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迎春堂现可疑脚印！陈伯达搬出中南海(11)
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要大量印发，印成小本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最少一本。
毛泽东
10月24日23时
陈伯达的讲话，那激烈的调子不亚于林彪，指责刘、邓搞的是“国民党的‘训政’”。兹照原文，摘录于下：
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各次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和支持，同时激起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恐惧、痛恨，而许多庸人则为之目瞪口呆。
在这大好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会自然消失了吗？不！它并不会自然消失……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纠正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错误路线还可以用另外的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有些人不愿意执行党的路线、无产阶级的路线、革命的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一些同志还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地不相容的。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某些代表人，他们都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他们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上去，变成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如果运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把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强加在群众头上，不过是为了便于推行那种错误路线罢了。
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利用其他形式来代替……有些人仍然顽固不化，对毛主席的批评不理，还是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在他们的头脑中和行动中起作用又是什么呢……
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错误路线的是某些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党内路线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这条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党内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和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陈伯达的讲话，除了谈“形势大好”“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外，还谈了另外两个问题，即“去掉怕字，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陈伯达在结束讲话时高呼：“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必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据陈伯达自云，他是花了三天时间赶写出这篇讲话稿的。
陈伯达的讲话，跟林彪的讲话紧密配合，在全党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毛泽东也在会上讲了话。他随口而讲，没有稿子。从他的讲话记录来看，他的“调子”比林彪、陈伯达要低一些，甚至提及了“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照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摘录于下：
讲几句话，两件事。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在第一线。现在看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有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引起我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时候，北京就是没办法，中央也是没办法，直到去年九、十月我提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因为北京没人办！现在北京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文化大革命闯了祸，这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6月、7月、8月、9月、10月，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料到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一冲就冲得你们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是难怪的。上次会议（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不一定能执行。果然是多数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经过两个月，有点经验，好了些……
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犯了就改嘛！谁要打倒你们？我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有些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稀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理解。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没管好。时间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我们十七天会议以后，会好些。
刘少奇也出席会议。面对着种种的批评和责难，他只好作检查。刘少奇在“文革”中作过多次检查，这一次的检查最长、最详细。刘少奇的讲话中，几处提及了陈伯达。
以下摘录刘少奇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查的原文：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第二节 理论家摇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2）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致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做……
尽管刘少奇是被迫作这番检查，但是刘少奇说“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使陈伯达喜孜孜的，似乎证明了陈伯达的“正确”。
“新账老账一起算”，向来是“流行”的“整人公式”。刘少奇也不例外。他的检查除了被迫承认了派工作组这一“路线错误”之外，不得不历数自己1946年2月、1947年夏、1949年春、1951年7月、1955年、1962年、1964年一次又一次的“错误老账”。最后，“挖根源”，陈述了四点“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的“原因”，表示要“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党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刘少奇检讨到这种地步，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不放过他。
中央工作会议收场不久，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第15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提高了“批判刘邓”的调子：
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被广大群众所识破。一些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正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越来越孤立了。革命左派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和提高。
