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4)
那一刻，陶铸心里忽然涌出一种异样而又复杂的感觉。是啊，怎么能跟一位称你胡伯伯的人成为那种生活伴侣？
陶铸用力握了握胡志明的手，全部意思便都表达了。
胡志明感激地点点头。
回到广州，陶铸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区梦觉。于是，胡志明在广东省的朋友们都积极行动起来。
经过慎重的努力，有了一些候选人。
陶铸介绍了一位广东女医生。
区梦觉介绍的似乎更合适些，是位中年的女同志，并且是老革命了。大革命时期，曾与后来成为元帅的那位战神结婚，后来这位女同志没有去中央苏区而断了关系。抗战时这位女同志才到延安，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她虽然是四川人，但对广东生活也熟悉。她长得好，有风度，又稳重，年龄也相当。
其他同志也提了一些人名。
陶铸想到这么大的事不能不向中央汇报，便直接找了周恩来。
在中国，与胡志明友谊最深的大概莫过于周恩来。他又激动高兴，又有些担心忧虑。“好事是好事，但又是复杂的事。”周恩来抚着腮沉吟道：“越南党内的情况你们考虑了没有？他们党内一些同志对我们的态度你考虑了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件事就会带来政治问题，那些同志更要认为我们想控制和影响越南党，这就不利于越南党内的团结，也不利于中越两党的团结，甚至会影响到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这件事，经中央研究，决定与越南党联系，请他们研究决定。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4）
这件好事未能办成。
陶铸心里虽然同情、惋惜，甚至歉疚，但是再见到胡志明时，还不得不隐下实情，只是说：
“那个事还得慢慢来，是大事，有政治影响，所以得慎重……”
胡志明点点头，不接话，改谈其他事。
“胡主席的事，我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陶铸充满人情味，眼睛湿润地回忆说：“要是……唉，那多好啊。”
“这大概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周恩来对自己的老朋友也是不无感伤。他缓声说：“还得顾大局。我们准备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百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胡主席17号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我们要有最坚决的支持。我们将由少奇同志发表声明，表示我们的态度：中国准备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越南人民战胜美帝；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的后盾，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都是越南的后方。”
“我们自己如果强大了，不管是美国还是什么国，也不敢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开枪开炮搞侵略。”陶铸和许多老干部一样，敢于在周恩来面前说出真实想法。天天到学生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一夜一夜参加批斗会，陶铸想得最多的自然还是“文革”。他说：“运动突然一下子起来了，思想总跟不上趟。搞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我是坚决的。1945年离开延安时，我对主席讲过：我今生政治方向是定了的，决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我担心的是国家。前几年搞得粮库粒粮不存……唉，我跟别人说过多次，真是搞怕了啊！”
周恩来神情不乏忧郁，沉默片刻，说：“有毛主席掌舵，船是翻不了的，这一条还是有信心的。”
“这一条我坚信。”
“你刚来中央，情况还不熟，要多听多问少表态。”周恩来关照，“遇事要多思多想，勤汇报。不要怕麻烦，什么时候找我都行，我不怕麻烦，你也不要怕。”
