人员的处境便可想而知了。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以康生为首的，包括中央几个单位都必须派人参加的，而实际上是康生一人说了算的“三合一”专案组，开始对作者李建彤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由康生下令逐一加以迫害。
给小说《刘志丹》提供过创作材料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三同志也被打成“反党集团”，还成立了“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
“文革”中，康生和“四人帮”，对小说《刘志丹》的诬陷更是变本加厉，株连无辜，因小说牵连受害的各级领导干部300多人。一般干部和群众，受害数字无法统计。
习仲勋同志曾应出版社要求审阅过小说初稿，被打成《刘志丹》小说的“黑后台”，诬陷他“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授意、炮制、抛出反党小说”，不但被撤销了副总理职务，还被隔离审查了16年，在狱中关押了8年。这还不算，在他40多年前担任过地委书记的庆阳地区，被揪出的所谓彭、高、习“黑爪牙”竟达1.2万多人。
原计委副主任贾拓夫，被打成“反党分子”后，撤职下放。十年动乱中，被害死在西安郊外。
刘景范同志在答辩时给康生提了点意见，叫他不要搞“逼供信”，这一句话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当场被捕，后又监禁了7年。
宋任穷同志也被牵连挨整。
因为小说的选题是工人出版社定出的，原社长高丽生，受尽肉刑，被折磨致死。
小说的责任编辑何家栋，一家老小被赶到河南乡下，老母和两个儿子在病困凌辱中死去。
就连给作者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老贫农于悦贤和刘景华，他们也不放过，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生忠勇的烈士刘志丹，在“文革”中也被当做“叛徒”来鞭尸了。当时，陕西省的主要头头找到刘志丹的女儿刘力真，要她出面声明，同意取消志丹县。刘力真说她无权同意，要这位头头去请示中央，结果西安市到处贴满了“缉拿叛徒刘志丹的女儿”通缉令。刘力真无路可走，只得逃回陕北乡下躲藏了一年，后又被人告密，被五花大绑地揪回西安“归案”。
刘志丹一个驰骋疆场，出入于枪林弹雨的革命烈士，曾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上下五千年，英雄成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的“红军模范”，就因为一本如实反映他的革命经历的传记小说，竟然株连了如此之多的人，制造了现代中国的文字狱大冤案，荒唐之极，无与伦比，九泉之下的英灵，也会为之悲恸、愤慨啊！
我们常说历史是最公正的，苍蝇飞得再高也是苍蝇，雄鹰飞得再低也是雄鹰。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为小说《刘志丹》冤案平反昭雪。1980年2月25日，中央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使一桩持续了17年之久的现代文字狱终于结束了。
正当康生大抓阶级斗争，放肆制造《刘志丹》冤案的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他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又开始稳步上升。
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更让康生如鱼得水，风云际会，先后当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央的副主席。
“这个人能放炮。”康生继续他的“通气”“交底”，并且意味深长地瞟一眼陈伯达：“主席说他是党内的一头牛，横冲直撞。他确是头上长角，顶过不少人。这一点知道的人很多。”
陈伯达脸上有点热，康生显然知道他与陶铸之间的芥蒂。尽管他厌恶这位洗不净阴森的“三洗老人”，虽然他知道康生对谁都可能捅一刀，但仍然走得更贴近些，步调更一致些，听康生介绍。
“他是朝刘少奇开过炮的……多次开炮。”康生朝贴近过来的陈伯达流出一丝神秘的浅笑，声音压低了，“这是最根本的。”
陶铸与刘少奇没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是1942年在延安才认识。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主持工作，陶铸对这位中央领导人，这位党的领袖之一，是怀了敬重之情的。
1943年，陶铸调任军委秘书长，代表中央军委去晋西北检查工作。
他从晋西北回到延安时，刚进家门就听到一个吃惊的消息：柯庆施被关起来审查了！
柯庆施在中央城工部工作，与陶铸私人友谊较深。两人来往不少。对于柯庆施，党内许多老人将他列入极左之列，这多是由于“大跃进”、庐山会议以及以后反右倾机会主义等运动中他的态度所留给一些同志的印象。不过，在延安，多数同志都认为他是个心胸豁达的人。他爱喝点酒，当时刚结婚不久，那天，礼堂里开会，他去了。还在下边嘻嘻哈哈跟别人逗乐呢，就听台上一声喝：“柯庆施上来！”
据说他根本没听台上讲什么（也许有些夸张），闻声稀里糊涂上了台，一上去就稀里糊涂被批成了“特务”。
