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9)
今天在会上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很尖锐，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对工作组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队的问题上，争论得这样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赞成大家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文化革命的工作组，是个障碍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路上，要搬掉这个障碍物。
有的同学想给工作组辩护，给他们涂脂抹粉。除了别有用心的不说，在我们同学中，对工作组有迷信，好像没有工作组，同学就不能革命了。实际上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我们建议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我们很多人受了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和剥削阶级习惯势力的影响，好像没有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破坏这个习惯势力。我们重复毛主席经常说的话，破除迷信，破除习惯势力……你们能不能自己革命？有没有无产阶级雄心壮志？任何革命都不能包办代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们头脑里还残存着残余的资产阶级灵魂。毛主席指出：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动脑筋，革掉资产阶级的灵魂！
就这样，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组曾非常严厉地批评过“六一八”事件，发过《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在当时受到刘少奇的称赞，写下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当时曾赞同过刘少奇批示的陈伯达，这时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个多月前说的话，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有人说“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反过来说：“六一八”事件应该是革命事件。同学们都得注意，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代表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呢，就是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同学们说：“六一八”事件就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众来斗争牛鬼蛇神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
确实，陈伯达“反过来说”了！
在那些日子里，陈伯达不断地“反过来说”，游说于北京各大学，掀起一场反工作组的浪潮。
7月27日，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把工作组称为“保姆”。他说：“你们现在不要搞保姆了。这么大了，保姆又不好，又不会，做保姆的要先学习，也要先当学生。没有学习过就不能当保姆。”
陈伯达点名批评了以孙友渔和以刘卓甫为首先后进驻北京师范大学的两期工作组。陈伯达批评他们是“钦差大臣”：“他们一来就摆出钦差大臣的派头，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懂得文化大革命。其实什么也不懂。自以为是，很可悲。”
醉翁之意不在酒。陈伯达和江青率“中央文革”的成员们点火于北京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潮，其目的在于在群众中搞臭刘少奇……
在“文革”档案中，有一篇歌颂“理论家”的“功绩”的文章，内中这么评价陈伯达的反工作组的“贡献”，倒是从反面勾画出当年陈伯达的形象：
“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50天统治的白色恐怖里（注：这‘五十天’指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至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伯达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林彪同志的指示，坚决反对刘邓派出工作组镇压文化大革命，公开号召群众冲破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白色恐怖。并同康生、江青等同志一起，以‘小学生’‘小小老百姓’的姿态，深入北京许多高校，支持革命造反派。伯达同志在汇报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刘少奇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
在重重压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翌日，“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出现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发表讲话道：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跃为第五号人物
毛、刘总摊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一个明显的讯号，在中共高层政治圈子中产生震动。
那是1966年7月27日至30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尽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没有开，会议的公报的初稿却在陈伯达的主持之下已经写好了！
据王力回忆，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惊：
第一，为何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没有刘少奇？
第二，送审传阅的名单上，主席后边即是林彪。
第三，初稿上，曾引述了刘少奇几天前发表的一段话，给勾掉了！那是7月22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胡志明主席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公报的初稿曾引用了刘少奇声明中的几句话。
这三件事，已经清楚表明，刘少奇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挨批判——连公报初稿都不再送他审阅了！另外，也清楚表明，林彪即将取代刘少奇——会议还没开，林彪已名列第二了！
紧接着，1966年8月1日这一天，发生三件大事：
第一件，《人民日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为林彪成为“副统帅”造舆论。
第二件，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红卫兵，取义于“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原本是北京青年学生中的秘密组织。毛泽东在信中说，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之后，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热烈的支持”下席卷全中国。而毛泽东也就成了他们的“红司令”。
第三件，中共高层人士进行大变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天起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毛、刘在这次会议上总摊牌。七十四位中共中央委员和六十七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四十七人列席了会议。
