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20)
历史在曲折中前进。在历史的记载上，还有毛泽东同志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张大字报，作为“文革”的总方针，在全国广为传播。
瞬时间，从城市的大街到僻远的山村，到处都张贴着这张大字报。广大群众怀着对领袖崇敬热爱的心情，阅读它，传颂它，同时也在心里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
刚刚度过了1958年的大折腾，一度陷入极大困苦的祖国，在1964年才逐步得到恢复的经济，难道能重又陷入混乱、沦入灾难吗？
一位省委书记沉痛地说，经过几年调整，我们刚刚吃饱了几天饭，现在，难道又要折腾了吗？
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革”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号召把斗争矛头，指向所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所谓“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口号下，完全取消了党的领导。广大群众在一些头头的迷惑操纵下，开始了自发的行动。“大串联”“大字报”“大辩论”的浪潮，在全国各省区、各城市和广大农村，奔腾起来了。
为了达到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目的，8月13日，林彪以“副统帅”的身份，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接班人的所谓“三条标准”，凡他认为不合标准的，一条“罢官”，二条“罢官”，三条还是“罢官”。
林彪一伙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装出“最最革命”的姿态，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煽动宗教式的狂热。他们还公然打着“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叫嚣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鼓吹什么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号召打倒“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收罗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破坏成性的打砸抢分子，结成反革命的帮派势力，进一步煽动大乱，把“罢官”“横扫”“火烧”之风，刮遍全国！
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国务院和军队的老革命家和许多领导同志，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了，“公检法”砸烂了，国家机构开始瘫痪了。
在险风恶浪中，老一代革命家正气浩然地斗争着。1966年9月，陈毅在外办全体人员大会上厉声质问：“有人要‘否定一切’，那么他们把毛主席的领导置于何地？把毛主席革命路线置于何地？有人说要‘打倒一切’，这话我听了就恼火。如果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打倒，那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这是有人要搞垮我们的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这时，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国家经济生活引起严重混乱。1966年12月5日，周恩来同志要谷牧同志起草工交系统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要求工厂不要停产闹革命，红卫兵不要到工厂串联。然而这个正确的措施，立即遭到林彪一伙的围攻，谷牧同志被批斗三天。
在会上，林彪叫嚷工交战线比文教战线更坏，必须“彻头彻尾地打破旧的东西”，坚持要在工交战线发动大串联，煽动停产。
接着，有关的部长和主管生产的国家计委几位副主任，都被揪斗。王震同志等也被揪斗游街。“现在管生产的只剩下一只胳膊了。”可是，就连在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在漫天风雪中踏遍大庆油田的这位余秋里同志，也一时找不到了。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还要再乱，乱得要深，乱得要透！”
林彪、江青一伙到处狂叫着。凡是在他们看来“乱”得不够的地方，都得重新点火，挑起大乱！
1966年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在清华大学西操场气势汹汹地狂叫：“在1967年我们将在各个战线发动全面的总进攻！”
果然，她的讲话，像一颗黑色的信号弹。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迎来了1967年的元旦。这天，西伯利亚袭来寒流，首都的街道上、楼院里，没有鞭炮声，也没有歌声。惟有彻夜怒号的寒风，像奔腾咆哮的野兽似的，撞击着千家万户的门窗。
黎明，广播里传出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社论号召说：
1967年，将是所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967年，将是所谓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年，将是所谓“夺权”的新阶段……
夺权！夺权！夺权！到处是林彪、“四人帮”煽动的反革命夺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上到下，连工厂、企业的班组长也在被夺权之列。
就在这个时候，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喧叫声中，许多革命干部、教师、教授被抄了家，剃了鬼头，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牌子，被押上街头。打、砸、抢和武斗之风，像瘟疫一样流行蔓延开来。他们采用极端野蛮残暴的法西斯手段，将全国投入血腥恐怖之中，各族人民遭受到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
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也连遭冲击。林彪、“四人帮”狂叫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资产阶级路线”，妄图毁我长城。各大军区，无不遭到冲击。
1967年1月3日，林彪、“四人帮”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和陈毅同志发起了进攻，策划要在1月5日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在陈伯达、戚本禹之流的操纵煽动下，北航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掀起了炮轰聂荣臻同志的浪潮，大街上出现了攻击徐向前同志的标语、传单。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也相继遭到恶毒的攻击。
年事高迈的朱德总司令，迎着刺骨的寒风，拄着拐杖，沿着中南海的树林小道，不动声色地在一排排的大字报中巡视。他面对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射来的种种谎言，感到无限愤慨。他一言不发，昂首轩然冷笑着。战火中写的“神州尚有英雄在，堪笑法西意气浮”的诗篇，重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革命的军事家贺龙同志，早在1966年8月间，就遭到林彪一伙的攻击。他们炮制了一个所谓“八二五”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指向贺龙同志，诬蔑贺龙同志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江青还窜到清华，在群众会上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接着，贺龙同志全家被抄，儿女流落离散。
