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3)
他用手绢擦着嘴，不慌不忙地说：“形势很好，斗争还很激烈。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以后，成千上万革命群众涌到北大去声援。北京50多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师生都起来了，集中火力斗争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康生的口气很大，自露权威性。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他通过老婆曹轶欧私下授意写出来的，又是他将大字报底稿直接转给了毛泽东。
“这样一哄而起，不管好坏，乱斗一气，会不会把阵营搞乱了？”陶铸不无忧虑。
“群众运动。”康生讲得轻松自然，“哪个好哪个坏我们不了解，那里的群众最了解。要相信群众么。”
“党委呢？党委在干什么？”
“瘫痪了，有的半瘫痪。”
“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陶铸开始冲动：“谁说了算？”
“《五一六通知》里讲了，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
“那毕竟是少数。主席历来是讲两个95%。”陶铸轻轻敲击桌面，“而且我是讲党委，是各级党组织。”
陈伯达插一句：“这个时候不能党委说了算，搞的就是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怪事！”陶铸冲动之后开始发作：“共产党的天下却不让共产党当家，你想让谁当？”
康生摆手，他知道陶铸的性子。这头牛“横冲直撞”，他可不是只会顶刘少奇。
陈伯达便憋一口气不再作声。
陶铸也平静一下情绪。毕竟刚到中央，以后还要共事。但他心里话从来咽不回去，结果只是放低了一些声音，继续把想法说完：“北大不是派了工作组吗？在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保证党的领导，这办法还是可行的么。”
“派工作组不是好办法。”陈伯达摇头，“束缚群众手脚，不利于运动。”
“派工作组是我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陶铸终归是胆汁型，声音和手势又激烈起来，“‘四清’就是派工作组，是中央批准，毛主席批准了的！”
康生摆手，息事宁人地说：“北京新市委今天开始向大专院校派少数试行工作组了，运动刚开始，这才走到哪一步？慢慢看么。”
“我是坚决主张派工作组的！”陶铸抡一下胳膊，算是明确了态度。
陈伯达面有愠色，却也不再吱声。
陶铸的激烈态度使他有些心虚。虽然他不乏接近毛泽东的机会，但别人也有接近的机会。运动刚起来，形势不明朗。毛泽东讲话有时很含蓄，不好揣摩。当初《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他就没有揣摩清底细，告诉天津等地的朋友：“不要转印，还不清楚来头。”
陈伯达本是原则不多，机敏在于善观源头。如今陶铸态度敢如此强硬，怕不是有了什么来头……
于是，一场争论便这样不了了之。陶铸送客时，双方都恢复了平静，恢复了礼貌。
警卫曾云是这样描述的：
陶铸送客，已经看不出是吵过架的。双方都是很客气，很礼貌，都有了笑脸。但是陶铸不像以往那样豪爽地笑，而是客客气气地谦让地笑。后来陶铸也去回拜了陈、康两个人。我的感觉是礼节性的。他们都住在钓鱼台，但从没一起散过步，没在一起吃过饭。除了共事的工作关系，始终没有建立起任何友谊或者私人关系……
以后，陶铸先后去看望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朱德、林彪、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等等老同志。
陶铸上任4天，6月9日就飞往杭州参加毛泽东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飞机离地时，陶铸对此行将获得“真经”是坚信不疑的。
一P股坐在刘邓一边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这次会议，多数与会者都是带着迷惑不安的心情。
特别是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他在汇报北京的形势时，那种沉重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难看出，尽管他以沉着、镇定、冷静而著称。
刘少奇沉重地汇报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了稳定学校秩序，仿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毛泽东对于“天下大乱”从来不皱眉，轻松地将手一拂，毫无担忧地说：“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子。”
