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2)
田家英看不惯他的这一套，跟他关系紧张。姚洛跟田家英有些来往，陈伯达马上就很敏感，怀疑田家英是不是在背后搞他。他对姚洛说：“有人反映，你在背后搞你的‘老板’！”
他给毛泽东起草文件，在文件定稿之后，他往往要把自己亲笔写的手稿撕掉。姚洛感到奇怪，这些手稿应当存档的呀，他却只管撕掉，不作任何解释。（据别人解释，那是陈伯达生怕将来这些手稿给毛泽东看见，诸多不便。因为解放后毛泽东事忙，有些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文章，是由陈伯达起草的。陈伯达的心眼多，处处提防着，以免惹是生非。）
康生身边的人，一个个被康生提拔，身居要职。陈伯达不搞这个。这倒并不是说他不热心于培植自己的势力。他是另一种想法，怕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拉上高位，太显眼了，容易牵涉到他，给他带来麻烦。这与他总说自己是“教员”、在“文革”中声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是是一致的。他是在“谦逊”背后下功夫。他与康生各有一套“拳经”。
在5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他不大做大报告，也不大讲课，主要是因为他的话难懂。
除了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外，陈伯达曾打算写一部理论著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他调来两个人帮助他收集材料，一个是陈真，一个是徐洪烈。徐洪烈成了他的文书。
后来，又调来徐兵、史敬棠帮助收集材料。这样，他那里的工作人员多起来了。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没有写成。后来，把收集到的材料编成《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总共四大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解放后，陈伯达的文思不如从前，写东西不流畅。写东西要反反复复地改。尤其是往毛泽东那里送去的文稿，陈伯达小心翼翼。姚洛记得，有几次文稿装入大信封，已经封好，准备送往毛泽东那里，陈伯达忽然想起什么，又拆开来作修改。还有一次，文稿已由交通员送出，陈伯达又想起什么，派人赶往勤政殿，从毛泽东秘书那里追回刚收到的文稿，作了修改，重新送出。陈伯达生怕在毛泽东那里有半点差错，他深深知道，毛泽东对他的印象好坏，将决定他的仕途前景。
刘叔晏在通县工作了一段时间，想调回来，在中南海工作。可是，调动工作，一时难以办成。这时她生病，便在家住着。姚洛替她办通行证，证上要填写职务，姚洛写了“家属”两字，不料，这件事惹了她，极不高兴。她说：“‘家属’怎么成了我的职务呢！”可是，不写“家属”，姚洛又想不出别的合适的符合她的身份的职务！
终于，在1956年，刘叔晏取代了姚洛，成为陈伯达的秘书。
姚洛调走了。
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陈伯达要姚洛交待：“你和田家英是什么关系？”直到这时，姚洛才明白他被调走的真正原因：原来，陈伯达早就对姚洛与田家英的接触生疑。陈伯达以己度人，因为他曾想通过田家英摸毛泽东的动态，因而担心田家英通过姚洛摸他的动态！调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当秘书，陈伯达这才放心了……陈伯达确实“诡”！
赶紧从高岗那里滑脚
除了参加起草农业合作化的文件之外，陈伯达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
据1954年3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
“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会议听取了宪法起草委员会陈伯达关于宪法草案初稿的说明。”
陈伯达说，宪法主要是按照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起草的。参加起草的不只他一个。序言是胡乔木执笔的。田家英也参加起草工作。参加讨论的人那就更多了。在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中，广泛吸取了大家的正确的意见。他只是做“文字理发匠”的工作。
另外，1953年3月9日，毛泽东为悼念斯大林去世而发表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他参与起草。
虽说他一直把“跟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可是，在50年代初，他有一回没有“跟准”毛泽东，差一点出了大事，吓出一身冷汗。
那是1952年，高岗从东北调来北京，担任国家计委主任。高岗是陕西横山县人，比陈伯达小一岁。在延安，高岗担任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时，跟陈伯达认识。此后，高岗调往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在东北搞独立王国。高岗调入北京不久，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调到北京作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与饶漱石联合起来，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高岗看中了“理论家”陈伯达，请陈伯达帮助修改《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陈伯达答应了，为他出了力。高岗正需要一支笔，看中了陈伯达。尽管过去他们没有深交，如今却因高岗的特殊目的，彼此不断有了来往。
幸亏陈伯达从毛泽东那里获知重要信息，赶紧从高岗那里滑脚。1954年2月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中的一段话，语气那般尖锐，表明是实有所指的：
“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是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的。”
决议批判了“独立王国”，指出有人“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判监督，对批判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决议还批判了“小集团”，指出“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
尽管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没有点名，实际上很明确，指的便是高岗和饶漱石。
高岗和饶漱石是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和同年9月至10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发难的。毛泽东发觉了高、饶异常的动向，在同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饶发出警告。两个多月后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展开了批判。后来，由于高岗以自杀相抗，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公开点了高、饶之名。
高、饶的反党联盟是短命的。从他们发难到倒台，不过几个月。陈伯达刚刚踏上高岗那艘船，一发觉不对头，连忙抽回了脚。倘若高、饶再晚些时候倒台，陈伯达的脚就不那么容易抽回来了！他，逃过了一次政治危机！
关于毛泽东如何察觉高岗的反叛，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透露一段鲜为人知的情况：