1月4日，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也被林彪、陈伯达、江青突然袭击，点名打倒了。他们诬陷陶铸同志到中央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新的代表人物”。胡说什么陶铸同志“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霎时间“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这是怎么回事？谭震林、李先念、陈毅等同志对这种突然发难，感到很不理解，就去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富春同志说：
“不知道，没有讨论。”
1月7日至9日，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煽动一些坏人操纵的群众组织，多次企图围攻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北京的大街上，连续出现了要打倒周恩来同志的大标语，流传着林彪辱骂朱德等同志的传单。
中南海！清静、美丽、湖水如画的中南海，作为全国神经中枢的所在地，此时此刻，也突然大闹起来了。
在红色高墙的外面，在新华门前，五星红旗在刺骨的寒风里，在风沙迷漫的天空飘荡着。东西长安街上，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流里，打着各色的标语、旗帜，像激流中的旋涡一样回旋着。起伏的口号声，架在汽车上的高音喇叭的尖叫声，形成一个巨大的震耳欲聋的轰响，笼罩在中南海的周围。
在这同时，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一伙又在上海刮起了反革命的一月黑色风暴。祖国的天空，乌云滚滚，祖国的大地，伤痕斑斑。我们党领导创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真正面临着被一小撮阴谋家颠覆的严重危险。
狂澜中的砥柱
在林彪、“四人帮”一伙刮起的反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周恩来同志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像中流砥柱，巍然矗立在激流狂澜中。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拯救着党和国家的灾难，挺身保卫着党，保卫着革命的英华。
一天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国家生活中一些紧迫问题。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都到了，可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却被揪走了。
总理和副总理们焦急地等待着。这些为建立新中国而并肩战斗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谈到被揪斗的许多同志，谈到被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谈到好端端的国家，乱成这样子，怎么会不痛心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想到亿万人民的生计，周总理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几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他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引到哪里去？”
“无产阶级的天下，难道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黄昏时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同志来到李富春同志的住处。他们面对眼前的混乱情况，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把毛主席架空，国家就要大乱。半个世纪千百万人民大众用无数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天下大乱了。
几个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对而坐地谈论着。
陈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样搞，决没有好下场！”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在乱云翻滚的日子，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叛徒江青狂妄放肆地叫嚣：“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这件事，引起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愤慨。谭震林同志当场痛斥江青：
“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里，你有什么权利胡闹呢？你是什么东西？岂有此理！”
会后，他还正式写信给党中央，揭发江青的丑恶表演。在信中，谭震林同志第一次给江青画像，称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中央对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提高警惕。
这一锋利的投枪，击中了林彪一伙的要害。江青暴跳如雷，对谭震林等同志恨不得一口吞之而后快。
“夺权”黑风吹遍国务院各口。谭震林同志支持农口革命群众揭发陈伯达的叛徒问题，陈伯达就煽动一部分学生，提出“打倒谭震林，解放全农口”的口号。农口实现了大联合之后，陈伯达又在1967年1月17日，公开诬蔑谭震林同志在农口搞的“是一个典型的假夺权”。
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谭震林同志调查研究了农口各部局的夺权情况，于1967年1月28日写信给毛主席，报告农口的运动情况。谭震林同志还在第二封给毛主席的信里，建议说，对干部的官僚主义，让群众烧一烧是必要的。但到适当时候就该退火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干部达到既教育又保护的目的。
毛主席看了谭震林同志的报告，很快就在1月30日对报告写了约100字的批语。毛主席在批语中，估计了运动的发展形势，指出当时党政机关、工厂、农村、学校、商业等单位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坏人，这些人在运动中自己跳出来是好事，基本上把问题暴露出来了，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周总理向几位副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批语”。“批语”实质上就是部署要很快结束“文革”，宣布“文革”将在几个月内结束。3月7日，毛主席还批示了天津延安中学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经验，也是为着促进结束“文革”。
是很快结束“文革”，还是把“文革”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是当时斗争的焦点。林彪一伙深知，如果“文革”很快结束，他们乱中夺权的阴谋就不能达到。
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这一批语。于是，经过精心策划，从打倒谭震林等同志入手，来破坏毛主席很快结束“文革”的战略部署。运动出现了转折。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达到篡党夺权乱军的目的，他们制造了一个破坏性极大的反革命舆论，胡说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鼓吹“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歪曲人民军队的本质，并且污蔑“解放军资产阶级化了”，等等。
为了稳定军队，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一致认为，无论如何都要稳住军队，军队不能乱。
