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4)
《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又是如何反应呢？他对友人王麦初说：
“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
“大左派”们又是反应如何呢？
关锋居然也对那篇“雄文”的背景毫无所知。当上海《文汇报》驻京记者找关锋谈看法时，关锋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当做“学术论文”谈了一通。
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他比关锋的“政治灵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哼，姚文元算是什么东西？”陈伯达有些愤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而当年姚蓬子被捕后在《中央日报》发表叛党声明，他也都知道。这一回，起用姚文元来写这样的“大文章”，把他这位“理论家”撂在一边了！何况，“保密”工作做得那么严格，对他不透半点风声。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他急于弄清详细的背景，特别是弄清毛泽东的态度。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保持沉默，不予转载，也不发呼应文章，南北严重对立。由他主编的《红旗》，也未敢轻举妄动，未对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应。他只是赶紧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十三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呼应。
毛泽东在杭州。陈伯达巴不得能够去一趟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摸清情况。
真巧，机会来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二十来天，毛泽东电召四人前往杭州。这四个人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不言而喻，毛泽东电召这几位“秀才”，为的是继续讨论半年多以前在长沙尚未了结的为六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于田家英，因是毛泽东秘书，已在杭州。
几位“秀才”赶到杭州，不巧，毛泽东感冒了，说是大家分头先看看那六本书。
几天后，毛泽东通知陈伯达，一起前往上海。他们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于是，艾思奇便与关锋结伴游杭州，胡绳则到上海探亲。
陈伯达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的锦江饭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从12月8日开始，至15日结束。会议的气氛非常神秘。陈伯达到了会场，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背靠背“揭发”罗瑞卿。
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软禁在上海建国西路六一八号一幢花园洋房里（今波兰驻沪领事馆）。
林彪在会上猛烈地攻击罗瑞卿“篡军反党”“反对突出政治”。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冤案，自此时拉开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罗”。
陈伯达作为“秀才”，对于罗瑞卿接触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炮弹”。不过，会议那紧张的气氛，使他不由得想及1959年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
毛泽东正忙于处理罗瑞卿问题，陈伯达没有机会从他那里探听消息。
上海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仍嘱陈伯达回杭州去。因为关于为六本马列著作写序的事，还要照计划进行。为写序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整整两木箱，也已从北京运抵杭州。
终于，在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五位“秀才”开会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那天，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一边抽着烟，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话题并不只是涉及作序的事。
艾思奇和关锋按照自己的习惯，一边听毛泽东谈话，一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
以下是档案中所存的记录原文：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1965年第6期《哲学研究》杂志，这一期是“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毛泽东对《哲学研究》杂志很注意，几乎每期必看。他曾建议政治局委员每人订一份《哲学研究》）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于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了“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作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够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粟、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的谈兴确实很浓，话题广泛，思维活跃。谈着，谈着，他谈起了《红旗》杂志，陈伯达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所载邵友勋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在对邵友勋的文章评论了一番之后，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陈伯达非常仔细地听着毛泽东的话——虽然毛泽东是在那里趁兴而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从毛泽东的这一段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向来“跟准”毛泽东的他，心中有底了。
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
“向你致谢，‘老夫子’！”江青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为陈伯达向她献媚感到兴奋。年已花甲的陈伯达，连毛泽东都当面喊他“老夫子”。“老夫子”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却表明了与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等“阎王”完全不同的态度，从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
江青深知毛泽东那段话的分量，催促田家英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并把消息转告张春桥、姚文元。
本来，那天毛泽东跟陈伯达等人只是工作漫谈，艾思奇和关锋也只是按平日的习惯记下毛泽东的话，以备今后参考，事先并没有想到要把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为“纪要”。田家英那天也记了些，不过不是每句都记，只记了一些重要的话。田家英只得求助于艾思奇和关锋：“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
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两人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
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的那段话。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其实，田家英这话，只是托词。1959年在庐山上，他就对彭德怀深抱同情。他对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也早有看法，所以毅然删去了毛泽东谈论这两篇文章的那几句话。
纪要印出来了。
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看没有那段话，先是吃惊，继而震怒。因为他们要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泽东的这一段“最高指示”压人。
江青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去问关锋：“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很快的，陈伯达和江青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此后的情况，如同邓力群1980年在田家英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描述的那样：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1965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事后不久，被一个混进党内坏人告发，从此对他定下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大罪……
家英同志对于混进党内并身居高位的坏分子，像陈伯达、江青之流，很早就看出这伙人的恶劣品质，曾长期同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并被他们恨入骨髓。
撬掉田家英，是陈伯达与江青的第一次“联合行动”。陈伯达早已恨透了田家英，这一回借助江青之力，既除了宿敌，又赢得江青的信任，陈伯达可谓一举两得。
帮助江青炮制《纪要》
自从陈伯达与江青“结盟”之后，很快的，江青邀这位“老夫子”参与“机要”了……
对于“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来说，组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只是打响了第一炮。可是，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要实现女皇梦，不能不提高自己的声望。
她，求助于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前往苏州，拜会林彪，请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求林彪给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名义，以提高声望。
林彪和江青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话，不得而知。但是，有段话是后来载入《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须知，江青当时正欲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多么需要林彪这样的“大人物”的提携！尽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泽东绝不会对她作这么一番“高度评价”的。
从林彪那里拿了“令箭”，“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便于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在上海锦江宾馆开张了。
