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8)
生活在广州珠江上的“水上人家”，有3万多人，他们世世代代，都挤住在一条祖传的破旧木船上，陶铸亲自找设计人员共同研究改造、建设珠江南岸的滨江东路、滨江西路和跃进路，分期分批为“水上人家”建造新的住宅，从此结束了广州沿珠江两岸的渔民、船工成年在风雨中飘摇的苦难生活史。
陶铸经常说：“不关心群众的生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内忧未艾叹萧墙”是1942年6月，陶铸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反“扫荡”战役中牺牲写的挽诗中的一句。萧墙：古代君臣相见之地的屏墙，后人一般称内患为萧墙之祸。
陶铸临危受命来京，就投入极为艰难复杂的特殊战斗之中。
成为第四号人物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校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的生活会。
第一次生活会宣布开始，陶铸便下意识地端起了茶杯。
周恩来说过，揭开盖后的第一口茶最香。陶铸吮吸着喝了第一口茶。
这工夫，谢富治脱颖而出，抢头功，开头炮，猛轰刘少奇和邓小平。
半年后，陶铸向妻子回忆了那次生活会，虽然说得不细，也能给人一些印象。
“谢富治开了头炮，攻得厉害。”
“其他同志呢？”
“有的积极，有的勉强，是不得不说几句。”
“你呢？”
“我喝茶。我不会抽烟，我只会喝茶。”
“主要批评什么？”
“运动所犯方向、路线性错误。也有算旧账的。谢富治最厉害。”
“可能跟他也交底了？”
“会务组要向大会各小组发简报，我说，谢富治的发言不要印简报，不要下发。”
“这就得罪了……”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发言都是不偏不倚，不带感情。但是诚实正派总该做到么。”
“总理呢？”
“他没发言。”
“谢富治可是左派了。”
“总理跟我讲过，留取丹心照汗青。”
谢富治在“文革”中患癌症去世，天安门降半旗致哀，一切都是超规格的隆重。
陶铸也是在“文革”中患癌症去世，他的情况还是留给后话再说吧……
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再明显不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大字报里公开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观点，并且“联系以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表示了新账、旧账一起算的决心。
毛主席已经亲自“炮打”，作为党内有名的“炮筒子”，作为历次重大政治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一边的陶铸，他陷入困境，陷入极大的痛苦中。
这种痛苦，他的独生女儿陶斯亮从侧面也能强烈地感受到。
陶斯亮到北京串联，住在家中，她发现父亲回到家时，总是一副忧思重重，郁郁寡欢的神情。陶斯亮找话说，朝着父亲喃喃：“爸，现在学校里到处贴了大标语，踢开党委闹革命，喇叭里也整天这么喊。这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吗？许多人都担心闹成无政府主义呢。”
陶铸一声不吭，皱着眉头，在屋里急速地踱来踱去。
“爸，你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党团员可是都懵了……”
突然，陶铸停下踱步，两眼吓人地瞪起来，就那么怒气冲冲瞪住女儿吼：“你怎么问我？为什么偏偏问我？啊！”
他又急促地踱一个来回，然后住了脚，吼一般嚷道：“是我搞的吗？我也想不通！这样子搞法又不是我决定的，你去报告主席吧，就说我陶铸想不通！”
他蓦地扭头急走开，又猛地回头冲过来，激烈地抡起一条胳膊，用力朝下甩去，在面前划过一道无形的线：“你要是怕我犯错误，同我划清界线好了，现在就划清！”
陶斯亮惊得目瞪口呆，身体悄悄战栗。
什么无法排解的困扰和痛苦使父亲如此愤怒，大发脾气？
那时她不清楚。她只觉得父亲脾气发得莫名其妙，她也惊惧得莫名其妙。
第二天，陶铸立在门前的池水边，望着初绽的荷花，独个儿神情冷冷，四周围人迹缈缈。
这种时候没人敢凑前找不愉快。
陶斯亮踮着脚，轻轻地从父亲身后走过。
“亮亮。”陶铸叫一声，陶斯亮便住了脚不敢稍动。
陶铸淡漠的目光始终朝着多姿多彩的荷花池，那失神的样子与其说他是在跟独生女儿讲话，不如说是自言自语。他的声音低沉缓慢：
“亮亮，你愿意当造反派还是当保皇派都无所谓，只要你是独立思考的，是自己判断的就好……像你弟弟志修，他就是保皇派。”
刘志修是陶铸的外甥，自小在舅舅家长大，与陶斯亮像亲姐弟一样。
陶铸停了片刻又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运动如何搞，该向哪里发展……也许这次运动是个群众性的自我思想教育，一切由自己去判断？独立思考，接受教育……”
他的声音消失了，却又在他的女儿耳畔久久回响。他从没用这种低沉彷徨的声音对女儿讲过话。
他依旧站在那里，痴痴地望着荷花池，久久地，久久地一动不动。
陶斯亮突然觉得父亲变陌生了。那个叱咤风云、八面威风，那个充满自信，总是像坦克车一样向前隆隆开进的父亲哪里去了……
