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11)
陶铸从苏联回来，很认真地对女儿说：“亮亮，我在莫斯科看见一件小大衣，真漂亮，正合适你穿……”
“真的？”陶斯亮高兴得跳起来。因为父亲出门从来不曾往家买过东西。“在哪儿呢？”陶斯亮去翻父亲的皮箱。陶铸立刻尴尬了，拦住女儿说：“别翻了。我想了想，没给你买，不能养成你那个毛病，物质欲。我买了个锄草机，叫省里研究研究，看我们能不能制造出来。”
陶铸教育完女儿，却给了妻子“物质利益”。那是一双狗皮靴。他动感情地说：“曾志，结婚20多年了，你就跟我张过一次口，我一直记着，这次才兑现。喏，你要的狗皮靴。”
曾志愣住了：“我什么时候跟你要狗皮靴了？”
陶铸皱起眉头：“哎，你忘了？在齐齐哈尔，富春同志和蔡畅同志都在场的么……”“你气死人不是？”曾志哭笑不得，“那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那是齐齐哈尔的冬天，零下40度！这是在哪儿？广州有穿狗皮靴的吗？”
陶铸愣怔一番，好像想通什么重要哲理一般，轻拍额头：“嗯，好像没看见……”
陶铸并不怕挫折。他下次出门，又替妻子从上海买回一件塑料雨衣，两件衬衣。雨衣是草绿色带圆圆的黄点，衬衣一件是水绿色抽纱的，一件是玫瑰红丝衬衣。
曾志又是那副哭笑不得的样子，喊着：“你到底是给我买的还是给亮亮买的？”
“你不是找别扭吗？”陶铸也皱眉头：“亮亮能穿吗？”
陶斯亮早已穿上了那件漂亮的雨衣，可惜一大截拖在地上，真像洋娃娃扣进了水桶里。
“我能穿吗？”曾志一边将那衬衣贴在胸前照镜子，一边问：“你看我能穿吗？”
陶铸大声说：“你不穿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我说了你的尺寸？”
“我说的是颜色！”曾志扭回头来，“我多大岁数了？18还是20？太艳了！”
“真是的，尺寸完了还有颜色……”陶铸大概也看出太艳了，小声嘟哝着溜走了。
“爱得笨”自然留下印象深，关键时刻便会发生作用，特别是夫妻矛盾闹大的时候。
有一次，曾志在中央党校学习，陶铸到北京开会，把女儿也带去了，放在王鹤寿家里。
王鹤寿是陶斯亮的干爹。说来也有趣，在延安，陶斯亮还不懂事时，只要哭得止不住，她的父母便赶紧去请王鹤寿。大概王鹤寿长得太善良，性情太温和吧，只要他的面孔在小亮亮眼前一出现，她就会停止哭；王鹤寿再那么一笑，亮亮也会跟着笑起来。这也叫一份缘分吧，王鹤寿理所当然地作了陶斯亮的干爹。
那天，陶斯亮在干爹家里正睡得香，忽然被一种声音惊醒了。仔细听听，像母亲的声音，如诉如泣。她就不安地叫了一声：“妈！”
片刻，母亲来到床前，捧了一杯热茶水，让蒸气熏鼻子，大概是鼻子壅塞吧？眼睛红红的，泪痕未干，张口就说：“亮亮，妈妈要和你爸爸离婚！”
陶斯亮吓一跳，自卫似地扑楞一下跳起身，在一点朦胧的知识驱赶下，大声问：“是不是我爸又有别的女人了？”
曾志摇摇头：“那倒不是，你爸不是那种人。他老压制我，多少年来大男子主义，压制我，我也有我的事业，可他处处压制……”
陶斯亮立刻松下一口气，提醒母亲：“可爸还给你买狗皮靴和花衬衣呢，爸可从没给我买！”
曾志扑哧一声，不知是哭还是笑，反正两眼泪汪汪，火气熄掉不少。
王鹤寿进来了，拉曾志出去，一边劝道：“这些事也要跟亮亮说，她还是个小孩子。你呀，走走走，老陶马上要来呢。”
工夫不大，陶铸来了，赔了不少好话，王鹤寿也在一旁敲鼓敲锣地帮腔。
“反正我是你的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曾志似怨似嗔地嘟哝着，被陶铸带走了。
矛盾闹到一定尖锐的程度，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劝解的了，甚至毛泽东都出了面。
那是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广州市推举曾志为人大代表。名单报到省里，陶铸不同意，将曾志的名字勾了，换上了苏蕙。
曾志很生气，找陶铸评理：“你为啥不同意我当代表？”
“要照顾方方同志么。”陶铸说出他的考虑，“方方受了批评，人大代表还是叫他爱人苏蕙当合适，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据广州市一些老人讲，当时反地方主义，方方是受了不应有的伤害。
曾志不满地指出：“你照顾方方，说到底是拿别人政治上的待遇去照顾你个人的政治关系。我是独立的，不许你这样做！”
“我就这样决定了！”陶铸很火。
“我告诉毛主席去！”
“你告！我怕你告？”
曾志再不多说一句，回头就走。她还真向毛泽东告了一状。告状信的大致意思是：我不是争当人大代表，我是由大家推举，组织上最后确定的代表。可是被陶铸一个人给否定了。他要照顾方方同志受了批评，叫他爱人当代表，这不是从工作表现考虑，也不是按标准衡量，这是从维护私人关系考虑，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我反对这种错误作法。