“谢谢总理的关心。”陶铸感激之余，早已酝酿成熟的念头便冒出来。他曾冷静分析过形势，看出钓鱼台这边的人都是放火的，而周恩来领导之下的国务院是“消防队”。当时代精神从四面八方施来压力之际，最要紧的莫过于冷静地选择应该走的方向。他说：“我考虑，我的工作主要在国务院这边。我准备离开钓鱼台，搬到中南海。有事也方便。”
“那好么。住处有了吗？”
“尚昆同志调广东后，家已经搬走，准备住他那里。”
“那好。曾志同志什么时候来？”
“这段时间她正闹病，一直发烧。等病好以后再说吧。”
“什么病？查清了吗？”
“主要是身体过于虚弱，还没发现什么器质性病变。”
“没大毛病就好。”周恩来将茶杯盖好。他每次离开时都很注意盖好茶杯，所以就成了告辞的信号。“烧退了以后，可以接她来北京休养嘛，互相也有个照应。”
周恩来说着，已经起身。
陶铸跟着起身，送周恩来往出走，一边问候：“大姐身体好些吗？”
“这几年好多了。”
“来京时，曾志还让我给大姐捎个好呢。”
“谢谢她了。你代我们两个向她问好吧。你又不在身边，让她自己多注意，早些恢复早些来北京。”
说话间，两个人已经走到外屋。
周恩来发现外屋坐了一个年轻人，已经立起身，向着他微笑致意，显得从容大方，便朝他走过去。他有同工作人员聊几句的习惯。
陶铸跟上来介绍：“这是我的秘书。”
“看出来了。”周恩来微笑着同年轻的秘书握手：“叫什么名字啊？”
“张汉青。”年轻秘书用双手握住周恩来的手。
“好名字。”周恩来频频点头，转望陶铸，讲得充满感情：“留取丹心照汗青！”
秘书的名字，那个“汉”字不是“汗”，但是谁也没解释。因为周恩来讲得分明另有一番深沉的含义。
陶铸显出庄严和激动，肃然地点了点头。
1966年7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刘少奇主席发表的声明：中国最坚决地最热烈地支持胡志明主席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
同日，北京近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到24日，全国各地共有1000万人为此举行了集会和游行示威。
同一天，陶铸离开了中央文革小组办公所在地钓鱼台，搬入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
搬家后不到一星期，工作人员紧张地报告：“江青到了！”
陶铸匆忙起身朝门外赶去迎接，可是江青动作更快，已经一阵风似地走了进来，声音很大地问候着：“陶铸，听说你搬家了，为什么不住钓鱼台了？”……
江青“交底”
陶铸在延安就认识江青，建国后就更熟悉了。因为她在情绪消沉时总是去广州，有时一住小半年。那里有她乐于居住的小岛，有她的大兰花和小猴子。
据一位负责过接待工作的同志陈良顺回忆，他们还曾为这位喜欢动物的女人养过马和兔子。但是江青看到兔子便叫起来：“不要养它，它到处刨洞，会伤害树木花草的根系！”
陶铸对江青的态度，大约是与曾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相一致的。
宋庆龄在50年代曾经款待过年轻的江青，并对身边不少工作人员说：“江青很懂礼貌，讨人喜欢。”
然而，当江青在1966年的夏天大步跨入宋宅时，宋庆龄一时竟未能认出她！
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宋庆龄和其他人一样，喜欢不介入政治的江青。当发现江青热衷于权力之争时，便讨厌江青了。”
江青曾为自己作了一幅自画像：“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在她“锁在云雾中”时，确实令很多人朦胧过。而朦胧又往往与“神秘”“美妙”“遐想”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
在延安，见过宋庆龄又见过江青的布里顿·罗伯特·佩恩这样谈起江青：“她直率而且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她比孙夫人漂亮多了。”“她问许多人的身体怎样？听说好，她脸上放光；听说不好，就显出同情的样子。”
斯大林的摄影师罗曼·卡门沿延河骑马去见毛泽东，被一匹疾驰的马赶过了。令他吃惊的是骑手竟是女人。他回忆说：“她勒紧缰绳，和我们并驾齐驱，以豪放的姿态表示欢迎。”“她缓缓地说：我去告诉毛主席，你们在路上了。她突然调转马头，策马时身子向前一倾，右手在尘埃中一挥……”
1943年重庆报纸有篇评论延安的文章说：“自从电影明星蓝苹嫁给了毛主席，共产党堡垒里过去沉闷单调的生活发生很大变化。资产阶级的跳舞、封建主义的地方戏、好莱坞的情歌，都涌进了延安……”