陈伯达充了气似的猛一耸身：“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相信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不要派。”
陶铸脸孔泛起红晕。在毛泽东面前他不会“横冲直撞”，但也发表了意见：“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我们做实际工作的都懂得，派驻工作组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从土地革命时期到全国土改到‘四清’，这是实践证明过的。”
会议出现两种意见，多数同志主张派工作组。当然，最后要由党的主席说了算。多少年来已经是这样。
陶铸望着毛泽东，他相信毛泽东讲“乱就乱他一阵子”，并非真不要党的领导，这正反映出无产阶级领袖的大无畏气魄，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说出这样有性格有气魄的话。但在实际工作中，决不能没有党的领导。毛泽东讲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只是听两种意见的争论，并不明确表态，脸上一副凝重的若有所思的神情。
他在想什么？与会者心里都没底。
也许，毛泽东的思想已经飞上育王山。
育王山又名育龙山，坐落在西湖和钱塘江之间。据说山顶福星观里的签，抽来极灵验。山腰有紫来洞，洞前可以俯瞰南宋皇帝的八卦田。
不过，那天毛泽东看到的不是八卦田，而是一场大火。那是山下的茅屋，甚至只是茅草和席子搭成的茅棚。那火烧得突然猛烈，竟没人救。
其实救也救不及，茅草苇席烧起来还不是眨眼的事？救火徒为劳民伤神。
毛泽东望着火，脱口一声：“烧得好！”
工作人员不解：“失火了怎么还叫好？”
“就是叫好。”毛泽东指那茅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烧光了他就盖瓦房了，不烧他就还在茅屋里凑合过。”
这固然是“不破不立”的思想。
可是，工作人员又产生新的疑问：“他们是盖不起瓦房才住茅屋的呀；有茅屋盖不起瓦房，没有茅屋就一定能盖起瓦房？盖不起瓦房的连茅屋也没得住了。”
毛泽东一怔，望着那火焰陷入沉思。片刻，小声喃喃：“是啊，也可能是盖不起。那怎么办呢……”
无论怎样说，毛泽东对他不满意的东西总想破字当头；茅屋是这样，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也是这样，哪怕是他自己亲手缔造的。
也许，他的思想又飞到了延安？
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杭州西湖丁家山前的水竹居。这里原为晚清刘学询别墅，俗称刘庄。背山濒水，环境幽静，楼台水榭，室内陈设古朴典雅。但他始终不忘延安的宝塔山和泥土味十足的窑洞。当他凭窗而立，久久一动不动时，他一定想起了延安的故事。
那是1945年7月3日，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秉烛夜谈。
毛泽东问：“黄先生这次来延安感想如何？”
黄炎培侃侃而言：“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凝思片刻，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20年过去了，毛泽东不曾忘记黄炎培的话。那老先生是有见地的。当初抗美援朝，就是那老先生出来提意见，才使毛泽东豁然将“支援军”改作“志愿军”的。
如今也是，“环境渐渐好转”，有的“自然地惰性发作”，若不早抓，“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
历朝历代多少“政怠宦成”，斯大林便是“人亡政息”。毛泽东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怎么办？
毛泽东讲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过去搞过许多政治运动，都是自上而下，没有根本解决他认为的问题。看来要变一变，要变为自下而上，要搞大民主。
从逻辑上讲，从后来事物的发展分析，毛泽东是会这样想。
各种意见都发表过了，民主之后就是统一。毛泽东最后表态说：“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毛泽东的最终目的是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所以毛泽东如是说。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知运动下步怎么搞？希望主席能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吸着烟，略作思考后说：“暂时我还不准备回去。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