“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叶剑英同志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不能再乱下去了！”聂荣臻同志列举事实说明：“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批准照发了八条命令。这个决定直接打击了林彪、“四人帮”反党乱军的阴谋。但是，传达下去，军队并没有稳定下来，没过几天，军队又乱起来了。在林彪一伙煽动下，冲击军队的事，仍然连续发生。北京军区的杨勇同志、廖汉生同志，总政的萧华同志都陆续被揪斗。
听到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被抄家，机密文件被盗劫时，叶剑英同志在京西宾馆激怒地用拳头敲着桌子，警告想要搞乱军队的野心家说，谁想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
徐向前同志也愤然站起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
他气怒之下，一把掀倒跟前的桌子，恨不得和反党的阴谋家拼个你死我活！
就这样，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怀着无产阶级的义愤怒火，来到中央碰头会上，点燃了怀仁堂的斗争烈火。
一场面对面的搏斗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有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围绕着“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尖锐斗争。
2月的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发展的最高潮。所谓“大闹怀仁堂”，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伙反党阴谋家、野心家进行的搏斗，他们怒火喷涌，拍案而起。
1967年2月13日下午3时的碰头会，像往日一样，周恩来同志坐在中间，右边坐着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同志；左边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两阵对立，十分鲜明。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话。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无限焦虑的老帅，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义正词严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这锋利的投枪，击中一群小丑的痛处。他们一阵阴阳怪气，唧唧喳喳。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说：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同志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戳穿了林彪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围绕着这个焦点，双方一直进行着斗争。
三天之后……
2月16日下午3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同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同志问他：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同志所以提出陈丕显同志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
“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谭震林同志严肃地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管用了。”张春桥翘仰着脸：“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得多轻巧！千万干部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了？一股怒火在谭震林同志胸中燃烧着，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谭震林同志一进屋，就再次提出陈丕显同志回京的问题。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瞬时间，从城市的大街到僻远的山村，到处都张贴着这张大字报。广大群众怀着对领袖崇敬热爱的心情，阅读它，传颂它，同时也在心里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
刚刚度过了1958年的大折腾，一度陷入极大困苦的祖国，在1964年才逐步得到恢复的经济，难道能重又陷入混乱、沦入灾难吗？
一位省委书记沉痛地说，经过几年调整，我们刚刚吃饱了几天饭，现在，难道又要折腾了吗？
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革”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号召把斗争矛头，指向所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所谓“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口号下，完全取消了党的领导。广大群众在一些头头的迷惑操纵下，开始了自发的行动。“大串联”“大字报”“大辩论”的浪潮，在全国各省区、各城市和广大农村，奔腾起来了。
为了达到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目的，8月13日，林彪以“副统帅”的身份，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接班人的所谓“三条标准”，凡他认为不合标准的，一条“罢官”，二条“罢官”，三条还是“罢官”。
林彪一伙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装出“最最革命”的姿态，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煽动宗教式的狂热。他们还公然打着“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叫嚣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鼓吹什么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号召打倒“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收罗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破坏成性的打砸抢分子，结成反革命的帮派势力，进一步煽动大乱，把“罢官”“横扫”“火烧”之风，刮遍全国！
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国务院和军队的老革命家和许多领导同志，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了，“公检法”砸烂了，国家机构开始瘫痪了。
在险风恶浪中，老一代革命家正气浩然地斗争着。1966年9月，陈毅在外办全体人员大会上厉声质问：“有人要‘否定一切’，那么他们把毛主席的领导置于何地？把毛主席革命路线置于何地？有人说要‘打倒一切’，这话我听了就恼火。如果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打倒，那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这是有人要搞垮我们的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这时，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国家经济生活引起严重混乱。1966年12月5日，周恩来同志要谷牧同志起草工交系统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要求工厂不要停产闹革命，红卫兵不要到工厂串联。然而这个正确的措施，立即遭到林彪一伙的围攻，谷牧同志被批斗三天。
在会上，林彪叫嚷工交战线比文教战线更坏，必须“彻头彻尾地打破旧的东西”，坚持要在工交战线发动大串联，煽动停产。