约翰·谢伟思回忆说：“江青很会跳，地上高低不平也不在乎。大多数人不会跳，也就无所谓平不平了。每个人都穿着布拖鞋或几根带子的凉鞋，小孩钻在中国革命领导人东倒西歪的舞伴当中，地面的差别还有什么意义呢？”
文章描写说：
毛泽东跳得不好，好像在进行体育锻炼。
周恩来跳得特别好，既轻快又优美……他和江青一跳，乡村的谷仓舞简直就跟上海盛大舞会的劲头一样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握着朱德将军的手，这一对就像两只大象，把法国的小步舞跳成了坦克出动。
中国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莱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好像全中国的军队都在我脚上踩过！”
文章描述中有评论：“休息时，江青从神气十足的林彪将军和朱德夫人中间穿过去，帮毛泽东物色舞伴。江青是个蛮不错的政治妻子。她喜欢给丈夫一点自由，希望丈夫也给她一点自由……”
读了这些文字，当年延安生活的另一侧面再现，一种活生生的新鲜气息扑面而来。重庆谈判时，江青与毛泽东住在张治中将军的公馆“桂园”里。毛泽东公开了他那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雪》，却不许江青在国共和谈的公开场面扮演什么角色。只有少数人见到她，评价也还可以：“标致的青年妇女”，“穿一件短袖上衣和裙子，挺像大专女学生的制服，短发没有烫，只留着前刘海。”“她不像刚从窑洞出来的人。”……
建国后，随着政治运动之风不断，江上的“云雾”时时被吹去，她便越来越多地“偶尔露峥嵘”了。
接近江青的人背地里越来越多地用这样一些词语形容她：“性格极端”“飞扬跋扈”“充满权力欲”……“女皇式的”！
她与家人打得翻翻的，与儿子儿媳打得翻翻，与女儿打得翻翻，与亲家打得翻翻，甚至常常与丈夫打得翻翻。
毛泽东多次说她“刀子嘴，是非窝”，“她到哪里，哪里就扫兴！”
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他管辖着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陶铸发现，江青几乎哪儿都去，就是没有去过湖南。她似乎憎恶亿万中国人民景仰的毛泽东诞生地韶山，始终不曾涉足那片圣土。
由于江青在广州住的时间多，陶铸遇到的“打架”事便也跟着多。那位愁眉苦脸，束手无策的公安厅长苏汉华，常常唉声叹气地向陶铸汇报江青新演的一些闹剧。诸如撵走保健医生和护士，公安厅不得不另派医生，而给她带来的医护人员安排临时住所；罚卫士的站，自己去躺着睡觉，让公安厅长也无法开劝；半夜又哭又闹调飞机，要马上走，就为了与毛泽东吵不赢而示威……
这时，作为一方“诸侯”的陶铸也只能紧锁双眉，叹一声：“唉，这个女人！”
是啊，清官难断家务事。
陶铸是很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他与妻子曾志也经常打得翻翻的，尽管他十二分爱着妻子，却仍然断不了吵。终于，妻子住到市委那边去了，剩他自己与女儿住在广州军区，只有星期六相聚一次。
见面少了，便会珍惜相聚的短暂时刻，吵架自然也会减少。即使如此，也不敢说不吵，曾志还曾向毛泽东告过陶铸的“御状”。
所以，陶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把江青想得简单了。以为就是“一个女人”。三个女人一台戏，闹翻天也不过是“女人”的戏。
对于陶铸的“大男子主义”，他的妻子和独生女儿都曾经讲过，并不讳言。
也许正因为如此，陶铸与江青相处得反而可以。
据工作人员和陶铸的家人回忆，每当江青住到广州，陶铸赶来看望时，走廊便开始轰隆隆响，进了屋也是轰隆隆响。他的脚步重，动作全是大幅度，门摔得响，说话不会小嗓门，笑起来更是声震屋宇，还时时大声咳嗽，大声吐痰。这一切对江青来说无不犯忌。
因为江青是怕声、怕风、怕不受尊敬。
卫士李连成曾经回忆：“我刚进门她就冲我尖叫：滚出去！我急忙退出门，却仍然不明白为了什么？她又喊起来：没脱鞋你就进来？那么大声响！我望望那厚有半寸的地毯，没敢吱声，脱掉鞋子，光着脚重新走进去……”
护士说：“我刚走几步，江青忽然叫起来：吵死了！我怔怔地站住不敢动，也不敢喘气了。我是光着脚的，地毯又那么厚……可是江青瞪起眼开始教训：你那两条腿夹那么紧干什么？裤腿磨得刷刷的！从此，一见江青我就变成了‘罗圈腿’，拐啦拐啦地走。然而，当我有次从她身前走过去时，她又叫起来：你想叫我死呀！像吃了一道符，我被定在那里一动不敢动。这时她才教训说：你没看你身子有多宽，走路生风，吹死人了！从此，我再不敢挨近她走快步，要弯子大大地绕着她走……”