刘少奇、邓小平赶回北京，立刻召集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陶铸赶到会场，陈伯达友好地向他招手。如果说陶铸原来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坚决主张派工作组，那么，现在毛泽东的意见倾向该是不难看出了，陈伯达相信陶铸会有个变化。
确实，陶铸还不曾干任何违背毛泽东意图的事。
陶铸朝陈伯达礼貌地点点头，但是没有坐过去。而是在他的斜对面，在所谓“刘邓的人”中，一P股坐下去了。
陈伯达若无其事，也许这就叫宿怨？
陶铸向主持会议的少奇同志点头致意。历史上，他朝陈伯达放过一炮，朝刘少奇放过三炮。但这一次，他坐在陈伯达对面，向刘少奇致意。于是，陈伯达有些变色：看来不是宿怨。
理性世界在不断创造出必然性事物。
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说不许派工作组，那么，决定陶铸态度的便只剩一条：按照几十年来所信奉的一切最神圣的原则去思考问题；按照自己对运动的思考和理解去行动。
在派工作组问题上，陶铸坚持一P股坐在了刘、邓一边：“没有工作组不行。学校党委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必须派工作组。最后会议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会后，刘少奇把派工作组的决定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回复同意。
那时说到形势，总爱讲“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中国在乱，世界也在乱。习惯的说法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50天的日子，陶铸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在紧张、激动、亢奋而又焦虑、不安、疲劳中度过。
红旗车刚停稳，等候在9号楼前的陶铸便迎上去。他看到卫士小张从前门下来，迅速打开后门。
车里钻出周恩来。
陶铸紧走一步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
“和越南同志谈话，拖了几分钟。”周恩来说着便朝楼里走。
奇怪的是，当你握住周恩来的手，听到他的声音时，心理就会发生一种微妙的变化。焦躁会变得平静，不安会变成坦然。陶铸像获得休息一般，松了一口气，随周恩来进了楼。
“胡主席近来好吧？”陶铸关心地问。
“很好。”周恩来笑着说，“你们是好朋友么。”
在客厅里坐下，陶铸皱眉道：“听说文化革命已经开始涉及国外，特别是东南亚。”“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强加于人。”周恩来揭开茶杯盖，吸吮，他很注意第一口茶。他向许多人介绍经验：“茶水就是第一杯揭盖的时候最香；香气四溢，不能浪费。”
“越南党内的事情，有些也复杂。”陶铸感慨。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全局观念。”周恩来放下茶杯，意味深长地说：“事情复杂，我们的头脑就不能简单。”
陶铸像学生一样细细品味这话。他刚到中央，便深深感觉到事情的复杂。而他的脾性，在复杂面前有时总是过于简单。就比如对胡志明的那件事……
专机在机场徐徐降落，轰鸣着滑行到候机楼前。
陶铸率地方党政军负责人朝飞机走去。
舱门打开，胡志明主席将身体探出招手，边招手边走出舱门，脸上挂着微笑走下舷梯。那个年代，这张刚毅而又慈祥的面孔，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谁都知道“胡伯伯”。然而，没有几个人知道，胡伯伯的性格中，同时又带着几分孩子般的天真和孩子般的认真。那性格显露出来的时候，会使你惊讶，想笑，又因为感动而更觉他亲近可爱。
不是吗？你看他从钻出舱门那一刻起，一瞥眼光，一次招手，迈步走下第一阶梯都是那么认真得体，有条不紊。他很注意自己代表英雄的越南人民。“胡志明”成了一切反美战士心目中的英雄，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人民也将这个名字作为英雄的象征。
他与陶铸热烈拥抱。他习惯法国式的礼节，拥抱、亲颊，接受鲜花。
可是，那些摄影师直到这时才气喘吁吁地跑来，满头大汗，又急又不安：少拍了一组“历史性镜头”。
“机器太沉，扛、扛着跑，跑不快。”摄影师气喘吁吁，“晚，就晚了……”
陶铸没有发火。那年代摄影是大事，机器一个人扛不走，又大又笨又重，拍不上也是常事，在北京，在莫斯科都一样发生过。
“胡主席，上去，你再上去。”陶铸对胡志明笑着递眼色。他们太熟了，胡志明每年都要到广东来几次，无论休假、路过或是开会，每次陶铸都要尽地主之谊，早已是同志加兄弟。陶铸所以敢对这位一国元首用开玩笑似的口气说：“你再演一次，叫他们拍个影。我们重新迎接你。”
胡志明抚着胡须笑，并且频频点头，交还鲜花，便噔噔噔地顺梯子回到飞机里。
舱门又打开了，胡志明仍是先探出身招手，春风满面，热情洋溢，而后钻出舱门，一边招手一边认真走下第一级台阶……