报告被毛泽东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人打回到广州市委。市委开会讨论后，决定仍由曾志任全国人大代表。
类似的事情以后仍然不断，曾志终于当面向毛泽东告状了。
“唉，善人受人欺，良马任人骑哪。”毛泽东用同情的目光望着曾志：“这个陶铸，长了犄角，连你也欺侮起来了。”
“生活上的事好说，工作上没法忍受。我要是谈点工作上的意见，他一概不听，正确的也不听。同样的意见，我请区梦觉、林李明、赵紫阳这些人去说，他就听，就满口说好。他只把我看成老婆，不是一个负责干部。大男子主义，封建主义的一套……”
“这个陶铸！”毛泽东沉下脸，“你告诉他，曾志是我党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讲了正确意见他就要听，不听是要犯错误的，就说我讲的！”
之后，他又笑着对曾志深表同情地重复道：“还是那句话哟，善人受人欺，良马任人骑……”
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曾志已是心平气和。世上的“告状”并非都要打官司，许多时候只是为了找地方发泄发泄，发泄完了，便如打赢了一般，也就可以过段顺心日子……
曾志走下飞机，眨动着一双大眼张望。她估计会是张秘书来接。
突然，她怔住了，朝她大步迎来的竟是丈夫陶铸！这可是结婚30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刹那间，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袭上心来。那感觉中除了激动、热烈，还隐含了一丝莫名的不安。
人的预感有时是灵验的。这个小小的插曲，不久就被事实证明是揭开了她与陶铸从此患难与共的序幕……
汽车朝着北京城里疾驶。
9月的北京，炎威已过，暑气渐消，正是明媚而又舒适的季节。
然而，这年不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拥在大街上，高音喇叭的吼声随处可闻，仿佛使那气温也比往年高出许多。
陶铸和曾志并排坐在车里，默默注视着车窗外的情景。满眼是红旗和语录牌，满眼是涌动的“造反”的人流，满眼是大字块、大标语、大字报，没有一块墙壁是干净的。
“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不断从眼前掠过，他们的后面总是跟着“讲话”“支持”“号召”。他们是煽风点火者。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10）
更多的名字是颠来倒去地写着，并且用红笔画了。这些名字对于陶铸和曾志来说都是熟悉亲切的，能唤起美好的回忆，带来友爱亲情。现在，那些姓名却使他们痛彻心髓。因为不论哪个姓名出现，其后必然有批斗、游街、戴高帽子、作喷气式和各种毒打……
他们是受难者。
“我已经搬出钓鱼台。”陶铸望着窗外小声说，“现在住在中南海杨尚昆同志的房子里。”曾志继续望着窗外，不在意地嗯一声，多少年后她才明白，陶铸在车上讲的惟一的一句话，它的分量有多重，含义有多深。
车开进中南海，拐进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窄巷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陶铸引领妻子迈进了新家。
这所住宅不算宽敞，但很精巧。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室内陈设简单，但很实用。由于没有把广州的家当全部搬来，只带了些随身行李用品，因此这个家缺少生活气息，倒像是部队临时来队家属的居所。
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因为迂曲回旋成字，因此得名字廊。
荷花池很大，长满了荷花和睡莲。荷叶遮得满池绿油油、碧森森；挺拔的荷秆上顶着盛开的花朵、肥硕的莲蓬；满院洋溢着淡淡的清香。
“我就是为了这池荷花，才选中这个地方。”陶铸立在曲廊中讲。
“我喜欢这里清静。”曾志并肩一字地立在丈夫身旁。
“哦，我在西楼食堂吃饭。”陶铸瞟一眼妻子，忽然想起什么似地说：“一天两元钱标准，太贵了。你来了很好，我们可以自己开伙。”
“只是因为食堂伙食贵才叫我来吗？”曾志自顾观赏荷花，抿着嘴唇笑。
“嗨，我这个人。”陶铸也笑了，不自在地耸耸肩，“你了解，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