许多高级领导干部见了江青，也是“恭敬拘谨”“蹑手蹑脚”，这是工作人员们常看到提到的。甚至有一次，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夫人去见江青，因为江青“休息了”，便不得不安静地坐等一个时辰。
这就是“第一夫人”的派头和作风。
由此也不难对比出陶铸的“放肆”；他自己不觉，别人却替他提着一颗心。
独生女儿陶斯亮曾对当代著名军旅作家权延赤回忆：那时，我跟李讷比较熟，合得来。她一个人在广州孤单，母亲让我去陪李讷玩。母亲告诫我说：江青身体不好，尤其怕声响，你去了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我过去也听说过，所以去了很紧张，越紧张越不灵，抓杯子杯子响，动动身子衣服响，嗓子就拼命痒痒，痒得憋不住，又不敢咳，忙赶到屋外，这才找个地方尽情尽力咳嗽一番。
“可是，父亲来了，从楼道轰轰轰一直响到屋里，没有一个动作不出声，真把我紧张坏了，替他提了一颗心。他可旁若无人，门响、桌椅响、茶杯响，说话和大笑更是响得震耳。真奇怪，江青丝毫不恼，还说起母亲向毛主席告状的事：你总是压制曾志，她也有她的事业。父亲说：就是你们女人事多。江青就说：你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父亲居然说：你也够给主席找麻烦，三个女人一台戏，都一样。”
陶铸只把江青当做一个女人看，根据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江青便也将陶铸当做一个十足的男人看。也许正是这样一来，他们的关系反而变得好相处。甚至陶铸干出一些“冒犯尊严”的事，江青也可以容忍。
那是1964年的年底或1965年初，看大比武的纪录片。陶铸先到放映厅，正与人聊着什么，江青来了。
江青在公开场合露面时，是很讲究衣着打扮的。她不想过分女性化，因为她一直想闯入过去属于男人的世界；但她也尽力避免看上去像个男人，因为她毕竟还是个女人。
50年代，她认为最好的打扮，是穿上庄重严肃的套服，而将脖领部位作为女性的窗口，稍稍露出内衣的色彩，并且尽量把头发收拾得漂亮些。会说好话的人可以称这种打扮为“刚中有柔”，陶铸却不大会说好话，称之为“男不男，女不女”。
这一次江青赶了时髦，正是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候，她也穿上军装，戴上军帽，但是没有领章帽徽，看上去便有点说不出的别扭。后来听说是罗瑞卿不同意她戴领章帽徽。
江青自以为飒爽英姿地走进门，被陶铸一眼见到，想也没想就把别人说不出的感觉高门大嗓地嚷出来：“这个江青，你怎么总是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的？”
这一声，不仅他的独生女儿吓一跳，周围不少领导干部都有些吃惊变色。
陶铸自己还不觉得呢，好像完全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打趣，其他政治的社会的附加物统统见鬼去了。
江青对陶铸的无心和放肆居然不恼，只是脸有些红地争辩道：“只许男人穿军装吗？你就是大男子主义！”
现在，江青又是一身军装地闯入了陶铸的屋门，所不同的是她通过“斗争”获得了领章帽徽。那位不允许她攫取领章帽徽的大将军罗瑞卿，已经在7个多月前被突然袭击打倒。
她显得春风得意，喜气洋洋。一边像老朋友那样同陶铸握手，一边用她的与生俱来的尖细嗓音大声问：“听说你搬家了，为什么不住钓鱼台了？”
陶铸的变化是明显的，过去那种男人对女人的热烈、豪放、无所顾忌的随便不见了，换上了礼貌、客气，甚至是谨慎的神情。这种变化说明他已经明白，他面对的再也不是一个“女人”，而是大步闯入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这种礼貌和客气也同时宣告，他与江青过去那种相处良好的关系行将结束了。
“我考虑，我的工作主要是在国务院这边。”陶铸声音不高，客客气气解释：“我是副总理，住这边和总理联系方便，可以多协助他搞些工作。”
“你还是文办主任么，怎么能不管文化革命？”江青昂然走入客厅。她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如果说她过去“只是一个女人”，她所拥有的一切只是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那么现在就不同了，她已经独立起来，有了自己的职务、责任、权力……大约是要证明这一点，证明她再也不只是“一个女人”，她走得很威风，很有一股冲劲，大咧咧坐到沙发里，并且翘了二郎腿。她用很有身份的声音问：“是不是文革小组名声太小，不如国务院响亮啊？”