陶铸笑得很开心。
胡志明也笑得很开心。据说他后来在莫斯科又遇到了摄影师迟到的事，便认真建议：
“那我重新降落一次。”
胡志明结束休假回国，以个人名义再三邀请陶铸一家去越南做客。于是，经中央批准，陶铸带着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来到了河内。
例行的参观、访问、游览之外，当然也要到几位主要领导人家中作客。因为越南党政军负责人及其子女，都有去广东休假的嗜好。并且去了之后，都享受着住“小岛”的待遇。
胡志明请陶铸一家到自己家做客。胡志明组织一群小孩子欢迎客人，就在公园里唱歌跳舞；唱完了跳完了，就在一片胡伯伯的热烈叫喊声中给孩子们分发糖块；并且不忘抱抱这个，亲亲那个，情景十分感人。
胡志明喜爱孩子，他出国喜欢接受孩子们的欢迎，在国内也总是组织孩子们迎接客人。
陶铸一家在越南，无论去哪里参观，欢迎他们的都是又唱又跳的孩子们。
胡志明住所极为简朴，是个孤孤单单的亭子，形状很像云南傣家的竹楼。那亭子建在树林里，旁边是政府的两层小楼。陶铸一家听介绍，这孤零零的亭子就叫巴亭。
那年代，“巴亭”在越南就像中国人说“中南海”。
巴亭里清洁干净，又几乎一无所有。大家盘腿而坐，谈笑风生。胡志明平时就是一个人在这里独自生活。当他总是想跟孩子们在一起时，有几个人能全部了解他感情世界的另一侧面？
终于，在离开巴亭时，越南联络部一位同志私下同陶铸谈话，提出请求。
“胡主席的生活你们也看到了。”这位同志诚恳地望着陶铸：“我们想请中国同志帮个忙。帮他找一个合适的伴侣。”
陶铸略感吃惊：“这种事，要我们帮忙？”
“你们是很好的朋友……”越南同志心里在措词，怎样说明才好？末了只讲两句：“他喜欢广东的……他曾在中国参加革命……”
胡志明原名阮爱国，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既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又是领导越南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英雄。
胡志明曾经长期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据说他过去的伴侣就是广东人。妻子死后，他再不曾另找。但他心里一直怀念着广东籍的亡妻。
这是大事，又是好事。
陶铸很激动，对曾志讲了。并想好了回去请区大姐一道帮忙。
区梦觉与胡志明的关系也非常好，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战斗友谊。这种事她会最热烈地响应和帮助。
不过，陶铸还是热烈中有冷静。离开河内时，他私下问胡志明：
“不能在越南找吗？”
胡志明摇摇头，摇得沉重缓慢。
片刻，他沙哑地喃喃地说：“大家都叫我胡伯伯……”
康生的口气很大，自露权威性。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他通过老婆曹轶欧私下授意写出来的，又是他将大字报底稿直接转给了毛泽东。
“这样一哄而起，不管好坏，乱斗一气，会不会把阵营搞乱了？”陶铸不无忧虑。
“群众运动。”康生讲得轻松自然，“哪个好哪个坏我们不了解，那里的群众最了解。要相信群众么。”
“党委呢？党委在干什么？”
“瘫痪了，有的半瘫痪。”
“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陶铸开始冲动：“谁说了算？”
“《五一六通知》里讲了，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
“那毕竟是少数。主席历来是讲两个95%。”陶铸轻轻敲击桌面，“而且我是讲党委，是各级党组织。”
陈伯达插一句：“这个时候不能党委说了算，搞的就是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怪事！”陶铸冲动之后开始发作：“共产党的天下却不让共产党当家，你想让谁当？”
康生摆手，他知道陶铸的性子。这头牛“横冲直撞”，他可不是只会顶刘少奇。
陈伯达便憋一口气不再作声。
陶铸也平静一下情绪。毕竟刚到中央，以后还要共事。但他心里话从来咽不回去，结果只是放低了一些声音，继续把想法说完：“北大不是派了工作组吗？在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保证党的领导，这办法还是可行的么。”
“派工作组不是好办法。”陈伯达摇头，“束缚群众手脚，不利于运动。”
“派工作组是我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陶铸终归是胆汁型，声音和手势又激烈起来，“‘四清’就是派工作组，是中央批准，毛主席批准了的！”
康生摆手，息事宁人地说：“北京新市委今天开始向大专院校派少数试行工作组了，运动刚开始，这才走到哪一步？慢慢看么。”
“我是坚决主张派工作组的！”陶铸抡一下胳膊，算是明确了态度。
陈伯达面有愠色，却也不再吱声。