陶斯亮不可能知道父亲正遇到的困境——政治局生活会上，围攻刘、邓的炮火越来越猛。陶铸尴尬而又不安地坐在那里。会前会后或是会议中，那一瞥眼光、一声咳嗽、一次握手、一个努嘴，甚至是杯盖与茶杯碰出的声响，都会使他的心脏改变跳动的节律。
他喝茶多，出汗也多。他的思想在激烈翻腾：
不错，历史上我曾三次朝少奇同志开炮，那是因为工作中有意见。但是少奇同志不是主动找你谈心了吗？互相批评自我批评，增进了解也增进了团结。
谈话后，我是表了态的：疙瘩解开了、没意见了。那么，如果现在又摆出这些已经解决的问题来参加围攻，我还算什么人？
何况，我三次向少奇开炮，少奇从来不记前怨，对我不错，对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他如今有了难，我如果……唉，我陶铸做人可是有一条原则：不搞落井下石的事。这是人品问题。过去没搞过，现在不能搞，将来也不会搞……
对刘少奇同志我有什么新意见吗？扪心自问，没有啊！
要说派工作组以及工作组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那么我也有一份。
三年困难是全国性的。不过，广东恢复生产最快。
老百姓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情绪借助寓言和笑话来表达。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出了那一说法：火车向南开，车轮敲击钢轨便发出“前途光明，前途光明”的音响。
生产恢复快，靠什么？
解决生产关系问题。
许多老同志曾说：“大跃进”时，陶铸和王任重也曾有头脑发热的时候。但时间很短，他们俩都是喜欢调查研究，搞实事求是，所以改得快，纠正迅速。
陶铸与王任重是同志，也是挚友。他们一道去广西龙胜县搞调查研究，目的就是调整生产关系问题。
龙胜县是穷困山区。当地老百姓说，大清朝出兵，打败了当地的土王。天子胜利了，便叫了“龙胜”。由于山高势险，这里的老百姓居住分散，一家一户棋子一般散落在深山老林中，不好组织集体。
据当时的秘书丁励松同志回忆，陶铸与王任重跋山涉水，深入各家各户调查研究，对当地如何调整生产关系的问题，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实行产量责任的办法。其主要内容就是将田间管理，从种到锄到收，归家庭承包。超产了，个人得一部分，集体得一部分，从而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语：问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报告作为文件印发全体会议。会议精神传达到各县后，陶铸见到一位县委的张书记，劈头问一句：“愿不愿搞产量责任制？”
这位张书记谈虎色变地用手割脖子叫喊：“割了我的头也不敢呀！”
能怪张书记吗？多少年反右倾真是反怕了。
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在1961年率先搞了产量责任制，陶铸抓住典型迅速在几个县组织推广。会上讲、会下讲；对干部讲，对群众也讲，有些话在当时是很够“出格”的。
他说：“我不怕说资本主义，我就怕饿死人！”
他指点着县、社、大队的干部们说：“你们不要怕说右倾，我首先要求你们让人民吃饱肚皮，做不到你们就不配当领导！”
经济形势好转后，头脑发热的情况便又产生了。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错误地批判了邓子恢所谓的刮“单干风”和“翻案风”。其中便有几个组批判了广东的责任制。
陶铸不慌，心里有数：反正是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批语。批上天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提出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陶铸没有这样做。
邓子恢过去到广州，都是被安排在“小岛”。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接待人员降低规格，安排他住到另一个地方。陶铸听说后，发了脾气：“缺德的，你们落井下石呀？”一道命令，又将邓子恢安排到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小岛”。
八届十中全会9月结束，陶铸10月到广东从化、花县、清远、台山、开平等县进行农村调查研究。11月至12月又访问湖南湘乡等6县9个公社、10个大队、20个生产队，进行调查，并向毛泽东作了情况报告。
随陶铸一道下乡的秘书马恩成这样回忆：
那是1962年的冬天，正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跟陶铸下乡，连走十几个县，一口肉没吃。因为他搞了一个约法三章：不请吃、不送礼、不迎送。他对违章的人很有办法治：扔下筷子就走。你想请他回来吃？他说饱了，不吃就饱了？他大发脾气：早就气饱了！这一来，再没有敢违章的了。违章等于叫陶铸书记饿肚皮。
到湖南调查，张平化和王延春同行。陶铸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但主要是在广东，到湖南不多。湖南省委行政处的一名副处长负责接待工作，认为他好容易来趟湖南，怎么也该招待一次，他严厉拒绝了。我们把陶铸的约法三章一讲，他也不敢招待了，一路就是吃素。
