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5)
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正式成员，只不过五个人，即江青、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据云，在18天内，“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
说是座谈会，其实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讲，别人记，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话来说，她是请林彪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座谈会结束了，由部队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论”，整理出一份“纪要”。江青对这份“纪要”很不满意，求助于“老夫子”和张春桥。尽管“老夫子”和张春桥都并无军职，却比那四个穿军装的出席座谈会的正式成员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为“理论家”，看了“纪要”草稿，给江青出了两个重要的“点子”。
关于第一个“点子”，他说：
“十七年（指建国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
经陈伯达这么一“指点”，对于“文艺黑线”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
江青马上采纳，对《纪要》作了修改：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关于第二个“点子”，他说：
“要讲一段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怀，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样板戏”，“立”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
江青丢一个眼色，张春桥马上执笔，在《纪要》中补入了一大段，为江青歌功颂德：“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他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
陈伯达的这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认为“老夫子”到底有“理论水平”。只是关于30年代文艺，怎么会成为“文艺黑线”的“源头”，连张春桥都有点说不清楚。江青只得劳驾陈伯达：“‘老夫子’，你写一下吧！”
陈伯达思索了一下，写了这么一段，后来被补入《纪要》之中：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有人说陈伯达是有野心而无主见的“理论家”，这话颇有见地。在30年代，陈伯达写过《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曾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如今却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的“理论”如同橡皮泥，可以随意捏来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自从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上溯到30年代，于是，所谓“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便成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受到了挞伐。
《纪要》经过陈伯达、张春桥的修改，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改了三次。1966年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纪要》不仅成了发动“文革”的重要舆论准备，而且在全党突出了江青的地位，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奠定了基础。
在共同炮制《纪要》之后，江青益发倚重陈伯达，而陈伯达也不敢小觑这个当年的蓝苹，对她恭维、恭敬起来了。
起草《五一六通知》
南北对峙，形势严峻。1966年2月，当江青在上海忙于搞《纪要》时，北京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正忙于起草另一个与《纪要》唱“对台戏”的文件。真是历史的巧合：在上海锦江宾馆里开座谈会的是五个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讨论起草文件的也是五个人！
北京的五个人是彭真、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泠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5、6月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
这个小组针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一场大风波，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人称《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主要内容共六个方面，其中第四点特别强调，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相互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另外，还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显然，这些话不指名地批评了姚文元及其同伙。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之后，于2月13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印发文件时，觉得“五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只称“五人小组”。
尽管《二月提纲》在正式发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汇报，但毛泽东在不久之后便支持江青的《纪要》，而斥责《二月提纲》为“修正主义纲领”。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准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据王力对笔者说，他记得，他所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政治局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找“理论家”陈伯达，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
陈伯达找了“快笔头”王力合作。由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两人很快在1966年4月初写出初稿。
初稿在钓鱼台讨论。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即称《二月提纲》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鳅还滑。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参加过《二月提纲》的讨论，并和彭真一起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此刻，他一甩袖子，说《二月提纲》是“背着他搞的”，提高了嗓门痛斥《二月提纲》。这么一来，《二月提纲》仿佛只是“四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与他无关了。论奸雄，康生堪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泽东。这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这么一来，《通知》的规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来起草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名以下人员为组员：康生、江青、王力、吴泠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班底。陈伯达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各大区的书记也去开会。毛泽东提议，起草小组到上海去起草《通知》。
于是，起草小组的成员们纷纷前往上海，聚集在上海锦江宾馆后楼，名义上说是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陈伯达、康生要在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因此起草小组的实际领导权便落在了江青手中。
这时，当年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央文件中显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后加了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又进行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了一些话退张春桥……王力笑称张春桥为“秘书长”。只是张春桥的那位“亲密战友”姚文元此时还被撂在锦江宾馆之外，还够不上“中央级”的“秀才”的资格。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当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和康生从杭州赶回上海，出席会议。会议开到一半，毛泽东还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又加了一些话。电话是王力接的。王力听不清楚，让吴泠西接，一边接，一边记下毛泽东添入《通知》中的话。
《通知》起草完毕，并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亮相，却由康生带到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怕那里会“泄密”——让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厂去排印。