接着，有关的部长和主管生产的国家计委几位副主任，都被揪斗。王震同志等也被揪斗游街。“现在管生产的只剩下一只胳膊了。”可是，就连在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在漫天风雪中踏遍大庆油田的这位余秋里同志，也一时找不到了。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还要再乱，乱得要深，乱得要透！”
林彪、江青一伙到处狂叫着。凡是在他们看来“乱”得不够的地方，都得重新点火，挑起大乱！
1966年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在清华大学西操场气势汹汹地狂叫：“在1967年我们将在各个战线发动全面的总进攻！”
果然，她的讲话，像一颗黑色的信号弹。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迎来了1967年的元旦。这天，西伯利亚袭来寒流，首都的街道上、楼院里，没有鞭炮声，也没有歌声。惟有彻夜怒号的寒风，像奔腾咆哮的野兽似的，撞击着千家万户的门窗。
黎明，广播里传出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社论号召说：
1967年，将是所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967年，将是所谓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年，将是所谓“夺权”的新阶段……
夺权！夺权！夺权！到处是林彪、“四人帮”煽动的反革命夺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上到下，连工厂、企业的班组长也在被夺权之列。
就在这个时候，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喧叫声中，许多革命干部、教师、教授被抄了家，剃了鬼头，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牌子，被押上街头。打、砸、抢和武斗之风，像瘟疫一样流行蔓延开来。他们采用极端野蛮残暴的法西斯手段，将全国投入血腥恐怖之中，各族人民遭受到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
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也连遭冲击。林彪、“四人帮”狂叫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资产阶级路线”，妄图毁我长城。各大军区，无不遭到冲击。
1967年1月3日，林彪、“四人帮”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和陈毅同志发起了进攻，策划要在1月5日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在陈伯达、戚本禹之流的操纵煽动下，北航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掀起了炮轰聂荣臻同志的浪潮，大街上出现了攻击徐向前同志的标语、传单。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也相继遭到恶毒的攻击。
年事高迈的朱德总司令，迎着刺骨的寒风，拄着拐杖，沿着中南海的树林小道，不动声色地在一排排的大字报中巡视。他面对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射来的种种谎言，感到无限愤慨。他一言不发，昂首轩然冷笑着。战火中写的“神州尚有英雄在，堪笑法西意气浮”的诗篇，重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革命的军事家贺龙同志，早在1966年8月间，就遭到林彪一伙的攻击。他们炮制了一个所谓“八二五”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指向贺龙同志，诬蔑贺龙同志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江青还窜到清华，在群众会上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接着，贺龙同志全家被抄，儿女流落离散。
1月4日，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也被林彪、陈伯达、江青突然袭击，点名打倒了。他们诬陷陶铸同志到中央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新的代表人物”。胡说什么陶铸同志“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霎时间“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这是怎么回事？谭震林、李先念、陈毅等同志对这种突然发难，感到很不理解，就去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富春同志说：
“不知道，没有讨论。”
1月7日至9日，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煽动一些坏人操纵的群众组织，多次企图围攻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北京的大街上，连续出现了要打倒周恩来同志的大标语，流传着林彪辱骂朱德等同志的传单。
中南海！清静、美丽、湖水如画的中南海，作为全国神经中枢的所在地，此时此刻，也突然大闹起来了。
在红色高墙的外面，在新华门前，五星红旗在刺骨的寒风里，在风沙迷漫的天空飘荡着。东西长安街上，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流里，打着各色的标语、旗帜，像激流中的旋涡一样回旋着。起伏的口号声，架在汽车上的高音喇叭的尖叫声，形成一个巨大的震耳欲聋的轰响，笼罩在中南海的周围。
在这同时，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一伙又在上海刮起了反革命的一月黑色风暴。祖国的天空，乌云滚滚，祖国的大地，伤痕斑斑。我们党领导创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真正面临着被一小撮阴谋家颠覆的严重危险。
狂澜中的砥柱
在林彪、“四人帮”一伙刮起的反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周恩来同志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像中流砥柱，巍然矗立在激流狂澜中。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拯救着党和国家的灾难，挺身保卫着党，保卫着革命的英华。
一天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国家生活中一些紧迫问题。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都到了，可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却被揪走了。
总理和副总理们焦急地等待着。这些为建立新中国而并肩战斗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谈到被揪斗的许多同志，谈到被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谈到好端端的国家，乱成这样子，怎么会不痛心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想到亿万人民的生计，周总理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几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他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引到哪里去？”
“无产阶级的天下，难道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黄昏时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同志来到李富春同志的住处。他们面对眼前的混乱情况，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把毛主席架空，国家就要大乱。半个世纪千百万人民大众用无数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天下大乱了。
几个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对而坐地谈论着。