“你是勇气不足还是革命性不够？”曾志认真地望着陶铸。
陶铸神色转严肃，甚至微微蹙起眉头。片刻，小声叹息：“唉，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很快你就会明白。”
“你在延安那些学友、牌友，你都想过怎么办吗？”
在延安，陈云、李富春、陶铸、王鹤寿、王德等同志在一起组织了个学哲学小组，认真学了两年。至于牌友，那是王稼祥同志病中寂寞时，每逢节假日，工作之余，胡耀邦、罗瑞卿、陶铸、王鹤寿、张经武、边章五等同志常到王稼祥那里去，打几圈牌，为王稼祥同志的窑洞增添不少热闹。
“耀邦聪明，很会算牌。主席当时形容他是一个‘幼稚味还未完全脱掉的同志’。他手里总留一张王牌，出牌跟工作一样认真。”陶铸回忆着，“罗瑞卿是咬着牙算牌，咬着牙出牌，他受那个伤是子弹从左颊打进去的，一辈子只能‘咬牙切齿’。主席说过，‘天塌下来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可现在……唉。鹤寿那么文质彬彬一个人，输赢不放心上，对谁都是那么热情关心，他给陈云当政治秘书，我给稼祥当政治秘书……还有乔木同志，他是给主席当政治秘书……”
陶铸说出的这许多老战友，现在名字都是颠倒写在墙上，并且打了红叉。
“你还是辣椒没吃够。”曾志弦外有音。
“那要你给增加些了？”陶铸望着曾志。
“那好了，我给够你辣椒！”曾志脸上涌起片刻青春的红晕，使人可以想象到井冈山时期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领导人。
“就这么说定了。”陶铸显得异常严肃，声音压得很低：“这种事急不得，那些被抓的同志，第一步先得跟造反派办交涉，弄出人来，放军营里或招待所，这就是保住了；然后看形势，时机成熟就进一步解放、任用……”
陶铸后来确是这样去做的，可惜仅仅是个愿望而未曾实现。当他自己被打倒后，凡受过他不同程度保护的同志，都变本加厉地受到迫害。他在身陷囹圄时听说一些战友备受迫害，曾潸然泪下道：“虽我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啊！”比如陆定一被打倒后，陶铸曾指示：生活待遇不变，搬家后一定要安排沙发。当陶铸也被打倒后，陆定一专案组来了十几个人，进屋便施暴力，并要他低头弯腰向毛主席请罪。原因就是他主持陆定一的专案，几个月都搞不出名堂来，而谢富治一接手，马上有了重大突破，说明陶铸是在“包庇”陆定一。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就这样，一贯坚持独立工作的曾志，第一次留在丈夫身边，甘心只作他的“内助”。这是曾志对整个形势及陶铸肩上的担子进行了清醒的分析判断后，作出的一次重大选择。
陶铸无疑是一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那善良质朴率直的性格中，从来没有脱去天真。生活中童心未泯，政治中也常有天真。
陶斯亮曾回忆道：
他有时真像个孩子。一次，他蹑手蹑脚地朝我走来，神秘地招手：“亮亮，快来，你快来看。”
他的声音像孩子怀了什么秘密，要叫小伙伴同享。我也蹑手蹑脚随他身后，走到秘书的房间门口。他朝里指，贴着我耳朵讲话，压抑不住那种活泼开心：“快看，嘻嘻，他睡觉还张着嘴，还睁着眼呢！”我看到秘书仰在躺椅上睡着了，果然是睁着眼张着嘴。于是，我和父亲捂着嘴，无声地笑成一团，不得不赶紧跑开，以免惊醒疲困的秘书。跑到父亲的办公室，我们才放开手尽情笑了一番，于是，父亲恢复了精神，重新埋头书案开始工作。
还有一次，父亲和几个孩子玩“打仗”，就在地上爬来爬去地替孩子们捡“子弹”，并且不断地表演被子弹击中，“痛苦悲壮”地“倒下”。孩子们高兴地哈哈大笑，他“死而复活”，也跟着开心大笑……
就是这样一个陶铸，他要做一名“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保这个保那个，保得最坚决的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
第一个向江青开炮
当6月1日陶铸奉调进京时，曾先去湖南为韶山引水渠剪彩。就在剪彩仪式上，他曾深情地讲话：“湖南是毛主席、刘主席，两位主席的家乡。”
那时他不明白，“文革”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把刘、邓“拉下马”了，陶铸却仍然不相信，也不这样看。
陶铸对妻子说：“他们只是犯了错误。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么。过去王明曾经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红区几乎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可是在延安七大毛主席还说服大家选他当中央委员。与王明错误相比，少奇、小平即便是有错误，也不会有那么严重，还是团结、批评、团结。”