柯庆施受到隔离审查，不许出门，不许任何人看，长一头长发也不许剃。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来自白区，受到时势的压迫自然更惨，后来被逼得跳井自杀了。
陶铸本是一副燃油般的性子，一点就着。听说了这些情况，茶水也没喝一口便喊起来：
“冤案，我去看他！”
“不行，正审查呢。”同志们劝阻：“谁也不许看。”
“我偏要看，岂有此理！”陶铸拍响桌子，拔腿就朝外走，“柯庆施我了解，什么特务？冤案！这种时候我不去看还算什么朋友！”
他硬闯去看望了柯庆施。
不少同志替他捏把汗：“小心陷进去……”
他敞着大嗓门，声音传老远：“这个时候不敢为朋友出头，等于落井下石！”
对于1942年的整风运动和1943年联袂而来的“敞开思想”“抢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毕竟，这场运动伤害了一些好同志。
然而，从根本上看，从大局看，“整风”清算了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危害并继续造成危害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出自教条主义的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巨大的危害，已经由实践做了结论。
这场运动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使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实现了空前的教育和普及；也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刘少奇在支持和解释这场整风运动，在掌握运动的本质和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面，建树了卓越的功绩。他在一篇被收入《整风文献》的文章中说：“过去我们党遭遇了许多不应有的挫折和失败，走了许多不必走的弯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党员不自觉地盲从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
这里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指王明一类只知背诵一些马列主义条文的教条主义者。刘少奇又说：“必须用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革命者，用中国党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党员，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实际的效果。如果抛开如此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如果轻视我们党22年来在伟大历史事变中的斗争经验，不用心研究这些经验，不用心向这些经验学习，而只去学习离开我们较远的外国革命经验，那就是轻重倒置。”
刘少奇这种“中国化”的思想，无论那时、现在、将来，都在中国革命的山巅之上，永远地明光闪烁。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3）
但是，世界上，历史上，都是只有巨人，而无完人；只有伟人，而无神人。
在柯庆施的问题上，陶铸认为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看法有偏，对他产生意见。陶铸重感情、重义气，又性情耿直，敢放炮。
他朝刘少奇当面开了一炮，而且是在众人面前公开的一炮：“我觉得刘少奇不如毛主席那么有本事。”
此后，陶铸对刘少奇一直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建国之初，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现在回过头来，不难看出刘少奇同志这一思想的科学性。毛泽东思想确是全党智慧的结晶，许多杰出人物都为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毫无疑问，堪称理论家的刘少奇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
思想的科学性不等于每句话都讲得准确恰当。刘少奇在土改工作和天津的讲话，个别问题在提法和用词上可能值得推敲。在1953年的中央财经会议上，陶铸又向刘少奇放了一炮。对少奇同志在土改工作和天津的讲话提了意见。
这一炮不得了，差点被高岗利用。
解决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陶铸长谈一次话。陶铸承认自己在“高饶”问题上犯有错误，同时也谈了对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向陶铸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并且承认他看人有时有些偏。
前面说过，1956年中央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已流露出辞去国家主席，避开日常琐事，而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党的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上来。这些想法终于变成了“一线”和“二线”的计划。