陶铸用力握了握胡志明的手，全部意思便都表达了。
胡志明感激地点点头。
回到广州，陶铸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区梦觉。于是，胡志明在广东省的朋友们都积极行动起来。
经过慎重的努力，有了一些候选人。
陶铸介绍了一位广东女医生。
区梦觉介绍的似乎更合适些，是位中年的女同志，并且是老革命了。大革命时期，曾与后来成为元帅的那位战神结婚，后来这位女同志没有去中央苏区而断了关系。抗战时这位女同志才到延安，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她虽然是四川人，但对广东生活也熟悉。她长得好，有风度，又稳重，年龄也相当。
其他同志也提了一些人名。
陶铸想到这么大的事不能不向中央汇报，便直接找了周恩来。
在中国，与胡志明友谊最深的大概莫过于周恩来。他又激动高兴，又有些担心忧虑。“好事是好事，但又是复杂的事。”周恩来抚着腮沉吟道：“越南党内的情况你们考虑了没有？他们党内一些同志对我们的态度你考虑了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件事就会带来政治问题，那些同志更要认为我们想控制和影响越南党，这就不利于越南党内的团结，也不利于中越两党的团结，甚至会影响到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这件事，经中央研究，决定与越南党联系，请他们研究决定。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4）
这件好事未能办成。
陶铸心里虽然同情、惋惜，甚至歉疚，但是再见到胡志明时，还不得不隐下实情，只是说：
“那个事还得慢慢来，是大事，有政治影响，所以得慎重……”
胡志明点点头，不接话，改谈其他事。
“胡主席的事，我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陶铸充满人情味，眼睛湿润地回忆说：“要是……唉，那多好啊。”
“这大概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周恩来对自己的老朋友也是不无感伤。他缓声说：“还得顾大局。我们准备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百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胡主席17号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我们要有最坚决的支持。我们将由少奇同志发表声明，表示我们的态度：中国准备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越南人民战胜美帝；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的后盾，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都是越南的后方。”
“我们自己如果强大了，不管是美国还是什么国，也不敢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开枪开炮搞侵略。”陶铸和许多老干部一样，敢于在周恩来面前说出真实想法。天天到学生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一夜一夜参加批斗会，陶铸想得最多的自然还是“文革”。他说：“运动突然一下子起来了，思想总跟不上趟。搞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我是坚决的。1945年离开延安时，我对主席讲过：我今生政治方向是定了的，决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我担心的是国家。前几年搞得粮库粒粮不存……唉，我跟别人说过多次，真是搞怕了啊！”
周恩来神情不乏忧郁，沉默片刻，说：“有毛主席掌舵，船是翻不了的，这一条还是有信心的。”
“这一条我坚信。”
“你刚来中央，情况还不熟，要多听多问少表态。”周恩来关照，“遇事要多思多想，勤汇报。不要怕麻烦，什么时候找我都行，我不怕麻烦，你也不要怕。”
“谢谢总理的关心。”陶铸感激之余，早已酝酿成熟的念头便冒出来。他曾冷静分析过形势，看出钓鱼台这边的人都是放火的，而周恩来领导之下的国务院是“消防队”。当时代精神从四面八方施来压力之际，最要紧的莫过于冷静地选择应该走的方向。他说：“我考虑，我的工作主要在国务院这边。我准备离开钓鱼台，搬到中南海。有事也方便。”