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他在湖南一路上只讲产量责任制，田间评比责任制。这种责任制就类似我们现在实行的承包制。
可他一路就是没讲阶级斗争。
他每到一县，都是找最穷困的大队搞调查，讲多种经营，讲评比奖励，帮助干部想办法挖潜脱贫。我当时刚从部队转业来给他当秘书，所以对这些名词还不大听得懂。
他同某些领导干部的想法不大一致。有的领导干部挂来电话，说湖南农村主要问题是出现五股黑风，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陶铸认为主要应该调整生产关系，搞责任制，把经济发展上去……
秘书们的这些回忆，不难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为什么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政治局生活会上，没有向刘少奇开炮。
因为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和政策上，与刘少奇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
所以，陶铸在后来受审查时，向妻子作了这样一番倾诉：
曾志，说我保刘、邓，我承认。可我并没有私心。我跟刘少奇1942年才认识，还朝他开过炮，谈不上渊源。我对他的好感是在实际接触中渐渐增加的。尤其三年困难时期，粮库搞得粒米不存，真是搞怕了。那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他的观点的。现在他落了难，我又反对来骂他，那我还算什么人？
我跟邓小平也谈不上渊源。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八大后，他担任总书记，接触才多起来。我跟他就是工作关系，谈不上多少私交。我佩服他也是真的，那是工作上产生的观感。1954年我在党代会上就讲过：如果党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我讲这话代表们都是听到了的，现在他落了难，我就翻脸朝他开炮？我做不出哪！当年那些代表们知道了又会怎么想？
那次政治局生活会我一直没吱声。
幸亏还有周总理。全开炮了，总理没开炮。
林副主席批判发言时候，我最坐不住。他是我的老领导，老上级，打国民党立了大功；他信任我，我也尊敬他。他发言那么激烈，我就想，莫非我错了？可我也是革命了几十年，这样搞法明显不对么。刘邓就算再严重，也只是讲到路线斗争，是党内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么，怎么能那样搞？那么搞我们是有教训的哟……
陶铸在落难时的这种倾诉，无疑表明了他的真实性情。他所说的教训，或许可以从秘书丁励松的一段回忆中得到答案：
毛主席曾经指示：将军下连当兵，省的领导要兼大学教授和县级领导。所以，陶铸一度兼任中山县县委书记，我兼县办主任。在中山县，他集中解决一些体制问题。他对大队办食堂提出怀疑，但是没有彻底否定。那时说大食堂是社会主义的一块阵地（后来他在广东还是率先放弃了这块“阵地”，是在中央下指示之前，这也是非有些胆量不可的）。他在中山县看出不少问题，1959年去庐山开会，他的看法和彭德怀类似。会议前期，他讲了许多和彭德怀类似的话，后来风向一转，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他起草，我帮助斟酌文字和抄写，信首写明：周总理并报主席。他在信中表明心迹：“我对党中央、毛主席无任何二心，坚决保持一致……”庐山会议后没有整到他。
那时，绝大多数老干部，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都得到了这样一条经验：跟着毛主席就是正确，就是胜利。
陶铸也不例外。
可是，实践证明，庐山会议毛泽东确实有错误，并且毛泽东本人也承认了。
1965年10月，毛泽东在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头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不难联想，陶铸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不向刘、邓开炮，以后又坚持保刘、邓，各种原因中，庐山会议的经验肯定也是起了作用。
当然，陶铸向曾志倾诉心声时，不曾明确讲到庐山会议的经验。他讲得多的是：“总理不打炮，我就有伴儿，有依靠。我就好坚持住。”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结束，发表了公报。陶铸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顾问。
当时陶铸的心情实在难以名状。
他不曾向刘、邓开炮，在党内的位置仍然获得跃升。这说明他在政治局生活会上的态度是对的，至少不能说错误吧？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8）