在八大，邓小平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这一制定政策的权力中心，并担任了党的总书记这一重要职务。
毛泽东谈接班人，第一说出的是刘少奇，第二说出的是邓小平。虽然没有过任何正式文件，但国内外亲耳听到的人并不少。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陶铸回广东传达文件。讲到国家主席问题，陶铸说：“如果选邓小平当国家主席，我举双手赞成。”
广州市一位副市长为此向上写了信，说陶铸的讲话，公开反对刘少奇。
中央委托叶剑英同志调查这件事。叶剑英找一些同志谈话，澄清事实后，结论为“没有这个事”。
陶铸的那句话是不能说成反对刘少奇的。但其中包含的意见，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陈伯达像桑丘一样走在唐·吉诃德那种身材的康生旁边，了解了这番“背景”，吁一口长气。
他已经明白，今天来到钓鱼台的陶铸，是今后“党内斗争”中的一头有用的“牛”，一个大有用场的“炮筒子”。
陈伯达随着康生散步“通气”，绕山绕水终于绕到陶铸下榻的9号楼。
他们拜访了刚刚到京的陶铸，并且不虚此行地尝到了“炮筒子”的火药味……
虽有芥蒂，陈伯达想到今后的斗争，想到陶铸与毛泽东的渊源，与林彪的历史关系，还是又作揖又握手，嘘寒问暖地亲热几句。
陶铸自然也对将来的共事者们表现出应有的热情、礼貌和谦让。
康生偶尔要吸支烟。在他点烟时，不吸烟的陈伯达目光与不吸烟的陶铸相遇了。
彼此不自在，但也没避开。毕竟要“共同战斗”了。
陈伯达的圆脸上绽出两朵笑：“这次来，有什么消息吗？”
陈伯达爱问这句话，与毛泽东爱问“有什么新闻吗”不同。毛泽东问的目的是了解社会，了解群众，了解下情。陈伯达问的目的是了解上情，了解来头和背景。
所以，毛泽东喜欢向实际工作者提问，陈伯达喜欢向有背景有来头的人提问，特别是向那些能够直接接触毛泽东的人提问。
他认为陶铸是有这个资格和条件的。
“这话是应该我问你哟。我是刚到中央来。”陶铸笑着将双手抬一抬，这是他讲话时爱做的手势：“情况都不了解。”
“哪里，哪里话。你是一方诸侯，我是小小老百姓哪。”陈伯达谦虚着，很具有中国文化人的某些特征。他的“小小老百姓”后来一度成为中国人民熟悉的东西，跟陈伯达的政治地位一道兴起，一道败落。
陈伯达一边说着，一边转过头去望康生。交谈还得靠康生。
康生肩膀耸起来，这口气没有用来讲话，却将双肩猛一沉落，从肺里沉闷地呵出一声长音，随即走向痰盂。
“啊——呸！”
如果读者目睹康生吐痰，你会跟他一道吃力费劲，感觉劳累。
耐人寻味的是，康生的阴谋伎俩在当时就被一个外国人看穿，他就是季米特洛夫。
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问题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道：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原来的领导人当中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谈谈中共党内状况在我这里所引起的不安，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曾有幸近距离地并常常是直接地研究中国问题。我对康生的作用也有怀疑。因为像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的团结这样一种党的正确措施是由康生及其机构以很成问题的方式实施的。这些方式只能造成相互猜疑，只能引起普通党员群众强烈不满和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得到一份十分可靠的情报，说国民党分子决定向延安派一些奸细，其目的是要离间您同王明和党的其他活动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制造对所有在莫斯科住过和学习过的人的敌对情绪。关于国民党分子的这种阴险企图，我曾及时提醒过您。国民党分子的如意算盘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进而轻而易举地消灭共产党。我确信，康生是以自己的行动在为这些奸细效劳。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这是我对您的深深的敬意和我的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即相信您作为党的公认领袖是愿意看到事情的真相的，才使我如此坦率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面对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形势，康生感觉到他兴风作浪的时候到了。他在会上给毛主席递了个“写小说反党”的条子，于是产生了所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这句话像一枚重磅炸弹，使参加会议的人都目瞪口呆，会议立即改变了原来讨论经济工作的中心议题，全部集中到“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来。
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案，是康生一手策划的大冤案。这桩现代文字狱前后持续了17年之久。