广大革命群众，正在扫除一切绊脚石，沿着毛主席亲手开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还在玩弄新的花样，采取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继续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除了猛攻刘少奇之外，陈伯达还尖锐地批判邓小平。陈伯达在1966年10月25日的讲话中，称“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邓的面貌如果不在我们全党搞清是危险的，他同刘打着一样的旗帜”，“邓搞独立王国”，“1962年搞包产到户也是邓说的”……
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的猛烈冲击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完全靠边了，再不露面了。“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权重一时，他这个“小组长”拥有比总书记还大的权力。
尽管报上天天在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大多数中共高级干部想不通，诚如毛泽东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谢胡等人所说的那样：
《五一六通知》已经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毛泽东提到的李井泉，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刘澜涛代表着一大批“想不通”的中共高干！
林彪踢来的“皮球”
“文革进行曲”在时起时伏地“进行”着：5月，《五一六通知》；6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工作组“抓游鱼”；8月，《炮打司令部》；9月，大串联，红卫兵涌向北京；10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11月，全国性的大动乱恶性爆发了……
12月2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外国通讯社驻京记者纷纷发出急电，报道来自中国红都的爆炸性新闻。从此，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已经成了“打倒对象”。
过了一天，中国各报以醒目的地位，登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在一起的照片，清楚表明现时中国的领导核心是由这五个人所组成，已经摈弃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中国处于大动荡之中。
11月8日凌晨2时，一桩突然爆发的事件，震惊了北京：从来门卫森严的国防部，遭到几百名学生的冲击。学生们从国防部南门朝里冲，要冲进国防部大院。警卫部队紧急动员，组成一道人墙，拦阻学生。学生与警卫部队发生了冲突……
国防部乃军机要地，何况国防部部长是“副统帅”林彪，学生们难道吃了豹子胆，怎敢冲击国防部呢？
原来，那理由很简单：“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前来冲击的学生，主要是张家口外语学院的学生，也有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的学生。据说，国防部李天佑副总参谋长在这些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们前来国防部兴师问罪，要求批判李天佑。
事关重大。国防部立即把紧急情况报告全军文革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刘志坚不敢怠慢，马上打电话向林彪报告。接电话的是林彪秘书张云生，据他回忆：
刘志坚的电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萧华又来了电话，他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也主张对冲击国防部的学生进行严肃处理。
向林彪报告事情有几条禁忌：他在临休息前，不能向他报告任何事情，否则会影响他睡觉；他在睡觉的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叫醒他；他才起床后，由于精神尚未完全恢复，也不能听讲任何东西；他在用饭时乃至饭后半小时内，不但不能听讲文件，就是与人谈话，都会“出汗”，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在林办已延续多年：谁违反了它，谁就要对林彪的健康负责。由于这一切，我在清晨接到刘志坚和萧华主任的电话报告，直拖到上午九点钟以后才得机会向林彪报告。
林彪先是有点惊讶，说：“啊？冲进国防部了？”可是，他并不想直接出面处理。林彪踢皮球，把难题推给军队的文革小组去处理。
军队的文革小组李曼村、谢镗忠、辛国治出面劝说学生们退出国防部，可是，学生们不予理睬，因为军队的文革小组毕竟没有太高的威信。
就在林彪睡觉的时候，军队的文革小组已向“中央文革”求援。陈伯达不吭声。他知道国防部是林彪的天下，他怎能插手？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国防部大院里不停地喊着。军队文革小组无法解决问题，只得再次向“中央文革”求援。陈伯达知道这是林彪踢过来的“皮球”，也就显示“中央文革”的“威力”了。
陈伯达派出了手下的张春桥、戚本禹两员大将，会同“中央文革”的军队成员谢镗忠，出现在国防部。
毛泽东
10月24日23时
陈伯达的讲话，那激烈的调子不亚于林彪，指责刘、邓搞的是“国民党的‘训政’”。兹照原文，摘录于下：
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各次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和支持，同时激起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恐惧、痛恨，而许多庸人则为之目瞪口呆。
在这大好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会自然消失了吗？不！它并不会自然消失……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纠正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错误路线还可以用另外的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有些人不愿意执行党的路线、无产阶级的路线、革命的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一些同志还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地不相容的。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某些代表人，他们都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他们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上去，变成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如果运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把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强加在群众头上，不过是为了便于推行那种错误路线罢了。
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利用其他形式来代替……有些人仍然顽固不化，对毛主席的批评不理，还是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在他们的头脑中和行动中起作用又是什么呢……
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错误路线的是某些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党内路线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这条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党内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和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陈伯达的讲话，除了谈“形势大好”“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外，还谈了另外两个问题，即“去掉怕字，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陈伯达在结束讲话时高呼：“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必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据陈伯达自云，他是花了三天时间赶写出这篇讲话稿的。
陈伯达的讲话，跟林彪的讲话紧密配合，在全党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毛泽东也在会上讲了话。他随口而讲，没有稿子。从他的讲话记录来看，他的“调子”比林彪、陈伯达要低一些，甚至提及了“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照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摘录于下：