“那好么。住处有了吗？”
“尚昆同志调广东后，家已经搬走，准备住他那里。”
“那好。曾志同志什么时候来？”
“这段时间她正闹病，一直发烧。等病好以后再说吧。”
“什么病？查清了吗？”
“主要是身体过于虚弱，还没发现什么器质性病变。”
“没大毛病就好。”周恩来将茶杯盖好。他每次离开时都很注意盖好茶杯，所以就成了告辞的信号。“烧退了以后，可以接她来北京休养嘛，互相也有个照应。”
周恩来说着，已经起身。
陶铸跟着起身，送周恩来往出走，一边问候：“大姐身体好些吗？”
“这几年好多了。”
“来京时，曾志还让我给大姐捎个好呢。”
“谢谢她了。你代我们两个向她问好吧。你又不在身边，让她自己多注意，早些恢复早些来北京。”
说话间，两个人已经走到外屋。
周恩来发现外屋坐了一个年轻人，已经立起身，向着他微笑致意，显得从容大方，便朝他走过去。他有同工作人员聊几句的习惯。
陶铸跟上来介绍：“这是我的秘书。”
“看出来了。”周恩来微笑着同年轻的秘书握手：“叫什么名字啊？”
“张汉青。”年轻秘书用双手握住周恩来的手。
“好名字。”周恩来频频点头，转望陶铸，讲得充满感情：“留取丹心照汗青！”
秘书的名字，那个“汉”字不是“汗”，但是谁也没解释。因为周恩来讲得分明另有一番深沉的含义。
陶铸显出庄严和激动，肃然地点了点头。
1966年7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刘少奇主席发表的声明：中国最坚决地最热烈地支持胡志明主席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
同日，北京近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到24日，全国各地共有1000万人为此举行了集会和游行示威。
同一天，陶铸离开了中央文革小组办公所在地钓鱼台，搬入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
搬家后不到一星期，工作人员紧张地报告：“江青到了！”
陶铸匆忙起身朝门外赶去迎接，可是江青动作更快，已经一阵风似地走了进来，声音很大地问候着：“陶铸，听说你搬家了，为什么不住钓鱼台了？”……
江青“交底”
陶铸在延安就认识江青，建国后就更熟悉了。因为她在情绪消沉时总是去广州，有时一住小半年。那里有她乐于居住的小岛，有她的大兰花和小猴子。
据一位负责过接待工作的同志陈良顺回忆，他们还曾为这位喜欢动物的女人养过马和兔子。但是江青看到兔子便叫起来：“不要养它，它到处刨洞，会伤害树木花草的根系！”
陶铸对江青的态度，大约是与曾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相一致的。
宋庆龄在50年代曾经款待过年轻的江青，并对身边不少工作人员说：“江青很懂礼貌，讨人喜欢。”
然而，当江青在1966年的夏天大步跨入宋宅时，宋庆龄一时竟未能认出她！
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宋庆龄和其他人一样，喜欢不介入政治的江青。当发现江青热衷于权力之争时，便讨厌江青了。”
江青曾为自己作了一幅自画像：“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在她“锁在云雾中”时，确实令很多人朦胧过。而朦胧又往往与“神秘”“美妙”“遐想”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
在延安，见过宋庆龄又见过江青的布里顿·罗伯特·佩恩这样谈起江青：“她直率而且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她比孙夫人漂亮多了。”“她问许多人的身体怎样？听说好，她脸上放光；听说不好，就显出同情的样子。”
斯大林的摄影师罗曼·卡门沿延河骑马去见毛泽东，被一匹疾驰的马赶过了。令他吃惊的是骑手竟是女人。他回忆说：“她勒紧缰绳，和我们并驾齐驱，以豪放的姿态表示欢迎。”“她缓缓地说：我去告诉毛主席，你们在路上了。她突然调转马头，策马时身子向前一倾，右手在尘埃中一挥……”
1943年重庆报纸有篇评论延安的文章说：“自从电影明星蓝苹嫁给了毛主席，共产党堡垒里过去沉闷单调的生活发生很大变化。资产阶级的跳舞、封建主义的地方戏、好莱坞的情歌，都涌进了延安……”
约翰·谢伟思回忆说：“江青很会跳，地上高低不平也不在乎。大多数人不会跳，也就无所谓平不平了。每个人都穿着布拖鞋或几根带子的凉鞋，小孩钻在中国革命领导人东倒西歪的舞伴当中，地面的差别还有什么意义呢？”