1956年，工人出版社为了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拟订了一个出版革命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计划，小说《刘志丹》就是其中的一种。当时，出版社看到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弟媳李建彤写的回忆刘志丹的短文，于是约请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
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先后得到中央领导、文艺界的老同志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帮助。1960年，曾在西北工作过的习仲勋两次向作者和出版社同志谈了他对《刘志丹》稿样的意见，强调写书是教育青年一代，通过写革命领袖人物刘志丹，写西北大革命，把刘志丹经历的时期写成为全国的缩影。小说的主导思想就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刘志丹具体体现。
作者六易其稿，在小说将要出版之前，《工人日报》等几家报刊选登了部分内容。
此时，康生正处心积虑地搜罗所谓阶级斗争的“典型”，他正愁着没有什么是非可以拨弄，恨不能鸡蛋里挑骨头，当他抓到小说《刘志丹》这根“稻草”后，他连书稿还没拿到手就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按照他的逻辑分析，刘志丹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颂扬刘志丹和陕北根据地的丰功伟绩，不就是贬低毛泽东在江西建立根据地的作用了吗？不就是抬高一直在陕北根据地的反党分子高岗的地位，为他翻案吗？于是，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得发表《刘志丹》。接着，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武断地认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个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并责令工人出版社，把《刘志丹》第五稿印600本，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康生鼓足一口气，非要把这个事捅大不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竭尽全力煽动对小说《刘志丹》进行批判，硬说是为高岗翻案。定下这个调子，小说作者及其相关人员的处境便可想而知了。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以康生为首的，包括中央几个单位都必须派人参加的，而实际上是康生一人说了算的“三合一”专案组，开始对作者李建彤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由康生下令逐一加以迫害。
给小说《刘志丹》提供过创作材料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三同志也被打成“反党集团”，还成立了“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
“文革”中，康生和“四人帮”，对小说《刘志丹》的诬陷更是变本加厉，株连无辜，因小说牵连受害的各级领导干部300多人。一般干部和群众，受害数字无法统计。
习仲勋同志曾应出版社要求审阅过小说初稿，被打成《刘志丹》小说的“黑后台”，诬陷他“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授意、炮制、抛出反党小说”，不但被撤销了副总理职务，还被隔离审查了16年，在狱中关押了8年。这还不算，在他40多年前担任过地委书记的庆阳地区，被揪出的所谓彭、高、习“黑爪牙”竟达1.2万多人。
原计委副主任贾拓夫，被打成“反党分子”后，撤职下放。十年动乱中，被害死在西安郊外。
刘景范同志在答辩时给康生提了点意见，叫他不要搞“逼供信”，这一句话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当场被捕，后又监禁了7年。
宋任穷同志也被牵连挨整。
因为小说的选题是工人出版社定出的，原社长高丽生，受尽肉刑，被折磨致死。
小说的责任编辑何家栋，一家老小被赶到河南乡下，老母和两个儿子在病困凌辱中死去。
就连给作者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老贫农于悦贤和刘景华，他们也不放过，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生忠勇的烈士刘志丹，在“文革”中也被当做“叛徒”来鞭尸了。当时，陕西省的主要头头找到刘志丹的女儿刘力真，要她出面声明，同意取消志丹县。刘力真说她无权同意，要这位头头去请示中央，结果西安市到处贴满了“缉拿叛徒刘志丹的女儿”通缉令。刘力真无路可走，只得逃回陕北乡下躲藏了一年，后又被人告密，被五花大绑地揪回西安“归案”。