何止陶铸这样想，绝大多数中国人在1966年的下半年都是这么想。就是说，陶铸的想法在中国有深厚广大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甚至在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那些首当其冲地起来“造反”的红卫兵们也并没都联想到刘、邓身上。从“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到10月1日国庆节的盛大游行，那些热血沸腾的红卫兵不是还在有节奏地高呼吗？
“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那个时期的人们，一定还记得那大潮般的场面和声音。
尽管林彪已经跃居第二位，但红卫兵要见毛主席时，首先想到的还是刘主席。这就是历史的分量。
没有刘少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的解放史、中国革命的历史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都将出现巨大的空白。这个空白是任何其他人其他办法所无法填补的。
这也是历史的严酷无情。它是不以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国庆节，毛泽东第四次检阅了百万红卫兵大军及革命师生、工农兵代表。盛会之后，新华社有关负责同志都到陶铸这里请示：“今年国庆的新闻照片如何见报？”
依照惯例，新华社每年国庆之后都要发一组新闻照片。过去中央有规定：其中必须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形势明显有变，这次怎么办？
陶铸略作沉吟，拍板决定：“按过去的规定办！”
见报是件大事。陶铸对准备见报的一组照片进行慎重审查，并马上发现了问题：
“怎么没有小平同志的镜头？”陶铸问。
新华社的同志互相望望，犹豫道：“没有合适的。”
“怎么回事？”陶铸立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
自从大搞“三面红旗”之后，毛泽东便多次抱怨“邓小平耳朵聋”，是一开会就“躲”得离他很远。看来，这位倔犟的总书记，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被“拉下马”后，仍然是这样。
新华社的同志报告：“我们选过了，没有拍照上。”
这可真棘手了。陶铸深明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报纸的重要性。多数大轰大嗡大吵大闹的造反派对这场运动本来就具有很大盲目性，何况当时还存在一些政治投机者，任何一次大的政治活动，哪些人见报了哪些人没见报就成了他们十二分关注的事情，他们就是从这里嗅查“问题”，从而决定其行动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陶铸问。
新华社的同志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
陶铸再一次拍板定案：“可以这么办。”
于是，毛主席和刘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见报了。
于是，新华社的同志将一帧照片上的陈毅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也见报了。这样做决不是要损害陈毅同志。因为陈毅同志还有其他照片可以上。
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被江青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按照我们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着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边远的地方。这也是陶铸的决定：“按照规定办。”
那时有句叫得很响亮的话：枪杆子，笔杆子，革命靠这两杆子。
陶铸在“笔杆子”问题上所作这一番决定，毫不奇怪地得到了“反作用”。
国庆节后，他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回到家里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沉郁，面色灰黯。