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通知》中的点睛之笔是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说是座谈会，其实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讲，别人记，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话来说，她是请林彪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座谈会结束了，由部队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论”，整理出一份“纪要”。江青对这份“纪要”很不满意，求助于“老夫子”和张春桥。尽管“老夫子”和张春桥都并无军职，却比那四个穿军装的出席座谈会的正式成员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为“理论家”，看了“纪要”草稿，给江青出了两个重要的“点子”。
关于第一个“点子”，他说：
“十七年（指建国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
经陈伯达这么一“指点”，对于“文艺黑线”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
江青马上采纳，对《纪要》作了修改：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关于第二个“点子”，他说：
“要讲一段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怀，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样板戏”，“立”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
江青丢一个眼色，张春桥马上执笔，在《纪要》中补入了一大段，为江青歌功颂德：“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他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
陈伯达的这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认为“老夫子”到底有“理论水平”。只是关于30年代文艺，怎么会成为“文艺黑线”的“源头”，连张春桥都有点说不清楚。江青只得劳驾陈伯达：“‘老夫子’，你写一下吧！”
陈伯达思索了一下，写了这么一段，后来被补入《纪要》之中：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有人说陈伯达是有野心而无主见的“理论家”，这话颇有见地。在30年代，陈伯达写过《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曾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如今却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的“理论”如同橡皮泥，可以随意捏来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自从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上溯到30年代，于是，所谓“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便成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受到了挞伐。
《纪要》经过陈伯达、张春桥的修改，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改了三次。1966年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纪要》不仅成了发动“文革”的重要舆论准备，而且在全党突出了江青的地位，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奠定了基础。
在共同炮制《纪要》之后，江青益发倚重陈伯达，而陈伯达也不敢小觑这个当年的蓝苹，对她恭维、恭敬起来了。
起草《五一六通知》
南北对峙，形势严峻。1966年2月，当江青在上海忙于搞《纪要》时，北京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正忙于起草另一个与《纪要》唱“对台戏”的文件。真是历史的巧合：在上海锦江宾馆里开座谈会的是五个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讨论起草文件的也是五个人！
北京的五个人是彭真、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泠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5、6月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
这个小组针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一场大风波，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人称《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主要内容共六个方面，其中第四点特别强调，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相互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另外，还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显然，这些话不指名地批评了姚文元及其同伙。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之后，于2月13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印发文件时，觉得“五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只称“五人小组”。
尽管《二月提纲》在正式发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汇报，但毛泽东在不久之后便支持江青的《纪要》，而斥责《二月提纲》为“修正主义纲领”。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准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据王力对笔者说，他记得，他所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政治局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找“理论家”陈伯达，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
陈伯达找了“快笔头”王力合作。由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两人很快在1966年4月初写出初稿。
初稿在钓鱼台讨论。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即称《二月提纲》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鳅还滑。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参加过《二月提纲》的讨论，并和彭真一起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此刻，他一甩袖子，说《二月提纲》是“背着他搞的”，提高了嗓门痛斥《二月提纲》。这么一来，《二月提纲》仿佛只是“四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与他无关了。论奸雄，康生堪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泽东。这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这么一来，《通知》的规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来起草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名以下人员为组员：康生、江青、王力、吴泠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班底。陈伯达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各大区的书记也去开会。毛泽东提议，起草小组到上海去起草《通知》。
于是，起草小组的成员们纷纷前往上海，聚集在上海锦江宾馆后楼，名义上说是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陈伯达、康生要在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因此起草小组的实际领导权便落在了江青手中。
这时，当年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央文件中显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后加了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又进行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了一些话退张春桥……王力笑称张春桥为“秘书长”。只是张春桥的那位“亲密战友”姚文元此时还被撂在锦江宾馆之外，还够不上“中央级”的“秀才”的资格。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当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和康生从杭州赶回上海，出席会议。会议开到一半，毛泽东还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又加了一些话。电话是王力接的。王力听不清楚，让吴泠西接，一边接，一边记下毛泽东添入《通知》中的话。
《通知》起草完毕，并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亮相，却由康生带到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怕那里会“泄密”——让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厂去排印。
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通知》中的点睛之笔是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