讲几句话，两件事。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在第一线。现在看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有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引起我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时候，北京就是没办法，中央也是没办法，直到去年九、十月我提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因为北京没人办！现在北京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文化大革命闯了祸，这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6月、7月、8月、9月、10月，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料到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一冲就冲得你们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是难怪的。上次会议（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不一定能执行。果然是多数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经过两个月，有点经验，好了些……
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犯了就改嘛！谁要打倒你们？我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有些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稀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理解。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没管好。时间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我们十七天会议以后，会好些。
刘少奇也出席会议。面对着种种的批评和责难，他只好作检查。刘少奇在“文革”中作过多次检查，这一次的检查最长、最详细。刘少奇的讲话中，几处提及了陈伯达。
以下摘录刘少奇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查的原文：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第二节 理论家摇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2）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致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做……
尽管刘少奇是被迫作这番检查，但是刘少奇说“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使陈伯达喜孜孜的，似乎证明了陈伯达的“正确”。
“新账老账一起算”，向来是“流行”的“整人公式”。刘少奇也不例外。他的检查除了被迫承认了派工作组这一“路线错误”之外，不得不历数自己1946年2月、1947年夏、1949年春、1951年7月、1955年、1962年、1964年一次又一次的“错误老账”。最后，“挖根源”，陈述了四点“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的“原因”，表示要“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党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刘少奇检讨到这种地步，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不放过他。
中央工作会议收场不久，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第15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提高了“批判刘邓”的调子：
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被广大群众所识破。一些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正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越来越孤立了。革命左派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和提高。
广大革命群众，正在扫除一切绊脚石，沿着毛主席亲手开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还在玩弄新的花样，采取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继续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除了猛攻刘少奇之外，陈伯达还尖锐地批判邓小平。陈伯达在1966年10月25日的讲话中，称“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邓的面貌如果不在我们全党搞清是危险的，他同刘打着一样的旗帜”，“邓搞独立王国”，“1962年搞包产到户也是邓说的”……
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的猛烈冲击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完全靠边了，再不露面了。“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权重一时，他这个“小组长”拥有比总书记还大的权力。
尽管报上天天在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大多数中共高级干部想不通，诚如毛泽东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谢胡等人所说的那样：
《五一六通知》已经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毛泽东提到的李井泉，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刘澜涛代表着一大批“想不通”的中共高干！
林彪踢来的“皮球”
“文革进行曲”在时起时伏地“进行”着：5月，《五一六通知》；6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工作组“抓游鱼”；8月，《炮打司令部》；9月，大串联，红卫兵涌向北京；10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11月，全国性的大动乱恶性爆发了……
12月2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外国通讯社驻京记者纷纷发出急电，报道来自中国红都的爆炸性新闻。从此，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已经成了“打倒对象”。
过了一天，中国各报以醒目的地位，登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在一起的照片，清楚表明现时中国的领导核心是由这五个人所组成，已经摈弃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中国处于大动荡之中。
11月8日凌晨2时，一桩突然爆发的事件，震惊了北京：从来门卫森严的国防部，遭到几百名学生的冲击。学生们从国防部南门朝里冲，要冲进国防部大院。警卫部队紧急动员，组成一道人墙，拦阻学生。学生与警卫部队发生了冲突……
国防部乃军机要地，何况国防部部长是“副统帅”林彪，学生们难道吃了豹子胆，怎敢冲击国防部呢？
原来，那理由很简单：“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前来冲击的学生，主要是张家口外语学院的学生，也有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的学生。据说，国防部李天佑副总参谋长在这些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们前来国防部兴师问罪，要求批判李天佑。
事关重大。国防部立即把紧急情况报告全军文革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刘志坚不敢怠慢，马上打电话向林彪报告。接电话的是林彪秘书张云生，据他回忆：
刘志坚的电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萧华又来了电话，他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也主张对冲击国防部的学生进行严肃处理。
向林彪报告事情有几条禁忌：他在临休息前，不能向他报告任何事情，否则会影响他睡觉；他在睡觉的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叫醒他；他才起床后，由于精神尚未完全恢复，也不能听讲任何东西；他在用饭时乃至饭后半小时内，不但不能听讲文件，就是与人谈话，都会“出汗”，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在林办已延续多年：谁违反了它，谁就要对林彪的健康负责。由于这一切，我在清晨接到刘志坚和萧华主任的电话报告，直拖到上午九点钟以后才得机会向林彪报告。
林彪先是有点惊讶，说：“啊？冲进国防部了？”可是，他并不想直接出面处理。林彪踢皮球，把难题推给军队的文革小组去处理。
军队的文革小组李曼村、谢镗忠、辛国治出面劝说学生们退出国防部，可是，学生们不予理睬，因为军队的文革小组毕竟没有太高的威信。
就在林彪睡觉的时候，军队的文革小组已向“中央文革”求援。陈伯达不吭声。他知道国防部是林彪的天下，他怎能插手？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国防部大院里不停地喊着。军队文革小组无法解决问题，只得再次向“中央文革”求援。陈伯达知道这是林彪踢过来的“皮球”，也就显示“中央文革”的“威力”了。
陈伯达派出了手下的张春桥、戚本禹两员大将，会同“中央文革”的军队成员谢镗忠，出现在国防部。