“真的？”陶斯亮高兴得跳起来。因为父亲出门从来不曾往家买过东西。“在哪儿呢？”陶斯亮去翻父亲的皮箱。陶铸立刻尴尬了，拦住女儿说：“别翻了。我想了想，没给你买，不能养成你那个毛病，物质欲。我买了个锄草机，叫省里研究研究，看我们能不能制造出来。”
陶铸教育完女儿，却给了妻子“物质利益”。那是一双狗皮靴。他动感情地说：“曾志，结婚20多年了，你就跟我张过一次口，我一直记着，这次才兑现。喏，你要的狗皮靴。”
曾志愣住了：“我什么时候跟你要狗皮靴了？”
陶铸皱起眉头：“哎，你忘了？在齐齐哈尔，富春同志和蔡畅同志都在场的么……”“你气死人不是？”曾志哭笑不得，“那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那是齐齐哈尔的冬天，零下40度！这是在哪儿？广州有穿狗皮靴的吗？”
陶铸愣怔一番，好像想通什么重要哲理一般，轻拍额头：“嗯，好像没看见……”
陶铸并不怕挫折。他下次出门，又替妻子从上海买回一件塑料雨衣，两件衬衣。雨衣是草绿色带圆圆的黄点，衬衣一件是水绿色抽纱的，一件是玫瑰红丝衬衣。
曾志又是那副哭笑不得的样子，喊着：“你到底是给我买的还是给亮亮买的？”
“你不是找别扭吗？”陶铸也皱眉头：“亮亮能穿吗？”
陶斯亮早已穿上了那件漂亮的雨衣，可惜一大截拖在地上，真像洋娃娃扣进了水桶里。
“我能穿吗？”曾志一边将那衬衣贴在胸前照镜子，一边问：“你看我能穿吗？”
陶铸大声说：“你不穿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我说了你的尺寸？”
“我说的是颜色！”曾志扭回头来，“我多大岁数了？18还是20？太艳了！”
“真是的，尺寸完了还有颜色……”陶铸大概也看出太艳了，小声嘟哝着溜走了。
“爱得笨”自然留下印象深，关键时刻便会发生作用，特别是夫妻矛盾闹大的时候。
有一次，曾志在中央党校学习，陶铸到北京开会，把女儿也带去了，放在王鹤寿家里。
王鹤寿是陶斯亮的干爹。说来也有趣，在延安，陶斯亮还不懂事时，只要哭得止不住，她的父母便赶紧去请王鹤寿。大概王鹤寿长得太善良，性情太温和吧，只要他的面孔在小亮亮眼前一出现，她就会停止哭；王鹤寿再那么一笑，亮亮也会跟着笑起来。这也叫一份缘分吧，王鹤寿理所当然地作了陶斯亮的干爹。
那天，陶斯亮在干爹家里正睡得香，忽然被一种声音惊醒了。仔细听听，像母亲的声音，如诉如泣。她就不安地叫了一声：“妈！”
片刻，母亲来到床前，捧了一杯热茶水，让蒸气熏鼻子，大概是鼻子壅塞吧？眼睛红红的，泪痕未干，张口就说：“亮亮，妈妈要和你爸爸离婚！”
陶斯亮吓一跳，自卫似地扑楞一下跳起身，在一点朦胧的知识驱赶下，大声问：“是不是我爸又有别的女人了？”
曾志摇摇头：“那倒不是，你爸不是那种人。他老压制我，多少年来大男子主义，压制我，我也有我的事业，可他处处压制……”
陶斯亮立刻松下一口气，提醒母亲：“可爸还给你买狗皮靴和花衬衣呢，爸可从没给我买！”
曾志扑哧一声，不知是哭还是笑，反正两眼泪汪汪，火气熄掉不少。
王鹤寿进来了，拉曾志出去，一边劝道：“这些事也要跟亮亮说，她还是个小孩子。你呀，走走走，老陶马上要来呢。”
工夫不大，陶铸来了，赔了不少好话，王鹤寿也在一旁敲鼓敲锣地帮腔。
“反正我是你的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曾志似怨似嗔地嘟哝着，被陶铸带走了。
矛盾闹到一定尖锐的程度，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劝解的了，甚至毛泽东都出了面。
那是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广州市推举曾志为人大代表。名单报到省里，陶铸不同意，将曾志的名字勾了，换上了苏蕙。
曾志很生气，找陶铸评理：“你为啥不同意我当代表？”
“要照顾方方同志么。”陶铸说出他的考虑，“方方受了批评，人大代表还是叫他爱人苏蕙当合适，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据广州市一些老人讲，当时反地方主义，方方是受了不应有的伤害。
曾志不满地指出：“你照顾方方，说到底是拿别人政治上的待遇去照顾你个人的政治关系。我是独立的，不许你这样做！”
“我就这样决定了！”陶铸很火。
“我告诉毛主席去！”
“你告！我怕你告？”
曾志再不多说一句，回头就走。她还真向毛泽东告了一状。告状信的大致意思是：我不是争当人大代表，我是由大家推举，组织上最后确定的代表。可是被陶铸一个人给否定了。他要照顾方方同志受了批评，叫他爱人当代表，这不是从工作表现考虑，也不是按标准衡量，这是从维护私人关系考虑，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我反对这种错误作法。