刘志丹一个驰骋疆场，出入于枪林弹雨的革命烈士，曾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上下五千年，英雄成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的“红军模范”，就因为一本如实反映他的革命经历的传记小说，竟然株连了如此之多的人，制造了现代中国的文字狱大冤案，荒唐之极，无与伦比，九泉之下的英灵，也会为之悲恸、愤慨啊！
我们常说历史是最公正的，苍蝇飞得再高也是苍蝇，雄鹰飞得再低也是雄鹰。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为小说《刘志丹》冤案平反昭雪。1980年2月25日，中央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使一桩持续了17年之久的现代文字狱终于结束了。
正当康生大抓阶级斗争，放肆制造《刘志丹》冤案的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他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又开始稳步上升。
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更让康生如鱼得水，风云际会，先后当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央的副主席。
“这个人能放炮。”康生继续他的“通气”“交底”，并且意味深长地瞟一眼陈伯达：“主席说他是党内的一头牛，横冲直撞。他确是头上长角，顶过不少人。这一点知道的人很多。”
陈伯达脸上有点热，康生显然知道他与陶铸之间的芥蒂。尽管他厌恶这位洗不净阴森的“三洗老人”，虽然他知道康生对谁都可能捅一刀，但仍然走得更贴近些，步调更一致些，听康生介绍。
“他是朝刘少奇开过炮的……多次开炮。”康生朝贴近过来的陈伯达流出一丝神秘的浅笑，声音压低了，“这是最根本的。”
陶铸与刘少奇没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是1942年在延安才认识。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主持工作，陶铸对这位中央领导人，这位党的领袖之一，是怀了敬重之情的。
1943年，陶铸调任军委秘书长，代表中央军委去晋西北检查工作。
他从晋西北回到延安时，刚进家门就听到一个吃惊的消息：柯庆施被关起来审查了！
柯庆施在中央城工部工作，与陶铸私人友谊较深。两人来往不少。对于柯庆施，党内许多老人将他列入极左之列，这多是由于“大跃进”、庐山会议以及以后反右倾机会主义等运动中他的态度所留给一些同志的印象。不过，在延安，多数同志都认为他是个心胸豁达的人。他爱喝点酒，当时刚结婚不久，那天，礼堂里开会，他去了。还在下边嘻嘻哈哈跟别人逗乐呢，就听台上一声喝：“柯庆施上来！”
据说他根本没听台上讲什么（也许有些夸张），闻声稀里糊涂上了台，一上去就稀里糊涂被批成了“特务”。
柯庆施受到隔离审查，不许出门，不许任何人看，长一头长发也不许剃。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来自白区，受到时势的压迫自然更惨，后来被逼得跳井自杀了。
陶铸本是一副燃油般的性子，一点就着。听说了这些情况，茶水也没喝一口便喊起来：
“冤案，我去看他！”
“不行，正审查呢。”同志们劝阻：“谁也不许看。”
“我偏要看，岂有此理！”陶铸拍响桌子，拔腿就朝外走，“柯庆施我了解，什么特务？冤案！这种时候我不去看还算什么朋友！”
他硬闯去看望了柯庆施。
不少同志替他捏把汗：“小心陷进去……”
他敞着大嗓门，声音传老远：“这个时候不敢为朋友出头，等于落井下石！”
对于1942年的整风运动和1943年联袂而来的“敞开思想”“抢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毕竟，这场运动伤害了一些好同志。
然而，从根本上看，从大局看，“整风”清算了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危害并继续造成危害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出自教条主义的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巨大的危害，已经由实践做了结论。
这场运动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使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实现了空前的教育和普及；也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刘少奇在支持和解释这场整风运动，在掌握运动的本质和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面，建树了卓越的功绩。他在一篇被收入《整风文献》的文章中说：“过去我们党遭遇了许多不应有的挫折和失败，走了许多不必走的弯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党员不自觉地盲从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
