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7)
而对云谲波诡的“文革”，刘少奇心中无数。他用老办法来对付这“新问题”——派工作组。当年，土改时派过工作组，“三反”“五反”派过工作组，“四清”运动更是大派工作组。1964年9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光是北京派出的“四清”工作组便达三万八千人！
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要派大批工作组进驻北京各单位，以便领导“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支持刘少奇。
出乎意料，陈伯达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刘少奇，条子上写着一句重要的话：
“不要搞工作组。”
刘少奇皱起了眉头，把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一看，当众念了陈伯达的条子，而且不客气地反问道：“陈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别忘了，你自己现在正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
邓小平的反问，问得陈伯达哑口无言。邓小平接着还把陈伯达批评了一顿。
在政治局里，陈伯达陷入了孤立，真不是个滋味。
陈伯达向来“少奇同志”长，“少奇同志”短，这一回怎么突然反常，独持异议呢！
原来，陈伯达能够“众人皆醉吾独醒”，是因为他走了“内线”，得知毛泽东的用意。
在起草“二十三条”时，陈伯达已经知道毛泽东对刘少奇不信任了。
在上海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江青又给陈伯达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那是在起草小组对“五一六通知”作最后修改的时候，陈伯达和康生从杭州赶来。看到毛泽东在草稿上加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陈伯达吃了一惊。他当然意识到毛泽东的话有所指，便悄然向江青“请教”。
“老夫子，你简直成了老糊涂！”江青把眼珠子一瞪，对陈伯达说：“你还不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指谁？你帮他推荐、修改、发表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哼，什么《修养》，全是唯心主义的一套！你给他吹吹拍拍，你得小心点儿！”
经江青这么一指点，陈伯达豁然明白，顿开茅塞。
这一回，陈伯达又是从江青那里得知重要信息：“主席不主张派工作组！”
为了避免自己再犯“错误”，陈伯达写了那张条子……
刘少奇忙着派工作组。一个个工作组，如同一支支消防队。刘少奇所念的，还是1957年的那套“经”。他曾对工作组作如下批示：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在刘少奇看来，“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是那些造反派。刘少奇说，要抓“游鱼”，抓“右派”。
在毛、刘对峙的日子里
激烈的一幕，终于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爆发。
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966年6月18日》上，有这样一段话：
今天（十八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斗了四十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11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
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17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会议是17日晚十时左右才决定的），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同时，在斗争时出现一些可疑的现象，据工人×××同志反映，在三十斋（北大把楼叫成斋）有七个未戴校徽来历不明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络，说已斗争过什么人，现在正斗谁，到十点钟到校办公楼集合等话。还发现有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索他们想斗的人，并且把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所谓“斗鬼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群众中煽风点火……
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呼口号：“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简报中还详细介绍了北大工作组对于防止今后再发生乱斗现象的种种措施。
这份简报在19日印出，飞快地送到刘少奇手中，刘少奇于20日写下批示，全文如下：
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时，陈伯达也同意刘少奇的意见。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
康生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要求追查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地下司令部”。
在刘少奇的领导之下，北京各工作组开展了“反干扰运动”。在20多天里，进驻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组，把1万多名学生打成了“右派”，把数千名教师打成了“反革命”。
这时陈伯达和康生发觉“风向”不对，不断把北京的反常的情况密报毛泽东。在这一“非常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南方，行踪秘密，似乎在提防着什么。在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住在故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里，对外绝对保密！
中国的政治形势处于错综复杂之际。毛泽东不仅提防着刘少奇，而且也提防着那位“亲密战友”林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念“政变经”，作了那个令人震惊的长篇讲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这封信在当时极为机密，直至1972年5月批林整风时，才作为党内文件印发），透露了他那段时间的神秘行踪和他的芜杂的心态。他在信中“左右开弓”，对林彪、刘少奇都作了驳斥：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即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武林，杭州的别称）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湖南韶山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去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臬，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翘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此处“他”，指林彪。“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在毛泽东的所有著作之中，这封写给江青的信最值得探究、寻味。这封政论式的信，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那颇深的城府，泄露他的内心世界。他既要“打倒右派”，同时又防范着他的那位“朋友”。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渊源于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毛泽东在此信中已写得明白不过，“文革”就是“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仅搞这么一次，“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而且“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毛泽东的信，写得潇洒，写得流畅，一气呵成，是他的思想的曝光。可以说，这封信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高度浓缩。
在写了此信之后的第八天——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出现在武汉长江。五千人随毛泽东伴游，十万人在两岸欢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一回，他又发感慨：“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完全出人意料，在武汉刚刚公开“亮相”，7月18日，毛泽东便突然回到了北京——他已看够了陈伯达那“中央文革”不断送去的“很有兴味的”材料，要到北京收拾那乱糟糟的局面！
和江青一起在北大点火
7月18日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火速赶去，但是陈伯达和康生已经捷足先登了，毛泽东门口停着小轿车。
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求见毛泽东，被秘书挡驾了，请他明日再来。
翌日，刘少奇再度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康生那里听过汇报。没谈几句，毛泽东便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的话，如同给刘少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刘少奇显得非常尴尬……陈伯达却为递过“不要搞工作组”的条子而欣喜异常。
就在毛泽东回京后的第三天，陈伯达作出了迅速的公开的反应：派人前往清华大学，探望被工作组下令关押的蒯大富。
蒯大富，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21岁。他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之家，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仗着“根正苗红”，无所顾忌。他是老大，家中有五弟一妹。十八岁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时，便出了一回小小的风头——《人民画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加上“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新闻标题。从此，更增加了他的政治上的“优越感”，越发“无畏”了。1966年6月1日晚上，他刚刚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便如同吃了一帖兴奋剂，提笔给聂元梓写了声援信。翌日，他在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亮出“造反”的旗号。