报告被毛泽东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人打回到广州市委。市委开会讨论后，决定仍由曾志任全国人大代表。
类似的事情以后仍然不断，曾志终于当面向毛泽东告状了。
“唉，善人受人欺，良马任人骑哪。”毛泽东用同情的目光望着曾志：“这个陶铸，长了犄角，连你也欺侮起来了。”
“生活上的事好说，工作上没法忍受。我要是谈点工作上的意见，他一概不听，正确的也不听。同样的意见，我请区梦觉、林李明、赵紫阳这些人去说，他就听，就满口说好。他只把我看成老婆，不是一个负责干部。大男子主义，封建主义的一套……”
“这个陶铸！”毛泽东沉下脸，“你告诉他，曾志是我党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讲了正确意见他就要听，不听是要犯错误的，就说我讲的！”
之后，他又笑着对曾志深表同情地重复道：“还是那句话哟，善人受人欺，良马任人骑……”
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曾志已是心平气和。世上的“告状”并非都要打官司，许多时候只是为了找地方发泄发泄，发泄完了，便如打赢了一般，也就可以过段顺心日子……
曾志走下飞机，眨动着一双大眼张望。她估计会是张秘书来接。
突然，她怔住了，朝她大步迎来的竟是丈夫陶铸！这可是结婚30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刹那间，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袭上心来。那感觉中除了激动、热烈，还隐含了一丝莫名的不安。
人的预感有时是灵验的。这个小小的插曲，不久就被事实证明是揭开了她与陶铸从此患难与共的序幕……
汽车朝着北京城里疾驶。
9月的北京，炎威已过，暑气渐消，正是明媚而又舒适的季节。
然而，这年不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拥在大街上，高音喇叭的吼声随处可闻，仿佛使那气温也比往年高出许多。
陶铸和曾志并排坐在车里，默默注视着车窗外的情景。满眼是红旗和语录牌，满眼是涌动的“造反”的人流，满眼是大字块、大标语、大字报，没有一块墙壁是干净的。
“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不断从眼前掠过，他们的后面总是跟着“讲话”“支持”“号召”。他们是煽风点火者。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10）
更多的名字是颠来倒去地写着，并且用红笔画了。这些名字对于陶铸和曾志来说都是熟悉亲切的，能唤起美好的回忆，带来友爱亲情。现在，那些姓名却使他们痛彻心髓。因为不论哪个姓名出现，其后必然有批斗、游街、戴高帽子、作喷气式和各种毒打……
他们是受难者。
“我已经搬出钓鱼台。”陶铸望着窗外小声说，“现在住在中南海杨尚昆同志的房子里。”曾志继续望着窗外，不在意地嗯一声，多少年后她才明白，陶铸在车上讲的惟一的一句话，它的分量有多重，含义有多深。
车开进中南海，拐进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窄巷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陶铸引领妻子迈进了新家。
这所住宅不算宽敞，但很精巧。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室内陈设简单，但很实用。由于没有把广州的家当全部搬来，只带了些随身行李用品，因此这个家缺少生活气息，倒像是部队临时来队家属的居所。
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因为迂曲回旋成字，因此得名字廊。
荷花池很大，长满了荷花和睡莲。荷叶遮得满池绿油油、碧森森；挺拔的荷秆上顶着盛开的花朵、肥硕的莲蓬；满院洋溢着淡淡的清香。
“我就是为了这池荷花，才选中这个地方。”陶铸立在曲廊中讲。
“我喜欢这里清静。”曾志并肩一字地立在丈夫身旁。
“哦，我在西楼食堂吃饭。”陶铸瞟一眼妻子，忽然想起什么似地说：“一天两元钱标准，太贵了。你来了很好，我们可以自己开伙。”
“只是因为食堂伙食贵才叫我来吗？”曾志自顾观赏荷花，抿着嘴唇笑。
“嗨，我这个人。”陶铸也笑了，不自在地耸耸肩，“你了解，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
“你是勇气不足还是革命性不够？”曾志认真地望着陶铸。
陶铸神色转严肃，甚至微微蹙起眉头。片刻，小声叹息：“唉，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很快你就会明白。”