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中，陶铸开始排在较后面。名单交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真看一遍，抓起粗大的红蓝铅笔，用红笔将“陶铸”勾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
于是，陶铸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
这说明，陶铸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坚持不开炮，虽然属于不积极响应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但他所表现出的品德和勇气，还是受到了毛泽东的承认和赞赏。
为此，陶铸又激动，又感激，又不安。
他求见毛泽东，怀着复杂的心情说：“主席，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该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
毛泽东用亲切而又透彻的目光望定陶铸，微微一笑：“就是因为新上来的吗？”
陶铸微微低下头，恳切地建议：“把陈伯达同志调到第四位比较合适。他长期在您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
陶铸讲的是真心话，尽管他与陈伯达有芥蒂。无论是派工作组问题还是炮打司令部，看来都是陈伯达站对了。
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将大手由里向外轻轻一挥：“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陶铸抬起眼帘望着主席，眼睛突然一红，潮湿了。
他动了感情，他是个喜欢动感情的人。
毛泽东却微微皱了一下眉。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动感情的人，但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上，他不喜欢掺入私人感情。也就是说，毛泽东不喜欢在政治上带有人情味。
这样讲也许不准确，不全面。不过，胡耀邦1988年2月在小范围里有个讲话，其中一段话似乎也有这种意思。
胡耀邦这段话的意思是，与林彪、陈伯达、康生相比，毛泽东对陶铸只是不很喜欢，有个“很”。原因是“但是还有一股人情味”。至于林、陈、康，那就谈不上“很”，只是一个不喜欢。
胡耀邦讲话还是有一定权威的。这倒不光是因为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出任中组部部长，掌握情况全面、细致、准确，而且与他的阅历有关。
在延安，陶铸任军委秘书长兼政治宣传部长时，胡耀邦任组织部长，住在一起，很谈得来，是感情融洽的朋友。
陶铸经常说：“不关心群众的生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内忧未艾叹萧墙”是1942年6月，陶铸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反“扫荡”战役中牺牲写的挽诗中的一句。萧墙：古代君臣相见之地的屏墙，后人一般称内患为萧墙之祸。
陶铸临危受命来京，就投入极为艰难复杂的特殊战斗之中。
成为第四号人物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校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的生活会。
第一次生活会宣布开始，陶铸便下意识地端起了茶杯。
周恩来说过，揭开盖后的第一口茶最香。陶铸吮吸着喝了第一口茶。
这工夫，谢富治脱颖而出，抢头功，开头炮，猛轰刘少奇和邓小平。
半年后，陶铸向妻子回忆了那次生活会，虽然说得不细，也能给人一些印象。
“谢富治开了头炮，攻得厉害。”
“其他同志呢？”
“有的积极，有的勉强，是不得不说几句。”
“你呢？”
“我喝茶。我不会抽烟，我只会喝茶。”
“主要批评什么？”
“运动所犯方向、路线性错误。也有算旧账的。谢富治最厉害。”
“可能跟他也交底了？”
“会务组要向大会各小组发简报，我说，谢富治的发言不要印简报，不要下发。”
“这就得罪了……”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发言都是不偏不倚，不带感情。但是诚实正派总该做到么。”
“总理呢？”
“他没发言。”
“谢富治可是左派了。”
“总理跟我讲过，留取丹心照汗青。”
谢富治在“文革”中患癌症去世，天安门降半旗致哀，一切都是超规格的隆重。
陶铸也是在“文革”中患癌症去世，他的情况还是留给后话再说吧……
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再明显不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大字报里公开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观点，并且“联系以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表示了新账、旧账一起算的决心。
毛主席已经亲自“炮打”，作为党内有名的“炮筒子”，作为历次重大政治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一边的陶铸，他陷入困境，陷入极大的痛苦中。