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要派大批工作组进驻北京各单位，以便领导“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支持刘少奇。
出乎意料，陈伯达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刘少奇，条子上写着一句重要的话：
“不要搞工作组。”
刘少奇皱起了眉头，把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一看，当众念了陈伯达的条子，而且不客气地反问道：“陈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别忘了，你自己现在正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
邓小平的反问，问得陈伯达哑口无言。邓小平接着还把陈伯达批评了一顿。
在政治局里，陈伯达陷入了孤立，真不是个滋味。
陈伯达向来“少奇同志”长，“少奇同志”短，这一回怎么突然反常，独持异议呢！
原来，陈伯达能够“众人皆醉吾独醒”，是因为他走了“内线”，得知毛泽东的用意。
在起草“二十三条”时，陈伯达已经知道毛泽东对刘少奇不信任了。
在上海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江青又给陈伯达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那是在起草小组对“五一六通知”作最后修改的时候，陈伯达和康生从杭州赶来。看到毛泽东在草稿上加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陈伯达吃了一惊。他当然意识到毛泽东的话有所指，便悄然向江青“请教”。
“老夫子，你简直成了老糊涂！”江青把眼珠子一瞪，对陈伯达说：“你还不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指谁？你帮他推荐、修改、发表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哼，什么《修养》，全是唯心主义的一套！你给他吹吹拍拍，你得小心点儿！”
经江青这么一指点，陈伯达豁然明白，顿开茅塞。
这一回，陈伯达又是从江青那里得知重要信息：“主席不主张派工作组！”
为了避免自己再犯“错误”，陈伯达写了那张条子……
刘少奇忙着派工作组。一个个工作组，如同一支支消防队。刘少奇所念的，还是1957年的那套“经”。他曾对工作组作如下批示：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在刘少奇看来，“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是那些造反派。刘少奇说，要抓“游鱼”，抓“右派”。
在毛、刘对峙的日子里
激烈的一幕，终于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爆发。
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966年6月18日》上，有这样一段话：
今天（十八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斗了四十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11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
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17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会议是17日晚十时左右才决定的），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同时，在斗争时出现一些可疑的现象，据工人×××同志反映，在三十斋（北大把楼叫成斋）有七个未戴校徽来历不明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络，说已斗争过什么人，现在正斗谁，到十点钟到校办公楼集合等话。还发现有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索他们想斗的人，并且把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所谓“斗鬼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群众中煽风点火……
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呼口号：“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简报中还详细介绍了北大工作组对于防止今后再发生乱斗现象的种种措施。
这份简报在19日印出，飞快地送到刘少奇手中，刘少奇于20日写下批示，全文如下：
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时，陈伯达也同意刘少奇的意见。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
康生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要求追查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地下司令部”。
在刘少奇的领导之下，北京各工作组开展了“反干扰运动”。在20多天里，进驻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组，把1万多名学生打成了“右派”，把数千名教师打成了“反革命”。
这时陈伯达和康生发觉“风向”不对，不断把北京的反常的情况密报毛泽东。在这一“非常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南方，行踪秘密，似乎在提防着什么。在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住在故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里，对外绝对保密！
中国的政治形势处于错综复杂之际。毛泽东不仅提防着刘少奇，而且也提防着那位“亲密战友”林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念“政变经”，作了那个令人震惊的长篇讲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这封信在当时极为机密，直至1972年5月批林整风时，才作为党内文件印发），透露了他那段时间的神秘行踪和他的芜杂的心态。他在信中“左右开弓”，对林彪、刘少奇都作了驳斥：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即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武林，杭州的别称）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湖南韶山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去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臬，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翘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此处“他”，指林彪。“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在毛泽东的所有著作之中，这封写给江青的信最值得探究、寻味。这封政论式的信，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那颇深的城府，泄露他的内心世界。他既要“打倒右派”，同时又防范着他的那位“朋友”。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渊源于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毛泽东在此信中已写得明白不过，“文革”就是“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仅搞这么一次，“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而且“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毛泽东的信，写得潇洒，写得流畅，一气呵成，是他的思想的曝光。可以说，这封信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高度浓缩。
在写了此信之后的第八天——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出现在武汉长江。五千人随毛泽东伴游，十万人在两岸欢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一回，他又发感慨：“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完全出人意料，在武汉刚刚公开“亮相”，7月18日，毛泽东便突然回到了北京——他已看够了陈伯达那“中央文革”不断送去的“很有兴味的”材料，要到北京收拾那乱糟糟的局面！
和江青一起在北大点火
7月18日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火速赶去，但是陈伯达和康生已经捷足先登了，毛泽东门口停着小轿车。
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求见毛泽东，被秘书挡驾了，请他明日再来。
翌日，刘少奇再度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康生那里听过汇报。没谈几句，毛泽东便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的话，如同给刘少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刘少奇显得非常尴尬……陈伯达却为递过“不要搞工作组”的条子而欣喜异常。
就在毛泽东回京后的第三天，陈伯达作出了迅速的公开的反应：派人前往清华大学，探望被工作组下令关押的蒯大富。
蒯大富，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21岁。他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之家，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仗着“根正苗红”，无所顾忌。他是老大，家中有五弟一妹。十八岁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时，便出了一回小小的风头——《人民画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加上“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新闻标题。从此，更增加了他的政治上的“优越感”，越发“无畏”了。1966年6月1日晚上，他刚刚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便如同吃了一帖兴奋剂，提笔给聂元梓写了声援信。翌日，他在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亮出“造反”的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