“你在延安那些学友、牌友，你都想过怎么办吗？”
在延安，陈云、李富春、陶铸、王鹤寿、王德等同志在一起组织了个学哲学小组，认真学了两年。至于牌友，那是王稼祥同志病中寂寞时，每逢节假日，工作之余，胡耀邦、罗瑞卿、陶铸、王鹤寿、张经武、边章五等同志常到王稼祥那里去，打几圈牌，为王稼祥同志的窑洞增添不少热闹。
“耀邦聪明，很会算牌。主席当时形容他是一个‘幼稚味还未完全脱掉的同志’。他手里总留一张王牌，出牌跟工作一样认真。”陶铸回忆着，“罗瑞卿是咬着牙算牌，咬着牙出牌，他受那个伤是子弹从左颊打进去的，一辈子只能‘咬牙切齿’。主席说过，‘天塌下来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可现在……唉。鹤寿那么文质彬彬一个人，输赢不放心上，对谁都是那么热情关心，他给陈云当政治秘书，我给稼祥当政治秘书……还有乔木同志，他是给主席当政治秘书……”
陶铸说出的这许多老战友，现在名字都是颠倒写在墙上，并且打了红叉。
“你还是辣椒没吃够。”曾志弦外有音。
“那要你给增加些了？”陶铸望着曾志。
“那好了，我给够你辣椒！”曾志脸上涌起片刻青春的红晕，使人可以想象到井冈山时期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领导人。
“就这么说定了。”陶铸显得异常严肃，声音压得很低：“这种事急不得，那些被抓的同志，第一步先得跟造反派办交涉，弄出人来，放军营里或招待所，这就是保住了；然后看形势，时机成熟就进一步解放、任用……”
陶铸后来确是这样去做的，可惜仅仅是个愿望而未曾实现。当他自己被打倒后，凡受过他不同程度保护的同志，都变本加厉地受到迫害。他在身陷囹圄时听说一些战友备受迫害，曾潸然泪下道：“虽我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啊！”比如陆定一被打倒后，陶铸曾指示：生活待遇不变，搬家后一定要安排沙发。当陶铸也被打倒后，陆定一专案组来了十几个人，进屋便施暴力，并要他低头弯腰向毛主席请罪。原因就是他主持陆定一的专案，几个月都搞不出名堂来，而谢富治一接手，马上有了重大突破，说明陶铸是在“包庇”陆定一。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就这样，一贯坚持独立工作的曾志，第一次留在丈夫身边，甘心只作他的“内助”。这是曾志对整个形势及陶铸肩上的担子进行了清醒的分析判断后，作出的一次重大选择。
陶铸无疑是一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那善良质朴率直的性格中，从来没有脱去天真。生活中童心未泯，政治中也常有天真。
陶斯亮曾回忆道：
他有时真像个孩子。一次，他蹑手蹑脚地朝我走来，神秘地招手：“亮亮，快来，你快来看。”
他的声音像孩子怀了什么秘密，要叫小伙伴同享。我也蹑手蹑脚随他身后，走到秘书的房间门口。他朝里指，贴着我耳朵讲话，压抑不住那种活泼开心：“快看，嘻嘻，他睡觉还张着嘴，还睁着眼呢！”我看到秘书仰在躺椅上睡着了，果然是睁着眼张着嘴。于是，我和父亲捂着嘴，无声地笑成一团，不得不赶紧跑开，以免惊醒疲困的秘书。跑到父亲的办公室，我们才放开手尽情笑了一番，于是，父亲恢复了精神，重新埋头书案开始工作。
还有一次，父亲和几个孩子玩“打仗”，就在地上爬来爬去地替孩子们捡“子弹”，并且不断地表演被子弹击中，“痛苦悲壮”地“倒下”。孩子们高兴地哈哈大笑，他“死而复活”，也跟着开心大笑……
就是这样一个陶铸，他要做一名“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保这个保那个，保得最坚决的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
第一个向江青开炮
当6月1日陶铸奉调进京时，曾先去湖南为韶山引水渠剪彩。就在剪彩仪式上，他曾深情地讲话：“湖南是毛主席、刘主席，两位主席的家乡。”
那时他不明白，“文革”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把刘、邓“拉下马”了，陶铸却仍然不相信，也不这样看。
陶铸对妻子说：“他们只是犯了错误。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么。过去王明曾经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红区几乎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可是在延安七大毛主席还说服大家选他当中央委员。与王明错误相比，少奇、小平即便是有错误，也不会有那么严重，还是团结、批评、团结。”