这种痛苦，他的独生女儿陶斯亮从侧面也能强烈地感受到。
陶斯亮到北京串联，住在家中，她发现父亲回到家时，总是一副忧思重重，郁郁寡欢的神情。陶斯亮找话说，朝着父亲喃喃：“爸，现在学校里到处贴了大标语，踢开党委闹革命，喇叭里也整天这么喊。这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吗？许多人都担心闹成无政府主义呢。”
陶铸一声不吭，皱着眉头，在屋里急速地踱来踱去。
“爸，你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党团员可是都懵了……”
突然，陶铸停下踱步，两眼吓人地瞪起来，就那么怒气冲冲瞪住女儿吼：“你怎么问我？为什么偏偏问我？啊！”
他又急促地踱一个来回，然后住了脚，吼一般嚷道：“是我搞的吗？我也想不通！这样子搞法又不是我决定的，你去报告主席吧，就说我陶铸想不通！”
他蓦地扭头急走开，又猛地回头冲过来，激烈地抡起一条胳膊，用力朝下甩去，在面前划过一道无形的线：“你要是怕我犯错误，同我划清界线好了，现在就划清！”
陶斯亮惊得目瞪口呆，身体悄悄战栗。
什么无法排解的困扰和痛苦使父亲如此愤怒，大发脾气？
那时她不清楚。她只觉得父亲脾气发得莫名其妙，她也惊惧得莫名其妙。
第二天，陶铸立在门前的池水边，望着初绽的荷花，独个儿神情冷冷，四周围人迹缈缈。
这种时候没人敢凑前找不愉快。
陶斯亮踮着脚，轻轻地从父亲身后走过。
“亮亮。”陶铸叫一声，陶斯亮便住了脚不敢稍动。
陶铸淡漠的目光始终朝着多姿多彩的荷花池，那失神的样子与其说他是在跟独生女儿讲话，不如说是自言自语。他的声音低沉缓慢：
“亮亮，你愿意当造反派还是当保皇派都无所谓，只要你是独立思考的，是自己判断的就好……像你弟弟志修，他就是保皇派。”
刘志修是陶铸的外甥，自小在舅舅家长大，与陶斯亮像亲姐弟一样。
陶铸停了片刻又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运动如何搞，该向哪里发展……也许这次运动是个群众性的自我思想教育，一切由自己去判断？独立思考，接受教育……”
他的声音消失了，却又在他的女儿耳畔久久回响。他从没用这种低沉彷徨的声音对女儿讲过话。
他依旧站在那里，痴痴地望着荷花池，久久地，久久地一动不动。
陶斯亮突然觉得父亲变陌生了。那个叱咤风云、八面威风，那个充满自信，总是像坦克车一样向前隆隆开进的父亲哪里去了……
陶斯亮不可能知道父亲正遇到的困境——政治局生活会上，围攻刘、邓的炮火越来越猛。陶铸尴尬而又不安地坐在那里。会前会后或是会议中，那一瞥眼光、一声咳嗽、一次握手、一个努嘴，甚至是杯盖与茶杯碰出的声响，都会使他的心脏改变跳动的节律。
他喝茶多，出汗也多。他的思想在激烈翻腾：
不错，历史上我曾三次朝少奇同志开炮，那是因为工作中有意见。但是少奇同志不是主动找你谈心了吗？互相批评自我批评，增进了解也增进了团结。
谈话后，我是表了态的：疙瘩解开了、没意见了。那么，如果现在又摆出这些已经解决的问题来参加围攻，我还算什么人？
何况，我三次向少奇开炮，少奇从来不记前怨，对我不错，对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他如今有了难，我如果……唉，我陶铸做人可是有一条原则：不搞落井下石的事。这是人品问题。过去没搞过，现在不能搞，将来也不会搞……
对刘少奇同志我有什么新意见吗？扪心自问，没有啊！
要说派工作组以及工作组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那么我也有一份。
三年困难是全国性的。不过，广东恢复生产最快。
老百姓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情绪借助寓言和笑话来表达。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出了那一说法：火车向南开，车轮敲击钢轨便发出“前途光明，前途光明”的音响。
生产恢复快，靠什么？
解决生产关系问题。
许多老同志曾说：“大跃进”时，陶铸和王任重也曾有头脑发热的时候。但时间很短，他们俩都是喜欢调查研究，搞实事求是，所以改得快，纠正迅速。
陶铸与王任重是同志，也是挚友。他们一道去广西龙胜县搞调查研究，目的就是调整生产关系问题。
龙胜县是穷困山区。当地老百姓说，大清朝出兵，打败了当地的土王。天子胜利了，便叫了“龙胜”。由于山高势险，这里的老百姓居住分散，一家一户棋子一般散落在深山老林中，不好组织集体。
据当时的秘书丁励松同志回忆，陶铸与王任重跋山涉水，深入各家各户调查研究，对当地如何调整生产关系的问题，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实行产量责任的办法。其主要内容就是将田间管理，从种到锄到收，归家庭承包。超产了，个人得一部分，集体得一部分，从而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语：问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报告作为文件印发全体会议。会议精神传达到各县后，陶铸见到一位县委的张书记，劈头问一句：“愿不愿搞产量责任制？”
这位张书记谈虎色变地用手割脖子叫喊：“割了我的头也不敢呀！”
能怪张书记吗？多少年反右倾真是反怕了。