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据云，张春桥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把刘少奇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语，送交毛泽东。如同火上加油，毛泽东看后，益发对刘少奇反感。毛泽东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刘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却，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8月1日，刘少奇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
8月2日，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讲话（这所学院是刘少奇的“点”）说：
“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
8月3日，刘少奇对各大区负责人和中央一些部委说，自己“跟不上形势”，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8月4日，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工作组发表讲话。档案中所载原文如下：炮打司令部是正确的。如果是好人，反错了，还是好人。如果不让人家造反，非把你反掉不可，工作组不让人家造反嘛……
“这次文化大革命要触及灵魂。历代统治者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我们共产党人也不知不觉地镇压了学生运动。我们这样做，肯定要失败……”
刘少奇已承认自己“不知不觉地镇压了学生运动”了！
毛泽东却不满于刘少奇的这些检查，以为他并非“不知不觉”。终于，在8月5日，毛泽东以十分偏激的心情，写下了讨刘檄文，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重炮猛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使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从此一蹶不振。也就在这篇《炮打司令部》中，毛泽东表扬了陈伯达主持写作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是“写得何等好啊”。这样，陈伯达的晋升，也将是无疑的。
陈伯达立即“紧跟”，写了大字报，坚决拥护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陈伯达成了“反刘英雄”。他的大字报被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听说毛泽东“炮打”刘少奇，原本在大连、没有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在8月6日坐专机赶回北京。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迎接。8月8日，林彪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对他们鼓励了一番。林彪宣称“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好评，他连升两级。
会议决定补选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成为其中之一——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他从中共“八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决定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共选十一人，陈伯达当选。这样，他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十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字的排列顺序，几经改动，才予正式公布。
最初的名单据陈伯达和王力回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邓小平怎么会名列第四呢？因为他在选举政治局常委时得全票，所以列于毛、林、周之后，居第四。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看到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升到第四位？不行，这样排不行！”
江青不敢找毛泽东，而是去找林彪，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江青的话，正是说出了林彪的意思。于是，把邓小平排到陈伯达之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看了名单，仍不满意。江青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
根据江青的意见、陶铸从末位一下子升到第四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这一次排定的名单，成为见报公布的名单，江青开创了中共党史上的“史无前例”——一个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人，竟有那么大的权力，去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尽管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手握大权的“大首长”。
须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陈伯达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按排列顺序是第四十七号；1956年在中共“八大”，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第二十一号。这一回，他越过了刘少奇，越过了朱德，越过了陈云，越过了邓小平，一下子跃为第五号人物。他在党内举足轻重了！
第二节 理论家摇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1）
一场新的激烈的斗争，又在中共核心层中展开。三个多月中，毛泽东已接见了1100多万红卫兵。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见一见毛泽东主席！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鼎盛之中暗伏着危机
自从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陈伯达名声大振。写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收”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据陈伯达的秘书回忆，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陈伯达从来没有如此走“红”过……
这时的陈伯达，有两位王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担任机要秘书，兼任“陈办”的党小组组长。他1947年入党，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机要秘书工作。1960年当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生孩子时，调他去担任秘书。
王文耀则是在1965年下半年，调他到陈伯达那里担任秘书。
两“王”也从来没有这么忙碌过：一个“王”守着四部电话机，随时作电话记录，收看文件、电报、信件；另一个“王”则要跟在陈伯达身边，时而钓鱼台，时而中南海，时而人民大会堂，时而各大专院校。
司机于子云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陈伯达一声吩咐，不论白天黑夜，轿车随时要出动。
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么个“小组”，权力正在无限扩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这个“小组长”，手握大权，踌躇满志，他与别人不同，在口头上还在那里自称“小小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掩饰着自己的勃勃政治野心。