陶铸的激烈态度使他有些心虚。虽然他不乏接近毛泽东的机会，但别人也有接近的机会。运动刚起来，形势不明朗。毛泽东讲话有时很含蓄，不好揣摩。当初《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他就没有揣摩清底细，告诉天津等地的朋友：“不要转印，还不清楚来头。”
陈伯达本是原则不多，机敏在于善观源头。如今陶铸态度敢如此强硬，怕不是有了什么来头……
于是，一场争论便这样不了了之。陶铸送客时，双方都恢复了平静，恢复了礼貌。
警卫曾云是这样描述的：
陶铸送客，已经看不出是吵过架的。双方都是很客气，很礼貌，都有了笑脸。但是陶铸不像以往那样豪爽地笑，而是客客气气地谦让地笑。后来陶铸也去回拜了陈、康两个人。我的感觉是礼节性的。他们都住在钓鱼台，但从没一起散过步，没在一起吃过饭。除了共事的工作关系，始终没有建立起任何友谊或者私人关系……
以后，陶铸先后去看望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朱德、林彪、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等等老同志。
陶铸上任4天，6月9日就飞往杭州参加毛泽东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飞机离地时，陶铸对此行将获得“真经”是坚信不疑的。
一P股坐在刘邓一边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这次会议，多数与会者都是带着迷惑不安的心情。
特别是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他在汇报北京的形势时，那种沉重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难看出，尽管他以沉着、镇定、冷静而著称。
刘少奇沉重地汇报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了稳定学校秩序，仿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毛泽东对于“天下大乱”从来不皱眉，轻松地将手一拂，毫无担忧地说：“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子。”
陈伯达充了气似的猛一耸身：“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相信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不要派。”
陶铸脸孔泛起红晕。在毛泽东面前他不会“横冲直撞”，但也发表了意见：“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我们做实际工作的都懂得，派驻工作组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从土地革命时期到全国土改到‘四清’，这是实践证明过的。”
会议出现两种意见，多数同志主张派工作组。当然，最后要由党的主席说了算。多少年来已经是这样。
陶铸望着毛泽东，他相信毛泽东讲“乱就乱他一阵子”，并非真不要党的领导，这正反映出无产阶级领袖的大无畏气魄，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说出这样有性格有气魄的话。但在实际工作中，决不能没有党的领导。毛泽东讲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只是听两种意见的争论，并不明确表态，脸上一副凝重的若有所思的神情。
他在想什么？与会者心里都没底。
也许，毛泽东的思想已经飞上育王山。
育王山又名育龙山，坐落在西湖和钱塘江之间。据说山顶福星观里的签，抽来极灵验。山腰有紫来洞，洞前可以俯瞰南宋皇帝的八卦田。
不过，那天毛泽东看到的不是八卦田，而是一场大火。那是山下的茅屋，甚至只是茅草和席子搭成的茅棚。那火烧得突然猛烈，竟没人救。
其实救也救不及，茅草苇席烧起来还不是眨眼的事？救火徒为劳民伤神。
毛泽东望着火，脱口一声：“烧得好！”
工作人员不解：“失火了怎么还叫好？”
“就是叫好。”毛泽东指那茅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烧光了他就盖瓦房了，不烧他就还在茅屋里凑合过。”
这固然是“不破不立”的思想。
可是，工作人员又产生新的疑问：“他们是盖不起瓦房才住茅屋的呀；有茅屋盖不起瓦房，没有茅屋就一定能盖起瓦房？盖不起瓦房的连茅屋也没得住了。”
毛泽东一怔，望着那火焰陷入沉思。片刻，小声喃喃：“是啊，也可能是盖不起。那怎么办呢……”
无论怎样说，毛泽东对他不满意的东西总想破字当头；茅屋是这样，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也是这样，哪怕是他自己亲手缔造的。
也许，他的思想又飞到了延安？
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杭州西湖丁家山前的水竹居。这里原为晚清刘学询别墅，俗称刘庄。背山濒水，环境幽静，楼台水榭，室内陈设古朴典雅。但他始终不忘延安的宝塔山和泥土味十足的窑洞。当他凭窗而立，久久一动不动时，他一定想起了延安的故事。