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在1961年率先搞了产量责任制，陶铸抓住典型迅速在几个县组织推广。会上讲、会下讲；对干部讲，对群众也讲，有些话在当时是很够“出格”的。
他说：“我不怕说资本主义，我就怕饿死人！”
他指点着县、社、大队的干部们说：“你们不要怕说右倾，我首先要求你们让人民吃饱肚皮，做不到你们就不配当领导！”
经济形势好转后，头脑发热的情况便又产生了。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错误地批判了邓子恢所谓的刮“单干风”和“翻案风”。其中便有几个组批判了广东的责任制。
陶铸不慌，心里有数：反正是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批语。批上天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提出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陶铸没有这样做。
邓子恢过去到广州，都是被安排在“小岛”。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接待人员降低规格，安排他住到另一个地方。陶铸听说后，发了脾气：“缺德的，你们落井下石呀？”一道命令，又将邓子恢安排到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小岛”。
八届十中全会9月结束，陶铸10月到广东从化、花县、清远、台山、开平等县进行农村调查研究。11月至12月又访问湖南湘乡等6县9个公社、10个大队、20个生产队，进行调查，并向毛泽东作了情况报告。
随陶铸一道下乡的秘书马恩成这样回忆：
那是1962年的冬天，正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跟陶铸下乡，连走十几个县，一口肉没吃。因为他搞了一个约法三章：不请吃、不送礼、不迎送。他对违章的人很有办法治：扔下筷子就走。你想请他回来吃？他说饱了，不吃就饱了？他大发脾气：早就气饱了！这一来，再没有敢违章的了。违章等于叫陶铸书记饿肚皮。
到湖南调查，张平化和王延春同行。陶铸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但主要是在广东，到湖南不多。湖南省委行政处的一名副处长负责接待工作，认为他好容易来趟湖南，怎么也该招待一次，他严厉拒绝了。我们把陶铸的约法三章一讲，他也不敢招待了，一路就是吃素。
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他在湖南一路上只讲产量责任制，田间评比责任制。这种责任制就类似我们现在实行的承包制。
可他一路就是没讲阶级斗争。
他每到一县，都是找最穷困的大队搞调查，讲多种经营，讲评比奖励，帮助干部想办法挖潜脱贫。我当时刚从部队转业来给他当秘书，所以对这些名词还不大听得懂。
他同某些领导干部的想法不大一致。有的领导干部挂来电话，说湖南农村主要问题是出现五股黑风，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陶铸认为主要应该调整生产关系，搞责任制，把经济发展上去……
秘书们的这些回忆，不难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为什么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政治局生活会上，没有向刘少奇开炮。
因为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和政策上，与刘少奇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
所以，陶铸在后来受审查时，向妻子作了这样一番倾诉：
曾志，说我保刘、邓，我承认。可我并没有私心。我跟刘少奇1942年才认识，还朝他开过炮，谈不上渊源。我对他的好感是在实际接触中渐渐增加的。尤其三年困难时期，粮库搞得粒米不存，真是搞怕了。那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他的观点的。现在他落了难，我又反对来骂他，那我还算什么人？
我跟邓小平也谈不上渊源。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八大后，他担任总书记，接触才多起来。我跟他就是工作关系，谈不上多少私交。我佩服他也是真的，那是工作上产生的观感。1954年我在党代会上就讲过：如果党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我讲这话代表们都是听到了的，现在他落了难，我就翻脸朝他开炮？我做不出哪！当年那些代表们知道了又会怎么想？
那次政治局生活会我一直没吱声。
幸亏还有周总理。全开炮了，总理没开炮。
林副主席批判发言时候，我最坐不住。他是我的老领导，老上级，打国民党立了大功；他信任我，我也尊敬他。他发言那么激烈，我就想，莫非我错了？可我也是革命了几十年，这样搞法明显不对么。刘邓就算再严重，也只是讲到路线斗争，是党内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么，怎么能那样搞？那么搞我们是有教训的哟……
陶铸在落难时的这种倾诉，无疑表明了他的真实性情。他所说的教训，或许可以从秘书丁励松的一段回忆中得到答案：