我们的这位代表（指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开始向我们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和我们党不满。据他说，口头上积极反对我们的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斯大林把大使送回的某些文件拿给我们传阅，因此我了解其中的内容。
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
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我们那位代表报回来的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看，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只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他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友好表示。
毛先是在领导班子内把高岗孤立起来。那时高岗还在政治局里，但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已经被打入了冷宫。后来，我们得知毛把他软禁起来了，再后来，听说他服毒自杀了……
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
对于高、饶的批判，是解放后中共党内第一次激烈的斗争。陈伯达躲过了这一关，总算松了一口气。
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据陈伯达说，他参加过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的一部分修改工作，而他的主要精力则花在起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17日由大会通过）。陈伯达在《决议》中字斟句酌地写入这么一段话：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一段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涉及全局，涉及党的基本路线。他是揣摩了毛泽东、刘少奇当时的见解，加上自己的发挥，写成这一段文字。诚然，到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改变了观点，认为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完全否定了“八大”决议中的这一段话，陈伯达也步毛泽东的后尘加以否定。“理论家”的“理论”是随着风向的改变而改变的。
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又当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向前迈进一步，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行列。
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李先念。
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在中共“七大”陈伯达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中，排名次序为第47位；如今，他“前进”至第21位。
不过，这时陈伯达的主要的工作，仍是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八大”结束之后，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为毛泽东整理了几篇重要的讲话稿。这时的毛泽东，虽然国务、党务冗忙，但文章还是亲自执笔写的。陈伯达协助整理的，是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随口而谈的讲话记录稿。陈伯达在整理时，所用的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只是作些删节，调整段落顺序，或者把几次讲话记录合并成一篇文章。整理出初稿之后，交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常常作了许多修改、补充，这才定稿发表。正因为毛泽东事后作的改动较大，因此正式作为文章发表，往往与讲话的原始记录有许多差别。
据陈伯达回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他帮助整理的。此文原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彭真把记录稿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又补入毛泽东在其他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共计十个问题。整理之后，毛泽东作了修改。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陈伯达根据会议记录加以整理的。主要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记录，但也补了另几次讲话的内容。整理之后，毛泽东又作了较多的改动，亲笔增添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毛泽东亲自所作的增删最多。当年听过毛泽东讲话的人，后来看了文章，都有这种感觉——许多当场听到过的话，文章里没有；文章有些话，则是当场未曾听到的。
陈伯达以为，毛泽东所作的这些增删，是正常的。因为讲话时随口而说，在整理成文时经过他仔细思索，有增有删，诚如一篇文章写成后也要改几遍一样。再说，文章要比即兴讲话缜密得多。另外，文章在报上发表后，收入选集，再作些修改，也是正常的。
陈伯达再三地说，他只是做秘书工作，做做“文字理发匠”的工作。毛泽东的这些根据讲话记录整理而成的文章，用的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只有个别处，他在不违背毛泽东意愿的前提下，把记录的文字改得通顺一些，如此而已。
陈伯达伴随毛泽东度过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毛泽东设下“阳谋”，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扩大”到“右派”的行列之中。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是毛泽东一生中不平常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毛泽东率领亿万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不愧为正确，因之也就无愧于光荣、伟大、英明；在此之后，64岁的毛泽东向“左”偏航，越来越偏离正确的航道，直至73岁陷入“左”的迷误，发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终于在83岁痛苦地离去，留下一个“左”病深重的中国……一向“跟准”毛泽东的陈伯达，在向“左”大转弯的时候，比毛泽东跑得更快、更远，以至这位曾写过《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理论家”成为“人民公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
毛泽东夤夜口授“二十三条”
历史的车轮日渐驶向那天崩地裂的“文革”。
细细探索起来，“文革”的前奏早已开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其前奏，“四清”运动也是其前奏。毛泽东对外“批修”，对内搞“四清”。