“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
“大左派”们又是反应如何呢？
关锋居然也对那篇“雄文”的背景毫无所知。当上海《文汇报》驻京记者找关锋谈看法时，关锋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当做“学术论文”谈了一通。
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他比关锋的“政治灵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哼，姚文元算是什么东西？”陈伯达有些愤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而当年姚蓬子被捕后在《中央日报》发表叛党声明，他也都知道。这一回，起用姚文元来写这样的“大文章”，把他这位“理论家”撂在一边了！何况，“保密”工作做得那么严格，对他不透半点风声。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他急于弄清详细的背景，特别是弄清毛泽东的态度。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保持沉默，不予转载，也不发呼应文章，南北严重对立。由他主编的《红旗》，也未敢轻举妄动，未对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应。他只是赶紧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十三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呼应。
毛泽东在杭州。陈伯达巴不得能够去一趟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摸清情况。
真巧，机会来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二十来天，毛泽东电召四人前往杭州。这四个人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不言而喻，毛泽东电召这几位“秀才”，为的是继续讨论半年多以前在长沙尚未了结的为六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于田家英，因是毛泽东秘书，已在杭州。
几位“秀才”赶到杭州，不巧，毛泽东感冒了，说是大家分头先看看那六本书。
几天后，毛泽东通知陈伯达，一起前往上海。他们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于是，艾思奇便与关锋结伴游杭州，胡绳则到上海探亲。
陈伯达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的锦江饭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从12月8日开始，至15日结束。会议的气氛非常神秘。陈伯达到了会场，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背靠背“揭发”罗瑞卿。
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软禁在上海建国西路六一八号一幢花园洋房里（今波兰驻沪领事馆）。
林彪在会上猛烈地攻击罗瑞卿“篡军反党”“反对突出政治”。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冤案，自此时拉开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罗”。
陈伯达作为“秀才”，对于罗瑞卿接触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炮弹”。不过，会议那紧张的气氛，使他不由得想及1959年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
毛泽东正忙于处理罗瑞卿问题，陈伯达没有机会从他那里探听消息。
上海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仍嘱陈伯达回杭州去。因为关于为六本马列著作写序的事，还要照计划进行。为写序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整整两木箱，也已从北京运抵杭州。
终于，在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五位“秀才”开会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那天，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一边抽着烟，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话题并不只是涉及作序的事。
艾思奇和关锋按照自己的习惯，一边听毛泽东谈话，一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
以下是档案中所存的记录原文：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1965年第6期《哲学研究》杂志，这一期是“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毛泽东对《哲学研究》杂志很注意，几乎每期必看。他曾建议政治局委员每人订一份《哲学研究》）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于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了“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作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够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粟、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的谈兴确实很浓，话题广泛，思维活跃。谈着，谈着，他谈起了《红旗》杂志，陈伯达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所载邵友勋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在对邵友勋的文章评论了一番之后，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陈伯达非常仔细地听着毛泽东的话——虽然毛泽东是在那里趁兴而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从毛泽东的这一段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向来“跟准”毛泽东的他，心中有底了。
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
“向你致谢，‘老夫子’！”江青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为陈伯达向她献媚感到兴奋。年已花甲的陈伯达，连毛泽东都当面喊他“老夫子”。“老夫子”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却表明了与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等“阎王”完全不同的态度，从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
江青深知毛泽东那段话的分量，催促田家英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并把消息转告张春桥、姚文元。
本来，那天毛泽东跟陈伯达等人只是工作漫谈，艾思奇和关锋也只是按平日的习惯记下毛泽东的话，以备今后参考，事先并没有想到要把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为“纪要”。田家英那天也记了些，不过不是每句都记，只记了一些重要的话。田家英只得求助于艾思奇和关锋：“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
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两人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
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的那段话。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其实，田家英这话，只是托词。1959年在庐山上，他就对彭德怀深抱同情。他对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也早有看法，所以毅然删去了毛泽东谈论这两篇文章的那几句话。
纪要印出来了。
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看没有那段话，先是吃惊，继而震怒。因为他们要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泽东的这一段“最高指示”压人。
江青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去问关锋：“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很快的，陈伯达和江青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此后的情况，如同邓力群1980年在田家英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描述的那样：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1965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事后不久，被一个混进党内坏人告发，从此对他定下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大罪……
家英同志对于混进党内并身居高位的坏分子，像陈伯达、江青之流，很早就看出这伙人的恶劣品质，曾长期同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并被他们恨入骨髓。
撬掉田家英，是陈伯达与江青的第一次“联合行动”。陈伯达早已恨透了田家英，这一回借助江青之力，既除了宿敌，又赢得江青的信任，陈伯达可谓一举两得。
帮助江青炮制《纪要》
自从陈伯达与江青“结盟”之后，很快的，江青邀这位“老夫子”参与“机要”了……
对于“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来说，组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只是打响了第一炮。可是，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要实现女皇梦，不能不提高自己的声望。
她，求助于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前往苏州，拜会林彪，请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求林彪给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名义，以提高声望。
林彪和江青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话，不得而知。但是，有段话是后来载入《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须知，江青当时正欲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多么需要林彪这样的“大人物”的提携！尽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泽东绝不会对她作这么一番“高度评价”的。
从林彪那里拿了“令箭”，“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便于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在上海锦江宾馆开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