何止陶铸这样想，绝大多数中国人在1966年的下半年都是这么想。就是说，陶铸的想法在中国有深厚广大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甚至在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那些首当其冲地起来“造反”的红卫兵们也并没都联想到刘、邓身上。从“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到10月1日国庆节的盛大游行，那些热血沸腾的红卫兵不是还在有节奏地高呼吗？
“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那个时期的人们，一定还记得那大潮般的场面和声音。
尽管林彪已经跃居第二位，但红卫兵要见毛主席时，首先想到的还是刘主席。这就是历史的分量。
没有刘少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的解放史、中国革命的历史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都将出现巨大的空白。这个空白是任何其他人其他办法所无法填补的。
这也是历史的严酷无情。它是不以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国庆节，毛泽东第四次检阅了百万红卫兵大军及革命师生、工农兵代表。盛会之后，新华社有关负责同志都到陶铸这里请示：“今年国庆的新闻照片如何见报？”
依照惯例，新华社每年国庆之后都要发一组新闻照片。过去中央有规定：其中必须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形势明显有变，这次怎么办？
陶铸略作沉吟，拍板决定：“按过去的规定办！”
见报是件大事。陶铸对准备见报的一组照片进行慎重审查，并马上发现了问题：
“怎么没有小平同志的镜头？”陶铸问。
新华社的同志互相望望，犹豫道：“没有合适的。”
“怎么回事？”陶铸立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
自从大搞“三面红旗”之后，毛泽东便多次抱怨“邓小平耳朵聋”，是一开会就“躲”得离他很远。看来，这位倔犟的总书记，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被“拉下马”后，仍然是这样。
新华社的同志报告：“我们选过了，没有拍照上。”
这可真棘手了。陶铸深明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报纸的重要性。多数大轰大嗡大吵大闹的造反派对这场运动本来就具有很大盲目性，何况当时还存在一些政治投机者，任何一次大的政治活动，哪些人见报了哪些人没见报就成了他们十二分关注的事情，他们就是从这里嗅查“问题”，从而决定其行动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陶铸问。
新华社的同志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
陶铸再一次拍板定案：“可以这么办。”
于是，毛主席和刘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见报了。
于是，新华社的同志将一帧照片上的陈毅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也见报了。这样做决不是要损害陈毅同志。因为陈毅同志还有其他照片可以上。
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被江青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按照我们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着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边远的地方。这也是陶铸的决定：“按照规定办。”
那时有句叫得很响亮的话：枪杆子，笔杆子，革命靠这两杆子。
陶铸在“笔杆子”问题上所作这一番决定，毫不奇怪地得到了“反作用”。
国庆节后，他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回到家里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沉郁，面色灰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