“四清”运动，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城市里则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他给毛泽东起草文件，在文件定稿之后，他往往要把自己亲笔写的手稿撕掉。姚洛感到奇怪，这些手稿应当存档的呀，他却只管撕掉，不作任何解释。（据别人解释，那是陈伯达生怕将来这些手稿给毛泽东看见，诸多不便。因为解放后毛泽东事忙，有些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文章，是由陈伯达起草的。陈伯达的心眼多，处处提防着，以免惹是生非。）
康生身边的人，一个个被康生提拔，身居要职。陈伯达不搞这个。这倒并不是说他不热心于培植自己的势力。他是另一种想法，怕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拉上高位，太显眼了，容易牵涉到他，给他带来麻烦。这与他总说自己是“教员”、在“文革”中声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是是一致的。他是在“谦逊”背后下功夫。他与康生各有一套“拳经”。
在5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他不大做大报告，也不大讲课，主要是因为他的话难懂。
除了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外，陈伯达曾打算写一部理论著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他调来两个人帮助他收集材料，一个是陈真，一个是徐洪烈。徐洪烈成了他的文书。
后来，又调来徐兵、史敬棠帮助收集材料。这样，他那里的工作人员多起来了。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没有写成。后来，把收集到的材料编成《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总共四大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解放后，陈伯达的文思不如从前，写东西不流畅。写东西要反反复复地改。尤其是往毛泽东那里送去的文稿，陈伯达小心翼翼。姚洛记得，有几次文稿装入大信封，已经封好，准备送往毛泽东那里，陈伯达忽然想起什么，又拆开来作修改。还有一次，文稿已由交通员送出，陈伯达又想起什么，派人赶往勤政殿，从毛泽东秘书那里追回刚收到的文稿，作了修改，重新送出。陈伯达生怕在毛泽东那里有半点差错，他深深知道，毛泽东对他的印象好坏，将决定他的仕途前景。
刘叔晏在通县工作了一段时间，想调回来，在中南海工作。可是，调动工作，一时难以办成。这时她生病，便在家住着。姚洛替她办通行证，证上要填写职务，姚洛写了“家属”两字，不料，这件事惹了她，极不高兴。她说：“‘家属’怎么成了我的职务呢！”可是，不写“家属”，姚洛又想不出别的合适的符合她的身份的职务！
终于，在1956年，刘叔晏取代了姚洛，成为陈伯达的秘书。
姚洛调走了。
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陈伯达要姚洛交待：“你和田家英是什么关系？”直到这时，姚洛才明白他被调走的真正原因：原来，陈伯达早就对姚洛与田家英的接触生疑。陈伯达以己度人，因为他曾想通过田家英摸毛泽东的动态，因而担心田家英通过姚洛摸他的动态！调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当秘书，陈伯达这才放心了……陈伯达确实“诡”！
赶紧从高岗那里滑脚
除了参加起草农业合作化的文件之外，陈伯达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
据1954年3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
“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会议听取了宪法起草委员会陈伯达关于宪法草案初稿的说明。”
陈伯达说，宪法主要是按照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起草的。参加起草的不只他一个。序言是胡乔木执笔的。田家英也参加起草工作。参加讨论的人那就更多了。在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中，广泛吸取了大家的正确的意见。他只是做“文字理发匠”的工作。
另外，1953年3月9日，毛泽东为悼念斯大林去世而发表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他参与起草。
虽说他一直把“跟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可是，在50年代初，他有一回没有“跟准”毛泽东，差一点出了大事，吓出一身冷汗。
那是1952年，高岗从东北调来北京，担任国家计委主任。高岗是陕西横山县人，比陈伯达小一岁。在延安，高岗担任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时，跟陈伯达认识。此后，高岗调往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在东北搞独立王国。高岗调入北京不久，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调到北京作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与饶漱石联合起来，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高岗看中了“理论家”陈伯达，请陈伯达帮助修改《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陈伯达答应了，为他出了力。高岗正需要一支笔，看中了陈伯达。尽管过去他们没有深交，如今却因高岗的特殊目的，彼此不断有了来往。
幸亏陈伯达从毛泽东那里获知重要信息，赶紧从高岗那里滑脚。1954年2月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中的一段话，语气那般尖锐，表明是实有所指的：
“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是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的。”
决议批判了“独立王国”，指出有人“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判监督，对批判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决议还批判了“小集团”，指出“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
尽管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没有点名，实际上很明确，指的便是高岗和饶漱石。
高岗和饶漱石是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和同年9月至10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发难的。毛泽东发觉了高、饶异常的动向，在同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饶发出警告。两个多月后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展开了批判。后来，由于高岗以自杀相抗，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公开点了高、饶之名。
高、饶的反党联盟是短命的。从他们发难到倒台，不过几个月。陈伯达刚刚踏上高岗那艘船，一发觉不对头，连忙抽回了脚。倘若高、饶再晚些时候倒台，陈伯达的脚就不那么容易抽回来了！他，逃过了一次政治危机！
关于毛泽东如何察觉高岗的反叛，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透露一段鲜为人知的情况：