那是1945年7月3日，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秉烛夜谈。
毛泽东问：“黄先生这次来延安感想如何？”
黄炎培侃侃而言：“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凝思片刻，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20年过去了，毛泽东不曾忘记黄炎培的话。那老先生是有见地的。当初抗美援朝，就是那老先生出来提意见，才使毛泽东豁然将“支援军”改作“志愿军”的。
如今也是，“环境渐渐好转”，有的“自然地惰性发作”，若不早抓，“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
历朝历代多少“政怠宦成”，斯大林便是“人亡政息”。毛泽东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怎么办？
毛泽东讲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过去搞过许多政治运动，都是自上而下，没有根本解决他认为的问题。看来要变一变，要变为自下而上，要搞大民主。
从逻辑上讲，从后来事物的发展分析，毛泽东是会这样想。
各种意见都发表过了，民主之后就是统一。毛泽东最后表态说：“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毛泽东的最终目的是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所以毛泽东如是说。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知运动下步怎么搞？希望主席能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吸着烟，略作思考后说：“暂时我还不准备回去。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
刘少奇、邓小平赶回北京，立刻召集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陶铸赶到会场，陈伯达友好地向他招手。如果说陶铸原来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坚决主张派工作组，那么，现在毛泽东的意见倾向该是不难看出了，陈伯达相信陶铸会有个变化。
确实，陶铸还不曾干任何违背毛泽东意图的事。
陶铸朝陈伯达礼貌地点点头，但是没有坐过去。而是在他的斜对面，在所谓“刘邓的人”中，一P股坐下去了。
陈伯达若无其事，也许这就叫宿怨？
陶铸向主持会议的少奇同志点头致意。历史上，他朝陈伯达放过一炮，朝刘少奇放过三炮。但这一次，他坐在陈伯达对面，向刘少奇致意。于是，陈伯达有些变色：看来不是宿怨。
理性世界在不断创造出必然性事物。
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说不许派工作组，那么，决定陶铸态度的便只剩一条：按照几十年来所信奉的一切最神圣的原则去思考问题；按照自己对运动的思考和理解去行动。
在派工作组问题上，陶铸坚持一P股坐在了刘、邓一边：“没有工作组不行。学校党委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必须派工作组。最后会议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会后，刘少奇把派工作组的决定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回复同意。
那时说到形势，总爱讲“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中国在乱，世界也在乱。习惯的说法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50天的日子，陶铸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在紧张、激动、亢奋而又焦虑、不安、疲劳中度过。
红旗车刚停稳，等候在9号楼前的陶铸便迎上去。他看到卫士小张从前门下来，迅速打开后门。
车里钻出周恩来。
陶铸紧走一步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
“和越南同志谈话，拖了几分钟。”周恩来说着便朝楼里走。
奇怪的是，当你握住周恩来的手，听到他的声音时，心理就会发生一种微妙的变化。焦躁会变得平静，不安会变成坦然。陶铸像获得休息一般，松了一口气，随周恩来进了楼。
“胡主席近来好吧？”陶铸关心地问。
“很好。”周恩来笑着说，“你们是好朋友么。”
在客厅里坐下，陶铸皱眉道：“听说文化革命已经开始涉及国外，特别是东南亚。”“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强加于人。”周恩来揭开茶杯盖，吸吮，他很注意第一口茶。他向许多人介绍经验：“茶水就是第一杯揭盖的时候最香；香气四溢，不能浪费。”