陈伯达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他带着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之后，干了一个月。为了集中力量起草“十六条”，他把《人民日报》交给了代总编唐平铸。他是《红旗》的主编。这时，他把《红旗》交给了关锋。他作为“舆论总管”，来管《人民日报》，管《红旗》，管新华通讯社，管中共中央宣传部……
有的同学想给工作组辩护，给他们涂脂抹粉。除了别有用心的不说，在我们同学中，对工作组有迷信，好像没有工作组，同学就不能革命了。实际上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我们建议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我们很多人受了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和剥削阶级习惯势力的影响，好像没有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破坏这个习惯势力。我们重复毛主席经常说的话，破除迷信，破除习惯势力……你们能不能自己革命？有没有无产阶级雄心壮志？任何革命都不能包办代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们头脑里还残存着残余的资产阶级灵魂。毛主席指出：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动脑筋，革掉资产阶级的灵魂！
就这样，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组曾非常严厉地批评过“六一八”事件，发过《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在当时受到刘少奇的称赞，写下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当时曾赞同过刘少奇批示的陈伯达，这时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个多月前说的话，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有人说“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反过来说：“六一八”事件应该是革命事件。同学们都得注意，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代表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呢，就是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同学们说：“六一八”事件就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众来斗争牛鬼蛇神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
确实，陈伯达“反过来说”了！
在那些日子里，陈伯达不断地“反过来说”，游说于北京各大学，掀起一场反工作组的浪潮。
7月27日，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把工作组称为“保姆”。他说：“你们现在不要搞保姆了。这么大了，保姆又不好，又不会，做保姆的要先学习，也要先当学生。没有学习过就不能当保姆。”
陈伯达点名批评了以孙友渔和以刘卓甫为首先后进驻北京师范大学的两期工作组。陈伯达批评他们是“钦差大臣”：“他们一来就摆出钦差大臣的派头，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懂得文化大革命。其实什么也不懂。自以为是，很可悲。”
醉翁之意不在酒。陈伯达和江青率“中央文革”的成员们点火于北京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潮，其目的在于在群众中搞臭刘少奇……
在“文革”档案中，有一篇歌颂“理论家”的“功绩”的文章，内中这么评价陈伯达的反工作组的“贡献”，倒是从反面勾画出当年陈伯达的形象：
“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50天统治的白色恐怖里（注：这‘五十天’指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至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伯达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林彪同志的指示，坚决反对刘邓派出工作组镇压文化大革命，公开号召群众冲破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白色恐怖。并同康生、江青等同志一起，以‘小学生’‘小小老百姓’的姿态，深入北京许多高校，支持革命造反派。伯达同志在汇报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刘少奇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
在重重压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翌日，“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出现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发表讲话道：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跃为第五号人物
毛、刘总摊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一个明显的讯号，在中共高层政治圈子中产生震动。
那是1966年7月27日至30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尽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没有开，会议的公报的初稿却在陈伯达的主持之下已经写好了！
据王力回忆，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惊：
第一，为何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没有刘少奇？
第二，送审传阅的名单上，主席后边即是林彪。
第三，初稿上，曾引述了刘少奇几天前发表的一段话，给勾掉了！那是7月22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胡志明主席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公报的初稿曾引用了刘少奇声明中的几句话。
这三件事，已经清楚表明，刘少奇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挨批判——连公报初稿都不再送他审阅了！另外，也清楚表明，林彪即将取代刘少奇——会议还没开，林彪已名列第二了！
紧接着，1966年8月1日这一天，发生三件大事：
第一件，《人民日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为林彪成为“副统帅”造舆论。
第二件，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红卫兵，取义于“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原本是北京青年学生中的秘密组织。毛泽东在信中说，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之后，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热烈的支持”下席卷全中国。而毛泽东也就成了他们的“红司令”。
第三件，中共高层人士进行大变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天起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毛、刘在这次会议上总摊牌。七十四位中共中央委员和六十七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四十七人列席了会议。
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据云，张春桥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把刘少奇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语，送交毛泽东。如同火上加油，毛泽东看后，益发对刘少奇反感。毛泽东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刘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却，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8月1日，刘少奇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