我们的这位代表（指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开始向我们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和我们党不满。据他说，口头上积极反对我们的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斯大林把大使送回的某些文件拿给我们传阅，因此我了解其中的内容。
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
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我们那位代表报回来的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看，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只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他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友好表示。
毛先是在领导班子内把高岗孤立起来。那时高岗还在政治局里，但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已经被打入了冷宫。后来，我们得知毛把他软禁起来了，再后来，听说他服毒自杀了……
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
对于高、饶的批判，是解放后中共党内第一次激烈的斗争。陈伯达躲过了这一关，总算松了一口气。
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据陈伯达说，他参加过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的一部分修改工作，而他的主要精力则花在起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17日由大会通过）。陈伯达在《决议》中字斟句酌地写入这么一段话：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一段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涉及全局，涉及党的基本路线。他是揣摩了毛泽东、刘少奇当时的见解，加上自己的发挥，写成这一段文字。诚然，到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改变了观点，认为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完全否定了“八大”决议中的这一段话，陈伯达也步毛泽东的后尘加以否定。“理论家”的“理论”是随着风向的改变而改变的。
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又当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向前迈进一步，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行列。
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李先念。
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在中共“七大”陈伯达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中，排名次序为第47位；如今，他“前进”至第21位。
不过，这时陈伯达的主要的工作，仍是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八大”结束之后，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为毛泽东整理了几篇重要的讲话稿。这时的毛泽东，虽然国务、党务冗忙，但文章还是亲自执笔写的。陈伯达协助整理的，是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随口而谈的讲话记录稿。陈伯达在整理时，所用的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只是作些删节，调整段落顺序，或者把几次讲话记录合并成一篇文章。整理出初稿之后，交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常常作了许多修改、补充，这才定稿发表。正因为毛泽东事后作的改动较大，因此正式作为文章发表，往往与讲话的原始记录有许多差别。
据陈伯达回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他帮助整理的。此文原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彭真把记录稿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又补入毛泽东在其他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共计十个问题。整理之后，毛泽东作了修改。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陈伯达根据会议记录加以整理的。主要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记录，但也补了另几次讲话的内容。整理之后，毛泽东又作了较多的改动，亲笔增添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毛泽东亲自所作的增删最多。当年听过毛泽东讲话的人，后来看了文章，都有这种感觉——许多当场听到过的话，文章里没有；文章有些话，则是当场未曾听到的。
陈伯达以为，毛泽东所作的这些增删，是正常的。因为讲话时随口而说，在整理成文时经过他仔细思索，有增有删，诚如一篇文章写成后也要改几遍一样。再说，文章要比即兴讲话缜密得多。另外，文章在报上发表后，收入选集，再作些修改，也是正常的。
陈伯达再三地说，他只是做秘书工作，做做“文字理发匠”的工作。毛泽东的这些根据讲话记录整理而成的文章，用的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只有个别处，他在不违背毛泽东意愿的前提下，把记录的文字改得通顺一些，如此而已。
陈伯达伴随毛泽东度过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毛泽东设下“阳谋”，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扩大”到“右派”的行列之中。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是毛泽东一生中不平常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毛泽东率领亿万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不愧为正确，因之也就无愧于光荣、伟大、英明；在此之后，64岁的毛泽东向“左”偏航，越来越偏离正确的航道，直至73岁陷入“左”的迷误，发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终于在83岁痛苦地离去，留下一个“左”病深重的中国……一向“跟准”毛泽东的陈伯达，在向“左”大转弯的时候，比毛泽东跑得更快、更远，以至这位曾写过《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理论家”成为“人民公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
毛泽东夤夜口授“二十三条”
历史的车轮日渐驶向那天崩地裂的“文革”。
细细探索起来，“文革”的前奏早已开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其前奏，“四清”运动也是其前奏。毛泽东对外“批修”，对内搞“四清”。
“四清”运动，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城市里则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