这里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指王明一类只知背诵一些马列主义条文的教条主义者。刘少奇又说：“必须用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革命者，用中国党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党员，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实际的效果。如果抛开如此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如果轻视我们党22年来在伟大历史事变中的斗争经验，不用心研究这些经验，不用心向这些经验学习，而只去学习离开我们较远的外国革命经验，那就是轻重倒置。”
刘少奇这种“中国化”的思想，无论那时、现在、将来，都在中国革命的山巅之上，永远地明光闪烁。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3）
但是，世界上，历史上，都是只有巨人，而无完人；只有伟人，而无神人。
在柯庆施的问题上，陶铸认为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看法有偏，对他产生意见。陶铸重感情、重义气，又性情耿直，敢放炮。
他朝刘少奇当面开了一炮，而且是在众人面前公开的一炮：“我觉得刘少奇不如毛主席那么有本事。”
此后，陶铸对刘少奇一直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建国之初，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现在回过头来，不难看出刘少奇同志这一思想的科学性。毛泽东思想确是全党智慧的结晶，许多杰出人物都为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毫无疑问，堪称理论家的刘少奇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
思想的科学性不等于每句话都讲得准确恰当。刘少奇在土改工作和天津的讲话，个别问题在提法和用词上可能值得推敲。在1953年的中央财经会议上，陶铸又向刘少奇放了一炮。对少奇同志在土改工作和天津的讲话提了意见。
这一炮不得了，差点被高岗利用。
解决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陶铸长谈一次话。陶铸承认自己在“高饶”问题上犯有错误，同时也谈了对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向陶铸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并且承认他看人有时有些偏。
前面说过，1956年中央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已流露出辞去国家主席，避开日常琐事，而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党的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上来。这些想法终于变成了“一线”和“二线”的计划。
在八大，邓小平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这一制定政策的权力中心，并担任了党的总书记这一重要职务。
毛泽东谈接班人，第一说出的是刘少奇，第二说出的是邓小平。虽然没有过任何正式文件，但国内外亲耳听到的人并不少。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陶铸回广东传达文件。讲到国家主席问题，陶铸说：“如果选邓小平当国家主席，我举双手赞成。”
广州市一位副市长为此向上写了信，说陶铸的讲话，公开反对刘少奇。
中央委托叶剑英同志调查这件事。叶剑英找一些同志谈话，澄清事实后，结论为“没有这个事”。
陶铸的那句话是不能说成反对刘少奇的。但其中包含的意见，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陈伯达像桑丘一样走在唐·吉诃德那种身材的康生旁边，了解了这番“背景”，吁一口长气。
他已经明白，今天来到钓鱼台的陶铸，是今后“党内斗争”中的一头有用的“牛”，一个大有用场的“炮筒子”。
陈伯达随着康生散步“通气”，绕山绕水终于绕到陶铸下榻的9号楼。
他们拜访了刚刚到京的陶铸，并且不虚此行地尝到了“炮筒子”的火药味……
虽有芥蒂，陈伯达想到今后的斗争，想到陶铸与毛泽东的渊源，与林彪的历史关系，还是又作揖又握手，嘘寒问暖地亲热几句。
陶铸自然也对将来的共事者们表现出应有的热情、礼貌和谦让。
康生偶尔要吸支烟。在他点烟时，不吸烟的陈伯达目光与不吸烟的陶铸相遇了。
彼此不自在，但也没避开。毕竟要“共同战斗”了。
陈伯达的圆脸上绽出两朵笑：“这次来，有什么消息吗？”
陈伯达爱问这句话，与毛泽东爱问“有什么新闻吗”不同。毛泽东问的目的是了解社会，了解群众，了解下情。陈伯达问的目的是了解上情，了解来头和背景。
所以，毛泽东喜欢向实际工作者提问，陈伯达喜欢向有背景有来头的人提问，特别是向那些能够直接接触毛泽东的人提问。
他认为陶铸是有这个资格和条件的。
“这话是应该我问你哟。我是刚到中央来。”陶铸笑着将双手抬一抬，这是他讲话时爱做的手势：“情况都不了解。”
“哪里，哪里话。你是一方诸侯，我是小小老百姓哪。”陈伯达谦虚着，很具有中国文化人的某些特征。他的“小小老百姓”后来一度成为中国人民熟悉的东西，跟陈伯达的政治地位一道兴起，一道败落。
陈伯达一边说着，一边转过头去望康生。交谈还得靠康生。
康生肩膀耸起来，这口气没有用来讲话，却将双肩猛一沉落，从肺里沉闷地呵出一声长音，随即走向痰盂。
“啊——呸！”
如果读者目睹康生吐痰，你会跟他一道吃力费劲，感觉劳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