文章描写说：
毛泽东跳得不好，好像在进行体育锻炼。
周恩来跳得特别好，既轻快又优美……他和江青一跳，乡村的谷仓舞简直就跟上海盛大舞会的劲头一样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握着朱德将军的手，这一对就像两只大象，把法国的小步舞跳成了坦克出动。
中国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莱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好像全中国的军队都在我脚上踩过！”
文章描述中有评论：“休息时，江青从神气十足的林彪将军和朱德夫人中间穿过去，帮毛泽东物色舞伴。江青是个蛮不错的政治妻子。她喜欢给丈夫一点自由，希望丈夫也给她一点自由……”
读了这些文字，当年延安生活的另一侧面再现，一种活生生的新鲜气息扑面而来。重庆谈判时，江青与毛泽东住在张治中将军的公馆“桂园”里。毛泽东公开了他那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雪》，却不许江青在国共和谈的公开场面扮演什么角色。只有少数人见到她，评价也还可以：“标致的青年妇女”，“穿一件短袖上衣和裙子，挺像大专女学生的制服，短发没有烫，只留着前刘海。”“她不像刚从窑洞出来的人。”……
建国后，随着政治运动之风不断，江上的“云雾”时时被吹去，她便越来越多地“偶尔露峥嵘”了。
接近江青的人背地里越来越多地用这样一些词语形容她：“性格极端”“飞扬跋扈”“充满权力欲”……“女皇式的”！
她与家人打得翻翻的，与儿子儿媳打得翻翻，与女儿打得翻翻，与亲家打得翻翻，甚至常常与丈夫打得翻翻。
毛泽东多次说她“刀子嘴，是非窝”，“她到哪里，哪里就扫兴！”
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他管辖着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陶铸发现，江青几乎哪儿都去，就是没有去过湖南。她似乎憎恶亿万中国人民景仰的毛泽东诞生地韶山，始终不曾涉足那片圣土。
由于江青在广州住的时间多，陶铸遇到的“打架”事便也跟着多。那位愁眉苦脸，束手无策的公安厅长苏汉华，常常唉声叹气地向陶铸汇报江青新演的一些闹剧。诸如撵走保健医生和护士，公安厅不得不另派医生，而给她带来的医护人员安排临时住所；罚卫士的站，自己去躺着睡觉，让公安厅长也无法开劝；半夜又哭又闹调飞机，要马上走，就为了与毛泽东吵不赢而示威……
这时，作为一方“诸侯”的陶铸也只能紧锁双眉，叹一声：“唉，这个女人！”
是啊，清官难断家务事。
陶铸是很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他与妻子曾志也经常打得翻翻的，尽管他十二分爱着妻子，却仍然断不了吵。终于，妻子住到市委那边去了，剩他自己与女儿住在广州军区，只有星期六相聚一次。
见面少了，便会珍惜相聚的短暂时刻，吵架自然也会减少。即使如此，也不敢说不吵，曾志还曾向毛泽东告过陶铸的“御状”。
所以，陶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把江青想得简单了。以为就是“一个女人”。三个女人一台戏，闹翻天也不过是“女人”的戏。
对于陶铸的“大男子主义”，他的妻子和独生女儿都曾经讲过，并不讳言。
也许正因为如此，陶铸与江青相处得反而可以。
据工作人员和陶铸的家人回忆，每当江青住到广州，陶铸赶来看望时，走廊便开始轰隆隆响，进了屋也是轰隆隆响。他的脚步重，动作全是大幅度，门摔得响，说话不会小嗓门，笑起来更是声震屋宇，还时时大声咳嗽，大声吐痰。这一切对江青来说无不犯忌。
因为江青是怕声、怕风、怕不受尊敬。
卫士李连成曾经回忆：“我刚进门她就冲我尖叫：滚出去！我急忙退出门，却仍然不明白为了什么？她又喊起来：没脱鞋你就进来？那么大声响！我望望那厚有半寸的地毯，没敢吱声，脱掉鞋子，光着脚重新走进去……”
护士说：“我刚走几步，江青忽然叫起来：吵死了！我怔怔地站住不敢动，也不敢喘气了。我是光着脚的，地毯又那么厚……可是江青瞪起眼开始教训：你那两条腿夹那么紧干什么？裤腿磨得刷刷的！从此，一见江青我就变成了‘罗圈腿’，拐啦拐啦地走。然而，当我有次从她身前走过去时，她又叫起来：你想叫我死呀！像吃了一道符，我被定在那里一动不敢动。这时她才教训说：你没看你身子有多宽，走路生风，吹死人了！从此，我再不敢挨近她走快步，要弯子大大地绕着她走……”
许多高级领导干部见了江青，也是“恭敬拘谨”“蹑手蹑脚”，这是工作人员们常看到提到的。甚至有一次，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夫人去见江青，因为江青“休息了”，便不得不安静地坐等一个时辰。