8月2日，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讲话（这所学院是刘少奇的“点”）说：
“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
8月3日，刘少奇对各大区负责人和中央一些部委说，自己“跟不上形势”，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8月4日，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工作组发表讲话。档案中所载原文如下：炮打司令部是正确的。如果是好人，反错了，还是好人。如果不让人家造反，非把你反掉不可，工作组不让人家造反嘛……
“这次文化大革命要触及灵魂。历代统治者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我们共产党人也不知不觉地镇压了学生运动。我们这样做，肯定要失败……”
刘少奇已承认自己“不知不觉地镇压了学生运动”了！
毛泽东却不满于刘少奇的这些检查，以为他并非“不知不觉”。终于，在8月5日，毛泽东以十分偏激的心情，写下了讨刘檄文，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重炮猛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使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从此一蹶不振。也就在这篇《炮打司令部》中，毛泽东表扬了陈伯达主持写作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是“写得何等好啊”。这样，陈伯达的晋升，也将是无疑的。
陈伯达立即“紧跟”，写了大字报，坚决拥护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陈伯达成了“反刘英雄”。他的大字报被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听说毛泽东“炮打”刘少奇，原本在大连、没有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在8月6日坐专机赶回北京。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迎接。8月8日，林彪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对他们鼓励了一番。林彪宣称“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好评，他连升两级。
会议决定补选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成为其中之一——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他从中共“八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决定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共选十一人，陈伯达当选。这样，他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十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字的排列顺序，几经改动，才予正式公布。
最初的名单据陈伯达和王力回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邓小平怎么会名列第四呢？因为他在选举政治局常委时得全票，所以列于毛、林、周之后，居第四。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看到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升到第四位？不行，这样排不行！”
江青不敢找毛泽东，而是去找林彪，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江青的话，正是说出了林彪的意思。于是，把邓小平排到陈伯达之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看了名单，仍不满意。江青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
根据江青的意见、陶铸从末位一下子升到第四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这一次排定的名单，成为见报公布的名单，江青开创了中共党史上的“史无前例”——一个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人，竟有那么大的权力，去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尽管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手握大权的“大首长”。
须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陈伯达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按排列顺序是第四十七号；1956年在中共“八大”，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第二十一号。这一回，他越过了刘少奇，越过了朱德，越过了陈云，越过了邓小平，一下子跃为第五号人物。他在党内举足轻重了！
第二节 理论家摇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1）
一场新的激烈的斗争，又在中共核心层中展开。三个多月中，毛泽东已接见了1100多万红卫兵。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见一见毛泽东主席！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鼎盛之中暗伏着危机
自从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陈伯达名声大振。写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收”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据陈伯达的秘书回忆，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陈伯达从来没有如此走“红”过……
这时的陈伯达，有两位王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担任机要秘书，兼任“陈办”的党小组组长。他1947年入党，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机要秘书工作。1960年当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生孩子时，调他去担任秘书。
王文耀则是在1965年下半年，调他到陈伯达那里担任秘书。
两“王”也从来没有这么忙碌过：一个“王”守着四部电话机，随时作电话记录，收看文件、电报、信件；另一个“王”则要跟在陈伯达身边，时而钓鱼台，时而中南海，时而人民大会堂，时而各大专院校。
司机于子云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陈伯达一声吩咐，不论白天黑夜，轿车随时要出动。
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么个“小组”，权力正在无限扩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这个“小组长”，手握大权，踌躇满志，他与别人不同，在口头上还在那里自称“小小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掩饰着自己的勃勃政治野心。
陈伯达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他带着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之后，干了一个月。为了集中力量起草“十六条”，他把《人民日报》交给了代总编唐平铸。他是《红旗》的主编。这时，他把《红旗》交给了关锋。他作为“舆论总管”，来管《人民日报》，管《红旗》，管新华通讯社，管中共中央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