毛主席曾经指示：将军下连当兵，省的领导要兼大学教授和县级领导。所以，陶铸一度兼任中山县县委书记，我兼县办主任。在中山县，他集中解决一些体制问题。他对大队办食堂提出怀疑，但是没有彻底否定。那时说大食堂是社会主义的一块阵地（后来他在广东还是率先放弃了这块“阵地”，是在中央下指示之前，这也是非有些胆量不可的）。他在中山县看出不少问题，1959年去庐山开会，他的看法和彭德怀类似。会议前期，他讲了许多和彭德怀类似的话，后来风向一转，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他起草，我帮助斟酌文字和抄写，信首写明：周总理并报主席。他在信中表明心迹：“我对党中央、毛主席无任何二心，坚决保持一致……”庐山会议后没有整到他。
那时，绝大多数老干部，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都得到了这样一条经验：跟着毛主席就是正确，就是胜利。
陶铸也不例外。
可是，实践证明，庐山会议毛泽东确实有错误，并且毛泽东本人也承认了。
1965年10月，毛泽东在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头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不难联想，陶铸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不向刘、邓开炮，以后又坚持保刘、邓，各种原因中，庐山会议的经验肯定也是起了作用。
当然，陶铸向曾志倾诉心声时，不曾明确讲到庐山会议的经验。他讲得多的是：“总理不打炮，我就有伴儿，有依靠。我就好坚持住。”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结束，发表了公报。陶铸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顾问。
当时陶铸的心情实在难以名状。
他不曾向刘、邓开炮，在党内的位置仍然获得跃升。这说明他在政治局生活会上的态度是对的，至少不能说错误吧？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8）
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中，陶铸开始排在较后面。名单交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真看一遍，抓起粗大的红蓝铅笔，用红笔将“陶铸”勾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
于是，陶铸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
这说明，陶铸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坚持不开炮，虽然属于不积极响应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但他所表现出的品德和勇气，还是受到了毛泽东的承认和赞赏。
为此，陶铸又激动，又感激，又不安。
他求见毛泽东，怀着复杂的心情说：“主席，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该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
毛泽东用亲切而又透彻的目光望定陶铸，微微一笑：“就是因为新上来的吗？”
陶铸微微低下头，恳切地建议：“把陈伯达同志调到第四位比较合适。他长期在您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
陶铸讲的是真心话，尽管他与陈伯达有芥蒂。无论是派工作组问题还是炮打司令部，看来都是陈伯达站对了。
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将大手由里向外轻轻一挥：“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陶铸抬起眼帘望着主席，眼睛突然一红，潮湿了。
他动了感情，他是个喜欢动感情的人。
毛泽东却微微皱了一下眉。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动感情的人，但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上，他不喜欢掺入私人感情。也就是说，毛泽东不喜欢在政治上带有人情味。
这样讲也许不准确，不全面。不过，胡耀邦1988年2月在小范围里有个讲话，其中一段话似乎也有这种意思。
胡耀邦这段话的意思是，与林彪、陈伯达、康生相比，毛泽东对陶铸只是不很喜欢，有个“很”。原因是“但是还有一股人情味”。至于林、陈、康，那就谈不上“很”，只是一个不喜欢。
胡耀邦讲话还是有一定权威的。这倒不光是因为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出任中组部部长，掌握情况全面、细致、准确，而且与他的阅历有关。
在延安，陶铸任军委秘书长兼政治宣传部长时，胡耀邦任组织部长，住在一起，很谈得来，是感情融洽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