这就是“第一夫人”的派头和作风。
由此也不难对比出陶铸的“放肆”；他自己不觉，别人却替他提着一颗心。
独生女儿陶斯亮曾对当代著名军旅作家权延赤回忆：那时，我跟李讷比较熟，合得来。她一个人在广州孤单，母亲让我去陪李讷玩。母亲告诫我说：江青身体不好，尤其怕声响，你去了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我过去也听说过，所以去了很紧张，越紧张越不灵，抓杯子杯子响，动动身子衣服响，嗓子就拼命痒痒，痒得憋不住，又不敢咳，忙赶到屋外，这才找个地方尽情尽力咳嗽一番。
“可是，父亲来了，从楼道轰轰轰一直响到屋里，没有一个动作不出声，真把我紧张坏了，替他提了一颗心。他可旁若无人，门响、桌椅响、茶杯响，说话和大笑更是响得震耳。真奇怪，江青丝毫不恼，还说起母亲向毛主席告状的事：你总是压制曾志，她也有她的事业。父亲说：就是你们女人事多。江青就说：你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父亲居然说：你也够给主席找麻烦，三个女人一台戏，都一样。”
陶铸只把江青当做一个女人看，根据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江青便也将陶铸当做一个十足的男人看。也许正是这样一来，他们的关系反而变得好相处。甚至陶铸干出一些“冒犯尊严”的事，江青也可以容忍。
那是1964年的年底或1965年初，看大比武的纪录片。陶铸先到放映厅，正与人聊着什么，江青来了。
江青在公开场合露面时，是很讲究衣着打扮的。她不想过分女性化，因为她一直想闯入过去属于男人的世界；但她也尽力避免看上去像个男人，因为她毕竟还是个女人。
50年代，她认为最好的打扮，是穿上庄重严肃的套服，而将脖领部位作为女性的窗口，稍稍露出内衣的色彩，并且尽量把头发收拾得漂亮些。会说好话的人可以称这种打扮为“刚中有柔”，陶铸却不大会说好话，称之为“男不男，女不女”。
这一次江青赶了时髦，正是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候，她也穿上军装，戴上军帽，但是没有领章帽徽，看上去便有点说不出的别扭。后来听说是罗瑞卿不同意她戴领章帽徽。
江青自以为飒爽英姿地走进门，被陶铸一眼见到，想也没想就把别人说不出的感觉高门大嗓地嚷出来：“这个江青，你怎么总是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的？”
这一声，不仅他的独生女儿吓一跳，周围不少领导干部都有些吃惊变色。
陶铸自己还不觉得呢，好像完全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打趣，其他政治的社会的附加物统统见鬼去了。
江青对陶铸的无心和放肆居然不恼，只是脸有些红地争辩道：“只许男人穿军装吗？你就是大男子主义！”
现在，江青又是一身军装地闯入了陶铸的屋门，所不同的是她通过“斗争”获得了领章帽徽。那位不允许她攫取领章帽徽的大将军罗瑞卿，已经在7个多月前被突然袭击打倒。
她显得春风得意，喜气洋洋。一边像老朋友那样同陶铸握手，一边用她的与生俱来的尖细嗓音大声问：“听说你搬家了，为什么不住钓鱼台了？”
陶铸的变化是明显的，过去那种男人对女人的热烈、豪放、无所顾忌的随便不见了，换上了礼貌、客气，甚至是谨慎的神情。这种变化说明他已经明白，他面对的再也不是一个“女人”，而是大步闯入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这种礼貌和客气也同时宣告，他与江青过去那种相处良好的关系行将结束了。
“我考虑，我的工作主要是在国务院这边。”陶铸声音不高，客客气气解释：“我是副总理，住这边和总理联系方便，可以多协助他搞些工作。”
“你还是文办主任么，怎么能不管文化革命？”江青昂然走入客厅。她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如果说她过去“只是一个女人”，她所拥有的一切只是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那么现在就不同了，她已经独立起来，有了自己的职务、责任、权力……大约是要证明这一点，证明她再也不只是“一个女人”，她走得很威风，很有一股冲劲，大咧咧坐到沙发里，并且翘了二郎腿。她用很有身份的声音问：“是不是文革小组名声太小，不如国务院响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