陈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样搞，决没有好下场！”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在乱云翻滚的日子，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叛徒江青狂妄放肆地叫嚣：“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这件事，引起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愤慨。谭震林同志当场痛斥江青：
“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里，你有什么权利胡闹呢？你是什么东西？岂有此理！”
会后，他还正式写信给党中央，揭发江青的丑恶表演。在信中，谭震林同志第一次给江青画像，称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中央对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提高警惕。
这一锋利的投枪，击中了林彪一伙的要害。江青暴跳如雷，对谭震林等同志恨不得一口吞之而后快。
“夺权”黑风吹遍国务院各口。谭震林同志支持农口革命群众揭发陈伯达的叛徒问题，陈伯达就煽动一部分学生，提出“打倒谭震林，解放全农口”的口号。农口实现了大联合之后，陈伯达又在1967年1月17日，公开诬蔑谭震林同志在农口搞的“是一个典型的假夺权”。
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谭震林同志调查研究了农口各部局的夺权情况，于1967年1月28日写信给毛主席，报告农口的运动情况。谭震林同志还在第二封给毛主席的信里，建议说，对干部的官僚主义，让群众烧一烧是必要的。但到适当时候就该退火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干部达到既教育又保护的目的。
毛主席看了谭震林同志的报告，很快就在1月30日对报告写了约100字的批语。毛主席在批语中，估计了运动的发展形势，指出当时党政机关、工厂、农村、学校、商业等单位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坏人，这些人在运动中自己跳出来是好事，基本上把问题暴露出来了，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周总理向几位副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批语”。“批语”实质上就是部署要很快结束“文革”，宣布“文革”将在几个月内结束。3月7日，毛主席还批示了天津延安中学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经验，也是为着促进结束“文革”。
是很快结束“文革”，还是把“文革”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是当时斗争的焦点。林彪一伙深知，如果“文革”很快结束，他们乱中夺权的阴谋就不能达到。
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这一批语。于是，经过精心策划，从打倒谭震林等同志入手，来破坏毛主席很快结束“文革”的战略部署。运动出现了转折。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达到篡党夺权乱军的目的，他们制造了一个破坏性极大的反革命舆论，胡说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鼓吹“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歪曲人民军队的本质，并且污蔑“解放军资产阶级化了”，等等。
为了稳定军队，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一致认为，无论如何都要稳住军队，军队不能乱。
“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叶剑英同志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不能再乱下去了！”聂荣臻同志列举事实说明：“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批准照发了八条命令。这个决定直接打击了林彪、“四人帮”反党乱军的阴谋。但是，传达下去，军队并没有稳定下来，没过几天，军队又乱起来了。在林彪一伙煽动下，冲击军队的事，仍然连续发生。北京军区的杨勇同志、廖汉生同志，总政的萧华同志都陆续被揪斗。
听到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被抄家，机密文件被盗劫时，叶剑英同志在京西宾馆激怒地用拳头敲着桌子，警告想要搞乱军队的野心家说，谁想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
徐向前同志也愤然站起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
他气怒之下，一把掀倒跟前的桌子，恨不得和反党的阴谋家拼个你死我活！
就这样，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怀着无产阶级的义愤怒火，来到中央碰头会上，点燃了怀仁堂的斗争烈火。
一场面对面的搏斗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有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围绕着“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尖锐斗争。
2月的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发展的最高潮。所谓“大闹怀仁堂”，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伙反党阴谋家、野心家进行的搏斗，他们怒火喷涌，拍案而起。
1967年2月13日下午3时的碰头会，像往日一样，周恩来同志坐在中间，右边坐着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同志；左边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两阵对立，十分鲜明。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话。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无限焦虑的老帅，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义正词严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这锋利的投枪，击中一群小丑的痛处。他们一阵阴阳怪气，唧唧喳喳。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说：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同志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戳穿了林彪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围绕着这个焦点，双方一直进行着斗争。
三天之后……
2月16日下午3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同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同志问他：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同志所以提出陈丕显同志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
“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谭震林同志严肃地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管用了。”张春桥翘仰着脸：“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得多轻巧！千万干部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了？一股怒火在谭震林同志胸中燃烧着，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谭震林同志一进屋，就再次提出陈丕显同志回京的问题。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