“越南党内的事情，有些也复杂。”陶铸感慨。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全局观念。”周恩来放下茶杯，意味深长地说：“事情复杂，我们的头脑就不能简单。”
陶铸像学生一样细细品味这话。他刚到中央，便深深感觉到事情的复杂。而他的脾性，在复杂面前有时总是过于简单。就比如对胡志明的那件事……
专机在机场徐徐降落，轰鸣着滑行到候机楼前。
陶铸率地方党政军负责人朝飞机走去。
舱门打开，胡志明主席将身体探出招手，边招手边走出舱门，脸上挂着微笑走下舷梯。那个年代，这张刚毅而又慈祥的面孔，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谁都知道“胡伯伯”。然而，没有几个人知道，胡伯伯的性格中，同时又带着几分孩子般的天真和孩子般的认真。那性格显露出来的时候，会使你惊讶，想笑，又因为感动而更觉他亲近可爱。
不是吗？你看他从钻出舱门那一刻起，一瞥眼光，一次招手，迈步走下第一阶梯都是那么认真得体，有条不紊。他很注意自己代表英雄的越南人民。“胡志明”成了一切反美战士心目中的英雄，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人民也将这个名字作为英雄的象征。
他与陶铸热烈拥抱。他习惯法国式的礼节，拥抱、亲颊，接受鲜花。
可是，那些摄影师直到这时才气喘吁吁地跑来，满头大汗，又急又不安：少拍了一组“历史性镜头”。
“机器太沉，扛、扛着跑，跑不快。”摄影师气喘吁吁，“晚，就晚了……”
陶铸没有发火。那年代摄影是大事，机器一个人扛不走，又大又笨又重，拍不上也是常事，在北京，在莫斯科都一样发生过。
“胡主席，上去，你再上去。”陶铸对胡志明笑着递眼色。他们太熟了，胡志明每年都要到广东来几次，无论休假、路过或是开会，每次陶铸都要尽地主之谊，早已是同志加兄弟。陶铸所以敢对这位一国元首用开玩笑似的口气说：“你再演一次，叫他们拍个影。我们重新迎接你。”
胡志明抚着胡须笑，并且频频点头，交还鲜花，便噔噔噔地顺梯子回到飞机里。
舱门又打开了，胡志明仍是先探出身招手，春风满面，热情洋溢，而后钻出舱门，一边招手一边认真走下第一级台阶……
陶铸笑得很开心。
胡志明也笑得很开心。据说他后来在莫斯科又遇到了摄影师迟到的事，便认真建议：
“那我重新降落一次。”
胡志明结束休假回国，以个人名义再三邀请陶铸一家去越南做客。于是，经中央批准，陶铸带着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来到了河内。
例行的参观、访问、游览之外，当然也要到几位主要领导人家中作客。因为越南党政军负责人及其子女，都有去广东休假的嗜好。并且去了之后，都享受着住“小岛”的待遇。
胡志明请陶铸一家到自己家做客。胡志明组织一群小孩子欢迎客人，就在公园里唱歌跳舞；唱完了跳完了，就在一片胡伯伯的热烈叫喊声中给孩子们分发糖块；并且不忘抱抱这个，亲亲那个，情景十分感人。
胡志明喜爱孩子，他出国喜欢接受孩子们的欢迎，在国内也总是组织孩子们迎接客人。
陶铸一家在越南，无论去哪里参观，欢迎他们的都是又唱又跳的孩子们。
胡志明住所极为简朴，是个孤孤单单的亭子，形状很像云南傣家的竹楼。那亭子建在树林里，旁边是政府的两层小楼。陶铸一家听介绍，这孤零零的亭子就叫巴亭。
那年代，“巴亭”在越南就像中国人说“中南海”。
巴亭里清洁干净，又几乎一无所有。大家盘腿而坐，谈笑风生。胡志明平时就是一个人在这里独自生活。当他总是想跟孩子们在一起时，有几个人能全部了解他感情世界的另一侧面？
终于，在离开巴亭时，越南联络部一位同志私下同陶铸谈话，提出请求。
“胡主席的生活你们也看到了。”这位同志诚恳地望着陶铸：“我们想请中国同志帮个忙。帮他找一个合适的伴侣。”
陶铸略感吃惊：“这种事，要我们帮忙？”
“你们是很好的朋友……”越南同志心里在措词，怎样说明才好？末了只讲两句：“他喜欢广东的……他曾在中国参加革命……”
胡志明原名阮爱国，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既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又是领导越南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英雄。
胡志明曾经长期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据说他过去的伴侣就是广东人。妻子死后，他再不曾另找。但他心里一直怀念着广东籍的亡妻。
这是大事，又是好事。
陶铸很激动，对曾志讲了。并想好了回去请区大姐一道帮忙。
区梦觉与胡志明的关系也非常好，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战斗友谊。这种事她会最热烈地响应和帮助。
不过，陶铸还是热烈中有冷静。离开河内时，他私下问胡志明：
“不能在越南找吗？”
胡志明摇摇头，摇得沉重缓慢。
片刻，他沙哑地喃喃地说：“大家都叫我胡伯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